Tuesday, April 27, 2010

重刊《朝鮮必放說》

二○○八年九月九日,我在這裡發表《朝鮮必放說》,寫道:「兩年之內朝鮮會推行開放改革,走市場經濟。」最近兩三個月朝鮮的開放漸趨明顯,今天看是起步了。



我們要為朝鮮之放喝彩,要站起來為他們拍掌打氣。這是道義之談,而他們先要有錢我們才能多賺他們的錢,則是區區在下的道義經濟觀了。這也是斯密一七七六之見。問題是,如果中國不懂得怎樣應對,堅持引進西方的愚蠢勞工法例,提升最低工資,加上人民幣處理失當,會遇到不容易解決的麻煩。朝鮮的經濟競爭潛力是說不得笑的。



不要小看人口只二千三百萬的朝鮮。那是香港七十年代人口的四倍,而當時的香港有好幾項製造品雄視地球,把鬼子佬氣得紮紮跳。單從製造業的潛力看,朝鮮不止香港當年的四倍!提供如下數點讓讀者考慮吧。



一、朝鮮這個民族極宜從事製造業:吃得苦,有驚人的幹勁與耐力。二、朝鮮政府的組織力強。三、人口與台灣相若,但天然資源遠勝台灣。四、中國改革的經驗會教他們很多——節省十年時間看來容易。五、縱觀今天的國際形勢,朝鮮懂得怎樣做外資湧進在所必然——單是來自南韓與中國的外資就應接不暇了。



茲謹附錄二○○八年九月九日發表的《朝鮮必放說》的全文如下,一字不改。

Tuesday, April 20, 2010

言論閒話

盜畫奇案是悲劇,媒體報導不盡不實是悲上悲。四月十四日《南華早報》胡說八道,律師說屬誹謗。美國的法庭檔案不是秘密,怎可以全不知情就大做文章?如果我有那麼多錢,自己怎會不知道?



無巧不成書,同一天,香港某報的「間諜」採訪公佈我的「風流事蹟」。是聽到,沒有讀到。這些年,時間巧合的怪事太多了。多得離奇。老夫古稀又四載,雖是才子,難得風流。恨不得該報說的對(一笑)。既為才子,當然知道有人在偷拍。香港的媒體是間諜訓練中心,可惜本領平平,要聘請間諜不要到那裡找(再一笑)。年輕人不知輕重。記者未經批準到內地操作是犯法的。被沒收了回鄉證笑不出來吧。大事博一手、賺一筆,可以理解,但無足輕重的瑣事值得把前途下注嗎?這裡的含意是:某些年輕人看不到自己有前途!



幾天前到北京講話,四天講了五場,其中三場是對大學生講的。北京的學生了不起,如果當年有那樣水平的學生我會教出不少師級人物。今天只能幻想。只不過二十年前,香港的學生明顯地比內地的優勝,今天則倒轉過來,北京的高出相當多。無法想像那裡的學生會做些鬼鬼祟祟的工作。他們看到前途。神州再起自有其因也。



反對言論絕對自由,是老師艾智仁當年教的。不同意聽到的內地約束言論的方法。是聽到,自己可沒有感受到。歷來百無禁忌,永遠不說自己不相信的話,春去秋來數十年矣。希望他朝後學的會這樣記得我。話得說回來,應付那個喜欺負我的孫女兒是例外。不騙她鬥她不過!



美人容易把我弄得團團轉。不久前,安橋老弟的老婆對我說:「人家的孫女兒美麗稱pretty girl,你的孫女兒是beauty呀!」三歲多了,聰明,不到一歲就講話,講個不停,聽不出是在說什麼。那天通電話,她不停地說著些什麼,聽不懂,交給太太聽,原來小仙子用普通話說數字,從「一」數到「二十九」,「三十」說不出來。她上普通話的課一年多,懂得聽,不懂得說。希望能說服她的父母讓她和六歲的哥哥到中國求學。祖父花了那麼多年研究中國的文化,有獨得之秘,來日無多,要找自己心愛的孩子傳授。



回頭說內地對言論的約束自己感受不到,可不是說沒有遇到過諸多留難。最近在內地一連出版了五本書,有內地客到香港買「真」貨比較,不少網上客問改了些什麼。這是幾個月前的質疑,今天不復出現了。他們終於知道內容半點也沒有改。改譯名我接受,某些標點簡體與繁體不同我也接受,「國內」改為「內地」我沒有理由反對——就是那麼多。



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的經濟制度》。年多前內地某刊物要轉載全文,但改得我反對。去年十月該書在內地出版,只加進為科斯修訂的內容,其他一律沒有改。前後相隔只一年,要不要改顯然與北京上頭無關,而是下頭各有各的判斷。



不要誤會,我沒有說北京上頭不會封殺某些言論,只是自己沒有感受到。言論上我不討好,不客套,好說好,不好說不好。數十年來,批評北京的經濟政策我寫得比任何人多。去年批評新《勞動合同法》的文章發表了約二十篇,措辭尖銳:「蠢到死!」,「上蒼究竟授予了什麼人那麼大的權力,可以連最苦的人的一絲希望也不放過?」這些是很重的指責了。



我知道北京重視該合同法,但我罵得舉國皆知,在內地出書他們卻照印不改。我不是個改革者。對勞動合同與公司本質的研究,多年前戴維德說我是畫上句號的人。關心勞苦大眾,見到政策不對頭大聲疾呼是我的責任,雖然事後自己認為批評的語氣有點過分。從來不認為自己可以改進社會,永遠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我的本領是解釋,認為問題重要希望能解釋得清楚。恐怕執政者不懂,頻頻轉換角度,每一篇都把角度轉一下。如果八寶出盡也如石沉大海,只能嘆知音無覓,但對自己是交代了的。



二○○二年被邀請到中共中央黨校講話。我當然知道那是個什麼地方,何況事前邀請者說我是那裡的新講廳的第二位講者。百無禁忌,我講的是反對一家一孩政策。論點簡單:中國的人口問題不是人多,而是知識低,只要能保障生下來的有適當的教育,多生不是壞事。我不是人口專家,但認為應該這樣說,於是說了。我也認為自己一九八五年發表的《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一文的論點沒有錯。



提到上述,是要指出從自己的經驗看,北京約束言論不是恐怕批評。自己寫的是經濟話題,不寫政治。不寫政治是因為沒有興趣。如果有興趣而又認為北京在政治上出錯,我會直說,相信他們不會約束。解釋可以闡釋為支持,可以闡釋為反對,可以闡釋為責罵。如果北京約束解釋,中國不會有今天。



沒有誰會不同意某些言論需要約束。我不同意北京採用的方法,因為見到有混淆。沒有跟進過他們的方法是什麼,但我敢打賭,你拿一篇文章給十家內地的出社版刪改,十家的選擇各各不同。這就是我說的混淆,對中國青年的思想有不良影響,於是在這裡指出了。約束言論的原則應該為何是大難題,就是先進如美國也改來改去。我自己沒有高見。



最近聽說胡錦濤先生要逐步放開言論,我認同,也尊重他的時間表。

Tuesday, April 13, 2010

《經濟解釋》的神州版序

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初版於一八九○,前後共八版,最後那版是一九二○。這裡說的「版」是指edition,內容動過,不是印刷的次數。研究馬氏思想的學者喜歡跟蹤每版之別,要知道改了些什麼,分析一下為什麼馬大師要那樣改。



我的《經濟解釋》分三捲出版:卷一《科學說需求》(初版二○○一年五月);卷二《供應的行為》(初版二○○二年三月);卷三《制度的選擇》(初版二○○二年十一月)。跟著的「版」其實是「刷」,因為沒有修改過。換言之,從馬歇爾的傳統看,我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在此之前只有一版。



這次修訂的「神州版」是第二版了。前後相隔近十年,要修改或改進或補充的地方不少。十年人事幾翻新,我對經濟解釋的體會有了長進,尤其是對經濟制度的體會,深入了不少。神州版的修訂是大興土木,卷一修改得比較少,卷二比較多,而卷三會是更多的。考慮了長時日才作出這樣的計劃與策略,但寫此「神州版序」時還沒有動工。我要先寫這個「序」,讓自己的思維有個好開端,才逐句逐段逐頁逐節逐章逐卷「修」下去。



提到馬歇爾的巨著,因為那是一個世紀前的經濟學,是英國傳統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是我崇尚的基礎。我的《經濟解釋》從這基礎變化出來,改了很多,近於面目全非,但還是一脈相承的。當然認為是改進了。這是個人之見,行內的朋友可能不這樣看。同學們要找機會拜讀馬歇爾的原著,跟我這神州版的《經濟解釋》比較一下,判斷一下我選走的路是否像我那樣想,到今天還是那條路。



陳克艱曾經說,我的經濟學很正統,但今天不是主流了。他說的應該對,但為什麼會出現這情況呢?人家怎樣發展他們的思想是人家的事,難道馬歇爾的基礎可以發展出近於互不相干的不同學派嗎?還是四十年來經濟學的後起之秀沒有讀馬歇爾?



自己值得安慰的,是在經濟現象的推測上我比克艱兄說的主流准很多!不止此也,我對現象或行為的解釋從來不管什麼微觀宏觀,不管什麼貨幣不貨幣,展示的變化與能耐跟分門別類的有大人與小孩之別(一笑)。這是從斯密與馬歇爾的傳統信道走出來的學問玩意了。



推測(prediction)與解釋(explanation)有事前事後之分,科學上是同一回事。推測(或推斷)要有可以觀察到的驗證條件(test conditions),要有約束行為的理論,驗證條件有變則作別論。預測(forecast)是另一回事,我不懂。同學們學會了經濟解釋,不用再學也懂得經濟推斷。



一九六九年起我決定走自己的路,少讀甚至不讀他家之作,喜歡獨自思考。但一九六九之前我是個好學生,對傳統的學得用心,深受師友的影響。古典經濟學我重視斯密、李嘉圖、密爾;新古典重視馬歇爾、魯賓遜夫人、費雪。六十年代影響我的師友主要是八個,一律重視馬氏的傳統。母校洛杉磯加大主要影響我的有四個:Armen A. Alchian(阿爾欽)、Robert E. Baldwin(鮑特文)、Karl Brunner(布魯納)、Jack Hirshleifer(赫舒拉發)。芝加哥大學主要影響我的也有四個,其實到芝大之前就受到他們的影響。他們是R. H. Coase(科斯)、Aaron Director(戴維德)、Milton Friedman(弗裡德曼)、George J. Stigler(施蒂格勒)。從求學際遇那方面看,我算是個天之驕子吧。



上述八位不僅重視斯密與馬歇爾,也重視經濟解釋。事實上,從這本書開頭引用的馬歇爾的一段話看,馬氏是個重視解釋的人。重視,但他自己很少做解釋工作。不僅少做,馬氏時代的偉大的英國經濟學傳統,對真實世界的考查很馬虎。不知何解,但基本上他們沒有足夠的數據作假說驗證。



上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Arnold Plant執著於真實世界的調查。此君影響了他的學生科斯。我自己對真實世界調查的執著,可不是受到科斯的影響——認識他時我已經寫好了《佃農理論》——而是來自老師阿爾欽的教誨。指導我寫《佃農》時,在事實資料的引用上阿師沒有放我一馬,理由是他認為我是可造之材,要苛求!



一九六七到了芝大,那裡的圖書館是我用過最好的,而任何書籍找不到,他們會很快地替我從其他圖書館借來。我於是在芝大的圖書館玩了幾個月腳註追蹤遊戲,尤其是英國經濟大師A. C. Pigou(庇古)的論著。這遊戲是見到某書的腳註說某事實來自何方,就追溯何方,何方說是來自那裡,就追溯那裡。得到的結果,是書中所說的所謂事實,大部分沒有依憑,有些書引用的全部是假。我因而得到這樣的觀點:最愚蠢的學者,是那些試圖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的君子們。我自己因而不相信一般的書,選擇某些認為可信的作者,更相信的是自己的觀察,到街頭巷尾跑的習慣開始了。



一九六九年的暑期回港度假,開始跑工廠(主要是調查件工),跑法庭跑屋頂(主要是調查香港的租金管制)。這經驗不僅使我對真實的世界有了直接的認識,而更重要是察覺到自己苦功學得的經濟理論,大部分不管用。數之不盡的真實現象找不到解釋。怎麼可能呢?當時行內的朋友一致認為我的價格理論有獨到之處,曾經在芝大的研究院教過價格理論,怎可以連一些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也找不到解釋?自然科學不可能有這樣的尷尬。



當時得到的結論有兩個選擇。其一是放棄經濟學,另謀高就;其二是把學得的理論大事修改,而這修改必須有真實世界現象的支持。在街頭巷尾跑的收穫甚豐,理論與概念逐步改進,只幾年對解釋有奇效。一九六九暑期之前我對當時的傳統理論學得差不多,要發展自己的思想,繼續街頭巷尾的玩意心安理得。



今天,我對經濟理論的解釋力再沒有懷疑。世界複雜,我把經濟理論簡化到只剩需求定律。另一方面,概念要掌握得變化多而深入,因為那些所謂概念,其實是由人類行為的規律主宰的。至於那些分門別類的微觀、宏觀、貨幣理論等,原則一樣——都是人類在侷限下的選擇行為的學問。微不足道的街頭巷尾所見,擴大後可能是重要的宏觀現象。真實世界的現象要知很多,因為理論的簡化與概念的掌握,要不斷地以不同的現象印證才可以學得怎樣用。



說過了,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很麻煩,這種觀察為時甚久,年逾古稀我還在繼續。但我認為,這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可以減少後學的二、三十年的時間。應該可以:我走了很多冤枉路,浪費了很多時間,左淘汰右淘汰,才獲得剩下來的今天自己認為是可靠可用的理論及概念。



任何學問都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走。經濟解釋也如是。有行家認為我的解釋不是解釋,倒過來,我也認為一些行家的解釋不是解釋。要選走我的路,還是他家的路,又或者要創立自己的,同學們要自己考慮了。



同學們不要單學我的。在起初的階段他家之說要跟進,但要快,彷彿落雨收柴。要記著,經濟學的主要用場是解釋世事,而世事的實情調查是很花時間的工作,往往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有時我逼著要染指一些生意。另一方面,如果同學沉迷於某些原理或技術上的發展,驚覺到不管用時,可能已經老了。經濟解釋的困難不僅是世事不容易拿得準,大部分的所謂理論是廢物。



三卷本的《經濟解釋》集中在我個人認為大有用場的理論及概念,也花了好些筆墨解釋一些行內普及的理論及概念為什麼給我淘汰了。是一個老人家走過的路,同學們讀《經濟解釋》是跟著老人家走一趟。是一條走得通的路,通道是也,但不是唯一的。這是科學的本質吧。



張五常       

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Tuesday, April 6, 2010

《生活週刊》採訪張五常

74歲的張五常先生依然活躍,頻頻發言,闡述自己數十年來的觀察和思考。儘管他的贊同者和抨擊者,有極端對立之意,但爭議恰好說明他的存在。難以否認,張五常的確是少數幾個享有世界性聲譽的華人經濟學家之一。 

  如果落到作家手裡,張五常的經歷足可寫一本「章回小說」。他1935年生於香港,家境算得上中產,卻不幸遭逢日本侵華戰爭,香港淪陷,全家化整為零,往內地逃。一度,他背著3歲的妹妹「野外生存」,「廢田的零碎農植、山溪的小魚與蝦,原野的草蜢與不知名的小動物,生火烤煮後皆可吃。」妹妹曾被醫生診斷為「不可能活下去」,張五常硬把不可能變作可能,「妹妹今天還活著。」他說。

  這段經歷,加之愛去田園沉思的習慣,讓張五常的經濟學思維始終貼牢現實。幾十年後赴美求學,嚴格的學術訓練仍磨不掉他的「野路子」,無論是專著抑或專欄,他都寫得活色生香,愛從生活中的細節談起,滿紙跳躍著花鳥魚蟲。可以說,近年來頗受普通讀者歡迎的經濟學隨筆,風氣由張五常打開。

  同時,張五常也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他滿頭「爆炸式」的白髮,對經濟的看法、對現狀的剖析也頗具「爆炸」效應,常常一語激起千層浪。



  「中國比西方更有彈性」



  最近,中信出版社推出張五常新書《新賣橘者言》。有新自然有舊。1983年,他把為香港某報撰寫的專欄文章彙集成《賣橘者言》,引發轟動,內地流行的產權理論,幾乎都從他「隨性」揮就的文字中得到啟發。1982年,張五常接受經濟學大師科斯的建議,從美國回中國香港任教。科斯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啟動不久,是個大課題,張五常功力超凡,又是華人,應近距離觀察。因此,《賣橘者言》雖立足香港,卻著眼全國,他高度關注內地的一舉一動。

  這關注持續了三十多年,從壯年到老年,未曾衰竭。《新賣橘者言》是這份關注的最新呈現。張五常還是那個「賣橘者」,對房價、戶籍制度、民工荒等均有自己的思考。

  生活週刊:內地現行的房產模式是借鑑香港的,有學者認為這是房價飆升的重要原因。請問您持什麼看法?

  張五常:凡是國家持有土地的所有權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不同的是,香港公務員的收入與地價的高低正面聯繫著,所以多年以來香港政府傾向於高地價政策。多年前他們否認,我的一位港大同事作了詳盡的研究,有說服力地指出香港有高地價政策。目前內地某些熱點城市有這樣的傾向,但不嚴重。

  生活週刊:您如何看待戶籍制度?

  張五常:本來我對戶籍制度有反感,今天有了改觀。六七年前內地對當時的「非典」病毒控制得好,使我意識到戶籍制度有用。今天恐怖活動全球化,中國不能獨善其身,若如是,戶籍制度也會有助。中國的人口早就自由流動了,如果戶籍制度損害了私隱的需要,也可以改進。我認為戶籍制度有保留的理由。

  生活週刊:您怎樣剖析當前的「民工荒」?是否與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上馬有關?

  張五常:這無疑有「擠出效應」,增加了「民工荒」的壓力。另一方面,年多前有數以千萬計的工業員工回鄉潮,今天好大一部分沒有回到工業區,或沒有回到昔日的工業區。天倫之樂是真樂。我的推斷,是今後中國的工業發展,不會像以前那樣集中在傳統的工業區,而是會擴散到鄉鎮去。國家大興土木地興建公路、高鐵等,也會鼓勵這擴散。

  生活週刊:因金融風暴之故,近期國企主動兼併的行為較多,您如何評價這一現象?

  張五常:西方的經驗,是凡有經濟災難,政府權力大增是後果。目前中國有這樣的傾向,是明顯的,但我認為不嚴重。雨過天晴後,情況會改變。從西方的經驗看,這看法近於天方夜譚,但中國比西方更有彈性。



  「我坐上了中國發展的船」



  張五常的文章好讀、耐讀,鄧麗君、鐵飯碗、宋徽宗等等皆可入文,讓原本枯燥的經濟學妙趣橫生。但也有人據此批評他「不懂數學」,遠離經濟學家的「本行」。即便欽佩張五常學問的,也對他沒有繼續在西方經濟學界發展耿耿於懷。2002年,美國著名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斯公開說:「如果史提芬(張五常的英文名)不回港任職,早就拿得諾貝爾獎。」對此,張五常當然並不認同。

  生活週刊:有人批評您文章裡不用數學方程式,不專業,您如何看?

  張五常:有些人不懂數,但奇怪地知道方程式在說什麼。我沒有這本領。有些人懶得學數,但要學時學得快。我有這本領。有些人可以發明數學,我也有這本領。我不認為從事經濟解釋數學是重要的。我認為英文要寫得好非常困難,而清晰、優美、文氣如虹的文字,是上佳經濟學的傳統,斯密、凱恩斯、費雪、科斯等人都有這樣的本領。我在英文的寫作上下過苦功,上世紀七十年代得到史德拉等朋友稱讚,很不容易。中文是母語,雖然我要到近十年才認為自己的中文可以揮灑自如。沒有辦法,此長彼消,我今天的英文是退步了。

  生活週刊:那您自認在學術領域的成就呢?

  張五常:說到要在西方學術界打出名堂,中國人談何容易!如果讀我的《英語論文選》,你會發覺不少他家之說出自我的舊文,但沒有提到我。我的英語文章被提及的次數還可以,但如果我是老外,這次數會上升幾倍:這樣的運情,炎黃子孫在西方一般如是。

  生活週刊:但至少您站穩腳跟了,所以有人認為,如果您留在美國,會獲得諾貝爾獎,有更多榮譽。

  張五常:1983年起我轉用中文下筆,是為了對同胞的一點關心。是中國的青年重要呢,還是什麼獎重要呢?只有科斯一個同意我的看法。兩年前他對一位朋友說,當年催促史提芬回港任職,是他平生做得最對的一件事。今天看,如果你說的「榮譽」重要,那我當年舍英取中的選擇是做對了。我是坐上了中國發展的船:這船沉沒我會沒頂,沒有誰會記得我;這船一帆風順再二十年,我寫下的不會被視作糞土。從來沒有刻意地爭取什麼身後聲名,歷來不重視,但今天看走勢如斯也。神州再起,炎黃子孫要沾一下光理所當然,我是買了上佳的座位票的。



  「多而雜的合併,我可能破紀錄」



  張五常還有一個鮮明特點:不論觀點受到怎樣的抨擊甚或責罵,只要他認定與學問無關、無助於增進智力者,很少回應。他總是獨來獨往,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做判斷,清晰、堅定。生活週刊記者試著問他對郎咸平的看法,他不動聲色地忽略。這或許和張五常的年紀有關——已入晚境,更多地想做自己的事情了。

  生活週刊:您的思維方式屬於「天才型」,卻依然能在經濟學界立足。而現在很多學子,因思維較「野」,無法被教育體制認可,您有什麼建議嗎?

  張五常:在神州大地,稱得上是「天才型」的學子無數。他們就是沒有機會,沒有我昔日的機遇,為此我大發牢騷多次了。

  生活週刊:張軍教授在為您寫的《思想的衝擊》一文中提到,您飽受抨擊,特別網絡上對您的責罵很多,有的很刻薄。您怎樣面對?

  張五常:張軍說的是個潮流,年輕人心有不甘是個原因,不平則鳴是個原因,互聯網是方便發洩的好去處。我就是要讓他們罵到夠,真理半步不讓,久而久之,他們有一部分終會看到真理。

  生活週刊:如何評價新制度經濟學的現狀?

  張五常:一團糟。搞這門學問的一個學會幾個月前在廈門開會,請我為主講,我以《看不到則驗不著——新制度經濟學的災難性發展》為題,把科斯嚇了一跳,多次叫我留個情面。後來他很滿意我講的。我指出以卸責、偷懶、恐嚇、勒索、隱瞞、博弈、機會主義等等概念,只有上帝知道是些什麼,無從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科學上皆廢物也。我刻意地講得搞笑,輕鬆一下,滿足了科斯的要求。

  生活週刊:看您在《五常學經濟》中寫兒時的香港,很神往那種氛圍,您的朋友中有很多「奇人」,甚至容國團的「乒乓第一課」都是您教的。這幾十年來,香港有巨大的變化吧?

  張五常:跟我童年時相比,香港今天人太多,海灘污染嚴重,不再美了。曾經是釣魚勝地,今天那裡的海水養不活魚。

  生活週刊:未來的計劃是什麼?

  張五常:七十四歲了,還有什麼「未來」可言呢?只希望能在餘下來的日子整理好自己的作品,不僅多,而且雜。說到多而雜的合併,我可能破了什麼紀錄。餘下來的日子可能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