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名不虛傳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抵達上海機場，但到花園酒店已是晚上七時了。交通擠塞是上海面臨的一個大問題。經濟繁榮總要付出代價。如果上海市政府處理不慎，在不久的將來，這座中國第一大城，可能「好學唔學」，學了紐約或芝加哥的另一壞處，變得盜賊如毛。

但在今天，我對上海的前景是樂觀的——我沒有理由不這樣看。我們怎能不看好上海呢？正如我在《夜上海捲土重來》所說的，這個城市人傑地靈，在今天有天時、地利、人和配合的環境下，只兩年工夫就變得欣欣向榮了。要是北京當局真的言出如山，會在一年之內統一匯率，廢除所有外匯管制，而又能將銀行大事進行「私產化」，那麼上海就更加會如魚得水，十年之後會變為另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可喜可賀也。

到了下榻的花園酒店，書法老師周慧珺和她的兩位大弟子已久候多時。他（她）們一見我面就問有沒有帶書法來給他們看。我說沒有，他們感到有點失望，好像其它什麼也不用再談似的！他們對我書法進境的關心，使我汗顏。

周老弟安橋是上海通，古靈精怪，對「食」的學問絕不亞於蔡瀾。有他同行，晚餐當然是無以上之。他在一條新興的食街上預定了一家館子的座位，吃的當然是上海菜，其中蟹就佔了三味，有生的，也有熟的。不知是否因為「飢寒交迫」，還是因為性格使然，佛利民夫婦生、熟照吃無誤，讚不絕口。晚飯告終時，坐滿兩桌的朋友一齊鼓掌，也算是少見的場面了。

九二年八月，我曾光顧同一食街，食品平平無奇，與香港的相去甚遠。九三年四月，周老弟帶我去該食街品嚐，覺得與香港最佳的上海菜不相伯仲。想不到，這次十月重臨就覺得勝了香港一籌——只一年多就把以「食」知名的香港比下去。其中一個簡單的原因是：那食街的食肆是個體戶私營的。當朋友們坐在那裡又吃又喝時，經濟學鼻祖史密斯（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年所說的話在我腦中轉來轉去：「我們不是因為做麵包的、釀酒的或屠夫的仁慈之心而獲得晚膳，而是因為他們要賺我們的錢。」這樣顯淺的道理，為什麼中國的執政者要到今天才明白！

十月二十三日是會見官員的日子。經佛利民的要求，清早我們和幾位國營企業的主事人吃早餐，暢談這些企業搞股份制的多種問題。跟我們會見了李鐵映，中午時和上海一位副市長進午餐，下午造訪了一位老朋友——前上海市長汪道涵。

說實話，到了上海這樣多姿多釆的城市，只停留一天多的時間，「見官」總覺得有一點浪費。不過，那天早上與國營企業的主事人暢談，在知識上倒獲益不少；李鐵映看來一表人材，但見面的時間短，我難以體會到這位執政者的深度，引以為憾；沙麟副市長言論很開放，也有見地，但他有報喜不報憂的意向，所以在說服力上，就不免打了一點折扣。我最欣賞的還是汪道涵。這位前市長謙謙君子，很有風度。他擺明是一個高官，但一舉一動顯得那樣平易近人，看不出有什麼故意造作。香港的某些高官應該拜他為師。

同一天的晚宴上，佛老和我要作演說，他談通脹，我說產權，都是大家連想也不用想就可以滔滔不絕的。宴後佛老早作休息，我和周安橋及幾位朋友意猶未盡，要到和平飯店一看該處夜總會的熱鬧。這酒店是五十多年前的建築物，歷盡滄桑，但在陳舊中還是很具氣派。夜總會內幾名上了年紀的樂師演奏著四、五十年代的流行樂曲，使人有懷舊之感，一下子好像時光倒流了。

這夜總會擠滿了人，十之八九都是西籍人士。安橋老弟好不容易才能花點小帳找到一桌座位，是在遠遠之一角的。坐了大約半個小時，演奏的樂師宣佈：這是最後一曲。是華爾茲的舞調，我就毫不客氣地請自己的太太到舞池「表演」一下。孫悟空既然曾到此一遊，我又何妨到此一舞？不知是否我們的舞藝過於了得，翩翩起舞者只有我們兩個人。

十月二十四日中午要飛北京，早餐後赴機場之前，我們要先到浦東一遊。新建成的浦東大橋剛好在一天前開幕，因此我們一群也要過一下渡橋之癮。浦東有一條專「搞」百貨商場的「商店街」，據說是為了表演給鄧小平看而建造的。而浦東大橋也是因為要「風光」一下，不惜成本而起的。這二者算是浪費的投資。佛利民對此嚴加批評；回港後楊懷康也在《壹週刊》說了上海好些不是之處。

佛、楊之見，我不敢苟同。上海近兩年來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欣欣向榮是事實。有這樣驕人的實質進展，多花三幾億元來賣一下「門面」風光，雖屬不智，但也難以厚非。其實，在「門面」的費用上，香港所花的比上海高得多了。


後記

於今回顧，本文提出的有兩點要補充，一好一壞。好的一面是上海的交通改進得很快。幾條新建的高架公路基本上解決了交通擠塞的問題。壞的一面是關於外匯管制的。一九八八年帶佛利民會見趙紫陽時，大家都同意匯管要盡快取締。九三年到上海，那裡的領導人又說會在一年內取締。結果呢？今天匯管依然故我。

重慶獲奇書

說來慚愧，重慶曾經是我們的一國之都。說慚愧，是因為抗日戰爭期間，國軍大敗而逃。於是「轉移有利陣地」，選取重慶為「都」。重慶是個山城，加上大霧的日子多，晴朗的日子少，敵機就有所顧忌了。給日本仔打得不敢見光，怎會不感到慚愧呢？

很不巧，我們只留一天，而那一天重慶的霧時小時大，使我們在霧中看山城，「一舊雲咁」。在朦朦朧朧之中，乘車所過之地，我們見到數之不盡的山洞，是抗戰時以人力挖掘而成的防空洞。今天，這些山洞有些變為辦公室，有些改作商店，也有些用作卡拉OK之類，夜夜笙歌。招待我們的朋友說，重慶的人造山洞、地洞多得離譜，使今天從事大廈建築時，地基的穩固成了問題。

見到與聽到與洞、洞、洞有關的事，使我心有慼慼焉。我不由得想起昔日國民黨以數以萬計的人力，從早到晚在掘洞，以補多山與多霧之不足。假若我是當年的蔣介石，我必定會老羞成怒，振臂直呼，喚起民眾，擺明車馬，置生死於度外而打他一個落花流水。這樣血灑沙場，總要比霧中掘洞有意思得多。俱往矣！

霧中看重慶，我只能多靠自己的幻想。幻想中，重慶的山此起彼伏，在晴朗時可能如詩如畫。

重慶的市中心是在一個半島上，好像李白所寫的「二水中分白鷺洲」。但這裡的「二水」大名鼎鼎，一是長江，一是嘉陵江。「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這是毛潤之《水調歌頭》寫游泳的上佳詞句。但在秋天，重慶的長江並不寬闊，即使我這個十年不一泳的人也大概可以游泳而橫渡之。文人多大話，但老毛的「萬里長江橫渡」，氣魄不凡，雖然有點吹牛，也算是詞中高手。

我們一行人都要作「孫悟空到此一遊」，所以雇了大船一遊二江。此游也，但見河水混濁不堪，兩岸峭壁上新建的高樓與破舊的矮屋子相映成趣，而較低處的岸邊路上清潔有問題，使人有蒼涼之感。

很多人要在三峽動工之前一遊，所以重慶的遊客激增，酒店住得滿滿的。晚上與那裡的官員談起三峽工程，他們說完工之後，重慶的江水會升高五十呎。我當時的反應是：豪雨後若引起山泥傾瀉，怎麼辦？身邊的佛利民對我說：「你不是水力工程師，不要管這種問題吧。」

佛老可不知道，我可算是小半個水力「專家」。在美國時，我有兩個在小溪旁的物業，曾經三次遇到「百年罕見」的大雨而引起沙泥堵塞，以致洪水為患，而這種天災是買不到保險的。我為此多次向當地政府的水力工程專家求教，也希望能得到政府的協助。這些專家很客氣，詳盡地對我解釋，說豪雨所帶來的後果，他們實在難以預計得準確；百年無災，但一旦有難，可以變得不可收拾。我個人的不幸遭遇是：政府說「或然率」是百年才會發生一次的水災，我卻在九年間領教過三次！

重慶只留一天（約二十四小時），就要飛上海了。楊老弟懷康在機場買到一本「奇」書，使我們在機上搶著看，好像發現什麼寶貝似的，高興到不得了，到了上海也幾乎不知道。

該書命名《存亡之秋》，副題是《走向市場經濟的來龍去脈》，也說明是《國是論衡》的系列之一。讀者可能記得，我曾出版過一本名為《存亡之秋》的書，而《信報》的老闆把我當年在他的報上發表的專欄稱為《論衡》。

翻開奇書一看，談的大都是我的產權理論，而有好幾段文字是一字不易地從我的文章搬過去的。一時間使我覺得自己變得重要了。其中有一段照抄無誤的文字，是十多年前，我口述而由楊老弟筆錄的。他看得哈哈大笑，說是抄他而不是抄我的。楊老弟又認為，書中的一些論點，是從他的文章搬過去的。奇書中也有佛利民的思想，但往往說明是佛老的，所以不算抄襲。

以「被抄」來說，我胡亂地一「算」，認為自己是該書的主角（雖然我的名字只被提過一次），佛老是配角，而楊老弟雖是「無名」之輩，也算是入了「英雄榜」。

同在機上的佛老，見我們拿著奇書，笑笑談談，忍不住問個究竟。我提及抄襲的事，他說：「你應該感到很滿意吧！」

是的，見到他人抄襲自己的文章，我不僅不介意，而且感到高興。回頭說，此書寫得很不錯：內容豐富，顯示作者讀過不少外間的書，而在左抄右襲的言論中，他的行文令人讀來不覺得是「百鳥歸巢」，而是有系統、有邏輯、有連貫性的處理。當然，假若作者能在每一處都說明某些思想或觀念從何而來，而又將原文照抄無誤的加上引號，就更加高明。只要作者能這樣做，會顯得有博士論文的水平。

成都點滴

承四川領導人的熱情邀請，十月十九日，我和佛利民等二十人飛往成都，作了兩天的勾留。

久聞四川人煙稠密，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地區。行前一些朋友認為，人口眾多使那裡生活貧困，但我卻有另一想法：那裡必然有得天獨厚之處，才能使人口密集。果然，四川土地肥沃，是中國農產品的一個重點。話雖如此，四川的經濟水平的確不及沿海一帶。主要原因，是交通不便，進出口的貨運費用不菲也。

但成都可不是我事前所想像的那麼落後。四川的思想比較開放，是眾所周知的。今後在蕭秧省長的領導下，只要此君能屹立不倒，成都是一個大可投資下注的地方。最近我見到的成都，已有欣欣向榮的景象了。

二十日早上起來，參觀成都的一個地下商場，據說是世界上最大的。這商場是由以前備戰的防空洞，大事「裝修」而成的；廢物利用，是一項難得一見的政府好投資。當然，如果政府能以長期租約批與私營機構承包，可省卻很多麻煩，也可能辦得更為有聲有色。目前政府把該商場的舖位租給私營商店，應該財源廣進。不過，政府投資而能賺錢的例子實不多。我衷心希望，成都政府不要以為他們可一而可再，把地下商場的成功例子看作是一般性的。

這地下商場大得驚人，我們只能參觀其中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那裡有一個夜總會，而在早上款待我們的人竟然請了一批歌舞人士來表演給我們看。地下晝夜難分，早上看夜總會的節目，倒也大有奇趣。可是我們看了三幾個節目後，就知道表演者並非一般夜總會的藝員。一位表演舞蹈的少女，貌美如花，舞術好得出奇。後來才知道，該少女曾獲舞蹈一等獎。其它的表演者也大有可觀，使我覺得成都政府太客氣了。我們實在不應擾人「清夢」，要這些藝員清早起來為我們表演。謹於此向這些青年表演者深表謝忱。

同一天下午，我們去參觀武侯祠。武侯者，諸葛亮是也。但武侯祠中的主角，其實是孔明的老闆劉備。照事論事，劉備的本領決不在孔明之下：這個評價，曹操與我是英雄所見略同的。但《三國演義》這本小說神通廣大，把孔明捧到天上去，使後人把「先帝」的祠變為武侯的祠！

武侯祠很有可觀，但令我特別注意的是牆上岳飛所書的《前出師表》木刻。木刻不是原刻，原刻的我在一九五二年於香港的街旁以港幣一元買到一份搨本。那究竟是否岳飛所寫的字大有疑問，但字體寫來龍飛鳳舞，瀟灑之極，大有岳武穆之風。話得說回來，這篇有口皆碑的名書法，純從書法的角度看，不算超凡，因為字體過於霸道，缺乏韻味與靈氣。祠內還有岳飛所書的《後出師表》，與《前出師表》看來是不同書法家的手筆。

十月二十一日的早上，我們去參觀有名的杜甫草堂。那裡有一室放著很多木刻的、書法家所寫的杜甫詩。我徘徊良久，特別欣賞田漢所書的那一幅。田漢是抗日戰爭期間，文采斐然的一個愛國詩人，我從來不知道他的書法如此了得。草堂室內一睹詩人臨池之技，驚為天才，餘生也晚，不能與田漢交個朋友，誠憾事也。

成都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條出售保險箱的街道，保險箱觸目皆是，比在香港所能見到的多得多了。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市民一下子富裕起來了？難道成都盜賊如毛？又難道是銀行不准存戶任意提款，因此人們不願意把錢放進銀行去？可能是另有原因，也可能是幾個原因的混合。

比起上海、北京等地區，成都物價相宜得多了。加上四川歷來盛「產」傑出人物，有前賢古跡可觀，是值得一遊的。但遊客購物時可要懂得討價還價。在夜市上我見到一幅大有可觀的仿《清明上河圖》卷軸，開價人民幣千八，我還價四百而得之。一位律師朋友以三十元買了兩個大水晶梨，以為「執到寶」，殊不知其它朋友買得更大的，只是一元一個——而這後者的價錢，可能還買貴了一倍。

香港律師公會有收費規限，不容顧客討價還價。我那位律師朋友可能以為成都的小販也有類似的公會吧。

回頭說，在赴成都之前，我與周老弟安橋在一項玩意上打賭，輸了二千元給他。欠債還錢，無話可說。回港後我給周老弟一個選擇：要二千港元還是要我那幅以四百元人民幣購得的《清明上河圖》。他搶著要拿後者。這樣，我就賺了一千六百多港元，可算不負成都之行了。

說不定有朝一日，周老弟把我給他的《清明上河圖》再賣出去，而獲厚利也。

《少女的委屈》

感謝寶詠琴：她在我離港期間，替我在佳士得投得一幀艾軒的油畫。

我對艾軒的畫注意了好幾年了，但老是不敢下注。這一趟，在佳士得的《油畫拍賣錄》中看到他的《少女的委屈》，就對黑蠻說：「艾軒看來是到了大師的境界，但預展和拍賣時我不在香港，可否請佳士得特意安排，讓我先睹原作？」黑蠻替我聯絡佳士得的一位朋友，但時近週末，在時間上趕不及先看。本來是無緣問津的了，幸而離港前一天，在晚宴上遇到寶詠琴。

我第一次認識她是三年前的事了。某天拍賣場內，一幀林風眠的舊風景叫價已盡，拍賣官正要下錘，我和坐在鄰座的女士在同一時間舉手，引得哄堂大笑。尷尬中我輕聲地對她說：「相爭不是辦法，你要好了。」她回應說：「還是你要吧，我家裡還有其它的。」此時也，拍賣官顯然顯得不耐煩，我就說：「那我就要吧，不過我隨時可以照價讓給你。」

那天，我到蘇富比就只是為了這一幀林風眠舊作。得畫後，我因事趕著離場，就再一次「謝謝」身旁的女士，與她互道了姓名。

回家後想起「讓畫」的事，覺得頗有新意，就打電話給一位常到拍賣場的朋友，細說日間的尷尬事。朋友問：「你知道她的名字嗎？」「她說是什麼詠琴的。」朋友哈哈大笑，說：「你這個人真是門外漢，在拍賣場內，寶詠琴所向無敵，如入無人之境。」

言猶在耳，看中了艾軒的《少女的委屈》後，就在離港前夕的宴會中遇到她。我於是想，寶女士對藝術拍賣身經百戰，何不請她委屈一下，替我競投《少女的委屈》。她一口答應了。我說，希望她能先看一下原作，價限可以由她作主，不過千萬不要真的「如入無人之境」。

後來她在禮拜天先看原作，認為是精品，就替我作主投得。畫到了我的手上，觀賞良久，不禁霍然而起，曰：「艾軒達矣！」

我老早就看中艾軒的畫，但不是因為他的技術到家（這是眾所認同的），而是因為我對美國畫家維斯（AndrewWyeth, 1917-）有殊愛，而深受維斯影響的多個中國畫家，艾軒是其中的表表者。可能是因為維斯畫中所用的光與我攝影所用的光很相近，他是現存的畫家當中最令我欣賞的。

艾軒的光法遠不及維思的細緻與變化萬千，而且畫的風格也有分別，但維斯的影響卻還是一望而知。他與維斯同樣善用工筆寫實，同樣有深度，同樣試以寫實的方法來寫「實」外之意。我曾經批評過中國的新興畫派為攝影派，但實外之意，點只攝影咁簡單！

此前我不願意投資於艾軒的畫，有三個原因。其一，他的畫大都是人物，正與簡慶福的「座右銘」相違——簡兄曾有妙語：畫中的人物不是你的妹妹，又不是你的父親，買它作甚？其二，艾軒的畫多以灰色為主，描繪西藏或塞外人物，滿面風霜，大有蒼涼之感，令人看得不舒服，是不大好掛在客廳牆上的。其三，維斯的畫，在精細的寫實中，靈氣湧現，就是一草一木，也使人感到作者是表現著「物」的靈魂。寫實與真實不同。維斯說：「我的畫絕不真實。」艾軒呢？他寫實就往往過於真實了。

《少女的委屈》是我所見到的（我見到的不多）唯一達到維斯的境界的中國油畫。泫然欲哭的少女，使人同情而不感到蒼涼，精細的寫實，但湧現著物外之意。《少女的委屈》是可以掛在客廳牆上的。

那是一個不容易解釋的「哲理」。維斯認為自己的工筆寫實畫是抽像的，觀看者大有同感。以意筆寫抽像不難（小孩子亂畫一通，不也是抽像的嗎？），但以精細的工筆，一絲不苟地畫，怎可以成為抽像畫呢？所以我一向認為「工而不真，實而抽像」的法門，是維斯所獨有。後來看到他兒子的畫，深得父親真傳，就認為是維家所獨有。想不到，中國卻出了一個艾軒。

如果艾青這個兒子——艾軒——今後能保持《委屈》的水平，與維斯比，恐怕有所不及，但與維老的兒子相比卻是勝了一籌的。

愚見以為，欲與維公試比高，艾軒要在光法上多加變化。千變萬化的光，如夢如幻，可以把靈魂從畫中「逼」出來。

蕭秧

蕭秧這個名字，在赴四川之前早就聽到過了。幾位與他相熟的朋友對他大有好評。他們認為蕭秧開放、誠懇、敢言，但其中也有一點爭議性。

不久前我陪同佛利民到四川一行時，蕭秧已升職為四川的省長了。他很客氣，老遠從北京趕回成都來招待我們。在晚宴前他與佛老對話，研討中國經濟發展的困難問題，我一聽就知道朋友事前對蕭秧的讚賞沒有言過其實。事實上，我認為這些朋友在某方面低估了他！蕭省長的思想有深度，點只開放咁簡單。

在中國與執政的人論經濟，他們要不是一開口就背誦黨的言論，像念台詞似的，就往往說外人怎樣不懂中國的特殊情況等等。客觀論事的例子不是沒有，但不多見。

可能蕭秧在事前聽過佛利民的大名，知道佛老是本世紀的頂尖經濟學者，因而在對話時他聆聽了很久才回應一兩句話。也可能是他高估了佛老對中國的認識，他簡短的回應深入地牽涉到一般性的改革困難，而這些困難是佛老不大明白的。不幸的是，翻譯者恰巧譯錯了幾個字，使佛老以為蕭省長也是在說中國特殊情況的老生常談。

我聽了他們對話十多分鐘後，見他們各講各的，就忍不住用英語對佛老說：「米爾頓，這位省長不尋常，很有見地，但翻譯上有點問題，你誤解了他。」佛老的誤解不僅因為翻譯有問題，也因為中國在急速演變中有複雜的問題。這些誤解出現了好幾次，使佛老不能欣賞蕭省長的一些獨到之見。

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佛老在對話時一開始就拿出他的看家本領來，大談通貨膨脹的問題，細述要控制貨幣量的重要。省長聽佛老細說良久，簡單地回應，說：「我們通脹的困難是混合經濟促成的。」我一聽就知道蕭秧高明，心裡暗暗喝采，但佛老聽得一頭霧水，猛在搖頭。

可不是嗎？我在《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一文中，指出以特權借貸，銀行不能不借，所以要控制銀根談何容易？但特權借貸只能在今天市場與官場一起各施各法之下才會產生——這不是混合經濟是什麼？

果然，蕭省長跟著就簡短地解釋，中國的銀行有商業性貸款，有政策性貸款，還有其它什麼「性質」的貸款，別開生面，是以為難。

另一個例子是：佛老一向認為改革要一次過地改，不要逐步地改。他提出這觀點後，就舉出他以前用過多次的例子：「斬老鼠的尾巴要一次過地斬，不要一寸一寸地斬，因為後一做法痛得多而久也！」蕭省長歎曰：「中國這隻老鼠有很多條尾巴糾纏在一起，我們的困難是要把不同的尾巴分清楚才能決定先斬哪一條。」

我認識佛老三十年，從來沒有見過他碰上這個多尾老鼠的問題，所以在回應上，一時間他無以為對。六年前我發表過中國要有「配套」改革的觀點，認為要在多方面一起改革——那是說，多條尾巴是要一起斬的。這是因為斬一不斬二，或斬二不斬三……在配套上青黃不接，可能弄巧反拙。問題是哪些是要斬的尾巴，怎樣斬法，要預先計算得一清二楚，而不同的尾巴有不同份量的特權約束，拿起刀來「手震震」，不一定斬得准。君不見，八八年春夏之交，鄧、趙二老在北戴河之會要硬碰，要一刀斬價格管制的尾巴，但特權所在，而配套又沒有計算好，一斬就闖了禍。

晚宴後，我送蕭秧自己剛出版的《中國的經濟革命》一書。他翻開來，見到其中一章的題目：《徹底的承包制是私產制》，點首同意，說：「我在一九八六年就那樣說了。」我縱聲大笑，說：「我也是在八六年就說了的。」回港後一查舊作，原來我第一次說時是一九八四年，「險勝」兩年，也應算是英雄所見略同了。

中國人傑地靈，無話可說。誰說中國沒有人材？我沒有考查過蕭秧的生平事跡，不知道他有否用功地讀過幾年書。但正如趙紫陽在八八年會見佛老時說：「一些人學而無術，另一些人是不學有術的。」我不知道蕭省長是「學」還是「不學」，但「有術」是可以肯定的。與他簡短的會見，使我想起王勃所說的「人傑地靈」。而蕭秧在九三年初被升為省長，也顯得孔子昔日所說的「選賢與能」，在今天的中國沒有完全被忘記。

但願蕭兄吉人天相，不要因為他的思想開放、論事客觀而在某一天被打下馬來。

仿與創

兩年前，一位朋友給我看一些畫，是今天仍健在的歐洲畫家摹仿已故大名家的油畫。梵高、莫奈、塞尚等大師的名作，被摹仿得維肖維妙，幾可以亂真！這些仿畫不是計算機的複製品，而是真人真筆的，每幀大約港幣十二萬元，據說在台灣很暢銷。

我當時想，以十二萬元購入一幀與原作（可值港幣億元以上的）差不多難分真偽的「仿畫」——贗品——算是相宜吧，但原作的畫值會受影響嗎？

正在考慮應否下注購入一幀時，另一位朋友告訴我，他知道一位有名的中國畫家，其仿畫的造詣令人難以置信，而他的收費還不及歐洲的高手仿畫家的一半。我聽著，產生了好奇心，就決定花五萬港元訂購一幀，指明若覺得不是神乎其技，可以退貨。不一月，仿畫（是仿莫奈所畫的花）到了，果然不凡——不僅我認為神乎其技，所有朋友也一致地那樣說。

過了一段日子，我無意間見到該神乎其技的仿畫家的一些自創之作，平平無奇，與他仿畫的水平相去十萬八千里。我想，這位仁兄的繪（仿）畫技巧既然有大宗師的功力，但他的自作之畫，為什麼竟會差得那麼遠？我又想，要是我有這位仁兄的畫技，我會連教授也不當，繪畫去也。但我會畫自己心中的畫，沒有閒情逸致去摹仿他人之作。可不是嗎？要是我能有功力畫山勝山，畫水勝水，我何必仿製他人的畫？自己選一些題材，加上自己的思想，豈不是與大宗師庶幾近矣？

正在內心嘲笑那位仿畫高手之際，我突然間想到自己的書法，就笑不出來了。兩年多前我開始急攻書法，臨摹宋代高手米芾的多種字帖。過了一年，仿米芾大有看頭，但一拿開米帖，自寫自的，就變得一塌糊塗，目不忍睹也。

我於是改把米帖放在桌上，目光只略掃一下就不再多看而下筆，也很感滿意。不久前，我用此法寫了一幅比較滿意的字，寄給周慧珺老師看。老師一看，大加讚賞，說有些書法家也寫不出那樣好的字。我回應說：「但我寫時是有米帖在旁的呀！」她似乎有點不相信，因為字體與米芾已有「分離」。但有米帖在旁卻是真的。一把米帖拿開，書寫米帖以外的古人詩句，還是那樣一塌糊塗！

是的，在兩年多後的今天，我的書法技巧雖然算不上是一流，但應該可以設館授徒了。技巧上有點「功力」，但在自創（不摹）時，這功力不知跑到哪裡去？這是一個費解的問題，也應該是學習藝術的困難之處了。

讀者們不妨細心地想想吧。要是一個人能摹仿一位或多位大師的畫，摹仿得維肖維妙，在畫技上甚或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什麼這個人不能綜合自己的畫技，加以變化而畫出自己的作品？如果我能對著米帖而仿米，差不多可以假亂真，即使不看而「默」米帖，也能寫得頭頭是道，為什麼一書寫帖外的一首詩或詞，就變得完全不是那樣的？

我從來沒有臨摹畫幅的經驗，不知道仿畫的困難。但臨帖倣傚某家書法，我自己的經驗是一年的苦功就差不多了。問題是，一旦棄仿而試創，不僅令自己也看得不順眼，而且下數月的功夫也沒有寸進！好些朋友見到我的「仿字」寫得似模似樣，就向我求字，他們每次這樣相請，就觸到我的「傷」處。我不是不想送書法出去，而是有苦自知也。

為什麼仿與創所遇到的困難，分別是那樣大呢？在經濟學上，我一開始寫論文就是創——仿是想也沒有想過的。跟著而來的學術生涯，凡寫什麼都覺得是創來容易。今天以中文寫通俗的文章，和香港的寫稿朋友一樣，皆是「創」而非「仿」也。以我自己的經驗說，在文字上「創」比「仿」容易。但視覺藝術卻是倒轉過來，「創」比「仿」困難起碼十倍吧。

我前思後想，認為解釋是有兩方面的。其一，視覺藝術——尤其是書法——在開始學時總要先學仿，但仿是不大用「腦」的。仿時要細心體會，但不用想出什麼新意。一旦要棄「仿」而試創，腦子不能不多想，但由於從來很少想過，要學想就得從頭做起了。其二，我是個在狂中很顧及傳統的人。我不肯以不同（或標奇立異）為創見而寫怪字，使自己不忍卒睹。

《Recruit》的編輯張玿於，才女也，年多前向我求書法一幅，我充滿信心地說：「三個月後我可以有功力交捲了。」三個月過去了，她按時索字，我說要再等三個月。如是者，幾個三個月又過了。最近她又舊事重提，我說：「恐怕要等一年。」於是溫文爾雅的張玿於，埋怨我言而無信。她倒沒有說錯，但我是逼著要失信的。無以為報，就把這篇文章送給她吧。


後記

我是要苦學書法五年之後，才能拿開古人的字帖而寫得稍為「像樣」的。近四年來，我再沒有臨摹了。很奇怪為什麼要臨摹才能學，更奇怪的是要「脫臨」來得那樣困難。因為這個緣故，學書法，選錯了臨摹的字，就嗚呼哀哉！

我初習書法時，有兩位大師說可以自己寫自己的，不用臨。這建議是錯了的，因為自己怎樣寫也不可能知道什麼才是好書法。後來臨米芾，臨他留下來的數百個大字，臨了半年。跟著改臨米芾的小字，放大而臨之，臨了一年。跟著找到一份影印的米芾拓本，字不大不小，市場買不到的，臨了一年。最後改臨王鐸，有數之不盡可臨的字存在，臨了兩年。

我與眾不同的地方，是怎樣臨摹也是自己的字。臨米芾不像米芾，臨王鐸不像王鐸。我是臨其意而不是臨其字。周慧珺老師臨米芾臨得很認真，初學時一筆一畫都不苟且，此乃精臨之法也。我是意臨，是倣傚王鐸臨米芾的辦法。

能飲一杯無？

讀了李碧華的《晚來天欲雪》，感慨萬千！

該文談及她在香港刊物上讀到的，關於年青一輩對老一輩的家長「一於少理」，使老的無依無靠，孤苦零丁。那是為什麼？

我對中國的禮節諸多的傳統一向不敢恭維，但卻認為我們固有的敬長輩、孝雙親的行為是美德。在美國生活了二十五年，我總認為那裡老與少的各顧各的傳統，在禮節上是遠比不上我們中國之處。也許是禮節傳統促成的現象吧：在美國，父母會借錢給兒女進大學，在金錢上與兒女諸多計較。想起來，美國的父母實在有先見之明。他們一見兒女到了十多歲或相當年紀，可以到外間工作賺錢，就為自己日後的退休而努力積蓄。老了，兒女獨立，置身「事外」，他們就把積蓄用來旅遊去也。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我認為李碧華所說的「晚來天欲雪」的香港現象，是因為老一輩的生長在一個禮節在急速轉變的環境中，青、黃不接，使他們算錯了數，沒有先見之明，老來就變得是一無所有的「傻瓜」了。早知如此，悔不當初：如今晚來天欲雪的香港老人，當年是不應該對兒女那樣慷慨的！

也許我是「老」一代的人，與時代脫節了。中國敬老的禮制，在我腦中驅之不去。也許我的智力退化了，變得沒有先見之明，因為我在今天還要用功賺錢，供兒女讀什麼學士博士。也許我的兒女比我聰明：他們根本就不打算在我老得不分東西南北時照顧我，但總是以各種行動，使我相信他們對我的愛是永恆的！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李碧華，你比我年輕，假若有朝一日，你見我潦倒窮途，兒女不聞不問，君莫笑也，因為我在上文解釋得很清楚了。

上帝造人永遠是那樣不公平。我的確沒有美國佬的能耐。明知故犯，我對兒女——像很多人那樣——是自願中計的。天可憐見！

是遺傳使然吧。我的父親去世四十年，不記得我有沒有騙過他；但去年逝世的母親，聰明絕頂，也中了我之計！我在母親永別前兩天所寫的《子欲養而親不在》一文中，說得很清楚，母親對我無微不至，但我對她不孝，使我感到無地自容。自問平生，言行不一的就只有這件事：我認為敬愛父母是美德，是必須做的，但到頭來我自己卻沒有那樣做。

說起來，我的母親不是個容易相處的人。她雖然智力甚高，但因為沒有讀過書，就變得很固執，對事很有成見，嚕囌之極。我的兒女對我說：「我們很愛婆婆，但她那樣嚕囌，我們怕見到她。」很不幸，我自己也是那樣想。

我沒有遺傳到的，是母親的智慧。她嚕囌，我若聽而不聞，就可以多花點時間陪伴她老人家的。這樣膚淺的辦法，為什麼當時我竟然沒有想到？可能在潛意識中我當時不願意那樣想。

二十年前，我在英國的《經濟學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是以經濟理論解釋中國的三從四德以及孝道、禮節等等現象。在結論中我說得很明確：兒女是父母所擁有的這個傳統觀念，在中國日漸式微，所以在現代化中，每一代的父母都是輸家，因為他們要逐步地把擁有兒女的權力放棄。

我們這些在二十世紀中生長於香港的人，父母與兒女之間的產權關係逐步分離是無可避免的事。一個結了婚的人，要為自己晚來有所依靠而生兒育女，希望日後他們照顧自己，可能是過於奢望了。

在這以「各顧各」為時尚的二十世紀中，我可能是比較幸運的一個。這是因為兒女出生後不久，我就把他們當作朋友看待，現在大家是多年朋友了。話雖如此，我不認為他們在我晚年時會對我樂善好施，但作為朋友，我不難相信，他們久不久總會來看我一次，說：「爸，能飲一杯無？」

造園林

公余之暇，要找什麼來鬆弛或發洩一下，我覺得最佳選擇是建造園林。這是一項不便宜的玩意，要考慮作為一項投資才可以動工，而在寸金尺土的香港，這玩意是過於奢侈了。我對美國的懷念，主要是可以在那裡建造園林。因為曾經在那裡得過園林大獎，他人求教於我，我就樂意免費服務。

對我來說，造園林的一個特別之處，是建造者置身於地盤之內，工程在自己周圍進行，緊張刺激，兼而有之，令人能忘卻園林以外的一切。只有造園林會使我有這樣的感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倦極而睡，好像是真的回到大自然的懷抱了。

我是在一九七六年初嘗試大興園林的土木的。事前我買了多本關於園林的書籍，讀後認為日本的園林最合我意。我認為歐洲的過於人工化，不合天然，中國的過於複雜，看來氣氛不夠寧靜。日本的既有天然之美，也使人有寧靜的感受，要坐下來一舒胸懷的。後來我幾次到京都「取經」，在多個絕佳的園林中徘徊良久，興盡才離去。

感覺上，日本的園林卻有一個缺點；他們很少種植柳樹，而柳樹是中國的園林常用的。我建造的園林，大致上是日式加柳。松、竹、楓、蓮及杜鵑是日本園林常用的。這些植物皆可愛，我都喜用，但卻認為柳——尤其是黃柳——是不可或缺的。是我之幸，在美國建造一個園林時，我能買到十多株中國的梅。梅甚有畫意，梅枝伸到水池上去，哪個季節看都是好的。

造園的第一步是找地盤。地盤的選擇有兩個準則。一是要有水可作小池，或以人工加水而成小池。沒有池塘的園林，很難處理。二是背景要有畫意，不能大廈林立。倘若在鬧市中造園林，大廈的背景最好設法遮掩而避之。

第二步是動土，以推泥機建立園林的輪廓。哪個地方是水池，哪處是小丘，是小徑，大彎小彎要怎樣安排——是這第二步的工程；而大的推泥機先用，繼而中，繼而小的，不可有誤。

第三步是擺放大石，也是要先擺大然後擺較小的。一般而言，石頭是越大越妙。我曾安置的最大的石頭，重四十噸，要用兩部起重機一起工作才能安置得滿意。據說這是被人工安置的最大的石頭了。

除了構圖美觀外，石頭的擺佈還有兩個要點。一、在一個園林之內石頭要同一類——最好「取」自同一石礦——不可混雜。二、每塊石頭不應該全身「露」在地上，而是要將石的三分之一左右埋於土中，使觀者覺得石是從土中「生」出來的。「埋石」使觀者有心安之感，而露面於土上的石，當然是經過細心安排後最可觀的那部分了。

第四步是建造行人小徑。小徑要左曲右彎，轉度不一，但其彎要適可而止，不能過多或過少。小徑上的地面，日本園林常用的沙地當然最相宜，但不大美觀而又有保養的困難。最上選的——價錢卻最貴的——是用石塊砌成小徑。比較相宜，耐用而在美觀上還可取的，是以小卵石與英泥沙混合。這後者需要高手技工才可以把小徑建造得恰當。

先選了卵石的大小，然後與英泥沙混合時加上黑色的顏料，使徑面有古雅之感。混合了的卵石、英泥沙倒在地面後，要推得很平，而推時工作者是不能把腳踏上去︵以免石卵下沉︶；若用的卵石大於半吋，就不能混合，而是在英泥沙推平之後散在地面上，讓卵石慢慢下沉。徑面推平了，過了三十分鐘，就用水喉把徑面的英泥沙沖洗，使卵石露出大約四分之一來。

第五步——最後一步——是種植花草樹木。這是建造園林近於大「工」告成之日，身心的舒暢無與倫比。大樹先植，確立了植物的重點，然後從大至小地植下去。這是類似女人化妝的步驟了。

如上所說的「五步曲」，切不可本末倒置，這是造園林的座右銘。稍一倒置，成本暴升是無可避免的。

我建造園林的與眾不同之處，是不預先作圖面設計。我的方法是：看了地形後，腦海中有了園林的大概，然後身在場中，指揮機械及工作者在來往之間進行其事；自己則隨意之所至而修改腦中的園林「畫面」。天下間哪裡有更過癮的玩意？

香港讀者的品味

在大眾刊物上發表文章，作者不能不顧及讀者的品味。專業性的文章，只要行內一小撮人看得懂、喜歡看，就足夠了。但寫大眾化或通俗的文章，總希望大眾也喜歡讀。這不是要譁眾取寵（事實上，譁眾取寵的風格沒有持久性），而是希望能有較多的固定讀者。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幾年前我在《經濟日報》發表了《可讀的文章是怎樣寫的》，頗受同行的認可，但那是正規的老生常談。香港的讀者自成一家，有其獨特之處，對他們來說，正規的」可讀的文章」不一定是他們愛讀的。

我在香港的大眾刊物發表文章，整整十年了。這是一段頗長的時間。在這些日子裡，讀者的友善反應使我對他們的品味略知一二。對香港讀者來說，文章的」可讀性」固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有其它三點——而這三點在美國似乎是不重要的。

其一，香港的讀者不喜歡老化了的文字。這是說，他們愛讀的文章，總要有一點」童真」。不管你是天下知名的文章老手，但文章讀來好像是六七十歲的人寫的，他們在某程度上就會有點抗拒。太天真的、好像是小孩子寫的文章不成，但文章讀來，作者給讀者的感受，最好不超過四十歲。

這是一個不容易處理的問題。我已過了知命之年，怎還可以寫四十歲人的文章？在文字上，我怎可以返老還」童」？強而為之，不是有點造作嗎？一年前我打算」封筆」，《壹週刊》堅持要我繼續寫。我於是對楊懷康說：」我很怕我的文字老化！」他聽著，哈哈大笑，笑得很開心。他可不知道，文字老化是無可避免的事，遲早會發生。

楊老弟，走著瞧吧，你也會有文字老化的一天！

香港人不喜歡老化了的文字，不難明白。歷久以來，香港是一個青春常在的城市。這個城市產生了」無厘頭」的文化，而且有置生死於度外的意識。對香港人來說，生活是要多采多姿的。這些人當然不喜歡老化的文宇，尤其老氣橫秋的文字。

其二，作者要坐在」地上」而不要坐於高處說話。香港的讀者喜歡學習，凡事想知道多一點，但卻不喜歡被教訓。如果我在文章裡」擺款」說：我是教授，你是學生，且聽我教你一下——那麼讀者就會避我如蛇蠍了。我可以說我是教授，但不能下意識地認為讀者是我的學生。假若我為文時的意識是：我雖然是教授，但你與我是平等的——他們就樂於接受了。在我來說，這點很容易辦到，因為我覺得事實就是這樣。

我不明白為什麼香港有些刊物（現在比較少見了），指明作者是什麼博士，什麼高級講師。這些稱呼是香港文字市場的」票房毒藥」。

香港讀者好學而不喜歡被教的品味，是因為他們一方面求知若渴，另一方面自己有點成就，對自己的本領有信心。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數十年來香港風風雨雨，到今天，餘下來的都是經得起風浪的」適者」了。

最後一點——香港讀者喜歡的是：作者不僅要與讀者平起平坐，而更要把讀者拉到身邊來說話。那是說，如果作者與讀者有一段距離，使讀者感到作者不可能是談得來的朋友，他們就會失卻一種」親切」感。蔡瀾、李碧華、黃沾等」古靈精怪」的作家，把讀者當朋友看待，是他們的成功之處。

香港的讀者為什麼要與作者接近，不容易解釋。像歐美的大眾刊物上的許多上佳文章，作者」獨立」發言，不顧讀者遠近的風格，在香港市場不大。也許香港的讀者不拘禮節；也許他們要隨遇而安，要跟作者握握手；也許他們慣於生活在人煙稠密之地，較遠的聲音他們懶得聽。

是的，如上所述的香港讀者品味，在外地似乎不適用。倚老賣老、從上俯視，或謙謙君子的文章，在外地可以大有市場。佛利民說：A professor is meant to profess。這樣的說法，在香港的文章市場是用不著的。

倒過來，我很懷疑，不老而又平易近人的文字，在外地不會更受歡迎嗎？

最後，讓我用一個例子來表達這裡要說的。以文字功力而論，我認為魯迅是近代中國寫手中的表表者。但我也認為，要是魯迅今天還在，他不容易在香港賣文為生，因為他的文章意識犯了本文所說的三個大忌。

畢加索與維斯

賣花之人插竹葉——多年沒有看書了。最近有機會看到兩本書，是關於兩位畫家的，使我有很大的感慨。

第一本其實是兩本一套的。它是Ingo F. Walther所著的《Pablo Picasso, 1881-1973》，一九九二年出版。一般的評論認為，這是三千多本關於畢加索的書中最為傑出的。有些評論家甚至認為自此以後，關於畢加索的書不用再寫了。對繪畫藝術有興趣的朋友，這套書是非買不可的：兩大本，近八百頁，印刷精美，但因大量印製的緣故，價錢僅為港幣四百九十元，相宜之極也。

第二本不見經傳，但被評論的對象是美國大名鼎鼎的畫家維斯（Andrew Wyeth, 1917-）。該書一九九一年出版，作者是Rich Meryman。書薄薄的，只有九十二頁。對維斯的介紹來說，其內容是遠為不足的。不過書寫得很不錯，大可一讀。

在二十世紀的眾多大有成就的畫家當中，我最佩服的是畢加索與維斯。他們二者有兩點共同之處。其一，他們的繪畫技巧無與倫比。其二，他們的創新能力令人咋舌。

除了上述的兩點外，畢、維二人的作品是截然不同的。畢氏的作品印象化、形象化、抽像化，與實物相去甚遠，且從少年到老年，風格不斷轉變，層次井然，使人一看就知道哪些畫是哪個時期的作品。維氏的作品有工筆及意筆兩種，精益求精，但沒有明顯的不同年代的風格轉變。以水彩畫工筆，可能是維斯發明的。起碼，天下間沒有誰可以達到維斯的水彩的工筆境界。維斯對光與實物處理的細緻，令人歎為觀止。但維斯自己說：「我的畫絕不真實。」這是對的。以工筆畫得精確無比，但看起來又令人感到絕不真實，彷彿維斯把靈魂畫到畫中去，使人覺得他的作品越看越耐人尋味。

當代中國大陸學西洋畫的畫家越來越多。據說他們當中好些人，受維斯的影響最大。一位懂畫的朋友說，維斯的名字，在中國可能比在美國還要被畫家尊敬。這可能是因為在中國的藝術傳統中，工筆與意筆並行有悠久的歷史，而在西洋的繪畫大師之中只有維斯一人有這種工、意兼用的「習慣」。受維斯影響的中國西洋畫家，都缺乏維斯的天分。他們的工筆西洋畫有如實像攝影，寫實就真的是寫實，沒有什麼「實」外之意。

我把畢、維二氏相提而並論，是由於下述緣故。我在書中讀到關於他們幼年時的事，使我覺得繪畫之難，難於登天！這兩位繪畫大師從幼年起就開始繪畫，天才一早就被發現，然而他們所下的苦功，令人讀來心酸。對他們來說，因為興趣所在，痛下苦功可能是很過癮的事，但像我那樣的門外漢讀來，簡直為之「驚心動魄」了。他們二人日夕不倦地學習，一月復一月，一年復一年如醉如狂地堅持，鍥而不捨地追尋、嘗試……其所付出的一切，使我不期然替他們痛苦起來了。

說實話，我自己也算有點超人的耐力，也屢曾痛下苦功。但最近讀了關於畢、維二氏的書，就覺得自己的所謂苦功與耐力，微不足道了。即使上帝能把我的時光倒流五十年，讓我從頭做起，我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畫家。天分上有所不逮是一回事，但不能像畢、維二氏那樣鍥而不捨地痛下苦功卻是另一回更重要的事了。

我們實在不應該見到畢加索與維斯在繪畫上的大有成就而感到嫉妒，或覺得眼紅，或認為上帝給人的天賦是不公平的。就算我們有畢、維二氏的天賦，但我們怎能有他們那樣的幹勁可與之一較長短呢？

我們唯一可以做到的，是培養自己對藝術的興趣、知識，使我們可以欣賞畢、維二氏的偉大作品。然而，讀了關於畢、維的書後，我每次看到他們的作品，內心就覺得有點不好受——看著他們的作品，我總要聯想到他們少小時學藝的艱苦歷程。

畫家朋友我認識不少，但算得上是深交的大師只有黃永玉一人。永玉大有天分，且聰明絕頂，而事實上，他繪畫用功之勤，真是說來話長了。我想，藝術成功之途，肯定是以血汗舖出來的。

我又想，欣賞藝術最好單從作品本身去欣賞吧。作者在藝術追求的歷程中所流過的多少血和淚，我們毋須知道，因為一旦知道了，充滿歡欣的作品也會使知者看得心酸的吧？

奇妙的自由思想

今天的社會，要真正地享受自由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事實上，自由的定義，從來都不是指絕對的自由，而是指有約束、有局限性的自由。道理很簡單：社會是眾人的社會，某一成員若擁有毫無約束的自由，其它社會成員的自由就會受到侵犯了。這是產權經濟學的出發點。

不久前在《壹週刊》看到「民主等於自由」的言論，不禁搖頭歎息！我不僅不同意「民主就是自由」，即使佛利民所說的，資本主義或私有產權會帶來較多的自由，我也不同意。誰說共產政制是沒有自由的？昔日的毛澤東與四人幫，在中國不是很有自由嗎？我想不到在今天的香港或美國，有誰的自由能勝於昔日的中共高干所擁有的。

我們說在暴政之下沒有自由，指的不是暴君，不是暴君之助手或寵臣，而是指暴政下的蟻民而已。我們只能說，不同的政制有不同的自由，但我們無從衡量，也無從排列，不同政制的自由「量」。

眾人都說：「言論大可絕對自由。」這是胡說八道。言論的自由，也是以不侵犯他人為局限的。在私產的制度下，言論確比共產的自由得多。這是因為在沒有私產的制度下，人們以等級排列權利，言論觸犯他人的機會就大大地增加了。房子是我的，你說我壞話，無傷大雅，因為房子還是我的。但假若房子是國家的，我靠輩分等級來享用，你說我「思想不正確」，對我的等級排列有影響，我可能連享用的房子也失去了，我怎會不加以反對，怎會不設法約束你的言論自由？

眾人又說：「宗教信仰大可絕對自由。」這也是胡說八道。他相信他的，不相信我的，那怎成？共產政制不容許宗教自由，理所當然，但就算是以「自由」見稱的香港，宗教又何嘗絕對自由？不同意的朋友，不妨到教堂聽聽牧師或神父的教導吧。要是宗教真的可以絕對自由，《聖經》中是不會有「十誡」的。

較少人說，而有時卻可以辦到的，是思想的絕對自由。僅僅用腦子思想，半句話也不說出來，應該是可以絕對地自由了吧？但實際上並不一定如此。實際上，「純」思想也往往受到他人思想的約束，縛手縛腳，有時寸步難行。當然，有時一些人可以胡思亂想，思想自由之極，不過那是近乎「黐線」的那一種。

不受傳統約束而又算不上是「黐線」的思想自由，海闊天空，獨自魂遊，其舒暢之情非筆墨所能形容。我可以這樣說，因為曾經有兩次這樣的經驗。

第一次是一九六五年，在攝影上我發明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處理光的辦法。自己每天跑到一個人跡罕至的園林去，天馬行空地獨自遐思，在思想中為所欲為。每得一作，就拿給當時幾位拜我為師的徒弟過目。這些徒弟看得手舞足蹈，但無論怎樣教導，他們也不能依我之法從事。後來他們也自創新法，成為今天美國加州的攝影新潮派。

第二次是七十年代初期，我把產權經濟學的「租值消散」理論倒轉過來，創立了「價格管制理論」。這一「倒轉」，前無古人，不受傳統的約束，思想來去自如，如入無人之境。與我一起倒轉來思索的巴塞爾（YoramBarzel）與諾斯（DouglasNorth），今天已成為經濟學的大師了。

人是萬物之靈。腦子可以思想，可以推理，是億中無一的機緣巧合。這思想一旦擺脫了傳統上的約束，其舒暢之情自成一家，妙不可言，使思想者有不負此生之感。試想，在廣闊無邊的思想空間裡遨遊，他人怎樣想與自己無關，彷彿是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沒有競爭對手的世界，那豈不是盡善盡美哉？

不過，美中的不足，是這個世界使人感到很孤獨，有時覺得寂寞得怕人。所以，在沒有任何約束的思想世界中，每過一段日子，我就不能不跑回世俗之處，與知交朋友暢談自己在另一個世界所想到的事。這好比陶淵明筆下的武陵人，進了桃花源之後還再要跑出來。雖說「不足為外人道」，但還是要為「外人」道個不休。

到頭來，這豈不是沒有絕對的思想自由了？

港大的經濟金融學院——廣告一則

香港大學的經濟學系兩年前改為經濟學院後，餘興未盡，綜觀天下大勢，衡量中、港前途，就決定於一九九四年九月增加金融學士課程。同事們和我在這新項目上花了近兩年的心思；對課程的策劃感到滿意，校方就批准了。

事實上，自今年九月起，我們的經濟學院改名為：經濟金融學院（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在香港，「Finance」一向譯作「財務」，但我們認為「金融」較為適當。這是因為Financial Arrangement是「融資」而不是「財資」，而「務」有「任務」、「事務」、「服務」之意，與一門科學的本質相去甚遠。還有，「財務」不免使人想起香港某些「財務公司」，有點那個。更何況，以「金融」代替「財務」，會使我們與其它大專在名目上有一點分別，可取也。

是的，金融學（Finance）是一門科學——有四位這門學問的學者獲得諾貝爾的經濟學獎。金融學是經濟學的一個支流，但由於二十多年來市場的需求大，精於此道者在研究上有建樹，就自立門戶起來了。說起來，金融學始於六十年代初期美國加州。我當時在洛杉磯的加大，而我的老師赫舒拉發（JackHirshleifer）可算是這學問的開山鼻祖，所以在那初期的發展中，隨著潮流，我也參與其事。

事情是這樣的。本世紀初期，美國耶魯大學的費沙（Irving Fisher）是經濟理論的絕頂高手。（費沙才華橫溢，創意數之不盡。）他在三十年代所發表的《利息理論》（《The Theory of Interest》），是投資學說的經典之作，今天讀來還是令人拍案叫絕的。可惜的是，三十年代時舉世面臨經濟大恐慌，英國劍橋的凱恩斯（J.M.Keynes）對症下「筆」，紅極一時，把比他天才更高的費沙之名掩蓋了。

到了五十年代，費沙的《利息理論》變得少為人知。赫舒拉發某天讀了，驚為「天書」，在一九五七年發表《投資決策的理論》（《On the Theory of Optimal Investment Decision》），純是為介紹費沙的偉論而下筆的。這篇介紹文章果然了得，不數年間，費沙又再次聲名大噪了。

今天的金融學，說到底，是以費沙的利息理論中的「分隔定律」（Separation Theorem）作為基礎的。這個定律邏輯井然，但卻出人意外。它說：在沒有風險及交易費用的情況下，投資的決策與消費的決策互不相干，可以分開來處理。金融學的產生，簡而言之，是在費沙的「分隔定律」中加上風險及交易費用，以至千變萬化。

我不想在這裡大談先進的金融學，但我認為，從市場需求的角度看，今後在香港及中國，金融人材是大熱門。我也認為，作為一個金融中心，香港今天在世上屈居第四，但領前的紐約、倫敦、東京近幾年卻節節敗退，彼消此長，十多年後，香港位列前茅的機會是存在的。

事實上，彼消此長姑且不論，香港市場對金融人材的需求，確有驚人的增長。一九七五年，有關金融的僱員是總勞動人口的百分之二點二；到了一九九二年，就升為百分之四點九。在總金融僱員的數字上，十七年間上升了三倍半！而這急升僅指私營企業的需求而已，政府幾個部門的需求量尚未計在其內也。

我提到這些，是因為香港的學生根本不知金融學為何物，而港大在九四年九月收生（未來的「金融」學生），是要現在申請的。

賣花當然要贊花香，但為人師表，我可不能誤人子弟。說老實話，從金融學師資那方面看，香港的科技大學的確辦得有聲有色，是東南亞一帶的表表者了。港大不是新開的大學，在經費上（加上其它局限條件）遠不如人，是不能一下子就大顯光芒的。

但我們有兩個優勝的地方。其一，港大鄰近中環，金融之中心點也；其二，港大的經濟學有悠久的歷史，對中、港有深入認識的經濟人材雲集。於是，我們設計的金融學士課程，就著重在這兩個優點上發展。

我們的金融學士課程有兩個特色。其一是我們會「利用」中環的金融專家，安排他們在好些科目上作一些客座式的授課，好叫學生們在理論之外獲得香港金融的實際知識。其二，我們以費沙的投資理論作為基礎重點，在加上風險及交易費用的複雜演變中，把港、中的金融與投資作為主要的個案示範。

二十多年來，美國學者發起的金融學大行其道，但差不多是美國「獨佔」的。港大會以他們的理論為基礎而發展出一門有「港、中特色」的金融學。有朝一日，說不定在彼消此長的情況下，港大會青出於藍呢。


後記

七年多之後，港大的金融學還可以，但沒有大成，這主要是因為港大是一間老大學，要發展新的項目在經費上大有困難。要是香港所有的大學都是私營的，當作別論。今天，在香港，科技大學的金融人材最多，因為那是最新成立的大學。

搞金融學，港大的地點比科大優勝得多。港大若要在金融學上勝科大，唯一的希望是政府推行學券制。

拜中國的經驗為師

作為一個追尋經濟知識並以之為生的人，我對中國經濟革命的經驗是充滿感激之情的。

一九八一年，在一個聚會中，高斯（Ronald H. Coase）勸我回到香港或中國工作。他認為我專長的產權經濟學，對中國的改革很重要，而且我又懂中文，是適當的人選了。我從來沒有改革社會的意圖，對高斯的建議，當時不置可否。

殊不知過了幾個月，得悉香港大學有空缺，我就試行申請。八二年回港後，我知道自己對中國無足輕重，但為了中國年青人的前途，遂以中文下筆，義不容辭地發點牢騷。十一年過去了，中國沒有受到我的影響，然而到頭來，我卻從中國的經驗學到了大量的新知識。這是意外的收穫，使我覺得不枉此回港之行。

也是一九八一年，在同一的聚會中，佛利民反對高斯的說法，認為我應該留在美國，繼續發展我的合約理論。七年之後——一九八八年——佛利民夫婦和我暢遊中國，有十多天日夕相聚的機會，我詳細地向他解釋中國的問題，表達了自己的見解。臨別時他說：「八一年時我反對你回港任職，但現在我認為當時的觀點是錯了的。七年之間你從中國的經驗中學得那麼多，回港任職看來是正著。」

是的，中國十多年來經改的經驗，史無前例，天下間到哪裡去找？我不是一個幻想理論家。我要有事實的依據，然後靠想像力推斷出有一般性應用效驗的理論。我認為，單憑幻想想出來的理論，大都荒誕不經，沒有實際的用場。愛因斯坦憑空想出相對論的例子，是愛氏的天才專利，與我這個凡夫俗子是扯不上關係的。

機緣真的是巧合了。我在香港大學的職位，是舉世獨一無二的中國經濟訊息接收站。無論是學術性的、在商言商的、多個研究中心的、北京智囊的——種種有關中國的訊息，每天都傳到我的辦公室。這些訊息，大都很容易就得到證實，那就使我一步一步地想下去而作出推斷。

很幸運，在回港之前，我接受了英國經濟事務學社（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的邀請，在一九八一年寫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小書（八二年出版）。其中有一章是純理論的，作出實證分析，又有一般性應用效驗，是我後來用以推斷中國發展的基礎。這個理論基礎讓我舉一反三，使我能看到某些變化的一點蛛絲馬跡就推斷跟著而來必會發生的事。自一九八三年末起，我在《信報》及《經濟日報》發表了逾百篇關於中國經改的文章，其中屢下推斷，差不多百發百中。這不免使人覺得（誤解）我這些文章對中國起了「影響」作用。

在推斷中國經濟發展的演變中，我只犯過一次大錯——並非理論不成，而是用得不夠小心。那是關於放開價格管制的問題。當鄧、趙在一九八八年春天要硬闖而放開價格時，我是贊成的。特權分子因為有價格管制而從「倒賣」中得益，放開價格可以廢除這特權而一舉兩得，「硬闖」看來是正著。但我當時的重要失誤，是忽略國營企業林立，而這些企業中的員工，做與不做都有差不多的收益，一旦放開價格，問題就出現了：生產不會因為放開價格而跟著急速上升。這樣一來，放開價格沒有生產急升的支持，工人只見物價起，而工資卻裹足不前，怎會不怨聲載道？特權階級反對，員工也反對，是以為難。

一九九一我在瑞典見到佛利民時，就對他解釋：在國營企業林立的情況下，價格不可以隨便地「放」；放開價格是需要有大量私產化的支持的。他聽後，點首同意。

在這一連十篇關於中國問題的文章之結尾處，我要重複表達我對中國經濟革命的欣賞。然而個人認為，雖然政府可以不放棄資產的所有權而維護社會主義的形象，在政治上大為可取，不過，總是要付出點縛手縛腳的代價。東歐的捷克，開門見山，擺明要放棄共產，不管社會主義為何物，以大手筆出售「國產」的辦法來推行私產制，只三年工夫就欣欣向榮。要顧全「社會主義」的面子而不放棄所有權，在理論上可行，但在意識上這會給特權分子諸多借口，左推右搪地維護或增加自己的權益。

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革命真的是一日千里，可是到了今天，困難重重。捷克看來是後發先至，再過幾年，甚有可能走在中國的前頭。當然，捷克國小，事情遠為容易處理，但我們不可忽略，他們執掌政權的頭頭，曾經在芝加哥的經濟學「少林寺」學藝，對共產或社會什麼主義視如糞土也。


二○○二年後記

此文最後提到東歐捷克的例子，一九九三年的高評價是對的，可惜曇花一現，過了幾年我到那裡的布拉克一行，覺得其經濟情況遠不及中國。後來我與佛利民提及捷克使我失望，他說曾在芝大學藝的那位頭頭似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變了質。

個人認為中國的經改比東歐的辦得好得多，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沒有把政改放在經改之前。那是說，改革是不可靠民主投票的指引而有大成的。民主投票是要有相當完善的憲法，清楚地界定了人民的權利與保障，才可以考慮推行的。

一塌糊塗的稅制

外資在深圳投資房地產，增值稅或利潤稅是百分之四十，而這還沒有計算其它的徵收及某部分資金需以公價匯率換取外匯券。在香港，只要證明是較為長線的投資，房地產的增值稅是零。一位大陸朋友在福建開辦小型工廠，利潤所得稅是百分之五十五。這與香港百分之十五至十七的相比，簡直是大巫見小巫了。

近七、八年來，香港的稅率有提升，而稅項也比以前變得複雜了。在香港經濟起飛之初的五十年代，稅率比現在的低，而稅項也遠為簡單。簡單稅制與低稅率，是香港繁榮的一個重大原因。

中國今天的稅率不僅奇高，稅制不僅複雜無比，而且往往朝令夕改，使投資者無所適從。這還不止：在稅收之外的左抽右取的政府項目，五花八門，令人歎為觀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尚有令人刮目相看的驕人成就，是一個奇跡。這奇跡不難解釋：私產制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稍事推行，就有起死回生之效矣！

較為難以解釋的是，為什麼中國的稅率要那樣高？左抽右抽的項目為什麼要多得那樣一塌糊塗？是因為局勢緊張，要備戰嗎？不是的：今天的世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與國之間最少敵對的日子。是因為中國要學英國或瑞典的社會福利制，樂善好施嗎？不是的：今天中國政府給人民大眾的福利，遠不及香港，更勿論瑞典了。

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看這個不容易解釋的問題。香港公務員的薪酬是近於世界之冠；香港政府對教育的資助也是近於世界之冠；以大城市而論，香港的治安高人一等，這可見警的支出不菲也；香港的公共建設，在先進的城市中算是一等的了。政府縱有上述各種支出的負荷，但為什麼香港要抽的稅率不及中國的三分之一呢？說是因為香港有地可賣嗎？當然不是。中國可賣的土地及國營企業，多到計之不盡也。

我前思後想，中國的稅制搞得一塌糊塗，有如下三個原因：

其一，中國的稅率雖然奇高，但納稅的人只是少數。事實是稅率越高，逃稅的意向就越大。要個體戶依法交稅，難乎其難也。另一方面，要幹部落實稅項的徵收，絕不容易。這是因為幾乎「凡干皆商」，幹部本身也樂得不付經商之稅，正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更何況這些泥菩薩大都是貪污高手，在底徵收小量的比在面徵收大量的，來得利益更多。

其二，在中國半私半共的情況下，需要政府資助的國營企業甚多不在話下，而需要政府出糧的幹部，多如天上星也。

其三，地方政府收稅後，其處理方法如何亦成問題。各種的開銷可使有關的官員得益。這是另一種「走私漏稅」，而在那些所謂「發展中」的國家裡，例子是屢見不鮮的。

如上可見，香港五十年代經濟開始起飛時，與今天起飛的中國相比，前者的稅率大約是後者的四分之一。而在高稅率中，中國今天還有有目共睹的驕人的經濟增長，是反映著從「共」轉「私」的威力而已。但長此下去，高的稅率是大患。今天，這高稅率的不良效果還不大明顯，到了明天，產權制度的改革改得差不多了，高稅制就變得「猛於虎也」。

高稅率的不良效果，所有經濟學的書籍都大部分申述過了，這裡不須重複。但有一點是重要而又較少提及的，是重稅不容許資金大量地落到懂得賺錢的資本家或投資者的手上。而懂得賺錢的投資者是經濟發展的中堅人物，資金是應該大量地落到他們的手上去的。

自古以來，稅率是易加難減的。由於形勢所迫，中國的經濟革命，到了半途就走上重稅的歪路。這可說是「養虎為患」了。倘若中國不迅速而又大幅度地減低稅率，到了明天，印度之路姑且不談，出現「大政府」的形勢是無可避免的。

很顯然，中國的經濟前途，要按著產權體制的改革而逐步減低稅率。如下四點是應該立刻推行的。

（一）北京當局應規定全國的總稅收不能超過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而政府的總支出也要有同樣的百分比約束。

（二）政府可大量出售土地及國營企業，以應付財政上的困難。但這出售資產的收入，要用以取代稅收而使稅率下降。

（三）依靠國家薪俸度日的幹部實在太多，以分期付遣散費的辦法而大量解雇幹部是刻不容緩的事。

（四）應設立地方稅務局而加以嚴厲管理。稅務局的幹部要加薪，但所有其它「好處」都要廢除。

以上四點若一起推行，而房地產每年徵收百分之一的物業稅的話，所得稅在十年之後會減至百分之十五以下。只要政府能公佈這些政策而又使人覺得那是可信而非空話，投資者看到低稅率的前景，豈有不如魚得水、蜂擁下注之理？

今天存在的外資或特區的稅務優惠，應該一概取締。

誰說知識不是力量——為中國的農民說幾句話

中國的農民很不幸，多少世代以來他們是被壓迫的一「族」。太平天國的前前後後，死人三千萬，死者絕大部分是農民。毛澤東當年打江山，身先士卒的不是毛澤東，也不是那些後來被舉為「民族英雄」的樣板戲中的主角，而是前仆後繼的農民。換言之，在中國歷史上，農民所扮演的角色，是香港人俗語所說的「茄喱啡」：行就行前，企就企邊，死就死先。

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為人民謀幸福」這句話怎可以大言不慚地說出來呢？

少小時，抗日戰爭期間，我在廣西的農村度過一年多的艱苦日子，今天想來，歷歷若前日事。中國的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們不敢奢望什麼，只求餬口，過著簡單而辛苦的生活。有時我在想：世世代代地過著只為生存而工作、沒有火花、沒有希望的生活，他們為什麼還要繼續活下去？是的，中國的農民善良，堅忍，沒有機心。但貧窮之外，他們還有另一個困難：他們知識低落，對世間的事一無所知。那是說，中國的農民不是住在桃花源之內，但對外邊世界之事連一知半解也沒有。

誰說知識不是力量？沒有知識的中國農民，半點力量也沒有。數千年來，中國凡有什麼政變，凡有什麼風吹草動，農民就被煽動，出來打生打死。打而不死的回到家園後，連稀粥也沒有得吃。歷久以來，中國的執政者是搞愚民政策的高手。究其原因，是農民沒有知識，文化落後，易「愚」之極也。

要爭取知識而又難於獲得，是中國農民的根本問題。但知識的增長可不是免費午餐：不足餬口的生活，知識是過於奢侈的「東西」了。無知令人貧窮，貧窮令人無知——這是中國農民的惡性循環！

很顯然，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首先不是要增加知識，而是要使他們有較「好」的生活。當然，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使農民富裕起來，但設法使他們的生活有所改進，是不難辦到的。

還是給北京政權一點功績吧。自「解放」後，中國農民的生活確是有了改進——比國民黨後期有了改進，但比不上國民黨的初期：根據一項有權威性的研究報告（John L. Buck做的）：一九五七年（大躍進之前的「黃金」時代），中國農民的食物卡路里（calorie），大約是一九一一年的一半。五七年末搞的大躍進，使中國的總人口下降——這樣悲慘的事不用再提了。但從七九、八○年間推行農戶承包制起，農民的生活大有起色是事實。然而，我們常聽到的農民暴發戶或富戶，絕大多數只是在大城市（尤其沿海城市）鄰近的鄉、鎮中才找到，在農民的比例上是微不足道的。

整體而言，在中國十多年來足以驕人的經濟革命中，農民還是被壓迫的一族。可不是嗎？論價格管制，農產品被「高舉」為「必需品」，管得最嚴最久。論抽稅，農民似乎是「肉在砧板上」，任刀割削。更不幸的是，承包了的農地，年期短暫，有時就算未期滿亦被幹部收回，建什麼華廈、別墅而向外資招手。

倘若中國真的要走向現代化，真的要來一次徹底的革新，數千年來不幸的農民故事，是應該一次過地把它改寫的。那就是要一次過地給農民自力更生的機會。只要北京能把權力向農民下放，農民真實的生活大躍進就易如反掌。

上述的「下放」只有三點。其一，放開所有農產品的價格管制。其二，廢除一切「上繳」，而代之以百分之十左右的簡單稅制。其三，把農地「批」給農民為私產（若不是永久年期，五十年或以上也差不多），准許農地自由轉讓或買賣。這三法一行，農民就會笑逐顏開，尋求知識、文化去也。沒有價格管制，稅低而簡單，有長久的年期，農地的價格豈有不暴升之理？農地有價，有了轉讓權，要到城市謀生的農民就可以把土地「出售」，拿著一點小本錢到城市去碰碰運氣。另一方面，要繼續耕耘的農戶，可以土地的轉讓權把農地合併而大展拳腳了。

無論怎樣說，中國若要成為經濟強國，今天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人口，起碼要下降至百分之三十左右！這大搬遷若不成事，中國的經濟革命是不會有大成的。日本昔日的明治維新，是土地的自由轉讓權促成大搬遷，使經濟增長一日千里。美國的農民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卻是農產品出口的第一大國。台灣的經濟起飛時，農民在占總人口的百分比上，其下降的速度驚人。

要替中國農民寫下光輝的一頁，北京政權是沒有其它選擇的。問題是在於他們肯不肯放棄現有的「壓迫」農民的權力。


二○○二年後記

目前中國的農民應該在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自開放以來，沒有一個城市的人口不上升一倍以上（深圳上升了十多倍），從事工商業的大約增加了三億人。這些是我個人的約略估計，錯的機會不少。我認為這轉變還是不夠快。

金融制度與體制改革脫了節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在《壹週刊》發表了《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我所說的其實沒有什麼新意，不值得大驚小怪。這可見舉世的中國問題專家的所知平平無奇，有點令人尷尬。

我說沒有新意，是因為一九八八年，佛利民和我就已對此清楚明白，而當我們在該年九月間見趙總書記時，他也對此清楚明白。在那次會面中，佛老與趙公有如下的對話——

趙公：「中國的銀行制度改革剛剛開始，因此很難像西方那樣通過銀行抽緊銀根……。抽緊銀根可能會抽緊農業，而重複建設並沒有抽緊。」

佛老：「這是因為權力在上層，上層完全控制了權力。」

趙公：「兩個問題都有，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控制，另一方面是銀行本身性質不合理。」

佛老：「我理解，因此提出建立互相競爭的體制……。」

這幾句話，聽起來好像是閒話家常，或朋友之間閒談天氣。我後來沒有在這個今天成為熱門的話題上發表文章，是因為趙公似乎比我知道得多，我是不應該班門弄斧的。

然而，到了今年春天，中國通脹惡化，人民幣外匯值猛跌，而五年前趙公所說要改革的銀行制度，還是「依然故我」。幾乎所有的評論都是用上大學二年級的貨幣理論來分析中國的困難，實在有點那個了。我於是發表上述的《權力》一文，其內容是基於五年前的所知而加上一點變化。

大陸的國營銀行，歷來都是出納機構。「六四」之前，這些機構主要的出納，是「資」援國營企業及地方政府財力之不足。權力較大的可以多要一點錢，順理成章，而以低息貸款給有人事關係或有權力的「干」商，換取一些甜頭，雖然時有所聞，但卻不是明目張膽，不是大借特借。「六四」後一年多，情況有了新的發展，以權力借錢投資或炒買炒賣之風變本加厲，到後來掛起十號風球來了。

人民銀行分行的儲備與借貸的比數，下降至近於零。又因中國流通的貨幣大都是鈔票而不是支票，所以據說印鈔票的機器忙得日夜不停。我認為這一回合，中國的通脹還沒有達到嚴重的惡性，原因之一是，人民幣鈔票最高面額只是一百元。若最高的是一千元，機器印一下就等於印十下，後果可能不堪設想（國民黨當年印一下就是一億）。

朱鎔基於七月初接管人民銀行，可見北京體會到事態的嚴重。但我有兩個憂心的問題。其一，朱鎔基是個很有素質的人材，在中國領導人材凋零的今天，他能屹立不倒是重要的事。問題是：人民銀行是一個爛攤子，一旦接管後而沒有大作為——這可能性不小——朱副總理說不定會自身難保。公佈他接管的前幾天，我聽到消息（很多人也聽到），就說：「為什麼他不派代表去接管？」

其二，人民銀行跟著公佈的十六點「約束」大計，都是治標不治本的。在短期內這十六點對通脹有和緩一下之效，但長遠來說，治標總非善策。治本的辦法，是徹底地改革銀行及金融制度。困難是，在幾方面既得益分子的虎視眈眈之下，大事改革會有「頭崩額裂」之虞。

我可以舉出幾個理由為什麼人民銀行一定要大事改革（應該瓦解然後重組），但最重要的理由是：給有權貪污的人以貪污的機會，無論怎樣約束他們還是貪污的；要免除貪污︵及因而引起的通貨膨脹︶，治本的辦法是撤消貪污的機會。要人家不好女色，卻又把美女赤裸裸的放在他面前，那怎成？

歷史上，可以借鑒的銀行金融制度有好幾種。但綜觀今日天下大勢，中國可行的只有兩種。

第一種是我在《權力》一文中提出來的：走歐美之制。那是要把中央銀行向市場借貸的權力廢除，讓各分行轉為商業銀行，賣出去，實行私營化，利息率由市場決定。中央銀行的主要責任，是控制銀根。這種改制會有既得益分子的反對，但在政治意識上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種，連政治意識也成問題，接受上難乎其難也。不過我認為第二種在「實用」上更適合中國的國情。那就是：行香港之制。香港沒有中央銀行，幣值與美元掛，現金鈔票以美元儲備保障，監察的是鈔票管理局。這制度於大國不成，小國則可。中國是大國，要分省或分區各自處理。各省或各區大可各自發行貨幣，以一籃子的外幣為儲備而與之掛。（這「一籃子」內可包括黃金及有期貨市場的物品。）各自為「戰」之下，各區貨幣的外匯「鉤」值可以大致彼此相等，而任何一種「區幣」可以在各區自由流通。在這制度下，中央銀行要改為中央的鈔票管理局，只有監察權而沒有貨幣量的控制權。

這個「四兩搏千斤」的分區制度，有兩個妙處。其一，北京當局只要招標下放每區發行貨幣的權力，不用拿出分文資本。今天的中國，在幣值穩定的貨幣制度下，存款利息每年四、五厘，貸款可達十厘以上。這樣，其它的人不談，李國寶怎會不身先士卒呢？香港及外國的其它大財團，又怎會不蜂擁而至？

其二，與外幣掛鉤而又沒有中央銀行的制度，權力絕無「用武之地」，銀根是多是少由市場控制，中央只要把每區的銀行按外匯儲備發鈔管理得沒有「出錯」，就可高枕無憂矣。

權力所在，如上提出的兩種銀行制度，都是難以成事的。中國體制改革十多年，大有可觀，可喜可賀也。惟銀行制度尚未針對權力而改之，所以跟體制改革脫了節。這是美中之大不足也。

中國不要讓印度之路從銀行制度中另辟新徑。在朱鎔基接管之前，這新徑已開了一大半。我們要拭目以待，看看朱老闆在這方面的本領。

是坐言起行的時候了

上文提及，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所在，是要從「論資排輩」的、以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論產排富」的、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我曾說這轉變有兩個不容易解決的困難。其一，前文分析過的：其間必經之路是「論管排貪」——即以管製法例而界定了貪污權利的制度。我稱之為「印度之路」：此路一旦走定了——制度化了——就嗚呼哀哉。

第二個不容易解決的困難，是從「排輩」到「排富」的轉變中，其排列次序會有所變動，使「排輩」中的既得權益者極力反對。舉一個例：假若「排輩」的權利大小依次為甲、乙、丙，而「排富」的排列是A、B、C，而從「排輩」到「排富」的轉變後，甲不一定是A，乙不一定是B……這就成為難題。

我們可以肯定，把「排輩」制度改為「排富」後，國家整體可以大大增益。但整體的增益並不等於每個成員在生活上都有改進。假若甲在轉變後成為B，而B的生活比未轉變前的甲為好，那麼甲當然不會大力反對。但假若轉變後的B不及甲，那麼甲就寧願「依然故我」了。

我在一九八五年曾經談及，中國農村的改革一開始就搞得很順利，主要原因，是甲、乙、丙與A、B、C的排列大致相等。昔日人民公社的大隊長（甲）、隊長（乙）以至農民（丙），在承包土地的分配中，大致上是A、B、C的排列。但說到城市的經濟改革，就不可能那樣順利了。在城市中，有大權的幹部，與土地及其它資產不一定有關係，分配起來就困難了。

八十年代中期，中、下級幹部的權力紛紛瓦解。我的解釋是，不管這些幹部在改革後的排列次序如何，大致上他們的生活大有改進。當時，棄「干」從商的例子多的是。但高級幹部卻是另一回事了。高干在舊制中得益甚大，轉制後可能使他們的生活水平下降。我認為主要是這個原因：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們聽說過，在體制改革上，中國的情況是「兩頭熱，中間冷」；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我意識到改革的情況卻是「中下熱，上頭冷」。

「上頭冷」是難以促進改革的。一九八七年，我見高干左推右搪出現了數之不盡的管製法例，於是就在文章裡大膽地建議：國家要送資產給高干，或者說，給適當補償他們因改革而受到的損失，「誘導」他們棄官從商。這樣做，在道德上也許說不過去，但就經濟效益而言，卻是大為可取的。合乎經濟原則的制度，是資產要有明確的權利界定，而權利誰屬是不重要的。這是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的核心了。

可行的事不一定可觀。明顯地以資產或金錢把既得利益的權力「買」了來取締，的確不大雅觀，社會是不容易接受的。高斯定律為何物，在整個中國能有幾人知道呢？

「六四」後兩年，高干及其子弟在官商勾結或官官相衛的情況下得到不少甜頭，以前的貪污變為明顯不過的「好處」。歷史將不會忘記這財富大轉移，而「好處」從台底轉到台面上成交，大吉大利，中國的增長也就一日千里。自中國開放以來，經濟增長最可觀的年份，是一九九一及一九九二年。高斯定律可不是開玩笑的。

問題是，高干及其子弟所盡力獲取的「好處」，似乎是永無止境的。這是因為︰不「好看」的權力買賣，以「好處」成交，權力沒有買斷，是很難做到適可而止的。更不幸的是，「好處」的交易急速地伸展到金融及國營銀行那方面去。銀行的借貸暴升，人民銀行印鈔票的機器印個不停，這導致近於惡性的通脹，而人民幣的外匯幣值跌得焦頭爛額！

不久前，兩位留美的中國經濟學生憂心國事，知道而又同意我提出的「買」特權的建議，也同意我對上述「永無止境」的擔心，就向我提出採用近於捷克所用的辦法。

我認為到了今天，什麼「買」權的辦法是用不著的了。原因是，近幾年來，高干及其子弟所獲的「好處」良多，已經足夠，即使再不給「好處」，他們也不會反對改革開放的。不過，「人心不足蛇吞象」，如果可以，他們當然會爭取更多的「好處」。但倘若今天北京的執政者坐言起行，嚴格地約束，「好處」到此為止，他們總不會選取舊制而使已得的「好處」化為烏有的。

如上所述，今天中國若要「清理門戶」，廢除還存在的等級特權，大手筆地推行明確的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反對的勢力會遠比一九八八年時為小。今天，再沒有幾個高干或其子弟會認為回復舊制（對於他們）是利大於害的。然而，貪者無饜，人之常情也。在今天不左不右、私產與特權並存的制度中，混水摸魚的機會有的是。所以高干及其子弟要保持——盡量地保持——他們今天的競爭優勢。

是的，今天中國改革的困難所在，是現有的制度是高干的天堂。昔日國民黨「四大家族」的情況，幾可復「識」矣！如此下去，印度之路是會走定的。我說此路大有復辟之勢，並非憑空想像。

權利三制——論產排富、論資排輩、論管排貪

從六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二十多個年頭，我和其它研究產權的經濟學者一樣，認為從「公」到「私」之間有數之不盡的產權或權利制度。但到了一九八六年，我從研究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獲得啟發，意識到——在一般而言——世間只可能有三個不同的權利制度。

一九九○年，我赴瑞典參加諾貝爾基金所舉辦的研討會，發表文章時，就提到了只有三制這個新觀點。我當時指出，毫無約束的公有制是不存在的；凡有價值的資產，其任何現有的權利若被取締，另外一種權利必會取而代之。那是說，凡有價值的資產是不會進入權利真空的狀態的。這些是我從研究中國經濟所得之最重要的發現，今天的經濟學者對之漠視，但我認為總有一天這些觀點會被視為產權經濟學的一個里程碑。

三制之中的第一制，是「論產排富」。這是我們香港人所熟知的、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在這制度中，一個人的資產多或少，是以自己的生產能力在市場中競爭得來的。

第二制是「論資排輩」。這裡，「資」是指「資歷」或「資格」，以等級的高下而排列輩分。這是我們中國昔日的共產政制。在這制度中，資源的享用是按輩分等級分配；其競爭的準則，不是按市場的生產力，而是政治手法的高下，或「槍桿子裡出政權」。

第三制是「論管排貪」。在這制度下，資源的享用受到多種法例管制。凡有管制，貪污就應運而生。這些貪污不僅可以普及，而且還可以按管製法例而界定了每個官員的貪污權利。這貪污權一旦被界定了，就成了制度化，會變得有頑固的存在性，可以歷久不衰的。這是印度的制度：甲官管制手錶進口而貪之，乙官管制外匯而斂財……。據說在巴拿馬，貪污權利的界定有創新之舉：甲官貪星期一、二、三，乙官貪四、五、六之類。

很明顯，中國十多年來經濟革命的主要取向，是要從第二制——「論資排輩」——轉到第一制——「論產排富」——那裡去。不幸的是，這個重要的大取向，有兩個不容易解決的大困難。

其一，從「二」轉「一」的途中，「三」是必經之路。這是說，從共產到私產的道路中，印度式的制度是一個無可避免的過程。因此，當中國在一九八五、八六年間，管製法例此起彼立，貪污觸目皆是時，香港人大聲喝罵，我卻喜悲參半。喜者，貪污來得那樣快，大吉大利也。既然是必經之路，早到比遲到好得多。我當時不由得大聲拍掌。悲者，普遍的貪污一旦被制度化了，中國就會走上印度之路，不容易解救。

一九八六年末，中國要走印度之路越來越明顯，我就屢次大聲疾呼。到了一九八八年，北京的人士開始驚覺，也大談印度之路了。

因為印度之路是必經之路，中國要大步地跨過去。我於是極力反對緩進的改革，因為一旦緩進，印度式的貪污制度化之路是走定了的。我堅持中國的改革要急進，即使這樣做會引起混亂，也要冒「險」而行的。

一九八七年，我見中國的貪污有明顯的制度化趨向，就認為若急進不易，那麼，餘下來避免走「印」路的唯一辦法，是要有震撼性的事情發生。這些「事情」，例如政府突然解除所有外匯管制、大量拍賣國營企業等等，是可以把一個貪污制度化的「程序」搞亂，讓一個明智的領導人另尋生路。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鄧小平與趙紫陽決定硬闖——放開價格——引起震動，中國走向印度之路的形勢明顯地有了變化，使我較為安心。但由於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對，使中國進入了一個極為嚴峻的權力鬥爭局面。該年六月初，北京的朋友安排了我在九月間和佛利民去見趙總書記，但過不了幾星期我見形勢大為不妙，就希望佛老能暫時取消中國之行。而佛老的響應是，他已答應了復旦大學的邀請，要到上海去演講一次。既然要去上海，那麼北京之行是不好取消的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通公司的一位新相識的朋友由美返國，路經香港，與我共飯。大家談起權力鬥爭的問題，都同意中國當時的情況甚具爆炸性，是會一觸即發的。四月某日，我在深圳退了房間結了帳，準備午餐後回港。在餐廳裡，一位大陸朋友的兒子跑來，說：「胡耀邦在早上逝世了。」我立刻離開餐桌，到酒店的接待處拿了鑰匙，到房間掛個電話給北京的一位朋友，說北京將會有大事發生，囑他凡事當心。他不大相信，認為我過於敏感。當時我想，這個人自稱是中國專家，怎麼這樣糊塗？但我又想到蘇東坡的詩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是的，我認為跟著而來的「六4」事件，是早一年在北戴河決定放開價格而引起的。我同情北京的青年，但卻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北京的大部分的執政者與我有一半不同：他們既不同情也不同意。

死者已矣！但「六4」事件對中國的改革有很大的幫助：比起放開價格，「六4」是一個更大的震撼。「六4」之後，印度之路——貪污制度化的發展——在中國銷聲匿跡幾達兩年！年多來，印度之路在中國有「復辟」之勢。這是後話。

往事如煙，時光不再。但中國青年在「六4」所流的血，今天想起還是感到心酸。不過，因為衝斷了當時難以避免的印度之路，他們的血可沒有白流。至於那樣慘痛的辦法是否值得，五十年後的歷史學者會有較為客觀的評價吧。

《中國的經濟革命》前言

做任何事情我都喜歡一氣呵成，彷彿與生俱來，我是有一股持久耐力的；但不能斷斷續續地做，尤其是一旦洩了氣，我就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難以繼續。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使我這個堅強的人倒下來，中斷了我在學術上的兩個項目。其一，我當時正在《香港經濟日報》發表《經濟解釋》，準備寫它兩年，然而只發表了十多個星期就停下來了。這《經濟解釋》看來很受歡迎，因為中斷後《經濟日報》和我都給讀者埋怨不休。四年多後的今天，讀者還來信怪責這件事。

其二，我自回港後所發表的關於中國經濟改革分析的文章，六四之後不久就停下來了。

這後者所以如此，六四使我「洩氣」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國的經濟問題使我筋疲力倦。是的，即使在六四之前我已經說得清楚：關於中國的經濟分析，我已盡我所能。

可不是嗎？中國十多年來的變化複雜無比，緊張刺激不在話下，而變化來得那樣迅速，使我這個有心探討的人感到好像永久地在驚濤駭浪中沉浮。

八九年三月，女兒十六歲生日，我帶她到朋友的攝影室去拍攝人像。父女情懷，使攝影室充滿無限的愛。我感到有點迷惘，連「對焦」也對錯了。而女兒看著攝影機後面的父親，柔情似水，拍下來的造像縱不對焦也成了「名作」。

那天拍照後，女兒走近身旁，牽著我的手，輕聲地說：「爸，還是多點休息吧！這幾年來你的頭髮白得很快！」她是在美國長大的，我能怎樣向她解釋中國的問題呢？

去年七月，我到上海一行，見到那裡欣欣向榮的景象，於心大慰；回港後發表了《夜上海捲土重來》，一時間中國的經濟問題又開始在腦子裡集中起來了。

今年五月發表了《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是針對中國的銀行制度而下筆的。該文得到舉世的反響，使我興猶未盡，而跟著接受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邀請，到海南島去講一次話。七月一日在研討會上的講話只有腹稿，但時間太短，不能暢所欲言，回港後立刻動筆，一口氣寫下了這本小書裡的一系列十篇文章。此外我加上兩個附錄。其一是今年五、六月發表的兩篇有關的文章；其二是八九年六四後發表的，要澄清一些誤解的兩篇文字，這對將來的歷史學者可能有點用處。

在二十世紀末期，在香港這個地方，我們做炎黃子孫的，雖然豐衣足食，但做得很辛苦。我們都希望中國能夠好起來，願意付出很大的代價，但我們感到自己是那樣渺小，是那樣無能為力。我們於是逼著要像劉姥姥那樣進入了大觀園，但不幸的是，我們比劉姥姥更加關心。我們見到中國有改進，就大聲喝采；見到幹部腐化，就大聲責罵；見到政策走向歪路，就大聲疾呼。

在喝采、責罵與疾呼的交替中，我們又感到自己的聲浪，似乎只有自己可以聽到。這樣一來，就不免覺得自己是傻佬一名，有點精神錯亂了。

可幸的是，這集子裡的文章安排決定之後，我心平氣靜地重讀一遍，竟然覺得自己還是正常的。


張五常 一九九三年九月於香港

《中國的經濟革命》楊懷康代序

有兩個這樣的老生常談：一是以為中國有五千年文化，地大物博，得天獨厚，故此中國人是勝人一籌；二是以為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欠缺一股凝聚力，一盤散沙，因而貧窮落後、長期積弱。

凡是老生常談，都總有點道理。中國人有潛能的，遍佈世界各地的華僑，以至台灣、新加坡、香港等「小中國」，都顯示出中國人有點本領的。不少人更不期然想到，倘若整個中國都像這些「小中國」般發起威來，中國又焉會不是拿破侖口中令整個世界震撼的巨人呢？

問題是如何喚醒這個沉睡了百多兩百年的巨人？清末以來，不少知識分子便為這個問題所困擾。大致而言，梁啟超、嚴復等浸過洋水的知識分子，都以為教育是答案；搞好教育，「民智」一開，其它天災人禍便迎刃而解。事實上他們也真的拚了老命，要從教育入手，振興中華——嚴復以其「信、達、雅」的筆觸譯了一本又一本的西方巨著；「欲新一國之民，必先新一國之小說」的梁啟超，則想透過大眾傳媒把中國人洗心革面一番。

無巧不成書，戰後經濟學研究的一大發現，正好肯定了教育的積極意義——投資教育的回報率遠勝於投資機器。不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從經濟建設的角度來看，「讀壞書」的殺傷力也是驚人的。共產制度對中國經濟的摧殘，史無前例；共產黨的頭頭毛澤東便是在長沙師範學校（訓練老師的地方）出身；長時期以來，共產制度的權力核心，也是操縱在像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從法國「勤工儉學」回來的人的手裡。至於另一個文明古國印度，把它的經濟搞到烏煙瘴氣的，也正是一班在英國劍橋喝過鹹水的計劃經濟學家。故此，教育並不見得就是解決中國積弱問題的獨步單方。

為了國強家富，百多年來中國人其實什麼都試過，要不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行嗎就來個「全盤西化」；再不是便土改、共產、大鑊飯一番，甚至連「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這種有乖天理倫常的辦法都試過了。代價付出了不少，但人民的生活可沒有天天好起來。

喚醒拿破侖所說的巨人，到頭來最直接有效的辦法，恐怕還是從人的本性上入手。鄧小平策動「改革、開放」，顯然就是出於這個機會——何苦要中國人做什麼完人、聖人？只要老老實實地給他們改進一己生活的權利，那還怕經濟不發展起來？這個簡單的體會，一反百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強烈國族主義意識，把人而不是國家放在第一位；承認活生生的人，皆有七情六慾、私字當頭。倘若要說張五常這系列有關中國經濟革命的文章，和鄧小平的「開放、改革」有什麼共通之處，那就是這一個「私」字。

早在兩百多年前，經濟學的老祖宗阿當"密斯（Adam Smith）便已確定了這個私字是經濟活動的靈魂，他更體會到只有群體社會，才有經濟活動；只在群體社會，才會有生產分工，提高生產力；只在群體社會，才會有買賣交易，讓人各競所需，創造財富。不過，私心這股強勁的經濟動力，與群體利益之間的矛盾，又如何解決呢？如何讓每個人淋漓盡致地發揮他的私心，而又不同時陷整個社會於一個打、砸、搶，弱肉強食的局面呢？這個問題要等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現代產權理論的出現，才受到應有的重視。

張五常對產權理論的貢獻，是把整個問題倒轉來看：凡人皆私，那麼在什麼的條件下，每一個人才會盡情隨心之所欲、發揮渾身解數，而同時使社會整體得益？「種瓜得瓜」，看起來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這個道理的背後，其實是假設了社會上已有一系列完整的產權結構——使用、轉讓、享有資源收入的權利。這些權利不完整，種瓜者也就沒有得瓜的保證；沒有這個保證，可能連種瓜的興趣也沒有，更遑論全情投入、「去到盡」了！人人不是幹勁沖天、「去到盡」，整體經濟又焉能只爭朝夕地發展起來呢？張五常的文章，除了像阿當孕v密斯般確認了人的私心，他更羅列出一系列把這私心納入正軌的條件。他把這些條件應用到中國的國情上去，其用心當然也是振興中華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張五常所踏著的，正是梁啟超、嚴復的足。但張五常可沒有像梁啟超、嚴復般整天把國家、民族掛在唇邊；可是從他的博士論文——研究中國的佃農制度——到這一系列圍繞中國經濟的文章，他的「愛國情懷」倒是毋庸置疑的。

倘若張五常是有勝過梁啟超、嚴復的地方，那是他採用了現代科學的驗證態度，來看中國的問題。正如鄧小平所說，經得起事實驗證的處方，肯定要比純粹憂國憂民的書生之見較有效益吧！

無論是年資、學歷、才智、心胸、見地，張五常都是我的前輩；晚輩替前輩寫序總有點兒那個。但對張五常稍認識的人，都知道他百無禁忌，尤其厭惡論資排輩，故此他叫我寫這篇序，我也就不用客氣了。

有朝一日，在產權明確的中國，華炎子孫能拿出這科學的態度來大干私活，那還怕中國這個沉睡已久的巨人，不會站立起來，令整個世界地動山搖？


楊懷康 一九九三年九月於香港

理論與實踐之間

孫中山與陶行知（後者一度改為「知行」）在「知易行難」及「知難行易」這兩個不同的觀點上有過爭議。我作學生時讀到他們的言論，覺得雙方都是低手。很顯然，做不同的事，會有不同的知、行的相對困難。

中國的經濟改革要怎樣做——怎樣實行，其理論起初想來甚難，但這理論其後越來越清楚，到了一九八八年，就變得很明確、很肯定，而中國的執政者與我個人之見大體上都是一致的。（相比起來，除了捷克外，今天的東歐與瓦解後的蘇聯還是一塌糊塗，令人尷尬。昔日的戈老與今天的葉利欽的經濟體會，與中國的鄧老與趙老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

在理論上，中國的產權改革只有五個重點：

（一）在重要的非人力資源的資產上，不放棄國家的所有權。這會「維護」社會主義的一個老生常談的概念，而且避去了根深蒂固的教條上的紛爭。

（二）在國有的資源上，推行徹底的承包制，以之作為大舉私產化的重要基礎。（不要忘記，私產不需要私人的所有權。）

（三）在難以獨佔的企業上，推行明確的股份制（我曾兩次建議，企業成員分股可按照美國棒球大決賽的分股辦法）。

（四）取消所有價格管制及外匯管制——這些管制一日存在，私產的收入權就受到左右，有所不足也。

（五）推行簡單而又明確的稅務制度——抽稅影響收入權，而可抽則抽、可加則加的稅制，在一塌糊塗中幹部大可上下其手。

要促成上述的五點，法治的改進不言自明，這裡毋庸細述。餘下來的只有另一個重點，那就是，銀行制度（包括金融與貨幣）——可追溯到文革及更早的銀行制度——要連根拔起地改革。否則產權的制度已改，銀行制度還是依然故我，豈不是大幅度地脫了節嗎？更何況，國營的銀行，大可以通脹來間接抽稅。

以上所說的，是一套從共產制度改為私產制度的理論，分明是可行的，但又因為重要資產（尤其是土地）的所有權並非私有，所以在一項重要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原則（或思想）上還可以堅持，政府就有所交代。魚與熊掌，可以兼得也。

無論是國家民生的改進，或是保持社會主義的形象，如上的理論建議都可算是甲級的配套。在我研究中國經改之初，這配套理論，知之極難。我想不到哪一位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可以在一個月之內想得出來。我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八這七年中，細心地觀摩中國的改革演變，日以繼夜地思考，偷師學藝，才領悟到這個配套理論，拍案叫絕之餘，不禁欣然自得。

八八年九月，我陪同本世紀最有名望的經濟學大師佛利民去北京見趙紫陽，從上海到南京（之後飛北京）途中，向佛老細說這配套理論，他傾聽時不斷地發問，我對答如流，他在有點懷疑中也開始同意我對中國的樂觀是有根據的。後來他在北京見到趙紫陽，見到趙公對中國的問題瞭如指掌，而其理論基礎與我的配套理論如出一轍，就對趙公推崇備至。其後佛老認為在整個談話中，趙公只說過一句他不同意的話，而那句話是人在江湖不能不說的。

回美後，佛老在給朋友的「聖誕問好」的長信中，以百分之八十的篇幅說及中國之行。說到趙紫陽，佛老坦言自己五十年來周遊列國所遇到過的元首中，他最為優秀（很可惜，那次我們沒有要求一見鄧小平）。佛老認為趙公的誠懇與善意在元首中難得一見，而更難得的是趙公思維清晰，目的明確，論事客觀。不過，佛氏似乎沒有想到，像趙公那樣的人根本不是政客，怎可以在政壇上「適者生存」呢？

當時周安橋和我在場，聚精會神地聽著趙、佛二老的對話。周老弟後來說，他一聽就知道是高手過招，所以細聽之後學到了不少。我當時的感受卻有點不同。我想，佛氏的辭鋒舉世知名，經濟思維快如閃電，趙公怎能與他打個平手？（佛、趙的對話，可見於本書第四部分。）在敬佩之餘，我意識到趙公不是政治人材，不免替他擔心。

上文所說的配套理論可行，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推行中會有一個無可避免的困難：既得益的權力分子，有好些人會受損，因而反對。這是將改革理論付諸實踐時的一個無可避免的困難。對社會整體大吉大利的改革，不一定對每個人都有利，而以「共」改「私」的過程中，這「整體」與「個人」的利害衝突是無可避免的。

這衝突的存在與解決辦法，是關於另一套理論了。很不幸，這理論是知易行難的。

徹底的承包制是私產制

我不認為我的產權理論對中國的經濟革命有影響力。我認為他們的領導人另辟途徑，從不堪回首的經驗中發現了產權的「新大陸」。不少人見到他們的經改政策與我文章內的建議不謀而合，就認為是我的「影響」，使我糊里糊塗地成為一個「意外英雄」。這可見對中國經濟推斷的文章大可隨意下筆，說錯了沒有人記得，偶一命中，走起路來就十尺高、三尺闊也。

我不否認我的文章可能使中國的執政者對自己要走的路增加信心，但當他們在一九八○年左右在農村開始推行小規模的承包責任制時，我尚未發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小書。我當時對承包制不大了了，要到一九八三年我才恍然而悟，瞭解到完整的承包制是私產制，因為這制度可以有私人的使用權、收入的享受權，與自由的轉讓權。

當初，這三權——尤其是轉讓權——在承包制中並不明確。但到了八四年，不合法的、私相授受的承包轉讓，時有所聞，我就為之「拍案叫絕」。這是因為我老早就知道（見一九七○年拙作《合約的結構與非私產的理論》），有私人使用權與收入權不一定有轉讓權，但有轉讓權就在某程度上必然是三權俱備的。

中國八十年代初期的承包制對我的經濟學思維有很大的影響。我意識到那與歐洲十七世紀的承包制（farm out system）很相近；在承包中交給政府的「上繳」，可算是租金；而在中國古時，交給政府的「租金」又稱為「稅」。有私人使用權、收入權、轉讓權，向政府交「稅」——不是私產是什麼？

很顯然，比起共產制，承包制可以節省交易費用而增加生產活力。所有權並非私有——但這是不重要的。到了一九八六年時，我對工商業之非土地的資產沒有所有權感到困擾，因為這些資產可以貶值，或被偷走，在責任的界定上，沒有所有權就會增加交易費用。因此，我認為城市的工商業改革會比農村的改革遠為困難。為了深入理解這困難，一九八七年我到北京去，在首都鋼鐵廠住了一個星期。此行使我意識到中國有另一個困難：國營企業不能接受私營競爭的壓力，為求生存，國營企業也就要有壟斷的權力，因而極力排斥、箝制同行的私營企業。

然而，在資產會貶值的承包問題上，那次北京之行使我大傷腦筋。因為當時在北京很多實行承包制的工業，政府要控制工資的增幅、投資的多少、產品的價格等等。前二者顯然是基於資產會貶值，政府恐怕資產所值會因承包而急速下降，到後來「承」而不「包」也。

一九八七年末，美國買汽車的例子使我看到曙光。在美國好些地區，人們買汽車，向銀行借錢，車子的所有權是銀行的，但車子其它所有的權利都屬於車主。汽車是會貶值的，車主沒有所有權也行得通，車子仍然屬於車主的，但車主要為車子買保險、供車會。

問題看通了，我就建議在工、商業上，中國要推行「徹底」的承包制。這是說，政府對企業估計一個資產淨值之後，只要該企業能按期向政府上繳一個以低利率計算的資產淨值百分率，政府就什麼也不用管了。如果企業不事振作，付不起上繳，那麼政府就收回成命，拍賣可也。

後來楊培新與厲以寧先後到港大作訪問學者，前者是承包的倡導者，後者是股份先生。他們之間是君子和而不同。我對他們二人都很欣賞，但我不認為他們有什麼不同之處。在他們訪港大時與我的研討中，我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國的問題，也因而更能肯定我此前所發表的關於承包與股份制的觀點是對的。

首鋼之後，我就認為徹底的承包制是發行股票的重要基礎，因為這制度使企業清楚地脫離了政府的參與，但企業往往因為過大而不可以獨佔，所以要用股份制來促成私營企業的運作。香港人所說的上市公司「私有化」是指獨佔，但沒有政府持有實權的上市公司，不管股東多少，還是私產。私產是不需要獨佔的。

今天，中國的許多任務商業承包，還不夠徹底，所以在某程度上仍然算是國營的。這些企業推行的股份制，其權力界定與正式私產股份制還有一段距離。但整體上說，它們是越走越近，私產股份制呼之欲出矣！

所有權可歸國有

從經濟理論那方面看，中國的經濟革命要從我當研究生時說起。

一九六四年，我在洛杉磯的加州大學開始找博士論文題目。當時受了艾智仁（Armen A. Alchain）及高斯（Ronald H. Coase）的影響，我的意向是往產權經濟那方面下筆。艾智仁是產權經濟學的始創人，也是我的師傅，但他強烈反對任何研究生的論文向產權那方面打主意。他認為有關產權的經濟理論過於湛深，博士生若不自量力，強而為之，過於「抽像」，要拿個博士銜恐怕要花數十年的工夫。

是的，我們今天能看得瞭如指掌的產權問題，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們只知道問題重要而不知從何入手。但初生之犢不畏虎，既然覺得產權經濟是自己的興趣所在，就鍥而不捨地追尋。艾師傅知道他這個中國徒弟是勸而不聽的，就讓這小子在加大自生自滅了。

我第一篇交出去的論文大綱，題目是《產權的一般理論》。艾師看了，交回給我，半句話也沒說，我就知道不能繼續。幾個月後我交出去的第二篇大綱，題為《明治維新的產權轉變》。艾師看了，很高興，要我繼續寫。他認為我在大綱裡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那就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經濟欣欣向榮，主要是因為早已有私人使用權的土地，在明治維新之後加上了自由的轉讓權。我後來卻放棄這大好的題材，是因為跟著搜集到的好些重要資料都是日文，看不懂。

我交出的第三篇論文大綱，是以產權理論來分析香港的租務管制。這題材艾師也很喜歡，但最後我還是由於數據過於複雜而知難而退。博士之後三年，我得到一個基金會的資助，研究香港的租務管制，到了一九七四年才發表《價格管制的理論》。這是我在學術上最重要的文章，文內指出，若私有財產的收入被壓制，私產就變得有名無實，會產生與非私產類似的經濟效果。

回頭說，到了我交出後來真的成為博士論文的《佃農理論》的大綱時，已是一九六六年的春天了。因為有足夠的數據，我只花了九個月工夫就把論文寫好。

如上文可見，我寫博士論文的經驗曲曲折折，風風雨雨，緊張刺激兼而有之。在整個過程中，我意識到私有產權是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究竟什麼是私有產權當時並不明確，想了好幾年後才能給私有產權下一個定義。

這定義——今天被行內人接受了的定義——是在一九七○年發表的。我指出私有產權必須包括三個權利︰一、私有的使用權（有「權」私用，但不一定私用）；二、私有的收入享受權；三、自由的轉讓權。這看來是個淺顯的定義，但我要用三年時間才敢肯定。主要的思想障礙，是我想來想去也不明白為什麼私有產權要有私人的「所有權」（ownership right）。當時我遍讀西方有關產權的法律書籍，它們都一致認為「所有權」重要，不可忽略，然而我總是認為「所有權」在經濟上無足輕重，可有可無。

在加大與艾師一起時，以及六七年九月間到了芝加哥大學與高斯的研討中，我屢次不厭其煩地問他們︰「所有權」根本不重要，但為什麼法律的書籍老是把它奉若神明？這兩位大師都不能給我滿意的答案。後來還是香港的例子給我信心（香港的土地是「官」有的），使我肯定地在私有產權的定義上不提所有權。而假若自己的博士論文沒有經過幾次的轉換題目，我那「三權定義」是不會想出來的。

一九八一年，我白紙黑字地推斷了中國會走近於私產的路；八二年回港工作；八三年，有幾位北京人士到港大找我，研討中大家談到產權的重要性，我就指出私人的所有權並不重要。我指出中國的資產大可說為國有或是社會所有，也同樣能推行私有產權的制度。我又指出沒有私人所有權，以重要的其它三權來界定私產，說是社會主義順理成章，說是共產就比較牽強，有點名不正則言不順，但在邏輯上——所有權是共同擁有的——也非絕對不能。

一九八六年，深圳政府邀請我到那裡研討「賣地」的可能性，我就再指出——以拍賣土地而論——中國可以保留國家的所有權，但使用權、收入權及轉讓權則必須清楚地界定為私有。我當時希望他們能用兩年的時間，弄清楚使用權的範圍界定才作賣地之舉，但想不到，他們十多個月後就拍賣土地了。

於今可見，鄧小平與趙紫陽在六、七年前所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及後來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據我所理解——就是國家沒有放棄「所有權」。他們似乎也遇到過我六十年代時在「經濟」思考上的困擾︰要搞活經濟，「所有權」堅持為國有應該無傷大雅，魚與熊掌可以兼得︰可以有社會主義「特色」，也可以有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是基於私有產權的——這是高斯定律。他們不大明白這一點，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界定所有權之外的其它的三權為私有。

是的，我與「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倡導者可說是英雄所見略同。他們不一定知道我是誰，但在多次與北京朋友的談話中，我意識到我以中文發表的文章很可能對他們在經濟的思考上，或多或少增加了一點信心。

應該是經濟革命

一九九三年二月，一個留美的中國經濟學家組織邀請我於今年七月初到海南島參加一個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研討會，赴會的都是中、美的專家。邀請信指明我是主題的講者，使我受寵若驚。但二十多年來，無事不登三寶殿，我對任何會議大都「謝絕應酬」，於是客氣地推卻了。

不參加會議有兩個原因。其一，在學術上，我喜歡獨自思考，對討論一向提不起興趣。其二，我的耳朵有點毛病，在會議上稍一不慎，聽不到講者所說的要點，就魂遊四方，不再側耳傾聽了。

推卻了美國那方面的邀請後，過了兩個月，北京聯合舉辦該研討會的機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又再邀請，這變得盛情難卻了。加之我老早就想到海南島去看看——以前幾次被邀到那裡觀光，都因事忙不能前往——所以這回就決定了海南之行。我是個蘇東坡迷，他去世前謫居過的地方，我怎能不去走走？

既然是有關主題的講話，我應該講的當然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回顧與前瞻」，以概括的形式刻劃重點。在題目上我想了好一陣，就決定用「革命」二字來替代「改革」。是的，我認為十多年來中國在經濟上的發展，是一個「革命」而不是「改革」。這二者只有大小之分：前者大，後者小。台灣四十多年前所搞的土地改革，是一項劣質的局部改革，改得不倫不類，後來在大呼成功的口號下放棄了。英國十八世紀末的工業革命，主要是由於織布機的發明，使紡織工業從家庭轉移到工廠去。比起英國當年的工業革命，中國的經改變化大上何止十倍！所以我認為中國近十多年來的經濟演變，點只改革咁簡單？稱之為革命是適當的吧。

還有其它兩點我要特別強調地說明。其一，雖然今天中國還說不上富裕，經濟水平與先進之邦還相去甚遠，而可痛下批評的地方仍然數之不盡，但我不能否認，近十多年來中國在風風雨雨中的經濟發展，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奇跡。假若以教授考學生的資格來品評，我給中國這發展的分數是九十分！

不過，經濟上的考試，答案怎可以像數學那樣黑白分明？前者，犯了大錯也可以獲得滿分的。所以雖然我反對六四鎮壓，認為趙紫陽的下台是浪費人材，也認為中國在經改中屢犯錯誤，但大致上，我實在難以苛求。雖然一九八一年時，我就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指為是世界上對中國的前景最樂觀的人，但當時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中國的進度會那樣快。給這發展九十分應該是保守的了。

其二，我不贊同以「民主」推行改革，認為民主投票這個制度，是應該在經濟改革有了大成之後才可以考慮的。雖然我屢次對共產制度痛下批評，但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共產黨的存在，而在私下裡與朋友的閒談中，我認為解鈴還是繫鈴人，中國的經濟革新是要由共產黨本身來推行的。是的，以共產黨推行私產制，聽來有點語言矛盾（contradiction in terms），但權力所在，說不通卻也是可行之道。

蘇聯及東歐的經驗，應該證明我多年來的「先見之明」。我一向認為共產制度遲早會瓦解，然而我也認為，假若共產黨在中國經濟改革之初瓦解，其經濟發展決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我歷來的觀點是：如果沒有肯定可以行得通而又是較好的制度，不應該先行取締現有的。無論現有的是如何不濟，沒有把握將權力交給理想的人選，現有的政權不應該被推翻——政權若到了真空狀態，七國都冇咁亂也。

恕我有此「力排眾議」之言。事實上，在上述的兩點言論中，我給讀者罵得最多。這些讀者天真可愛：他們不知道，欲以不流血的革命來改革中國極端化的共產制度，談何容易？縱然不惜代價，殺人千萬，也不會有好收場。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可不是胡亂想出來的。

在民主問題上，我不同意《信報》之《政經短評》的觀點，也不同意《壹週刊》之《壹觀點》的觀點，是因為我覺得他們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基爾·莊遜

基爾·莊遜（D.Gale Johnson）是經濟學名家，但他更大的名氣是一位教育家。他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教授，歷任該校的經濟系主任、社會科學院院長、學術首長（provost）等要職。

近幾年來，我們港大的經濟學院找校外主考人，找得很辛苦。這「主考」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使，高手不會下就，低手我們不敢請也。好些日子，我和同事們尋尋覓覓，找不到這校外主考的適當人選。後來我們妙想天開，試找莊遜。七十七歲的他，竟然一口答應了，而且做得很賣力。我謹在此向莊遜深表謝忱。

自一九六九年離開芝加哥大學後，我只見過莊遜兩次面。一九八三年，他與太太訪華後途經香港與我共進晚膳，相談甚歡。十年之後——幾個星期前——他與女兒訪港（太太已故），再與我同吃晚飯。這次所見到的莊遜還是像二十多年前那樣精神奕奕，思想還是那樣清晰敏捷，使我意識到純從學術中成長的人，其智力是不容易衰退的。

說起基爾·莊遜，我有很大的感慨。按中國傳統的說法，他可說是我的大恩人。沒有他，我今天不會在國際學術上有一席之位。我曾數次向他表達感激之情，但他的響應，總是說我的成就是我自己應得的，與他無關。這是客套之辭了。

一九六五年，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寫博士論文不得意，要轉換一下環境，就到加州的長堤大學去做助理教授。長堤大學學生不少，但當時在國際上籍籍無名，是教書時間多，研究時間少的那一種州立大學。進了這種大學任教後，要轉職於世界級的學府是沒有機會的。

次級的州立大學，能進不能出，是當年眾所周知的事。事實上，我於一九六六年間寫信到幾所較有名望的大學求職，沒有一間回信！

六六年三月，我花了三天工夫，「寫」了十一頁打字紙，題目是《佃農理論——引證於台灣的土地改革》。同年四月，這篇大綱在加大開會研討時，沒有一個人同意。一個多月後，艾智仁教授告訴我，他們從我的大綱中找不到錯處，我可以動筆寫論文了。艾老又說，我的佃農理論所有結論與傳統的相反，我動筆前首先要考查一下傳統之說。

是的，我想出佃農理論時，可沒有讀過或考慮過前賢之見。而今師傅要我考查，我豈敢不從？一查之下，現代的佃農理論專家是基爾·莊遜。初生之犢不畏虎，見到莊遜的理論與我的背道而馳，就手起刀落，毫不客氣地加以批評。

幾個月後，我寫好了的第一章，是關於理論本身的一篇長文，內裡從一七七六年的史密斯說到現代的莊遜，批評得有點過分。六六年的聖誕，我在長堤收到杜馬（Evsey Domar）的請柬，約我在聖誕前夕到他家參加聚會。杜馬是當代經濟發展學的大名家，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六六年赴洛杉磯的蘭克公司作客一年，其所在地與長堤甚近。杜馬的大名一向如雷貫耳，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他怎會請我這個無名小卒去過「平安夜」的？

穿上了西裝，依時赴會，只見杜馬之家有不少人，都是輩分比我高得多的教授。我既是無名小卒，就縮在一角自吃自喝。酒會過了好一段時間，杜馬突然大聲嚷道：「誰是史提芬？加大的中國學生在哪裡？」這時我不能不站出來。杜馬熱情地跟我握手，把我拉到一旁，輕聲地說：「我讀過你的《佃農理論》。你是不屬於長堤的，要到麻省來碰碰運氣嘛，我得看看我的理工學院有沒有經費。」

一個月過去了。杜馬給我電話，說：「很不幸，我大學的經濟系沒有空缺，但芝加哥大學每年有一項獎金，我已把你論文中『理論』那一章交給芝大的基爾·莊遜，你最好立刻申請這項難得的獎金！」

我聽著，登時汗流浹背。莊遜是我在「那一章」中大肆抨擊的人，我怎敢申請呢？更何況我的博士論文尚未完成，申請獎金是言之過早了。跟著，我的另一位論文導師——赫舒拉發——收到「風聲」，屢次促我申請，我就勉為其難地寫信到芝大去，但已過了限期十多天了。殊不知發信後兩天，就收到芝大的電報，說我獲獎。

我到了芝大幾個月後，與校中的一位經濟學教授杜利（George Tolley）談起獲獎之事，他說：「實不相瞞，我是決定你獲獎的三位評審員之一，評審主席是基爾·莊遜。莊遜讀了你論文的一章，就說服了我們——說你是最適當的人選，我們等了很久才收到你的申請信。」

莊遜本人呢？他在芝大見到我時說：「你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證明我的佃農理論全盤錯了；其實我對自己的理論一向都存疑，因為其結論與事實不符，但總是想不出錯在哪裡。」

後來我把「理論」的那一章簡化，投稿於芝大那份享有盛名的《政治經濟學報》；發表時被排在首要的位置上。該學報的編輯蒙代爾（Robert Mundell）後來告訴我：「評審你那篇文稿的人是基爾·莊遜，他評得那麼高，我不能不把它放在第一位。」

我在這裡記述這件陳年舊事，應該順便對我們中國的傳統發一點牢騷。「虛懷若谷」是我們中國人常聽到的「成語」，但我們不容易遇到一個像基爾·莊遜那樣虛懷若谷的中國學者。身為大師，被一個籍籍無名的中國學生「手起刀落」，不僅不介於懷，而且還對他大讚特贊，豈不是有點莫名其妙嗎？

一登龍門，聲價十倍。在芝大一年後，他們聘請我當助理教授，如此一來，多家知名大學都向我招手。而在芝大的兩年中，所遇到的多位頂尖學者，在思想上都對我有很大的啟發。從長堤到芝加哥是一個《仙履奇緣》的故事，這故事改變了我的一生。

《信報》現象

不久前，《信報》二十週年大慶，事前該報的林老總請我到高級的雅谷餐廳吃午餐，指明不能吃比較廉價的例餐。天下間真的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貴餐吃過後，林總說：「《信報》快要慶祝二十週年了，希望你能贈我們一稿。」我的回應是：「為什麼你不早點說，好讓我選龍蝦吃！」

後來因為一些事，一些情由——我沒有交稿。今天，《信報》的二十週年大慶之日過去了，而他們大吉大利的前景，來日方長也。

不幸的是我：因為沒有交稿，耿耿於懷久之！然而，It is better late than never——是西方人說的。

那麼，就在這裡談談《信報》吧。

據個人所知，《信報》是中國盤古初開以來的第一份學術性的經濟報章。美國早有《Wall Street Journal》，英國早有《Financial Times》，其它的大國也有諸如此類的報章或刊物。只有我們歷史悠久的古老大國，在傳統上「何必曰利，只有仁義而已矣」之五千年文化中，有點糊里糊塗，以不曰利為美德，把經濟的報道漠視了。當然，有關經濟的定期刊物不是沒有，但開門見山首創的是《信報》。

說是《信報》，其實是籠統之言；我應該說是筆名林行止的林山木才對。沒有林總，《信報》會怎樣，實在難以想像。這有三個原因。其一，山木一夫當關：他寫的《政經短評》，抓著重點下筆，有一針見血之效，使讀者有口皆碑。其二，山木相信「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之理。即使與自己意見不同，但只要是有份量的文章，他就照登無誤。還有，當年——十七、八年前——侯運輝與楊懷康的學術性經濟文章，其它報章都視如蛇蠍，可是到了山木的手上，就視如至寶。《信報》今天被公認為一份甚有水平的知識刊物，有其因也。其三，山木辦報很有專業精神，深知「百花齊放」與忠實報道的重要性。

說起來，我今天以中文寫專欄略有小成，是始於山木的「發現」而親自促成的。一九八三年，他明知我沒有用中文寫過文章，但還是「禮下於人」地邀請我動筆，替我起了《論衡》這個專欄名目，而且每篇稿子他竟然親自處理。要不是他當年對我不成氣候的文稿大聲拍掌，我哪有膽量繼續寫下去？

是的，在我以中文下筆的一個小去處上，山木和我曾經是難得一遇的最佳拍檔。我們大家都有信念，但沒有成見；我們大家都願意冒險，願意嘗試；我們大家都不滯於物，不管他人說什麼；我們大家都認為文章之道是要簡而明，要誠懇，而老氣橫秋是不可取的。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元老戴維德（Aaron Director）認為：學術性的文章沒有市場價值，作者是應該單為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下筆，不應該要求或期望政府或他人的資助。今天，由於《信報》的啟發，我卻認為戴老的觀點只對了一半。對的一半是：任何文章也不應該期望他人津貼或資助的——「免費午餐」吃之無味也。錯的一半是：他說學術文章沒有市場價值。當然，好些學術文章是沒有市場價值的，不過，這不能一概而論。與《信報》的交往，使我意識到：只要文章寫得淺白，有趣味性，再深奧的學術言論也會有市場的支持。

我不妨誇大一點說，就算我今天被港大解雇，別無謀生之道，我還可以「賣」學術文章而謀生計。這是戴老不容易相信的。戴老不會相信的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為「《信報》現象」吧。

陳復禮的攝影藝術

以《往日時光》為題的《四友攝影聯展》結束，餘興未盡，我要談一下陳復禮的攝影藝術。聯展中的其它兩位大師——簡慶福與何藩——我已經為文談過了。雖然在為「聯展」而出版的《往日時光——四友攝影精選集》裡，我簡略地介紹過陳復禮，但他是一位重要的攝影家，多談一下是應該的。

是的，我認為陳氏是攝影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沒有何藩的天才，沒有簡慶福的氣魄，但從歷史的角度看，他比較重要，因為他能「專於一體」而達到高不可攀的境界。如果何藩能像復禮那樣，四十多年來日以繼夜地在攝影藝術上思考、工作，其成就當無可限量；但何兄沒有那樣做，令人惋惜。

據說一些走新潮之路的攝影家對陳復禮的作品頗有微辭。這可能有四個原因。其一，陳氏被稱為中國攝影界的「武林盟主」，樹大招風。其二，陳氏對他人作品的評價往往簡略不詳，不容易多說讚賞他人之語。其三，陳氏的作品很有個人風格。風格越明顯，不喜歡的人就越容易加以批評了。最後，陳氏的影風淡泊，不容易令人拍案叫絕。

中國攝影家就是那樣時運不齊：他們的知名度與地位，就只限於中、港、台一帶及國際沙龍的領域中。然而在世界性的攝影藝術範疇內，沙龍作品籍籍無名，甚至被一些攝影專家鄙視的。這大概是因為沙龍作品雖然美觀，但大都內容空泛，來來去去都是那一套，縱有變化，也只是些技巧而已。

香港好些人喜歡以沙龍的標準來品評攝影藝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沙龍審評一幀作品只用很短（通常幾秒鐘）的時間，凡有深意的或不「搶眼」的作品，大都名落孫山。像簡慶福的《水波的旋律》那樣魚與熊掌兼得的——沙龍「收得」而又實在是精品的——少之又少。

陳復禮出自沙龍傳統，但他中、後期的作品，已脫離了沙龍的範疇。我曾經說過，從詩情畫意那方面看，復禮的攝影前無古人。一般的識者不會給他那樣高的評價，但沒有誰可以在詩情畫意那方面指出一位可與陳氏相提而並論的攝影家。在風格的轉變上，復禮不像我和何藩那樣大膽嘗試，而是按著傳統逐步地演變。他顯然是一個很小心的人。

是的，我認為陳氏的平穩作風，或多或少地把他的天才掩蓋了。他很少用「對光」，百分之九十的作品都是中色調。這樣的作品不會譁眾取寵，但困難程度卻達於極端。我對光與色調的處理下過功夫，但遇到平光與中色調就感到頭痛。不相信的朋友不妨試試，以平光、中色調來過癮一下，看看作品是否會令自己反胃的。很顯然，復禮對平光與中色調的景物有過人的判斷力，知道怎樣可以成「相」。據我所知，歷來的世界大師中，沒有誰在這方面可以與陳氏分庭抗禮。

沒有在攝影技術上下過苦功的人，是不容易體會到陳氏所達至的境界的。他是唯一真真正正地以相機表達中國文化傳統的人。我們的國畫，受了儒家的感染，都是以平光及中色調來處理的。我不知道畫國畫的困難，但我知道以平光、中色調——儒家之道——來搞攝影，不用中途曝光，不用色調分離，也不用燈光或背景取巧，而還能成「相」，是一門深不可測的學問。

復禮的作品沒有怪招，不譁眾取寵，但卻耐人尋味。我自己是越看越佩服的。一些不懂攝影之困難的朋友，認為陳氏的作品沒有什麼不凡之處。我的回應是：你們看清楚了沒有？何藩不凡，我也「不凡」：以不凡為不凡，凡矣哉！復禮以凡從事，藩兄與我皆能從其凡中而見其不凡，可算是知音人了。

八十年代初期，復禮忽發奇想，實行「影畫合璧」，請了多位畫家在他的故意不完成的攝影作品上補筆。這個構思，若在昔日的「黑色」時代，可能大有可為。這是因為當年我們大可將銀質的藥膜塗於宣紙上，自製相紙，在黑房中沖洗後才請畫家在宣紙上潑墨補筆。很不幸，今天的膠質相紙，不能吸收水墨，所以「合璧」起來有稜角分明而欠水乳交融之感。

我認為攝影歷史將不會忘記陳復禮，是因為他的平淡而有畫意的作品自成一家，達到了沒有對手的境界。

何藩的新意，創之不易，仿之不難；慶福的大場面，Ansel Adams可與之分庭抗禮；卡殊對人像的處理，與我的如出一轍；昔日巴西的Francisco Azemann，其角度構思幾成絕響，但角度構思是主觀的事，不容易勒碑誌之。香港已故的張汝釗，其金魚攝影前無古人，到今天還是後無來者。但金魚可說是「彫蟲小技，不合大人」。

我想來想去，在中國攝影家中，只有陳復禮的平光、中色調、大有畫意的「平凡」作品，有其一般性，學之不易，捨之卻難。所以我認為在我最近搞的「四友聯展」的四友中，復禮的地位最重要。

今天，復禮只在中、港、台一帶得享盛名。我本來打算慫恿他出一本攝影集，在歐美發行，使他能在國際沙龍之外名留青史。但出版藝術攝影集，歷來都是蝕本生意。最近我出版的《往日時光——四友攝影精選集》，得到寫稿朋友的宣傳，在展覽場內賣了近三千本。沒有錢賺，但打個平手是有機會的。我於是想出了個好主意。

港大的圖書館館長簡麗冰，對我們的「四友聯展」大感興趣。當她見到我為這聯展而出版的攝影集，就認為她的圖書館應該收藏。一言驚醒夢中人，我於是跟一些外地的朋友聯絡，他們都一致認為各地的大圖書館會接受這本書。送書容易，要大圖書館「接受」收藏卻甚困難。我屈指一算，送書到世界各大圖書館的全部費用約需十萬港元。只要此攝影集今後能多賣數千本，我可以大送特送而還打個平手的。

要介紹中國的攝影藝術到外地去，這是一項划算的投資。說不定，簡、何二兄的聲名也因此而傳得更久更遠。與我不同，他們有此功力也。


後記

本來打算多印一批《往日時光》送到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去，但過了幾年，這意圖難以推行。這是因為只過了兩年，計算機處理攝影作品使四友中之一的簡慶福堅持要用他的新作，而《往日時光》又暢銷，印製了的六千本所餘無幾。

筆

筆是我的謀生工具。諺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我對筆頗有研究。我是個很少帶筆於身的人。自己不喜歡的筆，帶在身上，覺得討厭。心愛的筆呢，帶在身上，一時大意可能遺失了。我於是索性不帶筆隨身。

在科技發達的今天，我們的下一代的下一代，可能連筆也不懂得拿。計算機打字神乎其技，可以按鈕修改，比筆修改方便得多了。但對我來說，計算機打字是女秘書或年青人的事，我自己是不敢染指的。拿起筆，對著稿紙，我的腦子就想得自由自在，想到什麼就隨意地塗在紙上。但對著計算機，熒幕上的光使我看得眼花繚亂，而手指輕輕地往字碼的鍵盤上按時，有兩三成機會是按錯了，錯了要改，腦子就如此這般地分神，什麼靈思妙想就都給嚇跑了。

我是個用筆「專家」。多年的運用，使我能腦、指合一，幾達化境。指與筆的揮動，在不自覺中被腦子控制，而行筆於紙上瑟瑟有聲，令我陶醉，也促長了思想的奔馳。

很不幸，墨水筆（即自來水筆）正面臨淘汰之局了。在美國，要買一瓶墨水筆所用的墨水絕不容易，只有三幾家較大的書局可以買到。這個情況在香港尚未出現，因為墨水筆在此還有一定的市場。香港人喜歡隨身帶名貴的筆，即使不大識字的也往往這樣做，而除了墨水筆以外，其它種類的筆都不可能太名貴——沒有真金的筆嘴，充其量都是二等貨色。

我喜歡用墨水筆，因為寫時墨水的外流使我有流暢之感，也覺得自己真的是在創作了。但除了那種有金筆嘴的之外，我選用的墨水筆都是沒有金屬的筆身，因為對我來說，輕「身」的筆很重要。在大學唸書考試時，滔滔不絕地狂寫三四個小時，重身的筆有礙思想，大為不妥。日子久了，這使我養成用輕筆的習慣，而用筆時筆套是永不套在筆上的。筆身我喜歡要黑色的，因為其它顏色總覺刺眼。我不明白為什麼制筆商不把柔軟的金筆嘴鍍上黑色。

鉛筆我絕少用，因為寫不到兩三行又需刻意把鉛芯加長。原子筆則是久不久用的。這種筆便利，但寫時總覺沒有墨水筆的舒暢感。近幾年來，市場上出現的各種各樣的筆屈指難算，但筆端流出來的物體有如怪物，有點嚇人，使我在新科技的「奇招」上胡思亂想，不用也罷。

說起用筆舒暢，最令我有暢快感的還是我們中國的毛筆。當然，今天以之寫稿作文實成問題，但當研習書法用起毛筆來時，墨汁大量地從筆端流到宣紙上，實在是一種享受。這代表著一種舒暢的發洩，一種感情的表達，也是在工作忙碌或苦悶之餘的一個好去處。

拜了三位大師研習書法後，我才知道毛筆的好與不好是一門學問。我喜歡用長鋒羊毫，因其柔軟使字寫來變化多端。米芾說：「學書貴弄翰」至理名言也。「翰」者，長鋒的毫也。書法的主要困難，是怎樣去「弄翰」——怎樣將筆端的毛左反右覆，曲後而又直，轉彎而筆端不散。看來似是一些小問題，但善「弄翰」者動不動要花上數十年的功夫。

於書法的要求來說，毛筆十之八九都是不如人意的。可幸的是，羊毫之筆在國內價格相宜，況且今天的「萬能膠」使毛筆極為耐用。故老相傳，大書法家如張芝、懷素等人，用壞了的毛筆，（筆）頭可以堆成小山。如果這些超級大師生於今天，他們決不能以「小山」來形容他們的用功了。

前些時在北京，一下子花了四千元買了二百枝毛筆，大大小小，五花八門的；回港後試完一枝又一枝，似乎比孩子們面對著多種玩具還要興奮。每次開一枝新筆，都有新的靈感，新的希望，這顯然是一個很有滿足感的便宜玩意了。

上海周慧珺女士，是我的書法老師。她屋子裡的筆數之不盡。她是書法名家，所以很多時得到制筆廠的相贈；但她往往把這些筆——通常是精品——轉贈給我，而自己再花錢去買新的。她書房中滿目皆筆，還要買新的，那是為什麼？難道到了她那「揮毫落紙如雲煙」的境界，她還要從新筆中找尋新的靈感，新的希望嗎？

周老師有一個女徒弟，入室久矣。她的名字是李靜。我請她表演書法給我看。不知她於哪裡弄來一枝陳舊的毛筆，在宣紙上運筆如飛，瀟灑利落，使我看得心曠神怡。據說李師姐在日本很有名。我認為在年青一輩的書法家之中，李靜是得天獨厚的。

四年一度燕歸來——為永玉賀

第一次見到黃永玉，是由一位朋友帶我到他的「山之半居」去。那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後不久的一個晚上，幾位新相識的朋友坐在那裡「悶」談大家感到痛心的事，整個晚上沒有聽到什麼歡笑的聲音。

我這個人有點怪脾性，在聚會中有時說很多的話，有時卻半句話也不說；該晚我是沉默寡言的。大家坐到深夜，永玉突然走進書房裡，拿出多張他在宣紙上重複又重複地寫的對聯，字體潦草，顯然是下筆飛快的。聯語道：「更能消幾番風雨；最可憐一片江山」——是前人之詞的集句。

永玉讓朋友們各自挑選，但親自選了一幅給我。他再到書房去，把文房四寶拿出來，在各幅同一對聯的下方簽了名，蓋了章。正待把字幅交給我時，他若有所思，把宣紙再放在地上，自己俯身於地，拿起筆，蘸了墨，在他的簽名之上寫下：「五常賢弟一賞，風雨如晦之時」。

當時我想，這個人才情洋溢，點只畫家咁簡單？

大家拿到了對聯，站起來，要告別了。獲得免費贈品，本來是高興的事，但我覺得大家是怏怏而散。向大門走了兩步，永玉說：「要看看我新畫的幾幅作品嗎？」大家於是又再坐下來了。

永玉拿出來的第一幅作品，是《六月之夜》，把我嚇了一跳。在此之前，我只在「翰墨軒」看過一幅黃永玉的畫，是近於漫畫之類的。雖然該畫看來很過癮，但我很懷疑作者怎會那樣大名鼎鼎。一見《六月之夜》，我疑團盡釋，對自己說：「果然名不虛傳！」

《六月之夜》畫面高而窄，背景蒼茫，荷花一朵，高高的立著，有點像傳說是李白所寫的「玉梯空佇立」，而在畫面下，浮在水上的荷葉，露水殷紅如血。我心想，以象徵表達，歐西的畫家屢見不鮮，但中國的畫家就比較少見了。花是花，草是草，畫得再妙也是花花草草而已。

後來我讀到黃苗子替永玉畫冊所寫的序言，引用唐代一位禪師所說的「……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的三個境界來談黃永玉，我就覺得苗子真的是永玉難得的知交了。

那個晚上，永玉繼續拿出十多幅其它的作品來給我們看，都是深具創意之作。當時我認為——而今天還是那樣想——純從思維那方面看，黃永玉在中國畫家中是非常獨特的。就算好些知名的畫家，在重複的題材中，畫來畫去都是幾「款」畫，使我看不出其思維何在。他跟著開畫展，我就忍不住寫了《五常談永玉》。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如今四年一度燕歸來，永玉又再舉行個展。不久前，他請我到他家去，看了三十多幅他的新作。對一個不斷地追尋的人來說，四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了。永玉的國畫顯得比以前豪放，在設色那方面，主色的運用比以前更明顯，有更大的感染力，因此，雖然色彩奪目，其反差卻比以前減少了。《十萬狂花入夢寐》與《何處是歸程》應該是永玉這幾年國畫中的代表作。

更明顯的新路向，是他多畫了西洋畫——用塑料彩畫的西洋畫。每幅作品都有一個中心思想；所有作品的風格明顯而一致。在這些作品中我特別喜愛《羅馬最早的黃昏》與《達芬奇故居》。

塑料彩比傳統的油畫顏料快幹得多（我有一幀油畫過了三年還沒有乾透）。永玉是個「性急」的人，新科技製造的塑料彩也就被他選用上了。但塑料彩沒有「舊」油料畫出來的味道。不久前，永玉發明了一種以塑料彩「用」得很厚的辦法，使畫面增加了立體感，也大有韻味。這樣，與油畫相比，各有千秋。在這新玩意上，永玉只會展出兩幅作品——《黑太陽》與《蟹爪蓮》——都是傑作。

寫到這裡，突然間我有所領悟：傑出的畫家都一定是發明家。

免費午餐

「天下間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是我的老友佛利民的一句名言。佛老是本世紀最有名氣的經濟學家；這句話在一個午餐會裡說出時，他的聲望正如日中天，所以過了不久就成了世界名句。

要說出一句有口皆碑的名句，談何容易！說者的身份、聲望當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話中所傳達的是真理，否則就不能成為至理名言。事實上，我在學生時期——約於六十年代初期——就聽過類似的話；任何懂得經濟學的人，都是老早就知道的。話雖如此，我們還是要靠佛利民的感染力，才能使這個大學一年級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在眾口之間，不脛而走。

「沒有免費午餐」，是指任何有市場價值的物品，都必須用社會的、有價值的資源生產才可以供應。什麼社會福利，什麼政府津貼，在付出時都要消耗社會資源——享受者不須繳付費用，但其實質費用，還是由社會的其它成員付出來的。這是經濟學的第一課。

但「天下間沒有免費午餐」這句話，還有第二個含意，第二種用場。這用場我們中國人知之久矣。尤其是與大陸官員交手做生意成行成市的今天，這句話的第二含意，港商明白，大陸官員也明白，於是皆大歡喜。這含意是：我請你吃一頓飯，或「免費」地送你一點甜頭——或所謂「好處」——你是應該識「do」的。請吃了「阿一鮑魚」而沒有一點回報，花錢姑且勿論，寶貴的時間豈非付諸流水？「阿一鮑魚」如是，「供書教學」也如是。

自「六四」後一年多起，在大陸投資或做生意，「免費午餐」的第二含意越來越清楚，以至作風上有從間接的「鮑魚」或「供書」轉到直接的「好處」那方面去的趨勢。是的，從「午餐」到「好處」，是近今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太明顯而又極為重要的轉變。我認為這轉變是大吉大利的。「貪污」被明顯化，從台底轉到台面來，名正言順，非貪污也。也難怪中國近兩年來經濟欣欣向榮。

我要在這裡寫「免費午餐」，與上述情況無關，而是近幾年來我確實吃了不少免費午餐。不要誤會，我是個擺明車馬的人，在小費用上我從來懶得管是誰付的。要是吃了「免費午餐」有什麼「後著」，要應付什麼「馬後炮」之類，我就索性連電話也不聽，吃之可也。

我要談的，是約我吃午餐的朋友，通常都指定要去什麼馬會，什麼同鄉會，什麼俱樂部之類的地方吃之。但我不是會員，不能付帳，所以逼著餐餐要吃免費的。我好不容易才能久不久說服他們，到非「會所」之地讓我作東道一次。

我這些「會」友，是老朋友了。他們應該深知我這個人。假若他們有求於我，總會來一招「中炮大夾馬」而不須用「馬後炮」的。事實上，這些朋友從來什麼也不求：只有我求他們，他們不求於我。吃了免費午餐而還有所求的，天下間恐怕只有我一人吧？

朋情有價，免費午餐就真的單方面地免費吃了。

可能是我自己的性格使然。我從小就不喜歡參加集會，所以對任何「會」都沒有興趣。早年參加過兩個攝影學會，為的是要借用黑房和得到一些刊物。後來加入美國經濟學會，為的是要訂該會的雜誌。今天，我已非這些會的會員了。只有飄路連山會還有我的名字在會員名單上。這個會是以學術的成就與信念而邀請合適者入會的。十多年前，高斯、艾智仁、赫舒拉發等數人把我提名，而高斯親自打電話促我參加，盛情難卻，我就加入了。然而去年屈指一算，我沒有交會員費已十一年了。難道這個以提倡自由而知名於世的學會，其會員竟然有不繳費的自由？我感到尷尬，有點難為情，於是就追問該會我所欠的會員費總數，一筆清付了。

很奇怪，香港人似乎很喜歡「入會」的。我有好些朋友是五、六個會的會員。整天袋著那麼多會員證，不是很麻煩嗎？後來我才知道，香港眾多的以食為主的會社，是因為在法律上，其所用的樓宇公開地辦商業食肆有困難，所以就以「會」的招數來化解了。

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最近為了替《四友攝影聯展》出一本攝影集，在集子的背後要加上一個紅色的篆刻，以增設計之趣，就選用了譚永逸替我所刻的辛棄疾句：「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朋友們見到了，有些擊節讚賞，有些不知來龍去脈，但也有一些認為是過於狂妄，有「牙擦」之嫌。

持後者之見的朋友，似乎是「好讀書，不求甚解」。是的，當宋代的辛棄疾說這句話時，其傲慢之情前無古人。但這傲慢可不是在於這句話，而是這句話的前言後語，整體加起來才使人感到傲氣逼人。辛氏寫道：「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照事論事，以辛前輩的蓋世才華，說這幾句話絕不誇張。要是我能寫得出他那樣的詞，我會比他驕傲十倍。但我的才華比他相差何止十倍，所以這幾句話我是不敢說的。我敢說：「恨古人不見吾狂耳」，也敢說：「知我者，二三子」，但卻不敢說「不恨古人吾不見」。少說了這一句話，其它的就算不上是「驕」人一等了。當今之世，在某種情況下，有誰不認為「知我者，二三子」呢？有誰不在興發之餘感到「恨古人不見吾狂耳」？但我就是不敢說「不恨古人吾不見」。正相反，假若時光可以倒流，我恨不得能與李白、蘇東坡、辛棄疾等古人秉燭夜談，花半年的薪金與之同游共樂我也不會猶豫的。

我認為，單說一句「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有兩個含意。其一是謙厚之言：我們四友出這本攝影集，實在是班門弄斧，有點狂妄，望大家賞賞面，放我們一馬，因為我們只是「狂」而不自量力也。其二，是我個人對人生的一點感受：人的生命中，會有陣子狂放得旁若無人，若不在此時一抒己懷地「恨古人不見」，豈不是辜負了此生？

記得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我勸容國團回中國大陸去，說他是世界乒乓冠軍的材料，而香港是不會派他參加世界賽的。他嚇了一跳，回答說：「你在說夢話！世界冠軍與香港冠軍是兩碼子事。我膽子再大也不敢有世界冠軍的意圖。」我想也不想就作了回應：「你不知道，世界其實很小，像你那樣的奇才，拿個世界冠軍沒有什麼大不了。」想不到，他相信了我這幾句話，到後來卻害了他。但那是「恨古人不見吾狂耳」之言。

記得在洛杉磯加州大學考博士試時，進入試場之際，教授見到我，說：「祝你幸運。」那時我讀書讀得癡了，望著他，有點不明白，回答說：「我是不需要幸運的啊！」那也是有點「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也是做大學生時，有一次我到舊金山去，在唐人街的一個公眾休憩的地方，見到該市的「棋王」與人賭棋。觀眾雲集，我呆坐著看了一陣；「棋王」勝了，口沫橫飛，不可一世，突然間盯著我說：「你是外來的吧，要賭一局棋嗎？」我見他下的是二等棋，就回答說：「假若你要賭大的，我閉目讓你先行。」這樣賺了一百美元後，就自覺「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去年夏天，我的二十歲兒子到洛杉磯一行，在那裡的加大找到我三十年前的老教授艾智仁。據兒子說，艾老在辦公室裡滔滔不絕向他談起我的往事，然後忽然間指著兒子站立之處，說：「我記得很清楚，當年你爸爸站在同一的地方，告訴我他是最好的學生！」今天，我還記得我確實說過那一句近於「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的話。然而，我也記得，為了要證明我說的並非誇大之言，我跟著讀書讀得很努力，很辛苦。

「狂」而不「妄」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

自覺下過功夫而又自覺有小成或有點造詣，「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是自然不過的。我衷心佩服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但我恨不得他死而復生，讓我向他細說他的《佃農理論》錯在哪裡。費沙的利息理論石破天驚，我是口服心服的，但我恨不得他今天還在，讓我向他解釋交易費用對利息的影響。

在攝影上，「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的意思是更容易產生了。在這玩意上我是無名之輩，但也恨不得已故的攝影大師能看一看我對光的處理。而作品跟我一起聯展的三友，大名鼎鼎，在專注的題材上——何藩的街頭巷尾，陳復禮的詩情畫意，簡慶福的大場面風景——他們功力深厚，各自成家，豈會不「恨古人不見吾狂耳」哉？

MY FAIR LADY

誰都知道《My Fair Lady》這個名目是從哪裡來的。

不久前，《壹週刊》上一個很受歡迎的「小道」專欄——《中環人語》——替我宣傳，說我近來忙於搞一個《四友攝影聯展》；說我自己作品中的一幀「秘密武器」，名為《My Fair Lady》云云。

其實我忙的並非該展覽的本身，而是要在展出前先出版一本攝影集，把展出的二百幀作品全部放進去。事前可沒有想到，出一本攝影集會比出一本散文的結集多下那麼多功夫。我知道從來沒有人曾在香港以出版藝術攝影集賺過錢。因此，身為《往日時光——四友攝影精選集》的編者與「自負盈虧者」，「輸數」是「預」了的；但希望不要輸得七零八落，所以盡可能做得好一點，使人有價廉物美之感。

話說《中環人語》刊出後不久，我跟張敏儀進午餐，一見面她就問：「誰是My Fair Lady？我們電台的人都好奇地想知道她是誰？」

這一則《中環人語》是楊懷康執筆的。我說話稍一不慎，就中了楊老弟之「計」。說這個大受歡迎的專欄是「小道」，其實是「高級八卦」。在香港，「八卦」的消息所在皆是，但「高級」的卻極為罕見。《壹週刊》暢銷，非無因也。其實我認為《壹週刊》之「八」值錢，不是因為「高級」，而是因為有「級」。如果他們來一個《筲箕灣人語》，也會洛陽紙貴的吧。沒有作過正式統計，但我意識到，在香港不暢銷的刊物，皆「無級」之類也。

張處長為人爽直，一向與我無所不談，而我亦無所不告也。她這次一開頭就單刀直入，問My Fair Lady是誰，我一時間竟不知所指，但一想之下，就知道是楊老弟給我惹來的麻煩。我於是如實奉告：「還有誰呢？當然是我的太太。」她聽著，顯得有點失望。她可能認為，既然楊懷康說是個「秘密」，張五常的Fair Lady必然另有其人——這才過癮呀。於今想來，我應該故作神秘一下，不直白告訴她，使她繼續替我幻想下去。

事情原是這樣的。四友聯展有一個硬性規定：每人選出作品五十幀，不許多，也不能少。但四友之中三個是攝影大名家，只有我是無名之輩；跟他們一起聯展，相比之下，自己看來不覺得尷尬的作品拿不出五十幀來。我於是決定把室內人像交出來以補不足。我曾經在加拿大當過一年的職業人像攝影師，也曾在好萊塢傳授過人像的攝影光法，可說是駕輕就熟的。其實這是個「騙人」的玩意：拍出不過不失，人見人愛的室內燈光人像，易如反掌，舉手之勞也。在這次聯展中，我選出了三十四幀非室內人像之作，其它的十六幀是「湊數」的室內人像——這些作品，只要花兩個小時就可信手拈來的了。

好友陳平，攝影高手也。他對我的作品有所偏愛，但又很關心我那些室內人像，變化不足。他於是建議，說我的人像都是以低色調處理，應該起碼有一幀高色調的；他又認為，若能展出兒女和太太的人像，會很有意思。

女兒的人像，我在她十六歲那年就拍攝下來了。那是用當時新購置的人像相機拍的，該機頗為複雜，由於不懂得用，拍攝時在技術上犯了大錯。不過，既然是自己的女兒，效果差強人意也應該可以「參展」了。兒子呢，我沒有替他拍攝過人像；目前他正在美國求學，不便為這次聯展而特地回來讓我「造像」了。於是我打太太的主意。

高色調的作品，我知之甚詳，但甚少拍攝，因為這色調的處理很麻煩——不是困難，而是麻煩。所謂高色調，是指在作品中，白色的地方多，黑色的地方少。嚴格地說，黑的要越少越好，但要漆黑；白的最好要占畫面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要層次分明。

得到陳平的提示後，我就打了個長途電話給身在美國的太太，要她買幾套雪白的衣服，飛到香港來讓我拍攝人像。就這樣，作品就拍好了。

本來，人像作品的題目是最容易起的。唐書璇的人像叫《唐書璇》，黃永玉的叫《黃永玉》……但自己太太的怎樣稱呼，卻不容易。他人替我的太太造像，可直稱她的名字或《張五常夫人》。但作品裡是自己的太太，要怎樣「標題」呢？歐美畫家們替自己太太造像的標題，都不太自然，更不論文采了。

在多種局限條件下，我選了《My Fair Lady》，是一個折衷的名目了。而事實 上，以Fair Lady來描述蘇錦玲這個人，朋友們不會有異議，更何況高色調之作，可以使一個女人看來是長生不老的。

與永逸名留千古乎？

不少人渴望能夠名留千古。這是個不容易解釋的現象。人既死了，身後的事自己不可能知道，後世的人對自己的觀感如何，或根本不知道世上曾有過自己這個人，都是無關痛癢的事。但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對自己身後的聲名耿耿於懷呢？

秦始皇不惜動用社會的巨大資源，替自己建造成我們今天歎為觀止的兵馬俑。王羲之在《蘭亭集序》裡，最後忍不住寫道：「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毛澤東在晚年時，屢次表示擔心他創立的、一度弄到民不聊生的制度，在他去世後可能會保不住，而使自己聲名下降。要是老毛死而復生，看到他創立的制度瓦解，改革後的今天中國欣欣向榮，不知作何感想矣！

我是一個為過癮而生活的人。對我來說，生命失去了，「冇癮」之至也。因此，將來的人對我怎樣想，或完全記不起世上曾經有我這個人，我就樂得「鴻飛那復計東西」，什麼身後聲名云云，「得啖笑」耳。

只有一件事使我與老毛有「一般見識」。我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凡作研究的人，都很想知道行內人對自己的作品怎樣想，更希望得到行家的稱讚。問題是，今天的人對自己作品的評價是作不得準的。上佳的作品，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學術上，我曾經發表過六篇自己覺得是有份量的文章。不幸的是，自己認為是最重要的那一篇，今天的人看不明白。我很想知這，一百年後這篇文章的命運如何。只此而已！

對我來說，名留千古是無關痛癢的事。我也認為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但不久前發生了一件不足為外人道的「小事」，使我突然覺得有「名留千古」的可能性。

我有收藏石頭（石章的石頭）的。在這少見經傳的玩意上，知者說我是「石癡」，而我自己過癮之餘就誇張地自稱為「石帝」了。我愛好的是石，而不是石刻。然而，在收藏石頭的過程中，我對已故名家如吳昌碩等人所刻的石章的奇高市價，心焉嚮往，恨不得自己也有吳前輩的本領，刀下成金。

像書法那樣，刻石章是中國獨有的藝術，而據說這是中國藝術中最困難的。我雖懂石，但對刻石章之藝知之甚少。不久前我時來運到。好友譚永逸是刻章高手，他見我石章有的是，而又醉心於書法，就決定免費替我刻一百枚石章！天下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我於是選取了一批較佳的石頭，讓他一抒己懷，揮刀落石如鐵鑄。除了少數自己的名、號外，深得我心的古人佳句當然是好的刻材。例如，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門去」，蘇軾的「一蓑煙雨任平生」，李賀的「天若有情天亦老」，辛棄疾的「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等等——這些，永逸都樂意揮刀，有求必應的。

我不懂刻章藝術，但對譚永逸的刻字卻有殊愛。他不玩新潮，沒有怪招，但有如他的書法那樣，下刀清秀，構圖嚴謹，有傳統之真傳而無不知所謂的「表演」。好友黃苗子是鑒賞石章刻字的大行家，見永逸之作而愛之，命我贈石一塊請永逸下刀，我豈敢不從，但我一見黃苗子得刻章後的喜悅，怎會不打永逸的主意呢？想不到，他一開口就要替我刻章百方！

石是不變之物，可保萬年也。說不定百年之後，永逸替我所刻的石章，可與吳昌碩的相提而並論。若如是，我的後代的後代，可以憑賣一方永逸替我所刻的石章，而維生半載也！

永逸刻章的功力是沒有問題的。但若要大家一起名留千古，還須看我往後在書法上的成就。假若我將來偶有佳作，在書法上薄有名氣，那麼，永逸和我能以石之不變而名留千古，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之佳話也。

以豐功偉績而名留千古，非我所能，亦非我所欲。以文章名留千古，我也許有一個小機會可以辦得到，但我要的可不是留名，而是想知道後人對我某些文章的評價——倘若文章在我身後還有人重視的話，那麼，把我的名字除去，或換上他人的名字，我會欣然在今天接受。但倘若我能以石章這個無足輕重的玩意而與永逸名留千古，我會感到過癮之極，因為這是連愛因斯坦也辨不到的「小事」也。

以石章留名於世的例子，比以豐功偉績留名的少得多。物以罕為貴；對我來說，名也如是。

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

不久前，中國大陸公佈近期的通脹數字達百分之十四以上，有急速上升的趨勢。這應該不是新聞。一年以來，人民幣對港幣的市場幣值下跌了百分之四十。春江水暖鴨先知，百分之十四的通脹率應該是低估了的。

中國當局發表通脹數字的那一天，《南華早報》的記者以電話找我訪問。我見問題重要，就接受了。翌日該報簡略地報道了我說的幾個片段，看來很不起眼，但因為我的意見與眾不同，引起不少外國傳媒的興趣，就又先後簡短地回答了他們一些電話及電視的訪問。其後我想，外國的傳媒怎樣說無關重要，重要的是香港和大陸的朋友要知道基本的問題所在。

一般經濟學者都同意，通貨膨脹是貨幣量增長過多的結果。經過了二十年的貨幣理論大辯論後，這個結論是一般性地被接受了的。但很不幸，中國的通脹問題卻非貨幣量增長過多那麼簡單。其基本困難有三點：

其一，在今天，中國還有不少企業是國營的。在某程度上，國家要對這些企業負責——負部分投資、欠債、支付等等之責。對於辦得頭頭是道的國營企業，政府大可置之不理，但不事振作或長期虧損的就成為政府的負荷了。無論怎樣說，國營企業從來沒有可取的表現，而今天在私營企業大行其道、節節進迫的環境中，國營更顯得手忙腳亂了。當然，有了私營企業的參與競爭，不少國營企業發憤圖強，其中更有不少以股份制轉為私營化的。但在這個從「國」轉「私」的過渡期間，政府在某程度上還是要對國營企業負責的。

其二，也是在這過渡期中，中國的官商數之不盡。高官有權力，其子弟因而有向國營銀行借錢的本領。我不反對官商的盛行，因為我認為這是經改期間無可避免的。幾年前，我曾屢次建議，為了促進改革，中國政府應該給予他們「好處」，以資產換取他們的特權。而近兩年來，這樣的財富大轉移一日千里；但我擔心的是，今天看來，有大權的官商所得的「好處」似乎是無了期的。以適當的產權換取特權是正著，但特權必須跟著取締，而政府只應以產權，而不是以借貸權來「交易」的。

其三，中國的「中央」銀行是人民銀行。歷久以來，這銀行是一個「出糧」機構，或是一個支付機構，與我們所知的商業銀行的性質大為不同。作為一個政府之支付機構，「行」在江湖，身不由己，國營企業的資金不足要支付；地方政府的經費不足要支付；高干或其子弟權大，有所要求，也是要應酬的——更何況國營銀行的官員，也可以從中得到「好處」。

在上述的情況下，要控制貨幣量的增長率，或要控制「銀根」，難乎其難也！就算國營銀行的主事人深明貨幣之道，大公無私，他們也要逼著為責任而支付，為權力而「應酬」。

很明顯，在類似上述的局限條件下，中國現用的壓制通脹辦法不是控制「銀根」，而是增加價格管制，或約束企業的投資及幹部的消費。這是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之舉。在一九八八至九○年間，他們用過這些辦法了，一敗塗地。前車應該是可鑒的吧。

中國的通脹問題不是因為有關的領導人不知道要控制貨幣的增長率，而是因為要控制也不能夠。在今天經濟開始欣欣向榮的情況下，他們應該知道：管制價格及消費，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不治本的辦法，不可取也。他們也應該知道再不能走回頭路，而大事改革銀行制度，是不可或缺的治本辦法，是只爭朝夕的事，是識時務之舉。

應該怎樣做，中國的領導人是清楚明白的。且讓我在這裡替他們列下一個備忘錄吧：

（一）將人民銀行的總行改為中央銀行，無權「應酬」，無權支付，只有權力控制「銀根」。在有嚴謹可靠的統計數字下，貨幣量的增長每年不可超過百分之二十。（這個遠比先進之邦為高的增長率，用之於大事改革的中國，是可以接受的。）

（二）將所有人民銀行的分行，及其它國營銀行，改為商業銀行——不妨向外資招標認購，賺取他們一大筆錢。

（三）加速國營企業的私營化，使這些企業及地方政府自負盈虧。

（四）從速改善按揭的法例，使商業銀行能以按揭及投資的可行性作為借貸的準則，而不受權力借貸的干預。

（五）取消所有外匯管制，因為這管制一日存在，商業銀行就會實行官商勾結也。

讓我再說一次。控制通脹最可取的辦法是控制「銀根」——間接或直接地控制貨幣的增長率，但在目前中國的銀行制度下，這點他們難以辦到。

中央銀行要不賣帳地、不支付地控制「銀根」；其它銀行商業化了，借貸就只能從資產的按揭及投資的可取性來決定。官員的權力不妨用產權「買」去，但買了之後，權力就應該註銷。而最重要的是，產權可以借錢，但官權無論多大，是不應該用以借錢的。中國的銀行制度一日不改變，以官權借錢或以國營企業要錢之事就無可避免。這樣一來，中國就變得「世界輪流轉」，時而「放」而通脹，時而「收」而不景，而在放、收、放、收之間，資源的浪費就驚人了。十四年來，中國在產權上的改革及市場的開放，使人刮目相看，也令我深感佩服。不幸的是，他們的銀行制度沒有跟著改革的潮流走，還是依然故我，是與改革了的其它制度脫了節的。很明顯，這個銀行制度是應該立刻瓦解而重組的。

天可憐見

兩年前我就聽到好些俄羅斯的少女在中國的東北部——哈爾濱等地方——過著賣笑的生涯。她們在酒家或卡拉OK等場所，陪伴中國的男個體戶喝酒、聊天，賺取一點工資和小帳。

然而，中國話與俄國話格格不入，彼此言語不通，怎能聊天或清談呢？不問而知，中國的男人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據說酒外的陪伴是要另外私下議價的。中國大陸的男客，一般說，是出手較弱的顧客。香港及台灣的外商，可以一擲千金，打個兩折亦大為不俗也。

最近聽說，這些俄羅斯少女南下，在廣東一帶做起賣笑的生意來。好幾年前，我作過實地調查之後，發表了《補鞋少女的故事》，頗獲好評。於今聽到俄國少女南下的事，也就想故技重施，作一些實地調查。但我因工作關係，和畢竟是「教授」之身，有所不便也。

聽說這些從千山萬水外跑到中國南部來賣笑的少女，大都很年輕，只有十六、七歲。天可憐見！

十六、七歲的少女，怎會明白賣「笑」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她們的父母又怎可以容許她們那樣做？縱然迫不得已而讓自己的女兒離鄉背井，賣笑於異邦，又怎可以安心睡得著？

我是個崇尚自由市場的人。我認為任何私人擁有而可以買賣的，都應該被容許自由地在市場買賣。然而，我不願見到一個社會有成行成市的賣笑市場。這並非由於我的什麼道德觀念，而是因為我認為賣笑生涯大都是在經濟困境中逼出來的。另一方面，我認為若經濟環境迫不得已，有賣笑的選擇總比沒有這選擇好。

無論怎樣說，聽到關於俄羅斯少女遠赴中國南方賣笑的故事，使我感到心境難平——要是我年青一點，可能會哭出來。十六、七歲的少女，是應該享受父母之愛，享受家庭之樂。但時運不齊，她們要「八千里路雲和月」地遠赴言語不通、文化不同的異國賣笑。

一位已故的朋友，名叫嘉素（R.Kessel），是個經濟學奇才。他也是個崇尚自由市場的人。一九七四年，某天閒談中，他告訴我他唯一反對的市場是父母把親生嬰兒賣出去，讓買者作科學實驗。如果嘉素今天還在，再與我秉燭夜談，我會告訴他俄羅斯少女的故事，問問他這樣的賣笑市場與他當年幻想的嬰兒市場，哪一個比較難以接受。

是的，俄羅斯少女的故事使我有很大的感慨。多年以來，她們的祖國自稱是世界第一強國，威不可擋。他們自己發明的國民生產數字，雄霸全球。他們是我們共產中國的老大哥。五十年代末期，懂俄語的中國人高人幾級，如花似玉的女人呼之即來。那時候，從蘇聯派來的「顧問」更是威風十足，旁若無人矣！

想不到——又有誰會想得到呢——三十年後的今天，世界輪流轉，「老大哥」的嬌嬌女兒——有誰的女兒不是嬌嬌的呢——竟然要跑到他們長期以來看不起的國家來賣笑。付錢的個體戶或農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今天！

我認為整件事情的發生，究其原委，都是鄧小平之「過」！可不是嗎？中國的開放以及經改，比蘇聯早了十年：十年人事幾番新！今天中國的國民實質平均收入，尤其是在城市的，比起昔日蘇聯及今天的俄國，高出四倍以上。四倍以上的收入，是足以向四倍以下之邦「買笑」了。

中國的開放是如假包換的。俄羅斯少女要到其它國家不容易，但要到中國來——合法或不合法的——她們自會找到門路。另一方面，賣笑市場能在中國大陸存在，也是開放所致。但據說在今天，這種市場在俄國比在中國「開放」得多，自由得多。

我認為，假若昔日的蘇聯在今天只懂得開放賣笑市場，而不開放其它，那麼在不久的將來，俄羅斯少女在中國的故事，就更會街知巷聞了。

寫到這裡，夜闌人靜，在潮濕的天氣中我偶爾聽到抽濕機的響聲。濕氣逼人，呼吸似乎越來越困難了。我把窗子打開，外間一陣冷風吹來，又使我的思維轉回到俄羅斯少女的命運上去。在迷惘之中，蘇學士的《水調歌頭》在我腦中掠過，彷彿感到希望還在人間。且讓我在這裡把該詞最後的幾句送給她們吧：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思如泉湧

兩年多前，拙作《我是怎樣思想的》發表後（見《憑闌集》），一位讀者去信《壹週刊》，指我胡說八道，大興問罪之師。在這件小事上我為了要過癮一下，就在該刊以「讀者來信」作了一個小響應。想不到，這個無足輕重的響應，引起不少讀者的大響應，或來信，或電話，給我大聲拍掌。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我的思想來去無蹤，但有可取成果的，其來時思如泉湧，若不把握時機筆錄下來，過了一陣子就煙消雲散，不知去向矣！替《壹週刊》寫散文就是一個例子。很多時，好幾天也想不出要寫什麼，但當時來運到，我會感到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動力，忍不住坐下來，拿起筆——其時也，思如泉湧，一揮而就。

然而，定期交稿確是一個頭痛的問題。文思不至，強而下筆的例子多的是。這種被迫出來的文字，充其量只是差強人意，讀來味同嚼蠟，不可取也。

寫學術性的文章，有一點重要的不同。那就是：文章不須按時交稿。於是，「思」不湧至我是決不下筆的。這樣，我的學術文章，劣作甚少。

話說四年前，瑞典的諾貝爾基金會邀請我到那裡宣讀論文，討論一下我的經濟思想及介紹一下高斯的學說。月復一月的過去了，轉眼一年多，我還是沒有動筆，瑞典的主事人對我的失望，溢於言表。後來某天晚上，老是睡不著，到了凌晨之時，霍然而起，跑到書桌前坐下，拿起筆，在中文的稿紙上寫下了一個英文題目——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忽然之間，思如泉湧，一口氣地寫了一迭稿紙，近百頁，後來女秘書打字成三十多頁，佳作也。

記得一九七二年，我研究了香港的租務管制兩年多，發覺所有的經濟理論都不能解釋，為什麼在香港有木屋僭建在屋頂上——所謂「天台木屋」——的樓宇，必定是有租務管制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某夜，在莫名其妙的情形下，也是忍不住走到書桌前，寫下《價格管制的理論》一題，跟著就是思如泉湧，滔滔不絕。那是我曾經寫過的比較重要的論文。

一九六八年發表的《佃農理論》、一九七○年發表的《合約結構與非私產的理論》、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等等，都是我自己較為滿意之作，都是在類似上述情形下而又思如泉湧地寫成的。

當然，寫這些文章之前，在有關的問題上我想過很長的時間，但下筆時可沒有決定自己要說些什麼。我感受到的只是一種難以描述的動力，促使我忍不住坐下來，拿起筆，替文章下了個題目，首先不知去向地寫了一句，然後再寫一句，再寫一句……寫了一兩段，就思如泉湧，一發而不可收，而文思也越來越快，筆加速揮動了，初稿上別字連篇也管不著了。我只知道如潮湧至的思想，是要快速地記錄下來的，不能有少許的停頓。

在思如泉湧之際，我知道我不可稍事休息，或等到明天才繼續寫下去，因為經驗告訴我，稍為停頓，如泉湧現之思就不知會躲到哪兒去，千呼萬喚也難再出來。

知道自己有這樣的怪「現象」，我對「思如泉湧」的處理是有所準備的。例如，我喜歡用墨水筆書寫，那我就常備六枝同樣的筆，每枝儲滿了墨水。筆要輕，要有同樣重量，一枝筆的墨水寫干了，就立刻換上另一枝——若筆的重量不同，或要停筆汲取墨水，文思就可能被打斷了。書寫的紙張是要黃色的——白色的刺眼，對思想大為不利也。

家中的孩子和太太都知道我有這種在霎時間變得像傻佬一名的習慣。他們每當看到我突然間聽而不聞，坐下來拿起筆，就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一聲不響地走開，到「東方之既白」也不會來打攪我的。


後記

六十五歲了。自己的思維能力比全盛時退化了多少呢？這是個有趣的問題，雖然自己不能對自己作客觀的評價，但試行衡量一下倒有意思。

以今天在《蘋果日報》發表的《經濟解釋》與二十年前（那應該是全盛期）所寫的《公司的合約本質》來比較一下吧。明顯退步的有三。一、手起刀落時鋒利略遜，退得不太多，但可以察覺到。二、轉換角度看同一問題轉得比較慢，這點很明顯。三、邏輯推理再不能一氣呵成，很多時要中止，分段來推。可幸的是，後果似乎還是差不多。

進步的有二。一、對問題重要性的判斷升了級。二、分析比昔日客觀一點。

最明顯的退步，是精力而不是腦力。這退步容易量度，也可信。大約退了一半。昔日我可以坐下來，一口氣地用盡四枝墨水筆的墨水；今天用盡兩枝也有困難。

如果我對生理的普通常識是對的話，今後進步的會越來越少，退步的會越退越快。思之能不愴然？

《挑燈集》序

磨礪以須　問天下頭顱幾許
及鋒而試　看老夫手段如何

據說這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替一個理髮匠開張做生意時所擬的一副對聯。不知這傳言是否屬實，但對聯讀來豪氣逼人，也多少反映了翼王的性格。

不過，這也可能是後來的好事之徒替翼王開的一點玩笑。試想，理發工作微不足道，而此聯殺氣騰騰，令人望而生畏。這樣的對聯掛在新開張的理髮店門外，怎還可以有生意的？

我是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連剃刀也不敢拿，當然更不敢「問天下頭顱幾許」了。但不知怎的，經不起《壹週刊》及讀者的邀請，要我重施爬格子的故技，我拿起筆，望著稿紙，就感到筆端有點像武俠小說中所說的一陽指那樣，運起功來「嗤」然有聲，威不可擋。

這種感受是書生的自我矛盾。在一方面他覺得弱不禁風，在另一方面他覺得有千鈞之力，似乎可以一筆而定天下！有這樣「雙重性格」的書生，應該是屈指難算的。

此外，極端的例子也是有的。昔日王勃說自己「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實在是把自己小看了。王前輩當年少不更事，顯然沒有聽過「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或者沒有想到那方面去。

另一個相反的極端例子，是毛潤之。他寫道：「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事實上，老毛當年，點只「糞土當年萬戶侯」咁簡單？他不僅「問天下頭顱幾許」，而且不折不扣地把天下頭顱「及鋒而試」了！翼王筆下的理髮匠望塵莫及也。

我沒有王勃或毛潤之的才華。然而，作為一個書生，我一向掉臂獨行，不喜歡像王前輩那樣，「叫生叫死」的。我也不滯於物，胸襟自覺比老毛的廣闊得多。讀書人，怎可以因為有人不同意己見而「殺、殺、殺」的？

可能是性格使然吧。我欣賞的是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門去」，蘇東坡的「一蓑煙雨任平生」，或甚至辛棄疾的「恨古人不見吾狂耳」！這樣的招數，其妙無窮：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沒有誰可以難倒我，也沒有誰會因為我的存在而寢食不安，過癮之至也。生命與學問是應該這樣處理的吧。

既然要在這裡再次「表演」一下「一陽指」的「功力」，我與舒巷城商量了好一陣後，就決定以《挑燈集》作為這專欄的名目。夜闌人靜時，對著孤燈下筆，什麼也可以想，什麼也可以不想，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是我的慣例，一樂也。我沒有豪情去「問天下頭顱幾許」，也沒有閒情逸致去「糞土當年萬戶侯」。另一方面，我不認為自己只有「三尺微命」，或什麼「無路請纓」。支持我的讀者及朋友，數之不盡。這樣的支持，使「一介書生」感到是「天之驕子」。

欄中的「挑燈」，可不是白居易所說的「孤燈挑盡未成眠」。生當今日，以爬格子而賺稿費的人來說，「未成眠」是一個大忌。我的習慣是，在孤燈之下運起米芾的書法，風捲殘雲，滔滔不絕，數著稿紙的頁數，一數夠了，就「三扒兩撥」地收筆，找周公去也。

是的，白居易的「孤燈挑盡」或李商隱的「蠟炬成灰」都不合我心。我寫《挑燈集》的意思，是近於辛棄疾的《破陣子》之意：「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我想，在學術上混了這麼多年，「挑燈看劍」之後而來一下「沙場秋點兵」，也是好的。

但該絕妙好詞的下半闋所寫的「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云云，我卻用不著了。雖自覺有「一陽指」的「功力」，但還是不敢為改造天下而用之。

至於辛前賢詞中的最後一句：「可憐白髮生」，雖非我所願，但還是無可奈何地接受了。

《隨意集》目錄

前言

《隨意集》序

一、政治的幽默
吊蘇共黨文
鄧小平晚節可保乎？
李先念去世及其它
黃永玉的小狗
港龍歷險記
夜上海捲土重來
誰是巨人──與李錄商榷
都是錢作怪

二、文化與石頭
繪畫與藝術
文釆何物？
漫談古典、藝術、文字
附庸風雅的代價
也談香港文化
漫談風格
藝術的「困難」問題
《橘中秘》
也談石帝
論雞血石
黃金耀與美人紅

三、也談書法
再事臨池
讀《書譜》，歎天才（附後記）
書法與文釆──試論「米芾現象」
一拜三師
書法的困難何在？（附後記）
加州牛肉麵與中國的書法
蘇東坡與米元章

四、莫扎特、小明星及其它
上帝之子
小明星是個天才
床前明月光──也談李白
毛潤之的詞（附後記）
為詩昆賀
黃永玉的畫
朱屺瞻的畫
法國印象派終於太古城──我看林風眠先生
黃苗子現象

五、教育漫談
最佳、最劣、最受歡迎的教授
讀書的經驗
論創見
屢敗屢戰易，大勝從容難
學術文章
對經濟學的發展失望
荒謬的「定律」──兼與林行止商榷
香港的教育制度
港大的「校外主考」制
想起了《中華文選》

六、瑞典行
高斯的雨傘
瑞典觀禮記
社會褔利主義中看不中用

七、思往事
太寧街的往事
釣魚樂
我的女兒
再遇何藩
往日時光──四友攝影聯展
子欲養而親不在（附鳴謝啟事）

《隨意集》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