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中國的經驗為師

作為一個追尋經濟知識並以之為生的人，我對中國經濟革命的經驗是充滿感激之情的。

一九八一年，在一個聚會中，高斯（Ronald H. Coase）勸我回到香港或中國工作。他認為我專長的產權經濟學，對中國的改革很重要，而且我又懂中文，是適當的人選了。我從來沒有改革社會的意圖，對高斯的建議，當時不置可否。

殊不知過了幾個月，得悉香港大學有空缺，我就試行申請。八二年回港後，我知道自己對中國無足輕重，但為了中國年青人的前途，遂以中文下筆，義不容辭地發點牢騷。十一年過去了，中國沒有受到我的影響，然而到頭來，我卻從中國的經驗學到了大量的新知識。這是意外的收穫，使我覺得不枉此回港之行。

也是一九八一年，在同一的聚會中，佛利民反對高斯的說法，認為我應該留在美國，繼續發展我的合約理論。七年之後——一九八八年——佛利民夫婦和我暢遊中國，有十多天日夕相聚的機會，我詳細地向他解釋中國的問題，表達了自己的見解。臨別時他說：「八一年時我反對你回港任職，但現在我認為當時的觀點是錯了的。七年之間你從中國的經驗中學得那麼多，回港任職看來是正著。」

是的，中國十多年來經改的經驗，史無前例，天下間到哪裡去找？我不是一個幻想理論家。我要有事實的依據，然後靠想像力推斷出有一般性應用效驗的理論。我認為，單憑幻想想出來的理論，大都荒誕不經，沒有實際的用場。愛因斯坦憑空想出相對論的例子，是愛氏的天才專利，與我這個凡夫俗子是扯不上關係的。

機緣真的是巧合了。我在香港大學的職位，是舉世獨一無二的中國經濟訊息接收站。無論是學術性的、在商言商的、多個研究中心的、北京智囊的——種種有關中國的訊息，每天都傳到我的辦公室。這些訊息，大都很容易就得到證實，那就使我一步一步地想下去而作出推斷。

很幸運，在回港之前，我接受了英國經濟事務學社（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的邀請，在一九八一年寫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小書（八二年出版）。其中有一章是純理論的，作出實證分析，又有一般性應用效驗，是我後來用以推斷中國發展的基礎。這個理論基礎讓我舉一反三，使我能看到某些變化的一點蛛絲馬跡就推斷跟著而來必會發生的事。自一九八三年末起，我在《信報》及《經濟日報》發表了逾百篇關於中國經改的文章，其中屢下推斷，差不多百發百中。這不免使人覺得（誤解）我這些文章對中國起了「影響」作用。

在推斷中國經濟發展的演變中，我只犯過一次大錯——並非理論不成，而是用得不夠小心。那是關於放開價格管制的問題。當鄧、趙在一九八八年春天要硬闖而放開價格時，我是贊成的。特權分子因為有價格管制而從「倒賣」中得益，放開價格可以廢除這特權而一舉兩得，「硬闖」看來是正著。但我當時的重要失誤，是忽略國營企業林立，而這些企業中的員工，做與不做都有差不多的收益，一旦放開價格，問題就出現了：生產不會因為放開價格而跟著急速上升。這樣一來，放開價格沒有生產急升的支持，工人只見物價起，而工資卻裹足不前，怎會不怨聲載道？特權階級反對，員工也反對，是以為難。

一九九一我在瑞典見到佛利民時，就對他解釋：在國營企業林立的情況下，價格不可以隨便地「放」；放開價格是需要有大量私產化的支持的。他聽後，點首同意。

在這一連十篇關於中國問題的文章之結尾處，我要重複表達我對中國經濟革命的欣賞。然而個人認為，雖然政府可以不放棄資產的所有權而維護社會主義的形象，在政治上大為可取，不過，總是要付出點縛手縛腳的代價。東歐的捷克，開門見山，擺明要放棄共產，不管社會主義為何物，以大手筆出售「國產」的辦法來推行私產制，只三年工夫就欣欣向榮。要顧全「社會主義」的面子而不放棄所有權，在理論上可行，但在意識上這會給特權分子諸多借口，左推右搪地維護或增加自己的權益。

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革命真的是一日千里，可是到了今天，困難重重。捷克看來是後發先至，再過幾年，甚有可能走在中國的前頭。當然，捷克國小，事情遠為容易處理，但我們不可忽略，他們執掌政權的頭頭，曾經在芝加哥的經濟學「少林寺」學藝，對共產或社會什麼主義視如糞土也。


二○○二年後記

此文最後提到東歐捷克的例子，一九九三年的高評價是對的，可惜曇花一現，過了幾年我到那裡的布拉克一行，覺得其經濟情況遠不及中國。後來我與佛利民提及捷克使我失望，他說曾在芝大學藝的那位頭頭似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變了質。

個人認為中國的經改比東歐的辦得好得多，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沒有把政改放在經改之前。那是說，改革是不可靠民主投票的指引而有大成的。民主投票是要有相當完善的憲法，清楚地界定了人民的權利與保障，才可以考慮推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