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欲養而親不在

這篇文章發表時，母親大概已去世了。

執筆寫此的前一天，不省人事近二十日的母親，血壓的上壓下降至六十多度，群醫束手；她老人家看來不容易多活一兩天。

昨日到醫院看母親五次，在床前替她朗誦聖經，也在她的耳邊高聲說了好些愛她的話。我每次這樣說時，她的血壓上升五、六度。昏迷不醒多天的母親，似乎還能聽到什麼。

晚上我睡得不好，因為每分鐘都擔心醫院會打電話來。清早起來後給醫院掛個電話，知道母親還在，但決不是「健」在了。既然醫生說她復甦的機會是零，我實在不應對母親的病繼續「關切」的。然而，正如羅曼羅蘭所說：「絕望之為愚妄，正與希望相同。」愚妄地，我總是希望有奇跡出現，希望母親能清醒兩三分鐘，對我粲然一笑，讓我能對她訴說那一大堆我似乎還沒有說得清楚的話，使她欣然而去。

時間就是那樣無情。數十年來，我要對母親表達自己對她的愛，機會有的是，但放過了；我總是覺得自己沒有盡其本分去做，或做得不夠，遠為不夠的。今天，我要做的，要表達的正多，但太遲了。我老是想，只要多添兩分鐘的時間，我就可以一洗前非。然而，這只是妄想而已！

自八九年六四後母親在西灣河的街旁跌倒，進院留醫已有三年多了。在這期間，我對她說我愛她，何止千遍。說一聲愛，何其容易也。母親從來沒有說過愛我，但在行動上她對我無微不至。

我深感遺憾的是，母親健在時，我沒有好好地以行動表現我對她的愛。這一點，母親是不同意的。在醫院中，她重複又重複地對醫生和護士們細說我從幼年起怎樣孝敬她。說的大都是些陳年「典故」，我自己也記不起來了。連自己也記不起的事，有等於無，是不足以自我安慰的。

母親今年九十二歲，算是長壽了。然而，近數年來，我不是期望她能享永壽之年，而是希望她能愉快地度過最後的日子。在醫院臥病三年多了，最後的十多個月裡不能說話，不能進食，自己不能呼吸，但大部分時間她腦中還是很清醒的。這樣的生活，「長」壽一年或短壽一年似乎不大重要，重要的是在清醒時感到開心。我為母親最後的一點愉快盡其最大的努力，但總是覺得有所不逮。這可不是說母親是一個難於滿足的人。正相反，近三年來，她很容易就笑逐顏開，只要說一兩句她喜歡聽的話，她就「落力」地點頭，笑得甜甜的。我於是安排太太與兒女，多抽點時間到醫院去探望，而我妹妹是醫院的護士長，當然更加賣力了。他們都說，母親臥病時一反常態，成了一個容易開心的人。話雖如此，我還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遠為不夠的。在內心深處，我實在有點難以形容的內疚。

毫無疑問，母親是唯一可以想也不想就為我作出任何犧牲的人。雖然我自己的兒女也曾對我這樣說過，但我總是有點疑問。只有母親——我是毫無疑問的。對一個肯為我作出任何犧牲的人，我根本不可能作出足夠的回報，不能不無愧於心。

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奈何！



鳴謝啟事（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刊登於《明報》及《經濟日報》）

母親去世了。三年多來，她在瑪麗醫院及港中醫院所受到的照顧，著實令我感動。

回顧當日母親在瑪麗多天昏迷為醒，楊紫芝教授接到我深夜求救的電話，「受『命』於危難之間」，於是「手揮目送」，使母親化險為夷，我是不敢言謝的。方津生醫生替母親施大手術，著手成春可以不提，但他在事後對病者的不斷關懷，卻是不尋常的事了。

兩年多前轉到港中，該院的上上下下把母親當作家人看待，使我有溫馨之感。莫志強教授不恥下「治」，在假日中替母親動了一個小手術。於今回顧，這小手術令母親愉快地多活十多個月，雖「小」亦大矣！蘇淳養醫生屢次因為他的術有專長而疲於奔命，使我衷心感激。到最後，方平正醫生與陳文巖醫生也參與診事，晝夜不分也。

我要特別感謝鄭俊豪醫生。三年多來，他是母親的主治人。他把她稱呼為「婆婆」，視若親人。日星隱曜之朝，風雨如晦之夕，鄭醫生未嘗不在，而「婆婆」亦未嘗不悅也。

王羲之說：「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母親平生刻苦自持，不懂得怎樣過幾天舒適的日子。惟在晚年臥病之際，得到上述朋友的關懷，就變得欣然於色，樂天知命，視死如歸，大有長者之風。王羲之的話，是還可以商榷的吧。

謹此鳴謝，余不盡言。

加州牛肉麵與中國的書法

自從我以中文寫文章以來，題目之怪，以此為最。但得先此聲明，這篇文章可不是怪論。

我是在加州念大學的。多年以來，我可沒有聽過加州有什麼特產的牛肉麵。南京牛肉麵我老早在香港聽過，而其它中國特產的麵食，也時有所聞。可能我孤陋寡聞，沒有聽過中國有哪一個地方叫作「加州」。我想，加州應該是美國西岸的加利福尼亞州吧。

話說不久前，北京有一家麵食店舖，招牌寫著「加州牛肉麵大王」。這個招牌給舖子惹禍上身，受到《人民日報》的批判。以「加州」為名，在開放而又崇尚西方的今天中國，是一個不難理解的「綽頭」。但該麵店受到批判，卻與「加州」無關。這店舖惹禍，是因招牌上的「面」字特大而又用上紅色？何也？原來，究其原因，「面」字是繁體字，而中國大陸應用的簡體，是「面」而非「面」也。

據報道，因為在開放中大陸受到香港與台灣的不良影響，繁體字大有「復辟」之勢，官方的喉舌於是大肆抨擊繁體字。上述的麵店也算倒霉。最近我有機會到上海一行，很欣賞該市店舖招牌上的書法。這些稱得上是好書法的招牌，所用的大都是繁體字。官方要罵繁體，招牌怎會不受「池魚」之殃？而把「面」字寫得特大加紅，即使以「紅」掛帥的毛澤東在天之靈也保不住了。

將「面」簡寫為「面」，成為「加州牛肉麵」，也無傷大雅。但倘若那店舖的招牌是「加州蛋面」，就不免使人想入非非。加州好萊塢一帶美女雲集，蛋面觸目皆是也。

說起來，「面」變了「面」，在中國文化傳統上確是有點不幸。簡體字以「面」代「面」，但假如一下子記錯，掉轉過來就糟了——「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崔護地下有知，不知會怎樣想？

提到中國文化，我就想到中國的書法。上海的好書法招牌，以繁體字下筆，非無因也。當年以「繁」化「簡」的仁兄們，似乎是忽略了中國的書法。上佳的書法，是不能以簡體字下筆的。理由有二。

其一，簡體字是固定的，不容有變，因為一變就變了字。在中國的書法上，每一個字都有很多不同的寫法，而上佳的書法，是往往在一篇之內，同字用不同寫法，以求變化多端為妙。米元章論書法時就說得很清楚：「振迅天真，出於意外；所以古人書，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則奴書也。」當然，同樣筆劃的一個字，書者還可加以變化，但是有同字而不同筆劃而加以協助，書法上就有更大的變化、更大的表達能力了。簡體字是不可能有筆劃的變化的。

其二，以簡體字寫草書，無能為力也。雖然有一些簡體字，是依照故老相傳的草書「筆劃」的，但這只是一小部分。一般地以「簡」書草，是違反了中國的書法規律，而改變這規律，在書法已近式微而又日漸復甦的今天，實在是大有殺傷力，不可取也。

孫過庭在他的萬世流芳的《書譜》中說得明白：「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者，繁體也。孫前輩又說：「草歪使轉，不能成字。」那是說，以「轉彎」為主的草書，若轉時稍為出錯——轉得太大，或太小，或太高、太低、太左、太右——讀者就不知道是哪一個字，非書法也！這是妙不可言的中國書法文化傳統。草書以「通真」為根，以不歪「使轉」為神，簡體字既不「通真」，也沒有「使轉」的規範，草書又從何說起？

是的，從書法的角度看，昔日中共「發明」的簡體字，好像是「異國」文字了。

從日常應用的角度看（尤其是在文盲眾多的國度中）推行簡體字是有可取之處的。然而，在計算機盛行的今天，漢字簡化的功能越來越少了。另一方面，中國古典文化傳統中的書法，舉世無匹，是炎黃子孫足以炫耀於國際上的視覺藝術。

中國的領導人是不應該漠視書法的。我認為，在今天，既有簡，也可以有繁，領導人是不應該視己為文化的天之驕子，以權威的架子而對所謂「繁」體強加約束的。文化是人民的事。他們喜歡做什麼，就讓他們自由地去做算了。

（註：此文發表後不久，到北京一行，見招牌寫的是「美國加州牛肉麵」——原來真是美國的加州也。）

黃永玉的小狗

好友黃永玉愛狗如命。有好大段日子了，他家中養著兩隻過癮之極的狗。不久前，他又花了數千元多買一隻人見人愛的名種小狗。一天黃昏，女傭帶三狗在街上散步，小狗行動較慢，走在後頭。突然間，一對青年男女從私家車跳下，抱起小狗就跑回車上，風馳電掣而去。

永玉為小狗被搶之事怏怏不樂久之。我正要想些什麼話來安慰他時，偶然看電視，見到如下的報道：新界的一家養狗場，在一夜之間給人家偷了數十條名種狗。偷車之風未已，而偷狗竟與打劫金舖如出一轍，世界奇聞也。我於是盯著熒光幕細聽端詳。狗場主人解釋說，名種狗在中國大陸的價格，比香港的高出一倍以上，所以他肯定被偷的數十隻狗，是會偷運到大陸去的。「名狗坐大飛」，絕佳題材也。《壹週刊》也算「反應遲鈍」，不以這樣的題材作封面話題，已是走了寶，怎可以連花邊新聞也不報道一下的？

中國大陸會出現名種狗的「搶購熱」，是我在六年前就曾推斷過的。理由很簡單：在「一家一孩」的控制人口的政策下，經濟開放後，人們家境稍為好轉了，家中僅有一孩或無孩者，就會很自然地以畜牲代替孩子。而在各種家畜之中，狗對人是最忠誠而熱情的。既然以狗代孩，當然不會而吃之。名種狗豈有不受寵之理？

我是非常反對「一家一孩」這個政策的。幾年前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一文中，我曾大聲疾呼指出，假以時日，這樣的社會將會變得沒有姑嬸叔伯，沒有堂兄表嫂，是一個舉目無親的社會。如此一來，一個社會成員要發奮圖強，在無依無靠的環境中是不容易勇往直前的。而人與人之間少了親人或親戚的愛與關懷，顧影自憐之際，缺少了一點上蒼賜予人類的溫馨，是一項大損失。還有的是，水淡於血，人與人之間少了親情與關懷，凡事討價還價，交易費用會增加，這對經濟發展當然有害無益。

大自然的規律，包括了基因的遺傳，是不應該由一小撮政客隻手遮天，視上蒼如無物，把這規律加以大事左右的。人天生下來就自私。毛澤東昔日高舉革命之旗，推行共產政制，與私產背道而馳，也要把人改造為：只知有「公」，不知有「私」。這是違反自然之舉，其效果慘不堪言，痛矣哉！蘇聯及東歐的領導人悟已往之不諫，痛心疾首，把共產捨棄。中國的領導人雖然口頭上不肯捨棄共產，但內心還是心悟已往之不諫，是皆可嘉也。

然而，「一家一孩」的政策，也是違反自然之舉。上蒼「定」下來的規律，是生理上夫婦可以生幾個或更多的孩子。強加約束，其效果肯定不止減少人口增長那樣簡單的吧。

回頭說，以狗代孩，從愛與享受那方面看，狗豈及孩哉？另一方面，從投資回報率的角度看，狗亦不能與孩子相比。養名種狗的費用，與養孩子差不了太多——其實不菲也。但在回報率上而言，孩子長大成人後，可以生產賺錢，其所得的收入高於支出。養狗呢，除可供消遣外，若非賣掉，或而食之，則沒有生產收益可言，從頭到尾都得個「養」字耳。這樣，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看，養狗是遠不及養孩子的。

中國大陸今天推行「一家一孩」，可沒有限制「一家一狗」。目今在那裡盛行的愛狗熱，若繼續下去，說不定有一天會有狗多過人的現象。到那時，中國會被稱為「狗天堂」，傳為佳話也。

永玉痛失小狗，是不應耿耿於懷的。理由有二。其一，假若他那可愛的小狗坐「大飛」回歸祖國，落到一家無孩的購買者手上，就必被視如己「出」，愛之何其甚也。其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既然知道中國的市場秘密，永玉大可與我合資，在大陸大事養狗，待價而沽。而正在考慮在中國從事食品生意的袁老弟天凡，也不妨與我們合作，設廠百畝，出產狗的罐頭食品，亦不錯也。

夜上海捲土重來

四年前我與佛利民曾有上海之行。最近因為簡慶福的攝影展，我舊地重遊。上海從一片蕭條到欣欣向榮的轉變，使我為之驚愕。更驚人的是，所有在上海的朋友都說，這個好些方面從無到有的轉變，大都是在最近一年中才發生的，而自數月前鄧小平南下之後，上海繁榮的趨勢更加明顯了。

假若朋友的觀察大致上是對的話，那麼我不用看什麼統計數字，也可以斷言，近一年來，上海的經濟增長率，起碼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這樣的增長數字，一般的經濟學者不容易相信。

然而，多年以來——差不多三十年了——我認為經濟學中的經濟發展理論愚不可及，是經濟學歷史上可悲的一頁。七年前，在一篇評論中國改革的文章中，我曾直言只要中國大事開放，以私產為依歸，要每年百分之五十的增長率能持續十年，是不難辦到的事。近一年多來珠江三角洲及上海的發展，是證明我的觀點可信的第一步。

我這個推斷可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有所根據的。理由有三：其一，私有產權對經濟發展有無與倫比的威力。百餘年前，日本的明治維新，只把土地加上自由轉讓權，經濟奇跡就立刻出現。其二，從零上升百分之一百還是零。在民不聊生的共產中國推行私產——或作近於私產之類的安排——經濟增長率奇高並非就顯示國富民安。其三，在共產中國閉關自守的多年中，外間的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這數十年外間的科技突飛猛進，其成績比以往數千年加起來的還要大。中國一旦開放，推行私產之制，外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科技知識，可以免費獲取，這哪有不使經濟暴升之理？

是的，近兩年來若非舉世經濟不景，珠江三角洲與上海的增長率會更厲害也。

上海的經濟發展，使我感慨萬千。在那裡夜遊，我明確地意識到，解放前的夜上海捲土重來也。一時間我有「酒不醉人人自醉」之感。

使我感慨的可不是「人自醉」，而是那所謂「腐化」的夜生活，是共產革命的「革」掉對像之一。當我最近在上海的深夜街上，見到歌廳、舞廳之前出租車雲集，我就想，這與國民黨時期的上海有什麼分別呢？細想之下，分別是有的。販毒不像當年那樣成行成市；黑社會的活動絕不會像當年那樣猖狂。但這些可取的改進，是不需要搞數十年共產才能辦到的。四十年的革命——加上其中的浩劫——只贏得少了鴉片，少了杜月笙之流，其代價實在太大了。

多姿多采的夜生活，象徵著繁榮，是沒有什麼不妥的。簡慶福少年時在「夜上海」長大，知之甚詳。他告訴我，今天上海略見規模的夜生活，比起數十年前，相去還有十萬八千里。但願今後捲土重來的夜上海，進展神速，也希望這夜上海遠比昔日健康。

今、昔的夜上海還有一點有趣的不同，那就是：昔日的夜上海——周璇等歌星的夜上海——影響香港的娛樂文化，而今天卻倒轉過來，是香港影響上海。可能是巧遇吧，但我在上海坐出租車時，收音機所播出的歌曲，起碼一半以上是香港的粵語流行曲。在上海的第一晚，我和朋友經酒店的介紹，到一條新興的由個體戶開辦的「食街」進晚餐。進了一家小飯館，裡面的顧客全是上海本地人。但打開菜牌一看，百分之九十是香港的菜式也。

港大的「校外主考」制

說來真的話長。

我任職的那間大學——香港大學——竟然有「校外主考」（External Examiner）這回事。中文大學也有，雖然他們「校外主考」的細節我不清楚。至於新辦的科技大學，有沒有「校外主考」這個費時失事的玩意，我不得而知也。

所謂「校外主考」，是指港大的每一個學系，都必須有一個在外地（校外）的同系學者，監督這學系的學術水平。學生考試的題目出得夠不夠嚴謹，試卷的答案夠不夠份量，碩士或博士論文是否達至國際水平等等，都要那位校外主考作出評述，每年寫下評語，隆重其事也。

回港任教近十年，我對這「校外主考」制度毫無好感，認為它多此一舉，浪費了納稅人的金錢。且聽我解釋如下。

第一，既然校外的主考人威風十足，他必須是國際學術上的知名之士。這樣的人在暑期間大都周遊列國，要他們閉門數天安心閱讀試卷，難於上青天。

第二，有資格作「校外主考」的，身價不菲，而港大所付的酬報，有等於無！記得三年前，我們港大的經濟學系委任了一位大名鼎鼎的經濟學者作「校外主考」人。這位仁兄一見試卷之多，工作之繁，就立刻辭職不幹。

說起來，這位經濟大名家是我的徒弟。師傅請徒弟作師傅之主考人，已是世界奇聞，殊不知這個徒弟一看眾多試卷，就連考師傅的癮也不過了。

第三，要尋找一位在國際學術上有地位的「校外主考」人，談何容易！香港的納稅人真是樂善好施。他們從來不聞不問，間接地送錢給我和其它同事找「校外主考」去也。納稅人可不知道，九年以來，我們港大的經濟學系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慼慼，並無有識之士會對什麼「主考」云云感興趣的。

第四，我們經濟學系的「主考」仁兄，每年都把我們大讚一番。然而，這些恭維的話若非白色的謊言，就必是客套之辭，對我們可說毫無裨益。

第五，若某校外主考人不識時務，把我們經濟學系批評得體無完膚，那又會怎樣呢？答案曰：我們會聽而不聞，視若無睹。須知除了一位同事之外，所有其它十八位經濟學系教師都是博士。既然人人皆「博」，又何必妄自菲薄，以他人的評論為依歸？

第六，據說「校外主考」制的一個重要成因，是我們作博士的懂得研究，但不一定懂得怎樣教學，真是胡說八道。難道校外主考人就一定懂得怎樣教學？又難道這位主考人可以看看學生的試卷，就知道我們的教書功力如何？

一九六六年，我曾獲加州的最佳教授獎。想不到，二十五年後的今天，港大竟然要校外主考人來指導我教學之法！真令我啼笑皆非。

我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校外主考」制有什麼好處。

我認為這個制度可能是昔日大英帝國殖民地的傳統。三十多年前，港大一個博士也沒有。水平如斯，以外間較為有「識」之士加以品評，約束一下不學無術的胡來，也是好的。但港大今非昔比，又何必「考」之？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與現實情況脫了節、於學術進展沒有關係的制度，今天仍然存在。一個解釋，是港大的教師沒有自信，所以請外人監管一下。這個解釋顯然不能成立，因為曾與我談及的非經濟系的一些同事，私下裡都認為該制度乏善可陳。

我認為比較可取的解釋，是該制度可以給一個學系以借口，憑著校外主考每年一度的客套讚賞，就算是對政府的大量資助有了交代。這種自欺欺人的行為，是不應該在高級學府發生的。

我也認為，一個學系若有世界級水平，「校外主考」分明是多此一舉；而不達世界水平的學系，不辦也罷，取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