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25, 1993

免費午餐

「天下間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是我的老友佛利民的一句名言。佛老是本世紀最有名氣的經濟學家;這句話在一個午餐會裡說出時,他的聲望正如日中天,所以過了不久就成了世界名句。

要說出一句有口皆碑的名句,談何容易!說者的身份、聲望當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話中所傳達的是真理,否則就不能成為至理名言。事實上,我在學生時期——約於六十年代初期——就聽過類似的話;任何懂得經濟學的人,都是老早就知道的。話雖如此,我們還是要靠佛利民的感染力,才能使這個大學一年級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在眾口之間,不脛而走。

「沒有免費午餐」,是指任何有市場價值的物品,都必須用社會的、有價值的資源生產才可以供應。什麼社會福利,什麼政府津貼,在付出時都要消耗社會資源——享受者不須繳付費用,但其實質費用,還是由社會的其它成員付出來的。這是經濟學的第一課。

但「天下間沒有免費午餐」這句話,還有第二個含意,第二種用場。這用場我們中國人知之久矣。尤其是與大陸官員交手做生意成行成市的今天,這句話的第二含意,港商明白,大陸官員也明白,於是皆大歡喜。這含意是:我請你吃一頓飯,或「免費」地送你一點甜頭——或所謂「好處」——你是應該識「do」的。請吃了「阿一鮑魚」而沒有一點回報,花錢姑且勿論,寶貴的時間豈非付諸流水?「阿一鮑魚」如是,「供書教學」也如是。

自「六四」後一年多起,在大陸投資或做生意,「免費午餐」的第二含意越來越清楚,以至作風上有從間接的「鮑魚」或「供書」轉到直接的「好處」那方面去的趨勢。是的,從「午餐」到「好處」,是近今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太明顯而又極為重要的轉變。我認為這轉變是大吉大利的。「貪污」被明顯化,從台底轉到台面來,名正言順,非貪污也。也難怪中國近兩年來經濟欣欣向榮。

我要在這裡寫「免費午餐」,與上述情況無關,而是近幾年來我確實吃了不少免費午餐。不要誤會,我是個擺明車馬的人,在小費用上我從來懶得管是誰付的。要是吃了「免費午餐」有什麼「後著」,要應付什麼「馬後炮」之類,我就索性連電話也不聽,吃之可也。

我要談的,是約我吃午餐的朋友,通常都指定要去什麼馬會,什麼同鄉會,什麼俱樂部之類的地方吃之。但我不是會員,不能付帳,所以逼著餐餐要吃免費的。我好不容易才能久不久說服他們,到非「會所」之地讓我作東道一次。

我這些「會」友,是老朋友了。他們應該深知我這個人。假若他們有求於我,總會來一招「中炮大夾馬」而不須用「馬後炮」的。事實上,這些朋友從來什麼也不求:只有我求他們,他們不求於我。吃了免費午餐而還有所求的,天下間恐怕只有我一人吧?

朋情有價,免費午餐就真的單方面地免費吃了。

可能是我自己的性格使然。我從小就不喜歡參加集會,所以對任何「會」都沒有興趣。早年參加過兩個攝影學會,為的是要借用黑房和得到一些刊物。後來加入美國經濟學會,為的是要訂該會的雜誌。今天,我已非這些會的會員了。只有飄路連山會還有我的名字在會員名單上。這個會是以學術的成就與信念而邀請合適者入會的。十多年前,高斯、艾智仁、赫舒拉發等數人把我提名,而高斯親自打電話促我參加,盛情難卻,我就加入了。然而去年屈指一算,我沒有交會員費已十一年了。難道這個以提倡自由而知名於世的學會,其會員竟然有不繳費的自由?我感到尷尬,有點難為情,於是就追問該會我所欠的會員費總數,一筆清付了。

很奇怪,香港人似乎很喜歡「入會」的。我有好些朋友是五、六個會的會員。整天袋著那麼多會員證,不是很麻煩嗎?後來我才知道,香港眾多的以食為主的會社,是因為在法律上,其所用的樓宇公開地辦商業食肆有困難,所以就以「會」的招數來化解了。

Friday, June 18, 1993

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最近為了替《四友攝影聯展》出一本攝影集,在集子的背後要加上一個紅色的篆刻,以增設計之趣,就選用了譚永逸替我所刻的辛棄疾句:「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朋友們見到了,有些擊節讚賞,有些不知來龍去脈,但也有一些認為是過於狂妄,有「牙擦」之嫌。

持後者之見的朋友,似乎是「好讀書,不求甚解」。是的,當宋代的辛棄疾說這句話時,其傲慢之情前無古人。但這傲慢可不是在於這句話,而是這句話的前言後語,整體加起來才使人感到傲氣逼人。辛氏寫道:「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照事論事,以辛前輩的蓋世才華,說這幾句話絕不誇張。要是我能寫得出他那樣的詞,我會比他驕傲十倍。但我的才華比他相差何止十倍,所以這幾句話我是不敢說的。我敢說:「恨古人不見吾狂耳」,也敢說:「知我者,二三子」,但卻不敢說「不恨古人吾不見」。少說了這一句話,其它的就算不上是「驕」人一等了。當今之世,在某種情況下,有誰不認為「知我者,二三子」呢?有誰不在興發之餘感到「恨古人不見吾狂耳」?但我就是不敢說「不恨古人吾不見」。正相反,假若時光可以倒流,我恨不得能與李白、蘇東坡、辛棄疾等古人秉燭夜談,花半年的薪金與之同游共樂我也不會猶豫的。

我認為,單說一句「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有兩個含意。其一是謙厚之言:我們四友出這本攝影集,實在是班門弄斧,有點狂妄,望大家賞賞面,放我們一馬,因為我們只是「狂」而不自量力也。其二,是我個人對人生的一點感受:人的生命中,會有陣子狂放得旁若無人,若不在此時一抒己懷地「恨古人不見」,豈不是辜負了此生?

記得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我勸容國團回中國大陸去,說他是世界乒乓冠軍的材料,而香港是不會派他參加世界賽的。他嚇了一跳,回答說:「你在說夢話!世界冠軍與香港冠軍是兩碼子事。我膽子再大也不敢有世界冠軍的意圖。」我想也不想就作了回應:「你不知道,世界其實很小,像你那樣的奇才,拿個世界冠軍沒有什麼大不了。」想不到,他相信了我這幾句話,到後來卻害了他。但那是「恨古人不見吾狂耳」之言。

記得在洛杉磯加州大學考博士試時,進入試場之際,教授見到我,說:「祝你幸運。」那時我讀書讀得癡了,望著他,有點不明白,回答說:「我是不需要幸運的啊!」那也是有點「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也是做大學生時,有一次我到舊金山去,在唐人街的一個公眾休憩的地方,見到該市的「棋王」與人賭棋。觀眾雲集,我呆坐著看了一陣;「棋王」勝了,口沫橫飛,不可一世,突然間盯著我說:「你是外來的吧,要賭一局棋嗎?」我見他下的是二等棋,就回答說:「假若你要賭大的,我閉目讓你先行。」這樣賺了一百美元後,就自覺「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去年夏天,我的二十歲兒子到洛杉磯一行,在那裡的加大找到我三十年前的老教授艾智仁。據兒子說,艾老在辦公室裡滔滔不絕向他談起我的往事,然後忽然間指著兒子站立之處,說:「我記得很清楚,當年你爸爸站在同一的地方,告訴我他是最好的學生!」今天,我還記得我確實說過那一句近於「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的話。然而,我也記得,為了要證明我說的並非誇大之言,我跟著讀書讀得很努力,很辛苦。

「狂」而不「妄」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

自覺下過功夫而又自覺有小成或有點造詣,「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是自然不過的。我衷心佩服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但我恨不得他死而復生,讓我向他細說他的《佃農理論》錯在哪裡。費沙的利息理論石破天驚,我是口服心服的,但我恨不得他今天還在,讓我向他解釋交易費用對利息的影響。

在攝影上,「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的意思是更容易產生了。在這玩意上我是無名之輩,但也恨不得已故的攝影大師能看一看我對光的處理。而作品跟我一起聯展的三友,大名鼎鼎,在專注的題材上——何藩的街頭巷尾,陳復禮的詩情畫意,簡慶福的大場面風景——他們功力深厚,各自成家,豈會不「恨古人不見吾狂耳」哉?

Friday, June 11, 1993

MY FAIR LADY

誰都知道《My Fair Lady》這個名目是從哪裡來的。

不久前,《壹週刊》上一個很受歡迎的「小道」專欄——《中環人語》——替我宣傳,說我近來忙於搞一個《四友攝影聯展》;說我自己作品中的一幀「秘密武器」,名為《My Fair Lady》云云。

其實我忙的並非該展覽的本身,而是要在展出前先出版一本攝影集,把展出的二百幀作品全部放進去。事前可沒有想到,出一本攝影集會比出一本散文的結集多下那麼多功夫。我知道從來沒有人曾在香港以出版藝術攝影集賺過錢。因此,身為《往日時光——四友攝影精選集》的編者與「自負盈虧者」,「輸數」是「預」了的;但希望不要輸得七零八落,所以盡可能做得好一點,使人有價廉物美之感。

話說《中環人語》刊出後不久,我跟張敏儀進午餐,一見面她就問:「誰是My Fair Lady?我們電台的人都好奇地想知道她是誰?」

這一則《中環人語》是楊懷康執筆的。我說話稍一不慎,就中了楊老弟之「計」。說這個大受歡迎的專欄是「小道」,其實是「高級八卦」。在香港,「八卦」的消息所在皆是,但「高級」的卻極為罕見。《壹週刊》暢銷,非無因也。其實我認為《壹週刊》之「八」值錢,不是因為「高級」,而是因為有「級」。如果他們來一個《筲箕灣人語》,也會洛陽紙貴的吧。沒有作過正式統計,但我意識到,在香港不暢銷的刊物,皆「無級」之類也。

張處長為人爽直,一向與我無所不談,而我亦無所不告也。她這次一開頭就單刀直入,問My Fair Lady是誰,我一時間竟不知所指,但一想之下,就知道是楊老弟給我惹來的麻煩。我於是如實奉告:「還有誰呢?當然是我的太太。」她聽著,顯得有點失望。她可能認為,既然楊懷康說是個「秘密」,張五常的Fair Lady必然另有其人——這才過癮呀。於今想來,我應該故作神秘一下,不直白告訴她,使她繼續替我幻想下去。

事情原是這樣的。四友聯展有一個硬性規定:每人選出作品五十幀,不許多,也不能少。但四友之中三個是攝影大名家,只有我是無名之輩;跟他們一起聯展,相比之下,自己看來不覺得尷尬的作品拿不出五十幀來。我於是決定把室內人像交出來以補不足。我曾經在加拿大當過一年的職業人像攝影師,也曾在好萊塢傳授過人像的攝影光法,可說是駕輕就熟的。其實這是個「騙人」的玩意:拍出不過不失,人見人愛的室內燈光人像,易如反掌,舉手之勞也。在這次聯展中,我選出了三十四幀非室內人像之作,其它的十六幀是「湊數」的室內人像——這些作品,只要花兩個小時就可信手拈來的了。

好友陳平,攝影高手也。他對我的作品有所偏愛,但又很關心我那些室內人像,變化不足。他於是建議,說我的人像都是以低色調處理,應該起碼有一幀高色調的;他又認為,若能展出兒女和太太的人像,會很有意思。

女兒的人像,我在她十六歲那年就拍攝下來了。那是用當時新購置的人像相機拍的,該機頗為複雜,由於不懂得用,拍攝時在技術上犯了大錯。不過,既然是自己的女兒,效果差強人意也應該可以「參展」了。兒子呢,我沒有替他拍攝過人像;目前他正在美國求學,不便為這次聯展而特地回來讓我「造像」了。於是我打太太的主意。

高色調的作品,我知之甚詳,但甚少拍攝,因為這色調的處理很麻煩——不是困難,而是麻煩。所謂高色調,是指在作品中,白色的地方多,黑色的地方少。嚴格地說,黑的要越少越好,但要漆黑;白的最好要占畫面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要層次分明。

得到陳平的提示後,我就打了個長途電話給身在美國的太太,要她買幾套雪白的衣服,飛到香港來讓我拍攝人像。就這樣,作品就拍好了。

本來,人像作品的題目是最容易起的。唐書璇的人像叫《唐書璇》,黃永玉的叫《黃永玉》……但自己太太的怎樣稱呼,卻不容易。他人替我的太太造像,可直稱她的名字或《張五常夫人》。但作品裡是自己的太太,要怎樣「標題」呢?歐美畫家們替自己太太造像的標題,都不太自然,更不論文采了。

在多種局限條件下,我選了《My Fair Lady》,是一個折衷的名目了。而事實 上,以Fair Lady來描述蘇錦玲這個人,朋友們不會有異議,更何況高色調之作,可以使一個女人看來是長生不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