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rch 28, 1997

古書畫的價值

最近一家大甩賣行寄來他們快要拍賣的中國古書畫目錄,看後對其估價的偏低,不勝感慨。目錄上的估價,當然不是成交價,但這起碼表示物主願意出售而專家又認為是合理的價格。事實上,中國古書畫的價格偏低,由來已久,而這次只不過是一點左證的新資料罷了。

先舉幾位大名家的作品為例吧:

唐寅(一四七○——一五二三)的《唐生告歸圖》,估價大約港幣四十萬元。這是唐伯虎的佳作,與附帶的書法參證,假不了。

傅山(一六○五——一六九○)的《深山高隱》,估價大約十二萬。傅青主當然是大名家,雖然我對他的畫作認識不多,但畫中的題字顯然是他的手筆,錯不了。畫高六呎,很清雅,而青主遺留下來的畫作不多。

陳淳(一四八三——一五四四)的《墨花書法》,估價大約四十萬。陳道復不僅是大師,他的書畫對後人影響甚大。這幅手卷是書畫兼佳的。

陳洪綬(一五九八——一六五二)的《群童戲鳶圖》,估價大約二十萬。陳老蓮大名鼎鼎,是近人張大千所拜服的。作品是佳作,有乾隆及三希堂等鑒賞章印在其上,皆名印也。

再看一些小名氣的例子吧:

詹景鳳(一五六七——一五九八)的草書《王維桃源行詩》,估價大約三萬元。作者雖然是小名家,但這幅手卷是超水平之作,足以令我對他刮目相看的。手卷甚長(作品本身二八五吋),今天的裱工費用應在三萬元以上。

笪重光(一六二三——一六九二)的《草書千字文》,估價大約五萬。書法寫得不好——笪氏的書法本來就不精彩,而《千字文》又是很難寫得好的。但這件作品畢竟是《千字文》,且又經吳湖帆收藏過,非廢物也。

以上所舉的六個例子,作者大部分是四百年前的人,而作品都應該是真。我感到奇怪的,不是大、小名家之作的價格差距。我不明白的,是今天(或近代)的名家作品之價,往往遠比四百年前的大師為高。

蓋棺可以論定。從藝術歷史地位那方面看,近人徐悲鴻是難與四百年前的唐寅、陳淳、陳洪綬等高人相提而並論的。然而徐氏的畫價往往比這些歷史大師高。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反觀歐洲的藝術作品,其古今與名氣大小的價格差距,遠比我們中國的來得有「理性」。今天,一百年前的歐洲大師的畫作,動不動以(港幣)千萬元計,而大、小名家之別,也比我們的大。

我曾研究過歐西畫價的結構,發覺他們定價的準則與我們的有好些不同之處。例如,他們不喜歡以作品的大小而定價(我們,尤其是今天的作品,往往是以方呎定價的)。又例如,他們不重視美觀(我們是重視的),而重視作品的重要性。歐西藝術作品之價特別高的,通常是因為作者的風格正在轉變,或對後人有明顯的影響力。還有另外的一點:歐西的藝術作品,同一作者在不同時期之作,往往有很大的價格差距。

縱觀以上數點,我得出的結論是,歐西藝術作品之價,主要不是論大小或美與不美,而是論作品對藝術的貢獻。因此,在歐西藝術上,我們往往看到對某作品有如下的評論:「這作品重要!」我們呢?是不談作品的重要性的。這也是說,中國的藝術市場是不論作品對藝術的貢獻的。

作為一個文化古國,中國歷代藝術人才輩出,毋庸置疑。然而到了今天,人浮於事,為了生計沒有誰肯多花時間在藝術上下功夫。要當藝術家是苛求,但欣賞藝術這樣過癮的事,我們似乎也懶得去學。

應邀赴會,我曾經到過好些說得上是大富的香港商家的華麗宴客所,見到牆上掛著的,都是一些現今的「名」家的應酬畫。既然是應酬,當然以「意頭」、「風水」為「尚」了。

藝術市場不論藝術的貢獻,是我們的天才前賢的古書畫賣不出好價的原因。這象徵著我們的文化傳統被我們自己小看了。

香港的有錢人多的是。他們要救救我們的文化市場。

Friday, March 21, 1997

董橋的功力

董橋在《明報》的專欄裡與在下論文章,幽我一默,過癮之至。那是大師親自出手與在下較量,正所謂「名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我再不自量力也要見招拆招地回應一下的。

董兄與我過招,是由於不久前我發表的《清楚的文章》一文,文內自誇有把文章寫得「清楚明白」的一技之長。但董兄指出我較早發表的《浪得虛名》一文的結句:「我是為了過癮而學書法的,妄得『虛名』是『莫須有』!」——是清楚的反證。他認為這句是曲筆,並不清楚明白,他要想了一陣子才猜到六分意思。一「點」中的,顯然是一陽指功夫!

事實上,另一位文字高人——舒巷城——替我審核《浪得虛名》的文稿時,就曾對我說:「你那最後一句的意思是什麼呀?」我哈哈大笑回應道:「不要問這一句。我想了很久才決定那樣寫的,就讓這句有點不清楚吧。」

是的,有時文字不清楚是作者故意「弄」出來的。我這句寫得「彎」了,一個小原因是結句,為了文「氣」而不能寫得太長。但主要的原因,是董兄所說的「傲氣十足」的我,有時也逼著要自律一點,自謙一點。《浪得虛名》一文,是從如下數點而得出「妄得『虛名』是『莫須有』」這結句的。

(一)我自己最怕「浪得虛名」——這是衷心話。

(二)書法最容易「浪得虛名」,因為一般人不懂得書法,但又喜歡向「名人」求字,書法一塌糊塗而被認為是書法家的「名人」,屈指難算。

(三)我糊里糊塗地被稱為「大教授」,算是個「准名人」,而又癡於書法,所以是個「浪得虛名」的最佳人選。

(四)這點很難說出口——即使「傲氣十足」也難說出口。那就是,就算我不是什麼教授,毫無「名」氣,但自覺在書法的造詣上,說是個書法家也並不誇張。

由於如上的數點,我想了好一陣才決定以曲筆下「結句」,說道:「我是為了過癮而學書法的,妄得『虛名』是『莫須有』!」這句話有兩個不同的意思。其一是因為自己是什麼教授才被認為書法不錯,「冇癮」之至也。其二是——當時不便明言——自己書法實在有水平,但因為一般人看不懂,就以為我是由於教授之「名」而浪得(書法)虛名的。

董兄說要想了一陣子才猜到六分意思,「猜」過了一半,是客氣中表現出功力來了。

是的,文字有時寫得不清楚,是因為作者不好意思說清楚。世俗的約束,我這個凡夫俗子是不能全免的。有些人——尤其是學者——的文字不清楚,有時是刻意為之的。他們似乎認為,不清楚是深湛的表現,有學術性,會被人認為有學問,於是高人一等。我自己不僅從來不這樣做,而且很不以為然。

董兄說:「文筆要清楚明白,先決條件不是造句的功力,而是思想的清晰。」這句話當然是對的,但我想在這裡補充一下。沒有清晰的思想,當然寫不出清楚明白的文字。但清晰的思想只是一個先決條件,卻還不足夠——英語所謂「a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有些人,思想極為清晰,文字的操控亦到家,但不管怎樣用心下筆,文章寫來總是艱澀難明。

已故的經濟學大師奈特(F.H.Knight)——此公有五個學生先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去年初離開港大回美的一位同事,也是類似之例。此子曾經是我的學生,在美國大學任教職時被當世的好些大師認為是經濟學奇才。他寫的書信不僅清楚明白,而且甚有文采,但其論文就真的不容易看得懂了。

這位同事的思維,清楚而又有創見,然而很不幸,寫出來的卻是另一回事。好幾次,我看不懂他的文章,去請教他,他口述解釋,清楚之極,我不由得對他說:「你為什麼不依照你對我口述那樣寫出來呢?」他試做,但寫出來的還是不清不楚。(最近讀到他年多前出版的一本書,其清楚程度大有改進。)

口述能夠「直說」而下筆卻彎來彎去的,例子有的是。有清晰的思想不一定有清晰的文思。

這裡我順便提出另一個重點。那就是:好些時自己認為想得很清楚,但下筆表達時覺得自己想得不夠清楚;有時越用心寫就越覺得自己是想錯了;更通常發生的是,下筆把思想寫出來,思想越寫越清楚。

我認為:思想與文思是兩回事。而文思對思想的清晰有很大的幫助。很希望董橋能為香港的莘莘學子細說一下「文思」之道。

Friday, March 14, 1997

學術思想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在科學上,沒有什麼比想像力更重要。細想之下,我們不難明白,在學術上,沒有想像力的言論算不上是可取思想,學術的貢獻也就談不上。

人云亦云,是用不著想像力的,不算是有思想。指鹿為馬,說黑為白,算是標奇立異,有點新意,但這種胡鬧的言論,IQ零蛋的人也可以在幾秒之內說出來,亦非思想也。

我所說的學術思想,是或多或少有一點新意,也有一點邏輯,是對或錯不重要,但起碼要有少許不平凡之處,使人聽來或者覺得多知道一點什麼,或者認為不同意,而要加以反駁。對知識毫無裨益,又或者歷久也不能引起他人之好奇心的,亦非思想也。

經濟學大師高斯(R.H.Coase)任《法律經濟學報》的編輯時,對我說:有些文章,整篇看來大部分寫得很差,但其中有一小點新意,那我就逼著要把文章發表。高斯顯然認為,有思想的文章難求,既然有機會讀到有一小點思想的,豈能放過?不發表豈不是浪費天物?思想,就算是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也是學術上的鑽石,不可遺棄也。

在學術上,自己認為毫無新意之作,我從來不下筆,更不用說發表了。但我所說的所謂「新意」,好些時簡直微不足道,但既然認為是新意,算是思想,就振筆直書,以發表來過癮一下。

試舉一些我自己的例子吧。例一:去聽某名家的音樂演奏,最佳的座位必定是先售一空。較佳座位票價雖然較高,但其實還是偏低。為什麼佳座的票價偏低,而賣不出的劣座票價卻偏高呢?我的答案是,若佳座賣不出去,有剩餘,購了劣座票的人,「開場」之後會偷偷地「轉移有利陣地」,跑到佳座坐下來。為了保護佳座不被侵佔,主事者於是故意「偏低」佳座之價,讓佳座先售一空了。

這論點微不足道,也可能錯,不過,算是有點新意,算是思想。

例子二:星期天帶著一家大小到茶樓飲茶的人,可能要搶座位,其辦法是站在茶客或進膳者的台旁,等著(候位)者站得辛苦,進膳者吃得尷尬。為什麼茶樓、酒家的老闆容許這種搶位之風?我的答案是:以時鐘計算「歎茶」或進膳所用時間多少,按時間收費,其量度時間的費用太昂貴,所以茶樓、酒家就利用等待的客人站在旁「監視」顧客,使「歎茶」或進膳者吃得不舒服,早點「埋單」。

這解釋也是微不足道,可能錯。但它算是思想,有點新意,也算是學術了。

一般而言,思想是有內容的。但有一些思想——如數學——是沒有內容的。沒有內容的思想也是思想。這好比下象棋,想出一招妙著,其內容安在哉?

數學沒有內容,但其思想也可以博大深湛。在頂尖的層次上看,數學是哲學。從思維的困難程度來品評,數學邏輯是高高在上的。

然而,在數學之外的其它學問,思想卻必定要有內容。數學可以協助這些內容的學問推理,但引用數學卻不可以增加內容。這也是說,在數學之外的學問,思想歸思想,數學歸數學,不應混為一談。

在我所知的經濟學上,高斯、戴維德(A.Director)等高手不懂數學,但思想與內容卻令人五體投地。另一方面,森穆遜(P.Samuelson)、亞羅(K.Arrow)等經濟學者可以算得上是數學高手,但他們的思想內容極為可觀,而這些內容的本身與數學是分離的。那是說,經濟學高手用數,是以數為役而非為數所役也。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我遇到一位大有名望的物理學教授。在傾談間與他談到引用數學的問題,他同樣地強調,物理學的重點是思想內容,而這內容是與數學分離的。

不知是否由於計算機的盛行,學術上的思想近二十年來大走下坡。起碼經濟學可以這樣說。不知是誰作過如下的統計:二十年來,在經濟學的文章上,數學方程式上升了百分之一百強,但內容卻下降了百分之七十!

Friday, March 7, 1997

二十世紀的一號人物——鄧小平先生

耶穌基督誕生後的第二個一千年快將結束了。最後一百年——二十世紀——是歷史上最精彩的:世事演變風雷急劇;思想衝擊萬馬奔騰;科技進展一日千里。

這樣的大時代史無前例,之後可能不會重來。時勢造英雄,大時勢造大英雄是理所當然的。在我們的世紀中,科學上出現過一個愛因斯坦;藝術有一個畢加索;哲學有博柏;經濟學有凱恩斯,也有佛利民……若論政治上的一號人物,則應該是我們的鄧小平先生。

是的,我認為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整個世界中,政治上的大英雄以鄧小平先生居首。

先生的成就,說來真的是話長了。在這裡我只想提一點。那就是:以改進人民生活的準則(沒有什麼其它準則更重要吧)來衡量,人類歷史上沒有誰可與先生相提而並論。他不僅大幅度地改進了中國人民的自由與物質享受,也間接地逼使數之不盡的國家革新。我屈指一算,世界上大約有一半人口,直接或間接地,因為先生的敢作敢為而生活有了改進。

這樣的一個人竟然拿不到諾貝爾和平獎,應該是該獎的很大失誤了。

天無絕人之路這句話,想來是對的吧。試想,鄧小平先生創下的豐功偉績,是在他七十五歲之後才開始動工的!將來的歷史學者不知會怎樣看?我自己曾經說過,執政者到了七十五歲就應該退休了,這話顯然是說錯了。(換言之,應該因人而異。)

可能是時勢造英雄吧。鄧先生到了七十五歲時,「大鍋飯」政制的一無是處變得很明顯;大勢所趨,美國的列根、英國的戴卓爾夫人、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都因為協助廢除「大鍋飯」而做起英雄來。但英雄有大小之別。相比之下,這些老外算是小英雄了。

時勢造英雄,但英雄也造時勢。七十五歲之後為何還有如此深厚功力,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愚見以為,先生的功力來自以下三點(可謂得天獨厚)。其一是他十多歲就成為共產黨員,身經百戰,對該政制的認識前無古人,也可以肯定是後無來者的。因此,一旦要改革共產,先生便駕輕就熟。其二,先生雖然不是大有文采,也說不上讀過很多書,但以我這個小教授來品評,他的思維清晰明朗,是一級的思想家。其三,先生有當機立斷、一不做二不休的性格。

先生創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國兩制」、「經濟特區」,一些人認為是故弄玄虛。然而情況複雜如中國,要把論資排輩的得益分子的權力瓦解,大事改革,談何容易?這些招數是過渡期間的「殺手鑭」了。

也有一些人認為,鄧先生高舉「四個堅持」,高舉馬克思思想,是「左」的表現。但先生比這些人高明,知道這些堅持與思想可以有數之不盡的闡釋。既然「闡釋」之義多的是,高舉可以無妨。然而,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先生在中國改革的十多年中所推行的一切,無一不是向自由市場那方向走去,從不出錯。這一點,即使史密斯復生,也會心服口服的。

不記得誰說過:「有贊無彈」的追悼不會有多大的說服力。我對先生的主要批評,是他對民運人士的言行過於敏感。如果他當年不對在合肥大談民主的方勵之「重視」,我們不會聽到方老兄的大名,而六四事件也不容易發生。我也認為,六四鎮壓不當。先生當時應該把天安門廣場的青年抓起來,訓之以話,表達自己的同情之心後,不妨參考一下新加坡的李光耀方式,把民運青年打幾下屁股,以代坦克的出動。先生絕對有資格這樣做:他倡導的改革給青年帶來的自由,比一千個民運人士所能做到的,高出何止十倍!

還有一點我是不同意先生的。他建議自己死後要將遺體火化,把骨灰散於四海。我認為先生的遺體應該完整地安置於北京某處,好讓我有機會去衷心地拜一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