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rch 23, 2000

為什麼要學書法?

不久前為了好奇,出版了《慧珺五常談書法》這只影碟。內容還可以,而其中周老師三十分鐘的示範,運筆天成,是影碟中的重點了。

不少朋友看了該影碟後,興之所至,要學起書法來了。一些說了幾天就不再說,一些舉棋不定,另一些就真的購買了文房四寶,興高采烈地動起筆來。這些朋友大都問:學書法從何入手?我的回應千篇一律:多看影碟,周老師怎樣動筆你就照樣做,倣傚一段時期就可發揮自己的。

但朋友中有些問:為什麼要學書法呀?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也涉及一些哲理,是需要細說一下的。先此聲明:我是個書法迷,認為學書法有百利而無一害,所以我說的好處免不了有點誇張。

先談兩個世俗的好處吧。第一,練習書法據說可以延年益壽。不能肯定是真,但有好幾個統計,都說書法家的壽命最長。可以肯定的是,書法是一種運動:揮筆大書二、三十張宣紙後,你會覺得很疲倦。有人說寫書法是近於氣功那一類運動,我可沒有作過研究。周老師和她的姊姊都患上先天的風濕性關節炎,是嚴重的病,但以同齡相比,周老師的健康比她不寫書法的姊姊好得多了。我自己的雙肩都曾患上關節炎,但練習書法幾年後,右肩完全痊癒,左肩還有小問題。

第二項適合於世俗的,是書法是比較容易表演一下的玩意。用心寫上三幾年,你天分再差也可以寫幅字送給朋友,而在大眾面前大書幾筆的機會,比繪畫容易遇上。

如果你是什麼名人或政要,書法就更大派用場了。我們的董特首應該後悔他不早幾年學書法。(事實上,大名如董特首,書法不需要寫得好。我認為他目前的書法困難,就是下筆時不放膽。只要他放膽下筆,不管寫得怎樣,就判若兩人,算是及格了。周南下筆,放膽之極。)

撇開世俗之見,我認為如下的好處才重要。

(一)書法雖然很難學,但需要老師指導的時間甚少。不像學畫或鋼琴,基本的書法技術就是幾個動作,幾個主旨;你能否做到,要多少年日才可做到,是另一回事。技術的練習時間不少,但只要遇到明師,基本法門的「課程」不多。除練習外,主要的學習時間是學怎樣欣賞書法。這就要多看前人的書法,要找高人評述,但這些是不需要有老師在旁指導的。

(二)古往今來所有名家的書法,我們今天只要花數千港元就可以全部買到其印刷品。夜闌人靜,或空餘之暇翻閱,既可陶情,又可欣賞,久而久之,你的書法就大有進境。周老師說我眼高手低,因為我睡前喜歡在床上翻閱古人的書法,學會了怎樣看。這是很寫意的學習了。要記,眼不高手永遠也不能高;眼高了,手高只是時日的問題。

(三)練習書法方便,且成本低廉。一張四呎的低級宣紙,今天大約港幣二元,通脹調整後,是五十年前的八十分之一。毛筆不容易找到從前那麼好,但其耐用遠勝往昔——我用好幾枝筆,但八年來只寫壞過一枝。日本出產的墨汁,加水而用,歷久不臭——我是幾個月才洗一次墨硯的。

家中紙、筆、墨常在,寫後把筆毛浸在水中,或洗淨掛起來。這樣,練習書法是不需要準備的。工作累了,休息時大書兩三張宣紙,又再工作。工作的效率不減,但一夜之間在不覺中寫了十多張。

(四)萬事起頭難。學書法最難的是開頭的六個月,因為對自己的字目不忍睹。但六個月後,一幅字中總有三幾個不太差(又因為自己眼還低,會覺得很好)。只要你有耐心能過得「目不忍睹」的第一關,練習書法就很舒暢,不到一年,你就會忍不住常常寫。這是學書法的朋友一致認同的。

(五)個人的經驗,是研習書法會引起無限的思維與遐想。這是因為學書法逼要用腦。當然,任何造詣都應該用腦,但書法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逼要用。這可能是因為書法是一項極為抽像的藝術,不用腦就不可能有寸進。不用腦地練字、臨帖,你可以學得一手好字,但書法藝術就談不上。

感情的表達要用心,下筆時要盡量做到心手兩忘,但心、手要怎樣用就要靠用腦了。看高手示範,看後要想,要理解。前賢的傑作,欣賞之餘又要想,要體會什麼才是變化,什麼是變化應有的規律。

(六)我認為每個人,不管是什麼行業的,都應該起碼在一門藝術上下點工夫。這不是說每個人都應該做一個藝術家。學藝術不是為了要成「家」,而是要讓自己的感情有一個好去處。男女之間的感情,親友的感情,皆不可或缺,但感情好些時要奔放一下,而這奔放是單方面才能做到的。我想,藝術是為了要奔放感情而產生的。

朋友,你要百無禁忌地發洩一下感情嗎?對人你不可以百無禁忌,就是對你最親近的人。要像王羲之所說的「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嗎?今天的社會,你不容易做到。但藝術,你可以百無禁忌,可以放浪形骸,把感情發洩得很痛快。

在多種藝術中,表達感情最易而又麻煩最少的,是書法。

Thursday, March 16, 2000

天倫之樂

快樂指數——Hedonic Index——在經濟學上大有名堂,而二十多年前在美國研究這指數的學者大不乏人。此前的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搞了好幾十年,進一步退三步,到後來全軍盡墨。隨之而起的快樂(或享樂)指數,在概念上比較客觀,而在量度的技術上也大有改進。但無論怎樣高明,「快樂指數」困難重重,很多問題不能解決,這裡不便細說了。

我提到這些,是要在談「快樂」之前先向讀者解釋,我是人云亦云,自己不知道快樂要怎樣量度才對。寫這文章的起因,是《蘋果日報》一月三十日的大字標題:《中國人並不快樂》。內容是某國際公司作了一項「快樂」調查,訪問了全球二十二個國家的二萬多個成年人,其中一個結論是中國排名很低,所以中國人並不快樂。

這種問答遊戲從來都作不得準。甲說快樂,乙說不快樂,我們無從肯定乙不比甲快樂。天曉得,乙可能比甲快樂得多,但他感到要說不快樂。大富的人可以不快樂而說不快樂,但也可以不快樂而說快樂得很;換過來,窮光蛋也可以答快樂或不快樂。二者怎樣答也可能是說真心話。因此,全球的快樂調查很無聊,沒有什麼意思。

然而,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中國排名不在最快樂的前十國之內(報道沒有說排第幾),而印度卻排第六,墨西哥排第九。印度民不聊生,眾所周知;墨西哥貧富懸殊,窮苦人家觸目皆是。墨國我不能肯定,但從一般生活水平而論,印度肯定不及中國,而把印度的「快樂」排在英國(排第七)之上,真的是莫名其妙了。

印度的快樂排名遠超中國,不一定是說印度佬真的是比中國人快樂。天曉得,我們可能比他們快樂,只是大家的看法不同。

不管中國的老百姓怎樣說,不管他們怎樣衡量快樂,我可以肯定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北京當局若能公佈一個簡單不過的政策改變,且擔保以後不再改回頭,中國老百姓的快樂指數會在一夜之間急升——他們怎樣亂答也會急升。那就是北京公佈永遠取消一家一孩的限制。

我也可以肯定,無論中國將來怎樣富有,不管「快樂」問答怎樣胡鬧,中國若不取消「一家一孩」的政策,「快樂指數」就乏善足陳。這是因為在「一家一孩」的管制下,中國的老百姓沒有天倫之樂。

一九八五年二月,我在《信報》發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針對「一家一孩」的政策。我寫道:「長此下去,一二十年後,中國的青年都沒有兄弟姊妹。再過些時日,所有的人都沒有叔、伯、姑、表——除父母外,每個人都舉目無親!」十五年過去了,今天中國的青年,大都沒有兄弟姊妹,而再過些時日,他們真的會變為舉目無親。

十五年前我為「一家一孩」大發牢騷,認為這政策對經濟有害無益,而舉目無親的社會可怕之極,所以在當時我就大聲疾呼。想不到,除了偷偷摸摸或一些特殊的情況外,「一家一孩」的政策到今天仍然存在。就是中國數十年後變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沒有天倫之樂又有什麼意思呢?

說自私對社會有好處,是對的,但自私也有害處。然而,因為血濃於水,一個人天生下來對自己的親屬有特別的同情心,有愛。我們因為自私而對親近的人特別關懷,甚至顯得不自私了。愛是很真實的事。而又因為相親相愛,我們就有天倫之樂。

我自己有一兒一女,不是一個偉大的父親。假如你問我願意為兒女犧牲多少,我會說你問得蠢,因為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父親可以為兒女犧牲一切。願意犧牲而不需要犧牲,不亦快哉?

假如你問我的兒子,從今以後不能再見到他的妹妹,他願意犧牲多少來避免這樣可怕的事,他起碼願意犧牲整生收入的一半。倒過來,你問我的女兒,她對哥哥會表達同樣的愛。當然,兒女相聚時,爭吵是常有的事,但無論怎樣兒或女會為對方付出很大的代價。這是愛,是天倫的愛,是一種不能在市場交易的財富。

說天倫之愛是人類最重要的財富,應該沒有任何正常的人會反對吧!我不是精神病專家,但認為任何反對這觀點的人都不正常。我們不會因為「正常」而變得偉大。你會為你自己的兒女犧牲多少,兒女又會為你犧牲多少?一算起來,你可能付不起,兒女也可能付不起。這不是偉大,而是適者生存的進化結果。有哪一個正常的人,會放棄天倫之樂來換取肥佬黎的財富?

中國要搞經濟現代化,可嘉也。要增加國民平均收入,亦可嘉也。但若要為爭取收入,要為什麼保七保八而放棄天倫之樂,得不償失是可以肯定的。可悲也!

去年我到中國七家名大學講話,知道每個大學生的一年費用,大約是一萬元人民幣左右。在中國目前的經濟情況下,那是很高的費用了。校方的主事人說,因為學生大都是獨子或獨女,父母左借右借也拚命支持。這是父母的愛,但可憐父母,獨兒獨女離家遠去求學,自己養狗度日,豈不痛哉?

天倫之樂是天生下來應有的權利,是維護適者生存的要素,是一項重要的財富。量度這財富,只能從願意犧牲而不需要犧牲的角度來衡量,不能從國民收入或物質享受反映出來。

「一家一孩」傷天害理;舉目無親是悲劇。北京的領導人若堅持「一家一孩」,要撫心自問:沒有天倫之樂會是怎樣的?

Thursday, March 9, 2000

衡量學術的困難

香港政府用了那麼多錢資助教育,他們要設立一些委員會來監察教育、衡量學術的成敗,是不難理解的。近幾年來,衡量大學教師的研究是大話題。很不幸,以我所知的經濟學來說,所有被採用的衡量準則,都有反效果。

數文章發表的多少,評定文章發表的學報高下,甚至計算文章在國際上被引用的次數,都無聊,是作不得準的。就我所知的國際上最優秀的經濟系而言,沒有一家採用這些準則。

困難明顯不過。一家餐館的菜式怎樣,每個顧客都可以立刻發表意見,而這些意見不管對或錯,顧客吃後不再光顧就說明了一切,而這個市場準則大致上是對的。當然,除了味道,一家餐館的成敗還要論價格及成本的控制,服務的水平及管理等。這些大學也要顧及,但學術研究的(思維)味道要怎樣來品評,由誰品評,以什麼準則來品評,就是私立大學也不容易取決,公立的就更困難了。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作助理教授,問大教授D. Gale Johnson關於升級的衡量準則。該大學的經濟系當時是世界之冠,升級單論研究成就,不論教書教得怎樣。我問:「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級?」答曰:「據我所知,從來不計多少。」再問:「發表的學報聲望計多少?」答曰:「從來沒有想過。」再問:「多取幾個名銜怎麼樣?」答曰:「沒有誰管你的名銜。」「沒有博士也可升級?」「當然可以。」我再問:「一篇文章也沒有發表過,可以升級嗎?」答曰:「可以的。」我逼又問:「連文稿也沒有一篇,也可以升級嗎?」答曰:「那會比較困難,但要是你能多說話,表達你的思想,若夠份量,升級單靠口述是可以的。」到最後,我問:「那由誰決定呀?」答曰:「我們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師怎樣說,不會有人反對。」

也是一九六八年,我的第一篇文章《私有產權與佃農制度》發表於芝大的《政治經濟學報》,排在第一位置。該學報舉世尊為一哥,我有點飄飄然。過了兩天,在系內遇到當時的系主任A. Harberger。他高興萬分地說:「我剛才讀完了你的《佃農》文章,覺得有趣味。」

我說:「有趣味?究竟是好還是不好?」他答道:「我說『有趣味』是我對任何文章的最高評價了!」

Harberger擺明是餐館顧客。我是《佃農》的廚師,他說味道好,我還要他再說些什麼呢?三十年後——一九九八年——洛杉磯加大舉辦一連十年、每年一個的Harberger演講,邀請我為第一個講者。我同意後,邀請的主事人說,選我開鑼是Harberger的主意。我大喜之下,想到三十年前的往事,說:「請轉告Harberger,他的品味好!」(He has good taste!)

學術成就的大或小,通常要很多年後才知道。要先在今天來品評,較為可靠的是味道(Harberger所說的趣味——interest)。但由誰作味道的品評呢?誰是學術上的蔡瀾、肥佬黎、周安橋?

說實話,雖然香港的學術遠不如「自以為是」的水平,但有品味,懂得品評的學者是有的。不是每一個學系都有,但高人總不至少於鳳毛麟角。問題是,在目前的好幾家公立大學的競爭中,要在本地選出眾所認同的「味道」品評者就不可能。

是的,學術成就的衡量,最可靠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學術是不能永久地譁眾取寵的。不得已而求其次,味道的品嚐不可或缺。今天香港所選用的準則,每一項都有反效果。

數文章多少嗎?就是歲近黃昏,強而為之,我今天還可以每年在國際學報上發表三十篇。這是因為我懂得被學報接受的文章規格,或公式,知道怎樣胡說在短期內可以瞞天過海,也明白同一論點,可以改頭換面地寫十多篇文章。(有人問史德拉,為什麼他的文章數量不夠某些學者多,他答道:「我每篇文章只寫一次!」)

論學報地位的高低嗎?那你就要把「公式」改變一下。要增加被引用的次數嗎?我又可以教你另外一套法門。這些無聊的玩意,說出來會誤導青年,不說為妙——雖然最近道聽途說,一些香港的年青學者正在研究這些法門。

優質的學術如葡萄美酒,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但在釀葡萄酒這個行業中,有些專家能品嚐新酒而相當準確地推斷十年之後的酒味。要品評香港的學術,我們需要這種專家。要不然,我們就不妨等二十年。一篇文章發表後的三幾年,因為譁眾取寵,或錯得驚人,被引用的次數可能不少。但若二、三十年後還常被引用,就是葡萄美酒了。

在目前香港的情況下,我認為最可取的評審學術方法,是要每一系的每一位教師,選出自己五年內最稱意的一至兩篇文章(未經發表的文稿亦可),集中起來,到外地找三位有份量的學者作品評。五年辦一次,費用不高——比現在的「麻煩」費用少得多。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因此而避免那些正在興起的,為爭取現用的準則的分數所導致的巨大浪費。

我們要讓年青的學者在重要的題材上打主意,日思夜想,想了幾年才下筆。我自己的習慣,是幾個題材在同時期轉換想,過了些時日,其中一個突然間覺得可以下筆,甚至忍不住要下筆。一下筆,通常只是三數天的工夫。這樣寫出來的文章是不容易被忘記的。

Thursday, March 2, 2000

考試四情:懼怕、喜歡、沉悶、過癮

說來慚愧,我沒有在小學或中學畢過業,雖然在大學畢業過三次:學士、碩士、博士。對考試我算是老手了。又因為在中、小學時留級留得多,我考試的次數超人一等。人家考一次,我要考三次!

那時,我要不是覺得老師胡說八道,就是覺得上課悶得怕人。為了好奇而發問,被罰企或「留堂」是慣例;我於是魂遊四方,好些時逃學不上課,兩次被逐出校門。因為十試八不中,對考試大有懼怕之心。這是第一情。

二十一歲到加拿大補修課程,兩年後到美國讀大學,求學環境與香港的截然不同。在課堂坐著,可以不舉手而大聲發問。教授大聲回答:「問得好,你叫什麼名字呀?」就是這樣簡單,我就認真地讀起書來了。

考試永遠都是無聊的事。但當年在加大,學生是可以作英雄的。中期試(通常一科三個)後發還試卷前,教授喜歡在課堂上公佈成績最好的前幾名學生。這樣容易做英雄,不考個第一才怪。

記得有一次,大名鼎鼎的經濟歷史教授W. Scoville正要公佈英雄榜之際,我就先站起來,準備舉起雙手,向四周的同學打個招呼。殊不知第一名不是我,同學倒彩之聲震耳欲聾,使教授喜上眉梢。在那段英雄日子中,我渴望考試,因為有機會作英雄。此喜也,是第二情。

後來進了研究院,雖然成績好,但自覺所知不多,而考試越來越無聊,覺得沉悶之極。事實上,研究院只有數十個學生,教授們見我在課堂上問得奇,答得怪,考試時答錯了也分上留情。我於是專心讀書,但可沒有為考試而讀的。學問於是有點看頭。

很不幸,試還是要考的。四個博士試,同學們大都分兩年考;我但求了事,選在五天內考完。一位教授說我發神經,我的響應,是考試與學問無關,草草了事,作研究寫論文才有意思。

四科博士試三科一,一科二,早些時我可能感到失望,但既然覺得考試無聊、沉悶,成績怎樣就怎樣。這是第三情。

考完第四個博士試,我對自己說:那是我今生最後一試,謝天謝地,此後我再不用考試了。這個想法,只對了三十六年。

七個月前,我答應肥佬重出江湖,在《壹週刊》再寫專欄。事前我可不知道,《壹週刊》發明了一項新玩意:每期讓讀者在計算機上選「最受歡迎」的文章。寫了幾期我才知道這玩意,就覺得中了計。讀者選擇排列,不是考試是什麼?二十九年前我已是正教授,今天怎還可以被考的?

重出格子江湖,最初的幾篇當然寫得較好,但成績平平,顯然是因為封筆兩年多,與讀者隔離得太久了。跟著而來的排名,大有起色,彷彿大學當年。然而,人老了,英雄意氣少年事。問題是,我要跟阿康過癮一下,要他知道我還是寶刀未老。

我於是想出如下的主意:創出一項不容易被打破的《壹週刊》紀錄,立此存照。我想,要是我能一連五期排名第一,雖是無聊,卻也過癮。但五連冠談何容易,戰略是需要的。

我採用的第一個戰略,是集中五篇自己認為是可以的文章,連貫地刊出。殊不知頭三篇雖得第一,其餘兩篇卻排第二。時運不齊,阿康開心之極,哈哈大笑!

捲土重來,採用第二個戰略。見千禧將至,我決定以千年回顧為題而寫五篇相連的文章,要是寫得好,連貫地勝出五次比較容易。題目起得好:《驚回首,感慨話千年!》。但細想之下,這題目我只能寫四篇——刻意地拖長來寫,可能全軍盡墨。我又想,要是四篇《驚回首》的前一篇或後一篇得個第一,五連冠就大有可為。

四篇《驚回首》寫得很用心,發稿後就去美國與孩子們度聖誕及千禧。到美後不久,知道《驚回首》之前一篇得個第一(之後一篇也是),就認為阿康非中計不可。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驚回首》的一、二得第一,是人算;但三、四(四寫得最好)三甲不入,卻是天算了。

《壹週刊》的讀者像我一樣,很有點無厘頭,不容易捉摸。五連冠兩試不成,不再試了。想不到,在這兩試的過程中,我無意間創了一項比五連冠更難破的《壹週刊》紀錄。且聽我道來。

《驚回首》的前一期,我第一,有第二,但例外地沒有第三。阿康傳真給我時揮筆大書:「這期竟然沒有第三,擺明是做馬!」我想,暗地裡要朋友投自己一票容易(雖然我付不起掩口費),但要不認識的讀者不投他人一票,卻不可能。我立刻傳真回應,說:「不久的將來,只有一個第一,其它什麼也沒有!」

果然,跟著而來的《驚回首》第一篇,排第一,沒有其它名次!這個怪現象的唯一解釋,是在千年大暇中讀者大都懶得去按計算機。越少人投票,單「一」上榜的機會越大。

天意也,我卻之不恭!我想,單「一」上榜這個《壹週刊》紀錄,後之來者充其量只可以打個平手,但永不能破。我又想,阿康若要平這個紀錄,他要等一千年才有機會!我不由得哈哈大笑,感到過癮之至。這是我考試的第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