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一九八五年結集序

只不過是四年前的論著，今天讀來，恍若隔世！讀者們閱讀關於現代中國的文章，要注意日期，就是書寫與發表的日期也應分清楚。因時而變可能誤導；因地方不同而異也是一個困難。雖然我不斷地查詢各地的發展情況，但不能多花時間親自到各地觀察，是引以為憾的。

重讀四年前所寫的文章，看今日的中國，我對自己昔日的推斷在大致上是滿意的。但假若我能預先看到今日的中國，然後回到四年前再寫這論文，會有什麼不同呢？答案是：理論不用改變，事實發展的推斷在大致上也不用改變；但因為我忽略了兩個要點，有些地方是要補充的。這兩個要點，在當時我應該是可以看到的，但卻被忽略了。這說明用經濟理論作推測可以做得很準確，問題就是有關的局限條件及假設想得夠不夠周全。

我第一個重要的忽略，是在當時我沒有問：假若中國要走向近乎私產的制度，農業與工商業哪一樣比較容易改革？前者遠為容易是很明顯的（見《城市改革的困難》）。要是我在四年前對自己提出這個問題，我就不會低估了中國改革的速度，不會忽略了環繞城市的農民生活的特別改進，也不會漠視了未來的大搬遷的壓力。

當時我問：在工商業的改革中哪一種最困難？答案是：政府容易掌握壟斷權利的行業。我於是推斷了郵局、電話、石油、交通等行業不會迅速地私產化。這觀點現在仍然適用。在當時我也問：土地與勞力，哪一樣較為容易私產化？答案是：勞力。這觀點也是對的——勞力的轉讓權在中國已開始浮現了。但我沒有問農業與工商業的不同程度的改革困難。一個顯淺而又順理成章的問題被忽略了，推測就有失誤。我希望學生們能從這一個例子中體會到「淺問題」對思考推理的重要（見《賣桔者言》內的《思考的方法》）。

第二個重要的忽略，是四年前我沒有問：在共產與健全的私產制度之間，有哪一種界定權利的制度可以持久地存在？答案是：以分類管制而界定貪污權利的印度之路。我一向知道在共產與私產之間是有著多種不同的管制及福利制度；我明白混亂不能久持，也清楚地指出了中國在可見的將來會走向近乎私產的路，而在當時，我以為多種管制是在過渡期中無可避免的——這觀點也對了。但我忽略了因管制而起的貪污可以被用來界定權利，可以治亂。我現在不敢肯定中國是向這方面走，但認為這可能性是不小的。

在《貪污的後患》一文內，我指出政府管制會為利便貪污而起，而貪污亦會阻礙管制的解除。這觀點，一九七一年我跟史德拉（G.Stigler）辯論管制的成因時就曾提及。但在四年前我卻沒有想到貪污的權利可以被界定。這個要點是我在寫《貪污的後患》時突然間想到的。想到了這一點，再想想中國近來的發展情況，就擲筆興歎！

本譯文的重印，讓我有機會大幅度地修改了文字，但這修改還是以原譯為本。我希望將來能將關於制度轉變理論的那一部分重寫。到那時，中國的經驗會給我新的啟示。

《中國的前途》一九八五年結集前言

這本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收集了我自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到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信報》「論衡」發表的關於中國前途的二十篇文章（其中一篇分兩期刊登）。其後在五月三十日我發表了《為一絲希望寫文章》——我把這篇「後記」放在本書之首以為「序」。

我本來打算在這書裡將文章的次序按題材編排，使讀者能作較連貫的閱讀。但細想之下，我認為依照文章在發表時的先後次序，雖然在題材上有兩三處是不連貫的，較能反映中國在這一段時期內的轉變。為了要使將來研究中國發展的人能較容易體會到今日中國轉變的速度及混亂，我就決定不將發表時的先後次序更改了。

本書的第二部分是我在一九八一年（八二年發表）所寫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中譯。這中譯最初在八三年一月發表。這次重印，我把文字作了大幅度的修改。英譯中很難，譯理論更是難上加難——原譯中的最重要的關於制度轉變理論的那一章，讀者一定難以明白。作者自己修譯有較準確的理解，所以我希望這次重印能使讀者較易明白——關於制度轉變的理論是很艱深的。

在修改這中譯本時，我當然保持原文的內容不變。但細心重讀自己在幾年前所寫的推斷中國前途的文章，我恨不得在那時我更能有先見之明。因此，在這結集中我為該論文寫了第三個序，向讀者指出我在一九八一年作推斷時所忽略了的兩個地方。

整體而言，這本書是比去年的「論衡」結集——《賣桔者言》——難讀的。雖然我力求淺白，但因為題材預先被決定了，我不可以見有關的理論不適合大眾讀者就避而不談，也不可以見內容困難就不寫某些文章。但我認為一般沒有學過經濟學的讀者，若能細心地將這些文章多看幾遍，他們是可以明白的。偶然見到有不明白的理論，置之不理也無傷大雅。

自產權及交易費用的學說在六十年代興起後，經濟學者對不同經濟制度的認識一日千里。可惜的是，這新學說的演進只能在專業的學術雜誌上見到，而關於經濟制度比較的課本還是墨守成規，不知所云。《中國的前途》雖然不是長篇大論，不是有系統的論著，也不是一本專業的學術作品，但因為我重複地用產權及交易費用來分析中國的制度轉變，可以說，這本書應該是以這新基礎來分析不同經濟制度的作品中最詳盡的。

中國人寫書，一向喜歡邀請讀者批評指正。我最不愛說這些客套話：批評是例行公事，無須邀請！外國作者的慣例，是向曾經幫忙的人表示謝忱。這是應該的。《信報》將《論衡》隆重其事地發表，不敢言謝。林山木的編輯，趙士英的校對，都會令其它作者羨慕。每篇《論衡》都經蘇錦玲過目。她有不明白的，我就重寫。

一九八五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