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行

因為進入了半退休狀態，多點時間做校外的事，今年開始我就答應了好些大學去講話——國內所說的作報告。前些時去了武漢的華中理工學院及武漢大學作過兩次講話，一個座談。這兩次講話的錄音被整理後發表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獲得頗大的反響。後來我找到這兩份發表的原文，很滿意，也使我意識到今天大陸的學子，其理解能力明顯地在我們港大的學子之上。

　　到北京作講話，只有四天時間。我見婉卻了那麼多年，就可接盡接，結果在四天之內作了三次座談，五次演講。我作演講是從來不用作準備的，但講前要很鬆弛，腦中要一片空白，才可以講得好像是準備了的。所以在北京每天我早睡晏起。話雖如此，四天之內講八次話——其中一天講三次——自己從來沒有試過。全力以赴，講來不過不失也算是不錯了。

　　北京的講話，比不上武漢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過於頻密，而是北京交通擠塞，動不動就是一個小時不安寧的車程，使我的腦子不能靜下來。

　　十月十日晚抵北京，十一日早上起來先要做兩件事。第一是要到永玉的萬荷堂欣賞一下；第二是要趕到故宮去參觀五十週年所展出的中國古書畫精品。

　　永玉自己精心製作的萬荷堂，有口皆碑，他曾經邀請我到那裡小住好幾次了。

　　果然名不虛傳。是很大的地方，大概有六、七座仿古的建築物——凡建築、傢具、陳列，就是植物的品種皆古。我雖然對中國古代的文化有點研究，但比起永玉就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他怎樣說，我就怎樣聽。可惜只能在那裡勾留了兩個小時。總有一天我會去小住，細心地研究一下。

　　趕到故宮，竟然找來找去也找不到精品展出的地方！真的莫名其妙。這樣重要的展出，卻沒有告示指引，而問了幾個工作人員，竟然沒有一個知道。秋高氣爽，我們三個人在故宮內東奔西跑，身水身汗，終於還是找到了。果然是精品，王珣的《伯遠帖》，李白的《上陽台》，歷歷在目，而展場中只有三幾個人，使我覺得是進入了一個奇異的世界。

　　在展覽場內只能欣賞半個小時，就要趕到新華基金作座談。談的當然是關於近今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座的都是該基金的年青職員，知識水平很高，但他們跟後來我遇到的其它青年一樣，答錯了我提出的一個問題。

　　我問：假如今天中國廢除外匯及有關的管制，人民幣會升值還是貶值呢？他們都答會貶值。答錯了。但當我繼續問：假如今天香港政府宣佈下個月會實施外匯管制，香港的外資會增加還是會跑掉？他們都說會跑掉。答對了。我再問：那麼為什麼你們說廢除匯管人民幣會貶值呢？他們無言以對。

　　十二日正式「開波」，上午先到人民大學進午餐，跟的講題是《不要把中國人小看了》。不是學術性的，內容是說中國人不僅刻苦耐勞，工資低廉，而近幾年來中國的青年學得很快，連知識及天分的價格也相宜之極，參加國際上的生產貿易競爭，是不需要任何政府的保護的。事實上，保護縛手縛腳，與老外競爭起來諸多不便，凶多吉少也。雖然那些所謂「保護」是維護特權利益，但無可避免的印象是小看了自己中國人。

　　下午五時轉到北京大學，晚餐後的講題是《高斯定律的謬誤》。這個及後來的三個講題都是學術性的，是自己數十年來從學術生涯中所得的一點收穫，天天想，想了數十年，當然是駕輕就熟了。

　　十三日早上先到天則研究所座談。這是個很有份量的研究所。他們要搞一個「中華新制度經濟學會」，出一些刊物，請我作名譽會長。我對名譽沒有興趣，推卻了，但我很欣賞他們的意圖，所以答應了會盡可能多給他們的刊物寫文章。

　　是的，今天中國的經濟學發展，六十年代我和高斯等幾個人搞出來的、今天被稱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大門學問在中國很風行，而天則的人材有的是，這學會是會辦得很好的。

　　中午到北京師大進午餐，跟的講題是《快要失傳的價格理論》，內容我曾在《壹週刊》發表過。晚上到清華大學，晚餐後的講題是《經濟解釋》，那是涉及科學的方法了。

　　最後一天，十四日，早上與幾位國務院的朋友座談，說的是中國目前的經濟困境。到機場的途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進午餐，跟的講題是《交易費用與經濟效益》，是自己發明的一些觀點。

　　這次北京之行，有四點要寫下來的。第一，最重要的，是北京的學生真的很了不起。我想，要是四十年前這些學生有我的際遇，在美國得到大師指導，我怎樣也比他們不過。第二，五間大學請我吃的午餐或晚餐，其食品水平遠超香港的所有大學。其三，首兩次演說我用英語，到了第三次，翻譯的青年學者翻了十多分鐘後，突然說：「我要請張教授用普通話講，他講得不對我從旁協助。」我沒有他的辦法，於是逼試用普通話。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以普通話演說，餘下來的其他兩個演說都是用普通話，雖然說得一塌糊塗，但對我來說是一項偉大的成就了。

　　最後一點是在五間名校的講話，座無虛設，而站的人多的是。這種破紀錄的英雄式的接待，主要是因為我十五年前出版的《賣桔者言》。據說這本舊作在國內曾經有手抄本。八八年在四川再版時被抽起了一些比較敏感的文章，三萬二千本一下子賣光，影印本廣泛流傳。

　　香港的學者，是要多用中文寫些有教育性的文章吧。

給中國十個經濟建議

現在這裡提出十個建議，全部都是我以前提及過的。知之甚易，行之不難，問題就是北京當局有沒有膽那樣做。這些建議可不是我發明的。它們都有歷史經驗的支持，從不出錯，實在可行。

（一）人民銀行只專於中央銀行的職責，不借貸，不收存款。中國要辦真正的中央銀行，主要任務是控制貨幣的發行量，而在目前的中國，單是控制鈔票發行量就足夠。每年人民幣鈔票發行量的升幅，規限在百分之十五左右，其他的什麼也不要管。完全不管利率的浮動，不借錢給其他銀行——不要學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那樣複雜。若通縮依舊，就增加鈔票的發行量；若通脹復甦，就減少。人民幣鈔票是中國目前的唯一「銀根」，中央銀行只管銀根，什麼也不要管。要記，每年百分之三以下的通脹，比通縮對經濟有利。

（二）除中央銀行外，把所有國營銀行都賣出去作為商業銀行。這些銀行目前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壞賬，把壞賬一起賣出算了。因為中國的經濟在基本上大有可為，就是有壞賬問津者應該還不少。要選在國際上有地位的銀行買家，但千萬不要管制銀行的牌照數量。只要有份量，就可以買或自設銀行。當然，政府要協助追討壞賬，也要搞好按揭、破產等法律。

（三）容許所有外國貨幣在中國流通。這會減少市場的交易費用，而歷史上沒見過因為有外幣流通而使本土幣貶值的。（今天在香港外幣大可流通，而在亞洲金融風暴之際，沒有誰建議廢除外幣流通的法例。）

（四）取消所有外匯管制，讓人民幣的匯率自由浮動。所有因為匯管而設的——直接或間接的——其他管制都要一起廢除。

（五）容許外資在中國開辦任何金融事業。股票經紀行、會計行、招股、集資、放款、投資顧問之類，可放盡放。

（六）取消所有關於通訊（如電話）的發牌量的管制。這點重要，因為在先進科技下的通訊，神乎其技，可以大幅度地減低市場的交易費用。今天，香港打長途電話到上海的費用，大約比打到美國高七倍；而打電話到深圳，竟然比打到美國高兩倍多！這是說不通的。

（七）取消所有出入口關稅。毒品進口不妨嚴禁；其他的物品就要學香港。但不要學香港那樣重加煙、酒、汽車稅。

（八）將所有國營企業民營化。賣出去是一個辦法。但若要照顧國營企業的員工，不妨把企業股份化，送給員工，而股份一定要有自由轉讓權。國家政府可以估計企業的資產淨值，每年抽百分之二左右的利率稅。其他所得稅是另一回事。

（九）稅制要簡單。個人收入及生意所得稅，百分之十至十五就足夠。此外，不用抽差餉，但在物業上，可按物業所值的估價每年抽百分之一的物業稅。此外，任何其他稅項也沒有。在簡化稅制及低化稅率的同時，中國要大量削減幹部，選賢與能，大幅度地提升留下來的幹部的薪酬。

（十）不管外匯儲備的多或少。只要經濟搞得頭頭是道，外匯儲備是可有可無的。有誰提及美國的外匯儲備是多少？只有像香港、台灣那樣的小經濟，或那些不成氣候的大經濟，才要論什麼外匯儲備的。要記，一個經濟搞得強勁，自己發行的鈔票就是儲備；搞得一塌糊塗，什麼儲備也保不了。

政府要搞什麼基建，什麼軍備，抽簡單而低的稅，加上賣地及賣國營企業所得，應該足夠而有餘。我可以肯定，若中國推行上述的簡單的低稅制，其稅務的總收入會比現在的高得多。可以收到手的、真實所得的百分之十，比差不多是完全收不到的百分之五十，可取得多了。上文提到的十個建議，只是以一個整數下筆。當然還有其他的，如法治的改進等。篇幅所限，不能多說了。

讓我在結尾再說一次。我提出的建議不是我發明的。歷史的經驗證實可行。重要的是有膽推行，也要一整套推出。記住，凡事要簡單處理。經濟政策從來都是以簡單清楚為上。世界複雜，政策不夠簡單處理不了。更何況，政策一旦複雜化，官商勾結，混水摸魚，是無可避免的。

價格理論快要失傳了

經濟學的發展在走下坡！十多年前我就這樣說。當時持這觀點的有布坎南（J. Buchanan）、高斯（R. A. Coase）、雅倫（W. R. Allen）等人；不肯定的有巴賽爾（Y. Barzel）、艾智仁（A. A. Alchian）；認為後生可畏的有赫舒拉發（J. Hirshleifer）。今天，這些人都一致同意「走下坡」這個說法。

但為什麼經濟學會走下坡呢？這個問題就不容易有一致的答案了。高斯認為今天的後起之秀多用數學，以致沒有內容。佛利民也認為數學是用得太過分。艾智仁及巴賽爾認為博弈理論過於普及，而這理論其實有沒有可取之處還不知道。貝加（G. Becker）、H. Demsetz等人則認為博弈理論是走錯了路，是不應該鼓勵的。

上述對經濟學發展起碼有所保留或搖頭歎息的人中，最年輕的是我，而我是六十三歲了。那是說，老一輩的與年輕一輩的，對經濟學的看法截然不同。這個現象可能是經濟學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最近在西雅圖與巴賽爾相聚，談到經濟學的發展，我對他說經濟學走下坡，可能不是因為數學用得太多，而是後一輩的似乎不懂價格理論。他想了一陣，同意了。價格理論是經濟學的基礎。一個從事經濟研究的人，什麼其他理論都可以不懂，但不能不懂價格理論。另一方面，只要你能對價格理論（是指Price Theory，不是指Microeconomics）掌握得通透，其他的任何理論都可以變化出來。

今天經濟學研究院的必需讀物，與四十年前的完全兩樣。古典經濟學的論著，我作學生時必讀的有史密斯、李嘉圖及米爾的三本巨著。今天的學生，讀過此三書的機會是零。古典經濟學完全沒有數學，而錯漏的地方頗多。但這些論著是為真實世界而下筆，對經濟問題的處理有一套不可忽略的辦法，是價格理論的出發點。漠視了這些前賢之見，處理經濟問題就會脫離現實了。

到了新古典經濟學，我作學生時必讀的有Marshall、Wicksteed、Fisher、Knight、Robinson等人的作品，而今天的研究生，讀過的機會是近於零。這些讀物，雖然比較舊而錯的地方有的是，但提供了價格理論的架構基礎。可能我有點老糊塗，但我就是不明白，若沒有拜讀過馬歇爾（Marshall），怎可以知道價格理論的本質？

幾年前我問過幾個專於金融財務學的年青學者，有沒有讀過費沙（I. Fisher）的《利息理論》。他們都說沒有，因為是過時了。胡說八道！這些後起之秀本領再大，也不可能有費沙十分之一的功力。今天不能，永遠也不能！（費沙名著的第一段只有一句--「收入是一連串的事件」--不知他們想過沒有？）

轉談我這一輩的「新」的價格理論吧。高手如佛利民、史德拉、艾智仁等的論著，作學生時我不僅讀過，而他們書中的每一條問題我都瞭如指掌。今天的年青經濟學者，對這些大師的價格理論作品大都不大了了。幾年前遇到一位很有天分的中國年青經濟學者，在英國的一間名大學拿得博士的。我問他有沒有讀過佛利民的《價格理論》一書，他說沒有，因為是過時了！沒有讀過佛老該書的第五章多次，怎可以知道成本與競爭的關係呢？當然，你可以無師自通，自己發明，但何必自創人家已經說過的？虛心地拜讀，讀之再三，不是會節省很多時間嗎？

其實，價格理論開始失傳，我早應在十多年前就察覺到。那時替香港中學的高級會考出經濟試題，我問：什麼是價格？（What is price?）中學教師及同事們無不嘩然，認為我不應該那樣問。可能他們認為我問得太淺吧，但今天的經濟學博士大部分應該答不出來。這個「淺」題目是艾智仁三十多年前出博士試題時常問的，我當時只答一句就過了關：價格是消費者在邊際上願意付出的最高代價。

在加大考博士口試時，赫舒拉發問：為什麼需求曲線是向右下傾斜的？我答：因為人的行為就是那樣。赫氏當時是考理論的代表人，聽到我那樣答了一句，道：你在理論上下過功夫，我不用再問了。這一問一答後來在加大傳為佳話。

有實用性的價格理論，永遠都是那樣「淺」。問得淺，答得也淺，困難就是要明白重點所在，而這個「明白」是要花很長的時日才可以掌握到的。

當年老師雅倫對我說：世界很複雜；後來老友佛利民對我說：世界很簡單。這二者看來是各走極端的看法，其實是同一回事。雅老是說複雜的世事，不容易解釋；佛老是說若有可取的解釋，必定是簡單不過。這二者加起來是說，複雜的世界以複雜的理論解釋，其成功機會近於零；複雜的世界是要以簡單的理論才有機會解釋的。

價格理論之所以是經濟理論不可或缺的基礎，是因為一旦掌握得通透，簡單之極。問題是這「通透」來得不易：概念要懂得透，重點要拿得準，引用時要來得活。要達到這樣的水平，我們要由淺入深，由深轉複雜，然後再回到深，又再到淺。我自己來來回回幾次後，三十年來就只懂得用淺的，而忘記了深的或複雜的了。

今天經濟學的後起之秀所寫的文章，我一看其理論就覺得複雜無比，不想再讀下去。這使我意識到，價格理論快要失傳了。

科斯定理的謬誤（北京大學講演）

1999年10月12日，世界著名華裔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邀請在北京大學電教報告廳作了一場精彩的演講。張五常教授是香港大學經濟和金融學院院長，他對由科斯和阿爾欽等大師奠基的產權經濟學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演講中，張五常教授圍繞科斯定理的幾個版本展開討論。主要內容如下。

　　科斯是一位偉大的人物。要理解科斯的理論，我們先要探討一下科斯定理的淵源。在福利經濟學的研究方面，庇古作過十分重要的貢獻。早在1924年，他所舉的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是科斯定理的前奏。假設從城市A到城市B有兩條道路，一條比較好，但較窄，而另一條路凹凸不平，但較寬。走好的一條路要花5分鐘，而走壞的一條路要30分鐘。在沒有管制的情況下，人們會選擇走好的一條路。所以，好的那條路就會變得十分擁擠，開車用的時間也會不斷地增加，直到用在好路上的時間也為30分鐘為止。庇古建議政府對走好路的人徵稅，迫使一些人走壞路。這樣，剩下的人就可以走得快一些，而走壞路的人也沒有損失，社會福利因此提高。但是，著名經濟學家奈特指出，庇古的建議並不完全正確。好路過度擁擠，是因為好路的所有權並不是歸某一個人所有；如果所有權歸某一個人所有，則他可以收取道路使用費，達到政府稅收所能達到的同樣目的。這正是科斯定理的實質。

　　五十年代，戈登在一篇重要的文獻中討論海洋漁業的問題時，也涉及到了這個問題。對於一個沒有所有者的漁場，人們對它的過度使用就會使漁業資源越來越少。張五常教授在分析這個例子時，提出了租值耗散的概念。每種資源都具有一定的潛在價值，即它的租值；而各種制度則決定著租值的分配。在完全競爭經濟中，價格是確定資源配置的唯一標準。所謂一種物品的均衡價格，即是使這種物品的租值恰好分盡的價格。倘若價格不是唯一的分配指標，則回出現另外的制度安排是物品的租值耗散掉。比如，如果我們用排隊來代替價格，則排隊的時間也是一種成本，從而使排隊等候的物品的租值耗散掉。價格控制的情況也一樣，出於對廉價物品的追逐，人們會投入許多的資源去得到它，從而使物品的租值被耗散掉。一個著名的例子是阿拉斯加的採礦權。採礦權的分配是以誰先到達採礦地點為原則的。因此，人們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去培訓拉雪橇的狗；這樣，金礦的租值就被耗散掉了。

科斯定理的不同版本是不同的。在他的1960年關於社會成本的文章之前，他還發表了另一篇文章。其核心思想是，市場交換的先決條件是界定明確的產權。這一版本的科斯定理無疑是正確的。科斯定理的1960年版本就不對了。這個版本說的是：如果存在可操作的私有產權，且交易成本為零，則無論產權如何分配，最終的資源配置都是最優的。交易成本是魯濱遜經濟以外的任何成本。這個廣泛的定義是十分必要的，因為我們常常難以將交易和成本相互分開。交易成本實際上應該被稱為制度成本。任何超過兩個人的社會，均存在制度。交易費用包括除了直接的實物生產過程的費用和運輸費用之外的所有其它費用，如律師、金融結構、警察、中間商、企業家、管理者、職員等等所有你可以想到的費用。制度是使交易成本減少的產物。因此，只要有制度的存在就會有交易費用的存在。市場也是一種制度，產權也是一種制度，所以如果產權存在，交易成本就一定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假設交易成本為零從邏輯上是矛盾的，而這恰是科斯定理1960年版的謬誤所在。即使在沒有交易的社會也存在著交易費用，如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沒有什麼市場交易，但背誦口號和串聯花去大量的成本。在香港，由於幾乎所有的工廠均搬到了大陸，交易費用至少佔其GDP的80％。在發達國家的交易費用均占國民收入的很高比例。市場經濟中的交易成本不可能為零，產權作為一種制度也是存在交易費用的。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科斯定理的1960年版本從根本上是錯誤的。但我們並不否認科斯的論文是十分出色的，因為我們的理論永遠不可能在任何方面均是正確的，完美的理論是沒有的，也就是說任何正確的理論均是能夠被證偽的理論。張五常教授在1970年就指出了1960年版本科斯定理的謬誤。

　　在存在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帕累托最優是應該被重新理解的。在現實經濟中帕累托最優是處處滿足的。如果認為帕累托最優條件沒有被滿足，則是因為我們忽略了某些特定的約束條件。自助餐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有意思的例子。用餐者的最後一口的邊際效用為零，而食物提供者的邊際成本卻大於零，這是和帕累托最優條件相違背的。但從交易費用的角度來看，自助餐的形式節省了等候和伺候顧客的費用，而且這種費用的節省一定是大於限制顧客消費的「浪費」，因此帕累托最優仍然是滿足的。毫無疑問，如果我們生來就是高尚的人，則交易費用就會減少，而且我們也會更加富有。人們的看似非最優的行為，卻是人們在約束條件下的理性選擇；人們總是在約束條件下達到最優，如果不承認這一點，就沒有經濟科學。

　　（張五常教授還就在場老師和同學的提問進行了解答。）

書法要像書法論

上海中國畫院的院長施大畏，性情中人也。每次我與他坐下來，談的都是關於藝術的事。施兄不僅懂藝術，而且在藝術上有成就；我醉心於藝術，但算不上是個藝術家。迷於藝術的人一起談藝術，比任何人談任何事都要投入。藝術是感情的表達，談藝術就是談大家對感情的看法或品評。天下間似乎沒有其它的事是更值得投入地去討論的。

個多月前到上海，施兄替我洗塵，席上談的當然又是關於藝術的事。因為在座有周慧珺與李靜兩位書法高人，我們的話題不由得轉到書法藝術那方面去。施兄問我對書法藝術怎樣看，我說最重要的第一關是要像書法。我對這個近於怪論加以解釋，施兄聽後認為觀點重要，一定要我寫出來。

書法是藝術。寫得一手好字不一定是書法。觀者看不出感情的表達，感不到沖激，內心沒有共鳴，何藝術之有？唐代顏真卿的楷書大名鼎鼎，但藝術卻談不上。魯公如是，柳公權如是，其它楷書也如是。米南宮說：「魯公行書可教，真便入俗品！」顏魯公的行書是一級的書法藝術，絕無疑問！其真（楷）書不是「俗」，而是因為沒有變化，表達不出感情，是背藝術之道而馳也。

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在計算機發達的今天，我們可以將顏、柳等大師的楷書譜入計算機，要刻什麼墓誌銘，銘文寫好後一按鈕，要顏有顏，要柳有柳，一字不差，藝術安在哉？

不一定是楷書才算是書法藝術。元代最負盛名的趙孟俯，字寫得好，但我就是看不出他字中的感情，所以我認為他的書法不像書法。與趙氏同期但聲名遠為不及的鮮於樞，卻是另一回事。明代的文征明，也是大名鼎鼎，但我也看不出感情的表達。

有些書法家，其用筆功力並非一流，但感情溢於紙上，大有書法的味道。明代的張弼、陳淳、祝枝山等就是例子。有些人，像今天香港的龐志英，研習書法的時日比我還要少，但寫來卻像書法。那是說，有些人輕而易舉地就過了書法的第一關，有些人窮畢生之力也不能夠。

作為一項藝術媒介，書法的確有其獨特之處。書法沒有畫面，而其文字內容是無關宏旨的。但藝術作品總要說一些話。沒有畫面，內容不重要，那麼書法藝術是在說什麼？那當然是表達感情了。但因為書法沒有什麼其它可說的，所以在感情的表達上，書法比其它藝術媒介來得純，總要給觀者一點像排山倒海而來的震撼的味道。也就是因為這樣，要過書法的第一關就是要寫得像書法。那是說，沒有感情，寫字而已，非書法也。

用筆、結字、佈局等，可以協助感情的表達，是要很長的時日去苦練才有點成就的。另一方面，感情本身的流露，往往是天生的。

感情要純而真，也要有點內涵。這後者是要靠一點學問，要多讀書。純真的感情，要天真，切忌造作與俗氣。天生造作與俗氣的人，不管怎樣苦練，寫得怎樣滾瓜爛熟，也難以登堂入室。郭沫若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本文附上自己的兩幅書法，是去年寫的。寫得不怎樣好，但算有點像書法吧。

其一是以八尺紙寫的，釋文如下：

「初疑輕煙淡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峰，意在新奇無定則，古瘦漓灑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卻書書不得。　節錄懷素自敘　五常書」

其二用四尺紙，釋文如下：

「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　節錄書譜　五常」

慧珺五常談書法

大約兩年前，我見錄像科技突飛猛進，就對書法老師周慧珺說：「要是今天我們有宋代書法大師米芾書寫的錄像，妳願意出多少錢看五分鐘？只能看一次，五分鐘，不能再看。」她想了一陣，說：「兩個月的收入。」我說：「為什麼那樣少？我願意出半年的收入。」

是的，有些技藝，看不到就學不到。書法是其中最明顯的一項。你要學書法，看不到高手怎樣寫，要自己發明，成功機會不大。有老師示範當然好，但若老師不懂用筆，學壞的機會高於學好的。有高手示範，何止事半功倍？

話說十多年前，我和朋友在深圳一間酒店內的舞廳喝酒，看大陸人跳我少年時懂得的交際舞，像華爾茲那一類。我見在舞的人步法純熟，花式甚多，但跳起來絕不翩然，不像是在跳什麼華爾茲。我看著想，想著看，想了良久，若有所悟，大聲說：「我明白了！」朋友嚇了一跳，問我明白什麼？我說：「明白舞池中這些人，為什麼步法那樣熟但卻不像舞。」我跟著解釋說，這些人的舞技是從書本上學來的。書本有圖樣教步法，也可以教手勢，但最重要的舞姿——翩翩然的舞姿——就不可能說清楚。

可不是嗎？半個世紀前上海夜夜笙歌，懂舞的人數之不盡。但跟著共產當道，跳交際舞可招來殺身之禍，所以昔日的舞姿在中國失傳了。當然，新潮舞大陸人跳得好，而近幾年來，因為有錄像的示範，交際舞在大陸也有改進，但總比不上生長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的我們那一代。

看不到就學不到的技藝不多。舞姿要看，書法的用筆方法更要看。在書法藝術上，用筆占一半的重要性；在練習上，學用筆要佔九成的時間。用筆是說筆毛在紙上怎樣轉，怎樣翻，使線條圓而美，提按時筆毛收放自如，而又因為筆用得好八面出鋒，蘸一次墨可以寫很多個字，而筆枯後筆毛還是不散亂的。

學書法的人不親眼見到高手示範用筆，怎樣說也說不清楚。而看高手下筆時，注意力是要集中在筆鋒的翻及轉，執筆的輕重，筆桿的傾斜度及其方向，手腕與手臂的動作，及快慢的節奏與旋律。

幾年前我見錄像科技突飛猛進，成本低廉，就打算請周老師示範用筆之道，由我口述解釋，以錄像碟公諸於世。問題是，周老師居於上海，攝錄不便。今年春夏之交，老師到香港來小住數天，這個錄像製作之舉就決定了。

我這個人倚老賣老，關於高科技我聽得多，知得少。要搞錄像嗎？我對什麼是VCD、DVD老是搞不清楚，更勿論製作的過程了。懂得的朋友說我要先寫一個劇本。我對自己說：「教書教了那麼多年，難道談論一下書法也要準備嗎？」這樣毫無準備的製作，而自己擔任編、導、演、旁述等，搞來搞去也不稱意，不在話下。

可幸周老師比我知得更少。我叫她寫就寫，停就停，說就說，下印章就照下無誤；用紙要八尺的、四尺的，要橫寫、直寫——總之我說什麼她就做什麼。這樣，過半的錄像時間就有了「著落」，餘下來的就要靠我自己發明了。

不久前讀到董橋老弟說自己跟不上時代，對計算機所知不多，要靠年青的後輩幫一把。我有同感很多年了。但在錄像這方面，我問了好些年青的、算是專業的，沒有誰可以答覆我要知的所有問題。到最後我才明白，錄像科技實在發展得太快，以至任職於此道的人也跟不上。

「數碼」這回事，我這樣年紀的人，要不是讀過書就不容易相信，更勿論要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做不到。楊懷康說我是「夏蟲不可與語冰」，令我稍為安慰的是，在「數碼」發展的前線上，他自己也應該是夏蟲與冰類也。

回頭說書法錄像製作之事，在現場拍攝的初段，竟然錄得雨聲及鳥聲。這段難以重拍，改不了，只能以音樂掩蓋。可幸這只是幾分鐘的時間。周老師寫一幅，算一幅，刻意地不讓她寫得特別好才保留；就是她寫錯了，尷尬地把紙撕掉的動作，也保留著。她用自己帶來的筆寫了三幅之後，我刻意地要她用一枝筆毛極長、極軟而又彎彎曲曲的筆，一般書法家根本寫不出字來的，要她示範。用這怪筆她要寫得慢，使出大動作，誇張地表達用筆之道。

我自己是評述者，從一個「書法專家」的位置說話，到最後不示範幾筆實在說不過去。用筆與氣勢我沒有問題，但字是要碰巧才能寫得好。可幸的是，拍攝時所用的角度，觀者要把字倒轉來看。這是一個秘密：字寫得不好倒轉來看會變得很不錯！

我認為，在書法教育上，周慧珺的示範錄像是一項重要的貢獻。

佛利民與中國

去年佛利民與太太蘿絲出版了他們的自傳，洋洋六百六十頁，內容五百八十九頁。其中最長的一章是關於中國的，佔五十三頁。這大概是整本書十一分之一的篇幅。比起他倆談東歐（十一頁），以色列（十一頁），智利（十二頁），就是把佛老作為大英雄的日本（三頁）等國家，中國的份量顯然重得多了。

在我認識的當代的經濟學大師的心目中，中國的確很重要。毋庸諱言，這些高人有點「種族歧視」。他們認為中國人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對我們的文化讚口不絕。然而，他們又認為，中國近二百年來的不濟，是人類的悲劇。所以當他們見到自八一年起中國大事改革，無不喜上眉梢。另一方面，他們又擔心中國的改革改得不湯不水，或者半途而廢，所以他們對中國的關懷，溢於言表，是不難明白的。

這些經濟學大師對中國的關心，沒有人比我知得更清楚。是他們在八十年代初期勸我回港任職，把新興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的學說介紹到中國去。這個「任務」我算是做得不錯的。

自八十年代中期起，每次我到北美去開會議，遇到上述的學者朋友，總是因為他們對中國的關懷而要向他們細說中國的發展。最近我到溫哥華去參加「飄利年山」聚會，只能在那勾留幾個小時，佛利民及艾智仁等人見到我，就要我跟他們離開會場，找個安靜的地方細談一下關於中國的事。

二十年來中國的改革，佛老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雖然究竟有多大很難說。今天在中國，老外經濟學者最負盛名的，首推佛利民及高斯，其次是艾智仁及H. Demsetz。這些都是經濟制度運作的專家。其它絕頂高手如森穆遜（P. A. Samuelson）、阿羅（K. Arrow）、貝加（G. Becker）等人，就沒有那樣大的影響力了。

佛老的條件比我們都優勝。其一，他的確大名鼎鼎，正所謂如雷貫耳。中國人是崇拜英雄的。有一次，是一九八八年吧，我和佛老在無錫行得倦了，坐在一間破舊的茶寮休息。一個年青人認出我是誰，跑過來恭敬萬分，對我說了好些仰慕的話。我等他說完，就介紹身旁的佛老給他，說：「這位先生是弗裡德曼。」那青年站不穩，要我扶才不倒到地上去。

其二，佛老永遠喜歡深入淺出，其言論與觀點清楚絕倫。你懂不懂經濟沒有關係，但總知道他是說什麼。好些行家認為，佛老在口才上的清楚明確，本世紀無出其右。其三，佛老對世事的觀點，一確定下來就如鐵鑄那樣的。認識了他三十多年，我沒有聽過他說半句言不由衷的話。只要你知道他的品性，與他交個朋友是很容易的。

一九八八年的一個晚上，在蘇州，市長及一些官員跟我們進晚餐。席上市長大談國營企業的大有可為，我們當然不同意，友善地辯論了許久。到最後，為了「友誼萬歲」，我說幾句大家看法不同之類的客套話。佛老不懂中語，但猜測到我的意思，說：「史提芬呀，靈魂有價，不要把你的靈魂賤沽出去！」

佛老到過中國三次：一九八○、八八、九三。前者我還在美國；八八年我帶他夫婦漫遊江南，然後到北京會見趙紫陽；九三年一群仰慕佛老的朋友跟我們先到四川，到北京後會見江澤民時只有佛老夫婦及我和太太。

八八年與趙老的會面，是歷史性的。安橋老弟也在座，算是他的造化。有機會我會詳細地把整件事寫出來，好叫將來的歷史學者有一個完整的檔案。

會見趙老前，漫遊江南之際，我給佛老上了幾天關於中國發展的課。而在途中的車程上，佛老和我研討他寫給趙紫陽的建議書，既有意思，也有挑戰性。（這建議書與後來佛、趙對話的全文，都記載在前文提到的自傳的附錄中。）

佛趙二老兩個多小時的會面，比我們事前所能想像的好。我個人的感受是：二老互相欣賞，大有相見恨晚之慨。別時趙老親自送我們走出三個廳堂，直到湖邊，向我們解釋哪一個是中海，哪一個是南海，然後親自替我們開車門才送別。因為趙老從來沒有這樣對待外賓，南海旁的惜別只過了一個晚上就傳遍了北京的關心人士。

佛老實在喜歡趙紫陽。在該年（一九八八）寄給朋友的聖誕信中，他將大部分的篇幅用作述說中國之行，而其中稱讚趙紫陽的話寫得很重。他說自己周遊列國半個世紀，會見過國家元首之類的人物無數，但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領導人像趙老那樣客觀於分析，誠懇於意圖，及明確於表達。

趙老對佛老的觀感怎樣，我不大清楚，但差不多可以肯定的是，八八年十月佛老別後，趙老大事推行放開價格之舉，是受到佛老的影響的。他們會面時唯一的爭議，是佛老主張立刻廢除外匯管制，而趙老同意匯管要取消，但應該在放開國內所有價格管制後才施行。

八八年四月間在北戴河決定的放開價格，有鄧小平的支持也搞得頭破血流；十月後趙老獨力推行「放開」，敗多勝少是意中事。更不幸的，是香港的一些不知就裡的刊物說我和佛老要搞什麼「倒鄧保趙」，與趙老有什麼串謀等，胡說八道說得有聲有色。推行放開價格與倒鄧論加起來應該是趙老在六四後要下台的主要原因。

八八年十月到今天，十一年過去了。想不到，當年大家認為而又同意必須盡快廢除的匯管，今天仍然存在。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