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利民與中國

去年佛利民與太太蘿絲出版了他們的自傳，洋洋六百六十頁，內容五百八十九頁。其中最長的一章是關於中國的，佔五十三頁。這大概是整本書十一分之一的篇幅。比起他倆談東歐（十一頁），以色列（十一頁），智利（十二頁），就是把佛老作為大英雄的日本（三頁）等國家，中國的份量顯然重得多了。

在我認識的當代的經濟學大師的心目中，中國的確很重要。毋庸諱言，這些高人有點「種族歧視」。他們認為中國人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對我們的文化讚口不絕。然而，他們又認為，中國近二百年來的不濟，是人類的悲劇。所以當他們見到自八一年起中國大事改革，無不喜上眉梢。另一方面，他們又擔心中國的改革改得不湯不水，或者半途而廢，所以他們對中國的關懷，溢於言表，是不難明白的。

這些經濟學大師對中國的關心，沒有人比我知得更清楚。是他們在八十年代初期勸我回港任職，把新興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的學說介紹到中國去。這個「任務」我算是做得不錯的。

自八十年代中期起，每次我到北美去開會議，遇到上述的學者朋友，總是因為他們對中國的關懷而要向他們細說中國的發展。最近我到溫哥華去參加「飄利年山」聚會，只能在那勾留幾個小時，佛利民及艾智仁等人見到我，就要我跟他們離開會場，找個安靜的地方細談一下關於中國的事。

二十年來中國的改革，佛老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雖然究竟有多大很難說。今天在中國，老外經濟學者最負盛名的，首推佛利民及高斯，其次是艾智仁及H. Demsetz。這些都是經濟制度運作的專家。其它絕頂高手如森穆遜（P. A. Samuelson）、阿羅（K. Arrow）、貝加（G. Becker）等人，就沒有那樣大的影響力了。

佛老的條件比我們都優勝。其一，他的確大名鼎鼎，正所謂如雷貫耳。中國人是崇拜英雄的。有一次，是一九八八年吧，我和佛老在無錫行得倦了，坐在一間破舊的茶寮休息。一個年青人認出我是誰，跑過來恭敬萬分，對我說了好些仰慕的話。我等他說完，就介紹身旁的佛老給他，說：「這位先生是弗裡德曼。」那青年站不穩，要我扶才不倒到地上去。

其二，佛老永遠喜歡深入淺出，其言論與觀點清楚絕倫。你懂不懂經濟沒有關係，但總知道他是說什麼。好些行家認為，佛老在口才上的清楚明確，本世紀無出其右。其三，佛老對世事的觀點，一確定下來就如鐵鑄那樣的。認識了他三十多年，我沒有聽過他說半句言不由衷的話。只要你知道他的品性，與他交個朋友是很容易的。

一九八八年的一個晚上，在蘇州，市長及一些官員跟我們進晚餐。席上市長大談國營企業的大有可為，我們當然不同意，友善地辯論了許久。到最後，為了「友誼萬歲」，我說幾句大家看法不同之類的客套話。佛老不懂中語，但猜測到我的意思，說：「史提芬呀，靈魂有價，不要把你的靈魂賤沽出去！」

佛老到過中國三次：一九八○、八八、九三。前者我還在美國；八八年我帶他夫婦漫遊江南，然後到北京會見趙紫陽；九三年一群仰慕佛老的朋友跟我們先到四川，到北京後會見江澤民時只有佛老夫婦及我和太太。

八八年與趙老的會面，是歷史性的。安橋老弟也在座，算是他的造化。有機會我會詳細地把整件事寫出來，好叫將來的歷史學者有一個完整的檔案。

會見趙老前，漫遊江南之際，我給佛老上了幾天關於中國發展的課。而在途中的車程上，佛老和我研討他寫給趙紫陽的建議書，既有意思，也有挑戰性。（這建議書與後來佛、趙對話的全文，都記載在前文提到的自傳的附錄中。）

佛趙二老兩個多小時的會面，比我們事前所能想像的好。我個人的感受是：二老互相欣賞，大有相見恨晚之慨。別時趙老親自送我們走出三個廳堂，直到湖邊，向我們解釋哪一個是中海，哪一個是南海，然後親自替我們開車門才送別。因為趙老從來沒有這樣對待外賓，南海旁的惜別只過了一個晚上就傳遍了北京的關心人士。

佛老實在喜歡趙紫陽。在該年（一九八八）寄給朋友的聖誕信中，他將大部分的篇幅用作述說中國之行，而其中稱讚趙紫陽的話寫得很重。他說自己周遊列國半個世紀，會見過國家元首之類的人物無數，但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領導人像趙老那樣客觀於分析，誠懇於意圖，及明確於表達。

趙老對佛老的觀感怎樣，我不大清楚，但差不多可以肯定的是，八八年十月佛老別後，趙老大事推行放開價格之舉，是受到佛老的影響的。他們會面時唯一的爭議，是佛老主張立刻廢除外匯管制，而趙老同意匯管要取消，但應該在放開國內所有價格管制後才施行。

八八年四月間在北戴河決定的放開價格，有鄧小平的支持也搞得頭破血流；十月後趙老獨力推行「放開」，敗多勝少是意中事。更不幸的，是香港的一些不知就裡的刊物說我和佛老要搞什麼「倒鄧保趙」，與趙老有什麼串謀等，胡說八道說得有聲有色。推行放開價格與倒鄧論加起來應該是趙老在六四後要下台的主要原因。

八八年十月到今天，十一年過去了。想不到，當年大家認為而又同意必須盡快廢除的匯管，今天仍然存在。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