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想像力？

在《傳世的思想》一文內，我談到一個足以傳世的思想不一定是聰明之作，但一定要有想像力。愛因斯坦有一句名言，直指想像力（Imagination）比任何思想重要。我沒有聽過有關「想像力」的定義，或讀過有關的闡釋。很顯然，「想像力」不容易具體地說清楚。但正因為不知道他人之見，我倒可以無約束地說一下，讓讀者考慮。有些人可以在數學上算得很快，快得驚人——這不是想像力。有些人可以一目十行，或過目不忘——這不是想像力。有些人智商奇高，其推理及理解能力叫人拜服——但這也不是想像力。那是說，聰明才智之士，不一定有想像力。胸有實學的人的想像力也不一定是超人一等的。那是說，想像力是很特別的一種天賦，是創作思維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但往往被一般人漠視了。



什麼是想像力呢？先舉一個例子吧。我認為以花比美人很有想像力。發明這比喻的人不一定聰明，而頂級智商的可能窮整生之力也作不出這比喻來。且讓我舉出一些中國詩人的「想像」例子吧。



單舉唐人就夠了。李白：「雲想衣裳花想容」；「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今古何處盡，千歲隨風飄；海沙變成石，魚沫吹秦橋」；杜牧：「落花猶似墜樓人」；白居易：「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李商隱：「蠟炬成灰淚始干」。



從以上的詩句或文句可見，那所謂想像力都是以引用例子而成，妙不可言，恰到好處，很有新鮮感。那是說，善用例子的人，其想像力總會有點瞄頭，而智商奇高的不一定善用例子。



科學上，善用例子（有想像力）而創立石破天驚的理論的，首推愛因斯坦。屢見經傳，此公的「相對論」是以例子想出來的。愛氏用例子之說容易相信，因為在當時，他不可能以觀察到的事物或現象為依歸。他只是以例子來想像。古往今來，以例子推理的成就來衡量，沒有誰比得上愛因斯坦。


在其它科學上，以例子推理而有大成的例子數之不盡。以我熟知的經濟學來說吧。在那所謂社會與私人成本分歧這個大題材上，經濟學者用上三個如詩如畫的例子。米爾（J.S. Mill ）的燈塔，使夜間的船隻避開礁石，但船主不付費用而逃之夭夭。庇古（A.C.Pigou ）的禾田大地如茵，但火車從中經過，火花飛到稻穗上，損害而不負責。米德（J.E.Meade ）的蜜蜂翻飛，到百花齊放的果樹採蜜，但卻沒有給果園主人付蜜漿之價。這些有名的例子都很有想像力，足以令人神往的。問題是這些大師以為舉出的是實例，但其實與真實世界是脫了節的。這樣一來，這些例子引導出來的理論，雖然傳世甚久，卻是錯了。

觸發高斯定律——那站在產權經濟學中心的——所用的例子，不僅富想像力，近於幻想，但卻是真的實例。該例子是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東北岸上的人與出海的船隻通訊，大家用上同一的波音頻率，引起混淆。高斯（R.H. Coase）問，波音頻率的產權誰屬？以看不見的頻率來論產權的界定，新奇過癮，而跟著發展的產權理論就一日千里。

在實證科學上，有想像力的例子重要，但同樣重要旳是要用實例。這不是說在推理時我們不可用空中樓閣的例子，而是推出來的理論的驗證，遲早都要用實例。因此，一開始推理就用上實例，可以省卻一重功夫。

用上精彩、恰當而又有啟發性的例子，是想像力的表現了。然而，有些富於想像力的成就，其所用的例子過於直接，使人覺得沒有用例子。

奧國和尚門德爾（G. J. Mendel ）在百多年前發現的遺傳三大定律，是在教堂的後園種豆，觀豆的高矮與豆花的顏色變化而想出來的。令我最心折的科學發現，門德爾的遺傳定律僅次於相對論。作學生時我讀到門德爾的貢獻，好幾個晚上睡不著，不停地想，這個和尚怎會無端端地到後園種起豆來的？當時的世界，是相信由血遺傳或其它怪誕不經的見解。門德爾的想像力使我越想越佩服。他以種豆推理，是用上一個大有想像力的實例。

上文所談的想像力，都是與「例子」有關的。例子可以是實例，也可以是虛構。說一個人有強的想像力，是說例子選得恰當，扣人心弦，有啟發力，往往轉換了一個角度，使人看到一個新的局面，另有天地，可以看得更遠、更廣闊的。

有些造詣的想像力是用不著例子的。說下象棋吧。這玩意主要是推理，但高手的神來之著，往往表達著不凡的想像力。有時我們可以說下棋的想像是前人走過的例子，但國手胡榮華在文革期間所走的棋，常有前無古人的著法，而這些無跡可尋的，似乎不是推理那麼簡單。無以名之，我稱之為「想像」。美國昔日國際象棋天才費沙（Bobby Fischer ）走得天馬行空，專家的評論認為不可能是推理想出來，故又稱之為「想像」。數學的天分與下棋的不同，而一些超凡的數學天才，不用例子而無端地想出一些定理，驚世駭俗，又被稱為想像。用例子的想像力已不容易具體地說明，不用例子的更是無理說不清。

想像力是一種天賦。但那不是智商，不是推理，不是記憶。當然，有了想像，以智商推理是很自然的事，但想像力的本身卻與智商無關。以花比美人，與智商有什麼關係呢？

說了這麼久，那麼想像力究竟是什麼呢？我認為想像力是一種聯想。以例子想像當然是聯想，不用例子的下棋或數學的神來之筆，智商再高也不一定想得出，推理推不到，但聯想卻可以別開生面。

聯想有一種特異功能。風馬牛不相關的事，可以被扯到同一問題上去。你說李賀，我想到愛倫坡；你說徐渭，我想到梵高；你說辛棄疾，我想到法國的印象派。這些聯想是想像力，雖然很平凡。你提出任何經濟上的問題，我都想到產權那方面去。這是高一點的想像力。不知奧國當年的那個和尚，憑什麼會想到以種豆為例子的？愛因斯坦怎會想到以一個人飛行快過光來作比喻？

高斯曾經對我說：「不管你說什麼，我總是想到馬鈴薯那方面去。」這聽來是很蠢的吧！高斯的成就，以想像力勝。

《五常談學術》——序

話說十多年前，鐘祖文醫生（今已故）請我到他的家吃晚飯，主要的賓客是一位退了休的老教授，來自劍橋，是研究生理與心理的。席上老教授談到基因，只說了幾句我就知道是遇上了一位頂級人物。面對大師，怎會放過求知的機會呢？我於是跟老教授研討基因的問題，再轉到R. Dawkins 的《自私基因》那本書上去。大家談得很投入，一下子就用盡整晚的時間，在座的鍾醫生及黃醫生也聽得入神，大家覺得盛筵難再。到最後，我對老教授說：「聽說這些年來英國的大學被美國的比下去了。今晚我才知道，劍橋名不虛傳！」這是衷心話。



朋友，想想吧。我對基因只知皮毛，怎可以與專於此道的高人辯論呢？任何選修過幾科生物的學生，會說得我完全不懂。但老教授說得清楚明白，觸發了我的好奇心，使我能反駁，提出質疑，甚至建議基因研究應走的路。那是什麼原因呢？無他，老教授對自己所學融會貫通，知的與不知的分得清楚而又有膽直說，他知道我是門外漢，就深入淺出地介紹了自己的學問。頂級的學術，是可以做到這樣的。



你要我把經濟學說得你完全不懂，易如反掌也。你沒有讀過經濟，我要向你說得清楚明白，倒要用上三幾個層次之上的功夫。實不相瞞，今天我在《蘋果日報》寫《經濟解釋》，算是有恃無恐，有點狂而傲了。但如果一門學問怎樣說外人也不明白，又算是什麼學問了？



我討厭那些老氣橫秋，或道貌岸然，或沽名釣譽，或故扮高深的所謂學者。學術是那樣有趣的事，可以那樣迷人，怎可以搞得不明不白的？懂說懂，不懂說不懂，有誰會因為我說不懂而小看了我？要是我說來說去你也不懂，你會不會拍案叫絕，回家對老婆說：「張教授高深莫測，果然了得！」以我之見，高深莫測易過借火，也難怪在學術界中這種人多的是。



純真的學問很迷人。有時我們要搞得很深入，但迷人之處永遠都是從淺中現出來。像我這種次一級的腦子，通常要向深處走一段時期才能以淺的創作，而在求學的三十多年前，我要來來回回好幾次。四十歲後，深的層面我越來越少涉及了。這是進步。我認識佛利民、高斯、史德拉、艾智仁等高人時，覺得他們的思維永遠都是那樣淺，使我覺得他們勝我一籌。後來我又自我安慰，認為他們作學生時也可能像我一樣，深呀深的搞過一段日子。



學術與藝術有好些地方不同。這裡我要說的，是藝術的欣賞不難學，但若要親自動手製作，總要花幾年功夫學習。欣賞是享受，但深入地享受還是要自己動手才能達到的。好些朋友像我一樣，聽到某鋼琴家演奏就恨不得自己也可以。看到林風眠或梵高的畫，我真想自己動手去試畫幾筆，但最後還是不敢嘗試。十年前我看到周慧珺寫書法，忍不住就索性自己也動手了。



學術的欣賞比藝術困難，但入門卻容易得多。搞學術不需要什麼天分，你要嘗試就立刻可以動工。想想吧，你要彈鋼琴或寫書法，總要有一段時期自己耳不堪聽，目不忍睹。這一關不容易過，而若沒有少許天分你可能很失望，甚至悲從中來。學術是另一回事。一用功，幾個小時後你就多知一點，有點收穫。當然，在學術上要有成就絕不容易，是要下苦功的。但我們不需要為了成就才搞學術。多知一點，思想上得到一點啟發，並不困難，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問題是若要欣賞學術，要得到學術的享受，可不像聽音樂或看油畫那樣容易。要享受學術，你總要親力親為地搞一下。不一定要進什麼大學，但要老老實實地搞一段日子。你可以完全不會彈琴而欣賞琴音，不會繪畫而熱愛畫作。但學術就沒有那樣方便了。



學術是要親學其術才能欣賞，才能享受的。可幸的是，可以享受的學術永遠是淺的而不是深的。要是你苛求一點，要自己創作學術，那你很可能要像我一樣，先苦後甜，要在深處鑽研一段日子。享受學術不一定要自己創作，但要知道學者所說的是什麼。



有高人指點迷津，欣賞學術當然事半功倍。高人難遇，不得已而求其次，你還有兩個法門。其一是讀一點書。不需要讀很多，但需要找精彩的來讀。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方面的話，你可以找些關於多項學術的書籍，尤其是那些關於各項學術高人的生平事跡與他們的思想的簡介。讀後再選其中自己較有興趣的入手。其二是結交一些對學術了迷的朋友，談天說地。這後者在美國很容易，在香港則比較困難了。



《五常談學術》這本書是《五常談教育》的姊妹結集，是應國內朋友的要求，選出有關的舊文再補加一些新的。目的是給國內的青年讀，先在香港出版繁體字，國內簡體繼之。



書中的文章內容，是自己的經驗，自己的觀察。任何個人的經驗都是與眾不同的，不值得勒碑誌之。我的經驗比較幸運，也比較過癮。誇張一點地說，比較精彩。



生長在人類歷史上學術發展最快的二十世紀，問津經濟學於該學問最熱鬧的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一個少年時讀書不成的中國學生，糊里糊塗地跑到北美去碰運氣。此碰也，遇上一番景象。



是為序。

《五常談教育》——序

國內的朋友要求我把發表過的有關教育與學術的文章選出來，結集分為兩本書。這些文章大部分在我其它的結集出現過，結完又結，集了再集，豈不是有欺騙之嫌？但朋友們認為我應該這樣做，因為我的教育、學術觀點對中國的青年有用處。雖然這樣說，我認為他們要求的主要原因，是我出版過的中語文章結集，每一本總有三幾篇文章，或有些詞或句，不能通過北京有關部門的審查。比起十多年前，中國對言論的確是開放了不少，但還有沙石。朋友們認為我談教育及學術的文章，在國內可以暢通無阻。為了數之不盡的像我四十多年前發奮求學的今天的中國青年，這兩本結集的建議我就接受了。我打算先出版繁體字的，簡體字在國內繼之。



永遠都失望，但也永遠還有希望。數十年來，我老是想，只要中國的青年有好的學習機會，中國就會富強起來了。可不是嗎？昔日中國的青年，主理今天的中國，而明天的中國，是今天中國青年的天下。這是上帝定下來的邏輯，怎樣也錯不了。問題是他們沒有好的求學機會，又或者是長大於一個以政治、主義掛帥的國家，近墨者黑。一年一年地過去，我的希望皆成泡影。



然而，自從六歲在國內逃難起，我沒有見過中國的青年有今天那樣好的學習機會。不是大好特好：他們不夠求學的錢，師資不足，讀物難求——要不是買不起就是被禁——而又還要上什麼思想教育的課，比起四十年前我在美國的際遇，有天淵之別。但說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的學習機會最好是今天，卻是對的。



這兩年來我到國內對學生講話十多次了，每次都很欣賞他們的求知意識，而在多種還未能清除的約束下，我在他們的校園中感覺到有思想自由的氣氛。這判斷我是個專家了。在學術上打滾那麼多年，一踏進任何大學校園我就可從空氣中有所感受。



四十多年前，我知道只要自己有知識，生活是不愁的，而學問的本身可以享受，於是一發勁，知識就像黃河之水天上來。雖然今天中國青年的際遇遠不及我當年的，但他們的求知意識與我當年的一樣。他們知道知識有價，可以享受，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看得到明天。



去年我想，自己在學術上搞了數十年，興趣比一般學者廣泛，而在國際上的學術朋友也算是不少的，我應該將自己餘下來的日子，介紹重要而又有趣味的西方學術給中國的青年。我於是想到在國內辦一家出版社，有系統地請人翻譯，或找同好的著作，或購買版權等，以刊物推廣知識。中國青年還需要讀的精彩的書，實在是太多了。



殊不知托幾位朋友查詢在國內辦出版社的手續，得到的響應，一致地說不可能拿得牌照。我不知道那是因為國家的領導人要控制知識的傳播，還是國營的出版社要維護他們的特權利益，又或是二者的合併。有這樣的局限，我想，上文所說的兩本結集是應該嘗試的。



我是搞學問的，無論科學、哲學、文學、歷史、藝術、中外文化等，我都嘗試過，下過一點功夫。搞得不太精，但很懂得怎樣搞。然而，我不是一個教育專家。正相反，我的教育方法是自己想出來的，與專家之見相去十萬八千里。



令我驚喜的是，去年我在《信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不是專家談教育》的文章，被各地轉載了數十次，而聽說有些地方為該文開研討會。國內的朋友說，他們歷來重視我對教育的看法。這倒有點奇哉怪也，因為我主張的是鼓勵學子以興趣求學，讓他們自由發展，毫不勉強。國內的朋友喜歡聽到這一套，可能是因為他們歷來所受到的教育，皆在權威定下來的框框之內。一代一代地被約束了那麼久，讀到我的教育言論就彷彿「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香港的朋友反而沒有這樣的感受。有一天，一位女秘書說要趕回家，因為明天兒子要交功課。我說：「你這樣管他是害了他；要兒子將來學有所成，你要讓他自由地找尋自己求學的興趣。」秘書小姐聽而不聞，急步回家去矣。



好些香港朋友讀到我的關於教育的文章，說：「你主張的教育方法聽來很合理，但只適用於你自己。我們的孩子沒有你的天分，這種方法是用不的。」胡說八道。七十年代，有十多位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的學生，是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的子女，得到我少許幫忙，到美國西雅圖讀大學。我對他們簡略地說一下求學之道，久不久見他們一次。這些學子一般地讀得好，成了專業人士；今天年長了，還健在，可以作證。



回頭說我「炒」舊文（其實有些是新的）來結集這本談教育的書，左選右選之後，入圍的加起來竟然達三百多頁。這大概是我以中語下筆寫過的九分之一的文字，雖然算不上是洋洋大觀，但也頗具「威勢」。



《五常談教育》選取的文章是關於讀書、拜師、思考、文章、教養、制度等幾方面的。都是個人的經驗、個人的看法。這些文章是從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發表的《讀書的方法》起，到最近發表的，為期整整十七年。我把這些文章從頭細看一遍，覺得前後大致沒有矛盾。這樣，不管是好是壞，是對是錯，總算是一家之言了。



世界上沒有任何作者不喜歡多些讀者的。但要爭取讀者，談何容易。所以雖然是結集，要下的功夫倒也不少。書要美觀，既要向智英老弟借一張黑蠻替我畫的但被他佔為己有的畫作書面，又要周老師題字。（我自己的書法可以應付，但朋友說周老師的沒有那樣「狂」，與「教育」比較接近！）搞好了「門面」，內容要分類安排，文字要修改一下，要校對，又要補加一些「後記」。



讀者盍興乎來！

傳世的思想

如果你搞學術，希望有些思想可以傳世，你要有什麼條件呢？這問題似乎沒有人提出過，而我也沒有作過研究。但在學術上我是過來人，尊重傳統，對前賢的思想視如葡萄美酒。因此，這問題我可以試答一下。在經濟學歷史上，最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的應該是史德拉（G.J.Stigler, 1911-1991 ）。有些人會選熊彼得（J. Schumpeter, 1883-1950 ）作答，但我還是選史德拉。熊氏雖然在經濟思想史上下過不少工夫，但他對理論的認識不夠深入，算不上是高手。足以傳世的思想當然要有新意，有啟發力，影響後來的學者。有些思想發表後，聲名甚大，或紅極一時，但十多年後就不知所終。這些算不上是傳世。有三幾十年持久性的算有點份量，但我認為比較安全的傳世定義，是要有半個世紀以上才可以勒碑誌之。這是不容易的成就了。



有些思想足以傳世，但給外人抄襲了，襲者成了名，而原作者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也有一些經天緯地的思想，很多年後才被人發現而傳世。奧國和尚門德爾（G.J. Mendel, 1822-1884 ）的遺傳學研究，在他身後五十八年才被發現，而他定下來的三大遺傳定律，今天還是有口皆碑。



頂級的傳世思想大都有一個特徵。那就是我們不知道作者是怎樣想出來的，很有點神秘感。牛頓如是，達爾文如是，門德爾如是，愛因斯坦也如是。但有一個重要的例外。那是基因結構（DNA Structure ）的發現。半個世紀前，生物學家都預先知道有DNA 的存在，大家都同意若其結構被發現了，是生物學上最重要的貢獻。因此，好些學者競爭去找尋。兩位合作的發現者之一的J. Watson 將整個研究過程寫了一本書，書名The Double Helix 。這本書是難得一見的精彩之作，緊張刺激兼而有之。對科學有興趣的學子，是非讀不可的。（英文書局應該有售，讀者無需懂生物學。）



回頭說作出傳世思想的條件，像門德爾那種頂級思想不需要談了。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是沒有資格問津的。還是說一下那些可以傳世五十年或以上的思想吧。



我認為幸運或碰彩的機會是不大的。傳世思想的作者一定要日思夜想，費盡移山心力，然後才有機會得到突破。這突破不一定是作者日思夜想的——可能是題外有關的思想，在不經意中跑了出來。



我也認為高智商是不需要的；需要的是想像力（Imagination ）。想像力高的人不一定很聰明。不能太蠢，但中等或以上的智商，只要想像力好，就有機會作出傳世的思想。是的，以傳世而論，想像力比智商重要得多。我大肆批評香港的教育制度，因為我認為這制度抹殺了學子的想像力。



傳世的思想要有創意。然而，創意千萬不可強求。刻意創新是大忌。創新這回事，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思想要順其自然。人的腦子各各不同，順其自然，有時你想不創新也不容易。強作創新，務求與眾不同，得出來的永遠是些不倫不類的怪物，不可能傳世。



我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個少有被提及的、作出傳世思想的重要條件。那就是作者要知道問題是否重要。這關於品味，是很特別的天分了。不管你智商多高，想像力多大，但品味不成而在不重要的題材上下工夫，怎樣也不可以傳世。



試想一下吧。任何學術，每個人的黃金創作時期大約二十年，特別長的可達三十年。找了一個題材下工夫，動不動要三、五年，而又不一定可以找到可取的答案。若不懂得找重要的題材下注，轉眼之間就日暮黃昏。



我不容易說清楚題材的重要性是怎樣衡量的。要是能預先清楚地知道，我在經濟學上發表的學術文章不會超過五篇——孤注一擲地五年寫一篇是正。



有一位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朋友，發表了數以百計的文章。他告訴我因為自己不能預先知道文章的重要性，就一於多寫，多發表。這位朋友認為想錯了無傷大雅，就採用撒網政策。



在我所認識的朋友中，高斯（R.H. Coase, 1910- ）對重要性的判斷最高明。問他為什麼事前能知道問題重要，他說從來不知，只是一種感受。你相信不相信？



我是相信的。一九九一年高斯在他的諾貝爾獎演說中提到我。他說不知道自己一九六○年發表的關於高斯定律的文章是重要的。他要到六十年代後期跟我研討才知道該文的重要性！



數十年來，每次找研究題材，我總要花一段時間來衡量其重要性才決定下注。很不幸，我還是中計的多，傳世的少。所以你若要我教你怎樣衡量重要性的問題，我最好的答案是：要有高斯的感受。



要具體地說一下還是可以的，但幫助不大。重要的思想必定有兩個特徵。其一是有趣味，其二是有廣泛的用場。問題是，這二者在事前怎可以知道？我認為很有趣味的，其它的人不一定同意。至於用場的廣泛性，大都是作品發表後多年才可以比較肯定地說。



據說門德爾當年全然不知道自己的遺傳研究是重要的，他只是埋頭在後園種豆看花。這觀點我不同意。門德爾種豆種了很長的日子，若沒有高斯的感受，他豈不是傻佬一名？像基因結構那種在發現前就眾所周知其重要性的研究，是很少有的。



最後不妨說一下自己的經驗。經驗上，凡是自己認為重要而用心寫的關於理論或概念的學術文章，傳世三十年並不困難，甚至可說是十拿九穩。能否超越五十年我可能看不到了。另一方面，無論怎樣用心寫，凡是重於事實考查的，傳世的機會很小。我只有一篇考查的文章——一九七二年發表的《蜜蜂的神話》——是歷久不衰的。



如果我個人的經驗是一般性的話，艱巨的考查工程的回報率，實在是偏低了。

學券制的困難是不容易相信

半個世紀前弗裡德曼（M. Friedman）提出了學券制（School Voucher）。弗裡德曼的經濟建議歷來都很有份量，而我認為學券制是他多項建議中的神來之筆。多年過去了，學券制雖然有某些地方局部試用，但被接受的程度低得可憐，令人失望。
　　試想吧。若干年前，弗裡德曼提出美國廢除強迫徵兵制，國防轉為全由僱用的職業軍人從事。這當然是一個好主意，但與傳統的方法與信念有那樣大的差別，怎可以被一個大國接受呢？看來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建議，牽涉到國防那樣重要的事，竟然在30年前被美國政府全面接受了！今天，美國再沒有強迫兵役這回事，職業軍人效率甚高，而軍費也相對地下降了。
　　廢除有根深蒂固傳統的兵役制度被接受，而明顯地對社會教育大有好處的學券制卻不被接受，是一個不容易明白的現象了。且讓我試作解釋吧。
　　公立學校的主要弊端，是顧客沒有選擇的權利，也沒有有效的發言權。你到一間酒家吃晚飯，見菜式不好，味道欠佳，只要批評半句，老闆或經理就臉有懼色，向你道歉，搶著給你免費換菜。為什麼他們會那樣低聲下氣呢？無他，酒家老闆知道你可以選擇，不高興就不會再光顧。要是顧客沒有選擇的權利，你道酒家的菜式會怎樣？
　　20年前子女在美國念小學，我放棄了在家鄰近的免費公立學校，每天清早駕車半小時送孩子到私立小學去。學費每孩每月美元350，是辛苦賺回來的錢。公立的免費，而政府資助每個學生的費用高出私立的一倍以上。私立的小學只有兩三間簡陋的木房子，校園跟公立的差很遠。但私立的不僅教得用心，而且每月要我花1個小時跟那裡的老師研討，對我陳述孩子的長短，分析他們的興趣，做出每個孩子的課程的建議，給我閱讀教育孩子的書籍，徵求我的意見。我被校方搞得不勝其煩，最後跟他們說：「你們是教育孩子的專家，教得那樣好，怎樣教我都不會反對，用不著我的參與了！」是因為有那樣一流的教育起點，我平生沒有一次叫子女做功課，或要他們準備考試，或替他們請補習老師的。孩子後來進了大學，選修什麼我從不過問，也不大清楚。子女在大學時，被選入美國優秀學生名列。他們可沒有告訴我。我知道，但想，子女念小學時交了私立的學費，「優秀」是應該的吧。
　　弗裡德曼跟香港戰後的財政司郭伯偉一樣，反對政府資助教育。但如果政府必定要資助，弗裡德曼就認為學校要搞得像私立那樣的。這就是學券制的重心所在了。學生顧客把學券制交到學校去，學校憑券跟政府換錢，選擇的權利落在顧客的手上，學校的運作就逼著要倣傚私立的方法，豈不妙哉？另一方面，政府的教育經費可以削減而還有比公立的有更好的教育，使納稅人減低負擔，兩全其美，不亦快哉？
　　問題是學券制的建議不容易通過。這是因為有兩方面的困難。一方面，在公立制度中既得利益的團體：有鐵飯碗的老師、教育署的官員、考試局等，都會反對。美國每次要投學券制的票，既得利益的團體可不是一盤散沙，或烏合之眾。他們聯手集資刊登大量廣告，把家長們嚇得不敢多說話。
　　另一方面，一盤散沙的市民，不容易相信學券制有起死回生之效。如下幾點是他們感到不安的。
　　（一）市民不相信公立的浪費大得那樣驚人，一提到學券可以削減教育經費，他們就認為教育的水平會下降了。
　　這其中顯然有一個謬誤。私立學校每個學生的經費一般地比公立的為低，而教育的水平是前者遠勝後者。今天美國最好的前20間大學——哈佛、芝加哥、耶魯、斯坦福等——都是私立的，每個學生的經費低於香港的大學。不要告訴我香港的大學有近於這些美國大學的水平。
　　（二）有官員認為，以學券制推行私營學校，為了招徠賺錢，好些學校就會讓學生看連環圖，不務正學，於是「野雞」林立也。這些官員的含意，是一般的家長——尤其是家境不好的——不懂得什麼才是好教育，且對孩子的求學漠不關心。言下之意，官員反對學券制，是他關心他人的子女比這些子女的父母更甚。你信不信？我是不信的。
　　（三）這點比較頭痛。美國及好些其他地區，公立與私立學校並存。以學券資助現有的公立學校，私立的總要有同樣的學券補貼——不然的話，怎可以向納稅人交代呢？
　　這樣一來，現有的公立免費享受者，就難免恐怕私立分薄了他們的免費享受。
　　有理說不清，我們不容易說服現有的公立享受者，在經費被學券瓜分後而改為私立，教育的水平還會改進。在香港，這個頭痛問題是不大存在的。這是因為多年來經過納稅人對公立學校的樂善好施，私立的大部分早已被淘汰了。
　　（四）這是個更為頭痛的問題。好些小心而又局部地試行學券制的地區，其成效不大明顯，甚至有不良的效果。我的一位朋友很熱衷於學券制在香港推行（他有兩個寶貝女兒也），傳真給我不少關於外地局部試行學券制的經驗。
　　我細讀這些報告後，認為成效不大或有不良效果的情況，主要是一個原因：局部試行。推行學券制是不應該局部的，更不要「小心」地處理。小心翼翼地處理，局部的嘗試，總會附帶著多種與自由市場格格不入的管制。混合的制度，眾所周知，不一定比公立的辦得好。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解釋這一點。假若香港今天全面推行學券制，你道會怎樣？可以肯定的，是名校學生爆棚；平平的不夠學生；而聲望差勁的，學生人數可能下降至零。
　　你是同意的吧。但為什麼會這樣呢？答案是：政府管制學費。要是政府發學券後就什麼也不管，那麼需求大的名校就會在學券之上補加學費，使申請入學的人數減少。這就會給那些不濟的一個機會，提升教育水平而免遭淘汰。

高人的啟發

我常對要到外國深造的學生說，選大學不要選名氣，要選老師。高手明師一個就夠了。當然，有三幾個更好，但有一個也已足夠。

遇到這樣的高人，要講好幾種際遇。龐大的大學比細小的機會高一點。當然，舉世知名的大學，在一系之內高人通常有三幾個，問題是他們不一定肯教你。另一方面，一些大名鼎鼎的教授，不一定是超凡的，甚至可能是浪得虛名。這樣一來，無論怎樣說，你還是要講際遇。

昔日楊振寧與李政道到美國求學，學物理，千辛萬苦地轉到芝加哥大學去，為的是要拜師於Fermi門下。是他們的好際遇，得到啟發，拿得諾貝爾獎！

一九六二年，我在當時不算是大名的洛杉磯加州大學拿得經濟學碩士，打算轉到芝加哥大學拜師於佛利民（M.Friedman）門下。但聽到正在史丹福大學造訪的艾智仁（A.A.Alchian）快要返回加大，就打消去意。當時我已選修了研究院的價格理論，打算立刻考理論的博士試，但聽到艾氏快返回加大，就決定要先旁聽他的課，要考他出的博士試題，於是延遲一年才考。平生所作的「投資」決策，這延遲可能是最好的了。

不要問我為什麼作這決策。我真的不大清楚。我只是聽到老一輩的同學說艾師的思想有如天馬行空，深不可測，就決定賭他一手。沒有艾智仁的啟發，我今天的經濟學會是很技術性，思想內容免不了要差一點。

當年的情況不妨細說一下，好叫今天的學子能知道高人啟發的重要性。進入研究院後，我知道價格理論是經濟學的重心所在，選修了一位來自哈佛的R.Baldwin所教的。他教得非常好。選修後不能再修，只能旁聽。我首先旁聽赫舒拉發（J.Hirshleifer）的課。他來自哈佛與芝大，教得精彩。雖是旁聽，赫師對我特別關注，使我學得用心。

艾師返回加大了。那是我期望了很久的事。他的課很特別：旁聽的不准發問，不准答話，也不准坐在前排。是一種難以形容的感受。價格理論我得過兩位名家傳授，算是個專家，而同學們有什麼問題大都向我求教。有這樣的根底才去旁聽艾師的課，應該沒有困難吧。

殊不知艾師一進課室，第一課我完全不懂！他不是談經濟，而是談量度石頭的重量。第二課也不懂，一連十多課都不懂。他說的不是深不可測，而是淺得離譜，是經濟的題外話。要是事前沒有聽過艾師的天馬行空，我早就放棄了聽他的課。十多課後，他突然從石頭轉到經濟學去，是老生常談的經濟學，但逼使我從另一個角度看。霍然而悟，我意識到深的學問要從淺處看。

學問有多個層次。低下的教授不教好過教，因為一搭上了，先入為主，你的智商總要下降十多度。愚蠢之見，一旦染上了，要洗卻可不容易。高一層的是平庸老師。平庸為禍不大，但比不上自己找書來讀。比自己讀書好的老師，算是中上人物，但他們只能教你多知一點，沒有其它。再高一層是胸有實學的老師，遠勝書本，可以教得你胸有實學，且技術超凡。然而，只有我所說的高人，才可以啟發你去想，去天馬行空地想。這樣，你就可以打開學問之門，登堂入室，倣傚公孫舞劍。

飽學之士，有真才實學的，不一定是我所說的高人。我所說的高人的學問，見其面而不見其底。他們通常知得不太多，但能把所知的融化了，重視傳統但完全不受傳統約束，思維因而能達到了另一個層面。他們不一定懂得教，但與他們談話，其感染力排山倒海而來。問題是如果你遇到這樣的一個人，你可不可以分辨出來，然後屈膝求教？這也要講際遇。

還有一點要講際遇的，那就是一些高人的思維與你的不一定可以自然地溝通。在大學唸書時的一位老師普納（K.Brunner），高人無疑也。但他對任何問題都從邏輯想起，與我格格不入。後來認識史德拉（G.J.Stigler）與貝加（G.Becker），是絕頂高手，思想奇快而分析清楚明確，但與我的思維也不容易合得來。我喜歡無端端地魂遊到研討的題外去，或聽而不聞，或單刀直入，又或如脫羈之馬，他們就不免認為我有點怪，孺子不可教也。

佛利民是另一回事。這個人的思想快得離譜。無論我想得怎樣天旋地轉，他不僅跟著，且往往搶先走在前頭。佛老真的很了不起。以我來說，與自己正在研究的問題無關的事，我是不容易聽入耳的。但佛老凡話皆聽，跟著在你面前行雷閃電，你不慣見就會被嚇破了膽。他在全盛時的困難是太忙，不能給後學的太多時間。

在思想上，與我合得最好的高人是高斯（R.H.Coase）。我魂遊，他也魂遊，大家游來游去，一下子就是幾個小時了。他要先論世事，繼而以預感找答案，再以邏輯分析。我也是一樣。我從他那裡學得很多。

我常說平生最幸運的際遇，是屢遇明師。說起來不容易相信。少年時讀書不成，跑到西灣河太寧街談天說地，與一位比我年長一倍的人談詩論詞——我當時是不懂的——這個人後來的筆名是舒巷城。下象棋嗎？十八歲時的對手是國手級的神童徐道光。打乒乓球嗎？十七歲時我教一位比我年輕兩歲的，三個月後他就把我殺得片甲不留。他的名字是容國團。攝影嗎？一九五五年在永樂街的一家涼茶舖遇到一個從未謀面的人，無端端地說要教我。他的名字是關大志。書法嗎？我遇到上海周慧珺。經濟學上的明師際遇，不用再說了。各項的高人，我從來不刻意找尋，只是幸運地遇上。（在加大作學生時打橋牌，我跟一位鬼仔拍檔拍了多次才知道他是代表美國的選手。）

要到外國深造的同學，問我要進哪間大學，我想，他們要問的是找哪一位高手明師。很不幸，回港任職十八年多，外間的後起之秀我不熟，而當年我遇到的高人，不再教了。

世界上有些人先知先覺，可以無師自通。我是次一等的，後知後覺。朋友，要是你遇不到一位我所說的高人，得不到啟發，除非天生先知先覺，你不可能知道自己在任何造詣上可以走多遠。我常對為父母的說，不要見自己的孩子考試成績好而高興，也不要見孩子要留級而灰心。時來運到，有點際遇，得到啟發，就足夠了。

成就的界定

成就有大小之分，也有明確與模糊之別。朋友，你要哪一種？你當然想要大而明確的成就，但很對不起，像我一樣，你的機會不大。二十世紀有一個愛因斯坦，有一個畢加索……，這樣的水平你和我都不應該奢望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再求其次，又再求其次，如是者退了六、七步，你和我或許可以問津。

此「問津」也，倒有一個有趣的選擇問題。同樣的代價，你要選較大但比較模糊的成就，抑或是較小，但比較明確的？同樣的代價，這選擇永遠存在。比較模糊的可以混水摸魚，搏大一點；比較明確的不容易自欺欺人，要有所成只能選較小的了。我自己歷來都選走小而明確的路。為什麼這樣選，自己也不清楚。

你說我們的毛澤東先生在政治上是否有大成就呢？大則大矣，但是否明確的成就很難說。政治人物，古往今來其成就是不容易明確的。北宋的蘇東坡在他的《赤壁懷古》寫道：「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南宋的辛棄疾說：「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諸如此類的話，我們歷代的才子說完又說。但如果蘇、辛今天復生，膽子再大他們也不敢「浪淘」畢加索，或「雨打風吹」愛因斯坦的。無他，畢、愛二公的成就有清楚的界定，極為明確，像鐵鑄的那樣，比萬里長城還要堅固。

明確的成就界定，與發明專利權、版權、商標註冊等大有雷同之處。這些「成就」或可在物品上表達，或可從論著中寫下來。只要成就能經得起時間的蹂躪，永久的存在是不用法律保護的。外人的欣賞和尊重，比法律強得多了。

成就當然不限於學術及藝術這兩方面。我自己感到最滿意的成就，是教養了一子一女。不幸的是這項成就不容易界定，況且誰知道明天兒女會變成怎樣了。我說自己喜歡走明確的路，但兒女的教養，我是沒有選擇的。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老師，是奈特（F.H.Knight）。他自己是經濟學高手，曾經有五個學生拿得諾貝爾獎！奈特的學生都說他教得一塌糊塗，在課堂上不知道他說什麼。只靠無與倫比的感染力，奈特開花結果。這是成就。很不幸，奈特的教育成就也不容易界定。今天他最年輕的學生已越七十，有朝一日，這成就會被雨打風吹去。

在生意、事業上有看頭，正當地賺到錢，也是成就。這種成就本來可以界定，但財富可聚也可散，其界定不容易持久，以至被人低貶了。我認為歷史上最成功的商人成就的界定例子，是瑞典的諾貝爾。這個以發明炸藥而成大富的商人，設立了諾貝爾獎。真是一個奇跡，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獎項能比得上諾貝爾獎那樣受人重視的。獲該獎的人不一定值得，但「界定」了諾貝爾。要是今天的大富捐出去的獎金比諾獎高出十倍，也不容易相提並論。

美國的首富蓋茨，似乎也在想辦法來界定自己的事業成就。他捐出去的錢多得驚人，選走的「界定」自己的路是醫學那方面，著重於治療窮孩子。這是很有意思的。通脹調整後，蓋茨捐出去的錢，遠多於一百年前的諾貝爾，但將來在「名氣」上能否有諾氏的成就，還是一個疑問。我個人的取向，是救生勝獎賞，什麼「名氣」云云，管之作甚？

蓋茨的不幸，是美國政府要把他殺下馬來。美國的反壟斷法例歷來不知所謂。蓋茨的「罪」是賺錢「太多」。十多年來，美國的經濟是以高科技掛帥的，而蓋茨是這個潮流的王子。科技賺錢這回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要鼓勵前仆後繼，必定要讓一些人賺很多很多的錢。把蓋茨整治，科技股市一蹶不振。蠢也。

體育又怎樣了？我認為體育上的成就，界定甚難。這是因為這種成就是沒有個性或特色的。在體育上甲創了一項紀錄，乙平之，而近這紀錄的人數之不盡。被界定的成就，主要是紀錄的本身，而不是創紀錄的人。

然而，人要有界定的成就才有滿足感，再接再厲。這樣，為了界定人的體育成就，我們就發明了獎章、金盃、銀杯之類的。我想，凡是要用獎章之類來界定成就的，其成就的本身必定不容易界定。蘇東坡寫《赤壁懷古》，一寫下來就界定了蘇東坡，用不著獎章了。

不管怎樣說，從成就的界定那方面看，學術與藝術的成就是最為容易做到的。這兩種事項我們還見到有獎狀或銜頭的頒發，是因為在比較低的層次中競爭者甚眾，名銜的界定就有用場。有大成的，獎項或名銜是多此一舉。有誰會因為愛因斯坦拿得諾貝爾獎而把他刮目相看？事實上，不是諾獎界定了愛氏的成就，而是後者提升了前者。

在經濟學上，凱恩斯、費沙等大師謝世於諾獎給予經濟學之前，而他們的成就早有定論。佛利民要等經濟諾獎頒發了七年才拿得，很有點尷尬。要是他今天還拿不到，諾獎可能會被低貶了。另一方面，好些拿得該獎的人，過了幾年就被遺忘了。這可見就算是有口皆碑的諾貝爾獎，對成就界定的幫助不大。

成就的界定，頗有界定產權的味道。然而，與產權不同，成就是不可以轉讓或在市場買賣的。換言之，成就的本身有所值，但不可以轉讓而使財富增加。

這使我意識到單被外人欣賞是一項重要的無形收入，對人類的進步有很大的幫助。這一點，經濟學者是忽略了的。

昔日伯牙遇到鐘子期，高山流水一番之後，子期謝世，伯牙於是碎琴。這個故事是可信的。

從淺觀察看深問題

重要的經濟問題，往往可從微不足道的觀察中找到答案。這種答案不精確，但很可靠。「不精確」的意思，是指沒有嚴謹的統計數字；「很可靠」是指不容易錯，而答案有水平。跟今天後起的經濟學者不同，我這一輩的喜歡用淺觀察來先找答案的大概，再用其它日常觀察加以引證，然後再考慮要不要多走幾步。

幾個月前我和太太到揚州一行，與來自瑞典的一位經濟學者及其太太相聚，四人在那裡暢遊了三天。那是揚州八怪的地方，有好些故事可對他們說，而瘦西湖等名勝也是值得一遊的。令我感慨的是朱自清的故居。好不容易才找到，是陳舊的房子，一個老人在那裡看守，一些舊相片，幾本書。老人說，幾天才見到訪客——朱前輩是逐漸被遺忘了。

少年時我愛讀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背影》等我今天還背得出來。從朱的故居中的介紹文字可見，當年他很「前進」，有赤子之心，但與其它熱血才子一樣，潦倒窮途而早逝。

在揚州第二天的黃昏，我們在鬧街上走，小販多如天上星。瑞典朋友見到街上廢物頗多，問：「為什麼這個重要的古城不清掃多一點的？」我答道：「是應該多加清掃的，但地上的廢物，證明著經濟大有改進！」我於是指著地上的幾個膠袋，說：「文革期間，或共產當道，這些還可再用的膠袋不可能棄諸街頭，就是有人不小心遺棄了，不到幾分鐘就會有其它人拾起來。」揚州街上其它的廢物也同樣地有說服力：還沒有吃完的食品，可以再讀的報章，破舊的衣裳……

可以這樣說吧。你要知道一個城市比另一個城市的生活水平的高下，把兩市街上的廢物箱中的棄物拿出來比較一下，所得的結論是可靠的。

記得一九六一年，在加大作本科生時選修了一科經濟發展學。教授是有名的CharlesWolfe, Jr.，談到國民收入增長的數據及統計上的困難，就說上好幾課。

我見學問搞得那樣複雜，忍不住問：「為什麼不看政府每天清潔城市時所收的廢物增長率？這不是簡單而又可靠嗎？」教授無言以對。

最近香港的經濟有一個熱門話題：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有兩極分化的象。據說經濟正在全面復甦，但貧富卻兩極分化。全面復甦是「據說」，不是我說的；另一方面，只要到環頭環尾走走，兩極分化容易相信。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個深問題，我見跑出來解釋的年青經濟學者都答得深，有些深不可測，就試行從淺觀察找答案。

想了幾分鐘，坐上出租車問的士佬：「阿叔，近兩三年來你們所收的小帳是增加還是減少了？」答曰：「慘！慘！慘！」只三個同樣的字，我就找到了答案的大概。且聽在下道來。

我認為香港的貧富兩極分化，有兩個基本因素。第一個不是我發明的，那就是回歸後的香港政治化加速了。政治化對富有的人有利，或起碼能給他們多點保障。這是世界歷史的經驗，非我之見也。

第二個因素是與的士佬的小帳有關的了。這就是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出現了我不大明白的問題，導致香港的實質利率比美國的高得多。香港有通縮，實質利率高達年息十多厘。這樣的高息對富人為害不大，而對有錢借出去的卻是有利了。但對中層人士來說，高的實質利率會使他們削減消費，尤其是那些買錯樓而成為負資產的，其消費削減的幅度更大。

我求教於的士佬的原因，是富有的人很少坐的士——他們有私家車與司機。窮的人也不坐——因為坐不起。坐的士的大都是中層人士。我問小帳，因為那是削減消費在邊際上首當其衝的。低層窮人所吃的飯，是從中層得來的「嗟來之食」，或可說是從中層的慷慨消費而得的。

看看今天香港的飲食業，就知道那所謂全面復甦是誇誇其談了。低層的人沒有錢到酒樓吃飯，去那裡洗碗、傳菜是可以的。但中層的因為實質利率奇高而減少酒樓的光顧，窮的變得洗碗工作也不容易找到了。

君不見，環頭環尾的商舖，租值下降的百分比，遠比太古廣場或置地廣場的為大。前者，有些地方是下降至近於零的。無他，中層大幅削減消費而已。在商店購買一套衣服可以穿一年也可以穿十年。購買新衣的時間長短與實質利率的高低是正數聯繫的。

對讀經濟的學生說幾句吧。經濟學是一門驗證科學（Empirical Science）。這種科學是要有實驗室的工作訓練的。你們在中學讀物理、化學，要上實驗室的課。在科學的本質上，經濟與物理、化學沒有什麼不同。但為什麼你們選修經濟，從來不用上實驗室的課？你們應該知道，書本上的統計數字不可能代替實驗室的教育。

經濟學的實驗室只有一個，那就是真實的世界。你們天生下來就生活在這實驗室裡。問題是你們不知道自己活在其中，所以除了上課溫習，行行企企，沒有細心地觀察世界或市場上的事。這樣，你怎樣苦學也不會成為一個有斤兩的經濟學者。

你可能見到一些前輩同學，到外地的名校拿得個經濟學博士，作了什麼教授的，寫出來的文章數學與統計的方程式多得怕人。然而，論及解釋世事，一般來說，這些文章的內容大概是零。

想當年，高斯讀到我那篇後來成為名作的《蜜蜂的神話》，見到內裡有一個幾何圖表，就說那是整篇文章的唯一缺點。過了些日子我才意識到，高斯是說文章既然內容充分，用幾何引證是多此一舉。

多到市場走走吧。微不足道的觀察，往往有深入的含意。你會學得很多的。回港任職的頭幾年，年宵之夜我帶學生到街頭賣桔，是帶他們到實驗室去了。

赤壁行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
臥聞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闇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

看官，以上是蘇東坡的《黃州寒食詩》，來頭不小也。這首詩的墨寶真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館，是宋四家之一的蘇學士的書法代表作，同期另一家的黃山谷說東坡若再寫也寫不到那個水平。我想到這首詩，是因為要瞭解一個疑問。

話說不久前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邀請我到那裡講學，希望我和太太能到三峽一遊。我見時間緊迫，推卻了三峽之行。他們建議古城荊州。我回應說赤壁比較好。他們問：是「文」的還是「武」的？文赤壁是蘇東坡赤壁，在黃州，離武漢個半小時車程；武赤壁是三國周郎赤壁，在蒲圻，離武漢三個小時車程。我選去蘇子赤壁，不是因為比較近，而是因為蘇子勝周郎。

近代相傳，蘇學士當年擺了烏龍，誤把黃州赤壁作為周郎赤壁，寫成了萬世留芳的前、後《赤壁賦》及家喻戶曉的題為《赤壁懷古》的《念奴嬌》。我的疑問，是蘇學士怎可以擺那樣大的烏龍？他不是黃州遊客，順便到那裡的赤壁一遊。如上文詩中所述，他到了黃州「已過三寒食」。寒食是清明的前一天，蘇子是說已在黃州三年了。

北宋元豐三年（一○八○年），蘇子被貶謫居黃州，在那裡居住了四年多。前《赤壁賦》起筆寫道：「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壬戌是元豐五年（一○八二年），「既望」是月圓後一天，農曆七月十六（陽曆八月十二）也。那是說，蘇東坡寫前、後《赤壁賦》及《赤壁懷古》時，已在黃州居住了兩年，怎可能不知道黃州的赤壁不是三國周郎的赤壁？要是他不知道，我們今天又怎會知得更清楚？

蘇東坡當年所游的赤壁，是黃州赤壁無疑。在後《赤壁賦》中他寫得清楚。朋友拿得一尾魚，但沒有酒，他回家求酒，「於是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那時沒有汽車，赤壁顯然是在他的黃州之家鄰近的。

今天，不少學者專家認為，蘇東坡當年是知道他游的赤壁不是三國周郎赤壁，但明知是「假」而借題發揮，寫成了傳世的一詞二賦。我認為這些專家不懂為文之道。一詞二賦寫得那樣真情實感，令人讀後驅之不去，對著一個明知是「假」的赤壁怎樣也寫不出來！還有一點是，蘇東坡這個人，要是知道還有另一個真的周郎赤壁，千山萬水也會去走一趟。無可置疑，學士當年是肯定黃州赤壁就是三國周郎的那一個。他當年肯定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肯定不是？

游赤壁，十月十八日從武漢乘車抵鄂州，北渡長江，抵黃州。款待我們的黃州副市長王順華是張培剛教授的博士生，修經濟學，大家一見如故。提到我對蘇學士的「烏龍」質疑，他立刻響應，說他們今天之見，是蘇子赤壁就是周郎赤壁，因為據考查所得，三國的赤壁之戰是在長江北岸，而蒲圻的「武」赤壁卻是在南岸的。

心境平和，赤壁之行就來得暢快了。赤壁原本在長江之濱，但自一九五三年的水患後，江向外移，今天的赤壁離江邊大約半公里之遙。有些房子建築在江濱與赤壁之間，並不古雅，在視覺上對赤壁有不良影響。現在的赤壁是一個大公園，後面的小丘就是赤壁。拾級而上，十多間零散的房子是半古跡，大部分是清代及以後重修的。建完又建，修後再修，是中國的古建築傳統了。只有在一間小屋中的石床，據說老達北宋，蘇學士醉後曾經睡過的。要不是市長在場，我會去大睡一覺。

在小丘上的建築物中所見，都是與蘇學士有關的對聯或文字的刻品或拓品。眾多對聯中，只有一首是蘇子之前的唐人之作。是杜牧寫的：

平生睡足處
雲夢澤南州

為什麼在蘇子的前人中他們只選杜牧？我知道蘇東坡最喜歡杜牧，難道黃州的眾君子也知道這個「秘密」？

今天黃州赤壁公園的重點，是在一間比較大的房子內收藏著十分齊全的蘇子書法石刻。我認為不是原刻，但那樣齊全地集中在一起是極為難得的了。原刻本已失真，翻刻一減再減。在台北故宮博物館及上海博物館我見過好幾件蘇子的書法真，其神韻遠超黃州赤壁的石刻。

石刻的蘇子文字，我大部分都讀過，不少今天還可以背出來。似曾相識的感受，不容易對外人說清楚。介紹我們觀光的小姐，叫舒玲，可能是那裡的導遊吧。她不知道我是個蘇東坡迷，向我解說學士的詩文，滔滔不絕。我問：「什麼是『寒食』呀？」答道：「清明的前一天。」我指著一聯，問：「『篴』是什麼字呀？」答道：「是『笛』字。」都答對了。這些不是一般導遊應該知道的。她在說，但我在想：像我一樣，這位小姐愛上了蘇東坡。
要離開了，帶著無限的思懷，無限的感慨，拾級而下，回頭仰望，見到一幅對聯，就對太太說：「還是這聯寫得最好。」是清康熙的一位知府叫郭朝祚寫的。聯云：

客到黃州或從夏口西來武昌東去
天生赤壁不過周郎一炬蘇子兩游

真想開口叫市長請我為赤壁題字（一笑）！要是他糊里糊塗地邀請，我會以狂草大書：逝者如斯！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是蘇東坡說的，九百多年來沒有誰反對過。但我想：逝者如斯，卻淘不掉蘇東坡。我又想：蘇學士的文采，似乎比大江有更頑固的存在性。

赤壁之遊樂乎？

為什麼要浮動人民幣？

美國的Cato Institute於今年九月四日在香港舉辦經濟研討會議，我沒有參加。阿康參聽後告訴我，所有在場的人都反對人民幣的匯率自由浮動，而這些反對的人中包括任志剛與JohnGreenwood，有識之士也。Cato這個機構是為維護自由市場而成立的。在貨幣沒有本位的情況下反對匯率自由浮動，算是反對自由市場了，而以Cato舉辦的會議中一致地提出反對，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貨幣制度可以有不同的分類。今天的話題，我們可分有本位及沒有本位這兩大類。歷史上曾經大行其道的貨幣本位制是金本位，用金幣或指明一元可以換取多少金。中國的經驗是銀本位，國民黨之下變得潰不成軍。事實上，任何物品都可以用作貨幣的本位，但因為交易費用過高，除金、銀外其它的物品很少用。金、銀本位制今天不復存在，是因為這些物品的供應量不足，不夠彈性。話雖如此，就是在今天，好些經濟學者贊成復古，回頭再用金本位制。去年獲經濟學諾貝爾獎的蒙代爾就是一個極力的贊成者。

本位制通常是百分之百以物品本位保障的。但大約一個世紀前一位英國佬發明了局部本位制。這就是香港今天所採用的聯繫匯率制度了。我們今天用的本位是美元，保的是港幣的鈔票，不保支票或銀行存款戶口。這種局部本位制（Currency Board）有好幾種不同的變化，一言難盡，是本文的題外話。

沒有本位——完全沒有物品保障——的貨幣叫作Fiat Money。今天，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都採用這個制度，包括美國及中國。沒有本位支持的貨幣制度，今天皆由政府控制。這控制主要是由中央銀行控制貨幣的發行量。除非銀行被規定要有百分之百的儲備，一個國家要控制貨幣發行量並不容易。貨幣量增加過多會引起通脹，過少或收縮了會有通縮及經濟不景。一個不腐化的政府，適當地控制貨幣量也不容易，腐化的就更可上下其手，以印銀紙作為間接抽稅。國民黨在大陸時的胡作非為，不堪回首，但那是歷史上有名的腐化例子了。

轉談貨幣制度與對外匯率的關係吧。在有本位的貨幣制度下，不管是局部還是全部的，匯率是以本位的價格變動而變動，是不需要管制的。若要加上其它管制來維護那以物品價（或美元）定下來的匯率，這本位制就算是失敗了。幾年前亞洲的金融風暴，香港政府施行了一些干預市埸的政策——如大手購入股票等——顯得香港以局部本位制而推行的聯繫匯率制度出現了問題。

外匯管制是指管制外匯的自由買賣，管制外匯的自由出口或進口，還可以有其它的花招。在原則上管制外匯與管制匯率是兩回事。這二者的一個明顯關係，是如果匯率守不住，政府可以用管制外匯的辦法來維護匯率的。差不多所有的經濟學者都反對中國有外匯管制——任老弟志剛也不應該是例外——但這些有識之士倒有不少是贊成管制匯率的，或反對匯率自由浮動。

反對匯管但不反對管制匯率的人，通常是不贊成匯率絕對不浮動。他們不贊成的是匯率完全自由浮動。他們主張匯率有一個狹窄的浮動空間，但不許有大幅度的波動。要這樣做，在沒有匯管的情況下，政府就要有相當的外匯儲備，久不久以買賣外匯的方法來干預外匯市場，用以維持匯率停留在那事先界定了的狹窄浮動空間。在原則上，這樣做會有兩個最好的世界。第一是沒有外匯管制，第二是沒有大幅度的匯率波動。

問題是原則歸原則，運作起來是另一回事了。在運作上，以外匯儲備來維護狹窄的匯率波動，有兩個不容易處理的困難。其一是市場上的賭徒知道政府有儲備跟他們賭，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就群起而攻。先進如英國，就曾經兩次在數日之間把維護匯率的儲備輸清。一個拉丁美洲的國家（記不起名字）輸清輸得更快。前車可鑒也。好些以前用過這狹窄浮動的國家，如日本，中過計，不敢重蹈覆轍矣。

幾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一些國家因為要維護匯率而把外匯儲備在幾小時內輸清光。香港慷他人之慨，「借」給泰國十億美元，擔沙塞海。亞洲當時的崩潰速度，顯示著另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官商勾結，知情的官員與有錢的商人連手與政府大賭一手。這樣的情況若在中國出現，不會是新聞吧。就算沒有官商勾結，政府的官員持有內幕消息，勝券在握，可以秘密地在匯市賭得很大。那是說，以外匯儲備維護匯率，是放著一塊肥豬肉，引誘知情的官員下賭注。

第二個維護狹窄匯率的困難，是若有什麼風吹草動，取消了的外匯管制會很容易捲土重來。這管制可以五花八門，千變萬化，防不勝防，而貪污的幹部口頭上會說是以國家為重，內心卻在偷笑。匯管是貪官的天堂，歷史上從來沒有例外。

我們不要忘記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在日新月異的今天，本位制或聯繫匯率制不容易在那樣的一個大國施行。要搞自由發鈔制（海耶克主張的），在政治的局限下是妙想天開。一個健全的中央銀行制度應該是唯一的選擇。只要央行能適當地控制銀根，解除所有匯管及讓人民幣自由浮動，中國不僅沒有半點問題，欣欣向榮是可以肯定的。

這樣大的國家，根本不需要有什麼外匯儲備。貨幣量控制得好，人民幣值錢，要多少外匯就買多少。我曾經說得清楚，只要中國的通脹不死灰復燃（每年百分之三以下的通脹是可取的），解除所有匯管，人民幣的匯率是會上升的。

當然，你會問，國民黨當年的中央銀行那樣腐化，若解除匯管，浮動人民幣，前車豈不可鑒乎？我的回應是，中國衰了二百年，這一手我們是要賭的。

是的，中國的貪污情況嚴重。可幸的是最高層還算是廉政，或起碼在比較上可以這樣說。今天，我們不能假設中國的最高層是腐化的，因為一用上這個假設什麼也不用談了。我們只能假設最高層是廉政的才能談經濟政策。基於這個假設，廢除匯管、浮動人民幣、控制銀根，廉政就會自上而下。這是中國的希望所在，怎樣我們也要賭這一手的。

莫扎特的感受

有一個故事的幾個片段，我在不同的地方說過了。這裡我把這些片段加起來，補充好些其它的來申述一個有趣而重要的論點。這論點可能錯，但因為覺得重要就決定寫出來。

在《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那長文中，我提到一九六五年的秋天，因為論文題目不稱意，就放棄學術一段日子，花幾個月的時間，天天拿著照相機靜坐在洛杉磯加州大學鄰近的一個小園林中，作藝術攝影。

一九六八年，老師艾智仁到芝加哥大學造訪一年，我當時也在芝大，相得甚歡。一天晚上跟艾師吃晚餐，他問起六五年間為什麼我失蹤了幾個月。我說是獨坐園林搞攝影。跟著補充說，那幾個月的攝影作品如有神助，佳作信手拈來，俯拾即是，要作品怎樣就怎樣，如夢如幻的，使我意識到莫扎特的感受可能就是那樣。

回港任職後不久，《號外》雜誌訪問我，談話中我提到六五年那幾個月的攝影經驗，也提到六八年對艾師所說的話。台灣的詹宏志讀到該訪問，就以《莫扎特的感受》為題在一本書中介紹我。

一九九三年我與陳復禮、何藩、簡慶福等三位攝影大師在香港大會堂低座舉行「四友攝影聯展」，轟動一時，我見比他們不過，就拿出六五年那幾個月的一些作品為主力。這部分作品刊於為該影展而出的書——《往日時光：四友攝影精選集》——的三十九至五十二頁，共十四張。我替這部分作品起了一個名目，叫作《光的幻想》。

這十四張作品只是六五年那幾個月所得的一部分，九三年展出時引起很大的迴響，數之不盡的人問我是怎樣攝得的。我不容易替他們解釋，而六五年後我再也不能攝得那樣的作品了。這組作品的困難程度高，主要是因為光的若隱若現不容易處理，而光與影的擺佈更不容易從心所欲。在鏡頭中看到的，後果往往不一樣。只有六五年那幾個月，什麼都似乎是從心所欲，腦中對光的幻想，鏡下就輕而易舉地拍出來，黑房的處理也是輕而易舉的。只有那一次，那幾個月，之後不再。

今天我想，要是當時不因為要寫論文而中止，不停的拍攝下去，那「從心所欲」的作品可以繼續，而跟著會發展成怎樣就不得而知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我對光與影有一種特別的看法，可以預先知道經過鏡頭及黑房的處理會有怎樣效果。換言之，只要能找到光與影有多種變化的地方，精彩的佳作到處都有，多到不得了，問題是你能不能看得出來。六五年之後我就再不能看出來了。偶然碰巧是可以的，但再也看不出來。

拙作《憑闌集》中的《光的故事》，細說中日抗戰期間，我大約六、七歲，在廣西的一個村落中患上瘧疾之症而沒有醫藥，每天下午母親要我到荒野遊玩。好幾個月的黃昏，我靜坐看太陽下山的光在各種物體上的變幻，對光與影有了深切的認識。一九五五年在香港搞藝術攝影，參加了不少沙龍比賽；五七年到了多倫多，為了生計作了一年職業攝影，對黑房工作學到職業的水平。這一切都是重要的基礎，但只有在六五年那幾個月我能看得到。

我認為差不多所有造詣都是那樣的。以我自己專業的經濟學來說吧。這門學問其實只有一個重點：給我們一個角度來看世界，而同一角度又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找不到這個經濟學角度，怎樣看也看不到什麼！你可以讀很多書，什麼數學、統計學的技巧高明，甚至胸有實學，但若不知道怎樣看世界，寫出來的文章充其量只能是二流貨色。

一九五九年我開始苦攻經濟，頭三年成績怎樣好也不能把不同的科目混合起來，什麼「角度」云云，根本就談不上。第四年，我開始清除廢物，逐漸能見到經濟學的輪廓。再掙扎兩年，我開始從一個角度看世界。《佃農理論》是第七年動筆的。肯定自己找到了一個經濟學角度，始於一九六九年。早些時在芝加哥大學（六七至六九）與高斯、佛利民、史德拉等人研討，我意識到他們都有肯定了的角度，對世界來來去去都是那樣看，雖然大家的角度因為有變化而略為不同。

九年多前我開始學書法時，有了攝影及經濟學的前車可鑒，從第一天起就找尋以書法看藝術的角度。於是逢師必拜，古往今來的名書法無所不覽，前人關於書法的論著無所不讀。說易甚易，說難甚難。前人論書法喜歡胡說八道，廢物甚多。經過幾年的清除，找到了自己滿意的書法角度：用盡所有有規律的筆墨變化來表達書者的感情。很不幸，找到書法的角度只是知道怎樣看，但做起來，所需的用筆，要有很長時間的練習。同樣頭痛的是，在書法上，每個字平均有十多種寫法。因為要有變化，每個字書者總要記得三幾種。對一個臨老學書的人來說，其所需的記憶力是太苛求了。要是我能早學五年，當作別論。書法所需的基礎功夫，比攝影的起碼難上十倍。

前些時在這裡提到蘇東坡論文：「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很顯然，此公找到了為文的角度。

今天回顧，我認為六五年我看光與影的角度一去不返，是因為那角度雖然妙不可言，但很小、很窄，以致一離開後就再也找不回來。

真羨慕莫扎特。他天生下來就知道從聲音的角度看藝術是怎樣的。父親只教了他一些技巧，但他不用考慮前人之見，也不用清除廢物。天生下來，他喜歡聽到的就是最好的音樂。可以說，以聲音看藝術的最佳角度，是由他定下來的。莫扎特是上帝之子。

成就早遲論

在學術、藝術及造詣上，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誇誇其談，但不要低貶有成就的誇誇其談。成就不是一個人怎樣說，而是這個人有什麼可以拿得出來，炫耀一下的。你一事無成，怎樣說也毫無用處；你可以拿得出來令人拜服，誇誇其談一番也無傷大雅。

有成就的人過於誇張自己有點那個，但強作謙虛，就變得肉麻。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有大成的人是謙虛的。微不足道而誇誇其談的多的是。另一方面，有石破天驚的成就的人，愈高傲我就覺得愈可愛。莫札特是一個例子，李白也是一個例子。

年青時我讀到北宋女詞人李清照的《詞論》，一竹竿打一船人，批評北宋所有大詞手，可謂膽大包天，高傲之極矣。但易安居士說得有理，文字一流，而她自己的詞無懈可擊，我就因為她的高傲而愛上了她。

論成就，我倒有些有趣的想法。說成就要用功苦幹，老生常談，說了等於沒說。不用功不可能有任何成就，但假若用功就大有所成，那麼成就是太容易了。用功是不值一談的。我要談的是其他三個重要的成就因素：天分、感情與經驗。且讓我以這三個因素來推斷成就的早達或遲來，以供讀者商榷。

先談天分吧。有些事項極重於天分，所需經驗不多，而感情是無關宏旨的。這些事項的成就來得很早。數學與象棋是兩個明顯的例子。下象棋，我們有「十八歲不成國手終生無望」之說。偉大的數學家，通常很早就顯示出來。奇怪，數學的天分與下棋的天分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數學與音樂有關係，這點我好幾年前談過了。

轉談感情，那是藝術的重點了。每個人都有感情，但夠不夠豐富，做作不做作，表達夠不夠流暢，有沒有排山倒海之力，就因人而異，而我認為天生有很大的決定性。

我想不出有哪一項藝術，是單靠感情而有成就的。好藝術要有感情，也要有天分，經驗倒是次要的。因為天分與感情的流露是天生的，藝術的成就可以來得很早。莫札特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很多兒童的畫作畫得非常好。我的「御用畫師」黃黑蠻就是個有名的實例。

有趣的是，感情與智力不同，前者可以老而不減。只要能維持一片純真，不受世俗的污染，感情就如葡萄美酒，老而愈妙。莫奈、張大千、朱山己瞻等畫家，愈老愈畫得好。書法因為要有很長時間的練習，有大成的通常要到中年之後。

我為莫札特這個音樂天才的早逝（活到三十五歲）感到很痛心。他極端多產，而他謝世前一兩年的作品登峰造極。要是他能多活三十年，我們今天的生活享受可能大為不同了。

感情的重點，是要自然地流露，不渲不染，沒有俗氣而又不做作。朋友，你對自己的感情表達怎樣看？你自己的兒女是不是很天真？這些問題你要慎重考慮，考慮是否要在藝術上過癮一下。

視、聽藝術，經驗是次要的。莫札特只七歲就震動整個歐洲。梵高從畫到謝世只有十年，之後世界對視覺藝術的觀感也就改變了。有高不可攀的天分，排山倒海的感情，梵高能以他謝世前五年的作品改變了世界。感情對成就的貢獻，我們歷來是過於輕視了。

再談經驗吧。經驗對學術是重要的。感情對學術——尤其是科學——毫不重要。經驗的特色，是需要時日才能積聚起來，也需要有記憶力。一個少有感情的人，可以在學術上大有成就。有些學術，如社會科學，若以感情用事，往往搞得一塌糊塗。有感情的學術高手，可以把感情與分析清楚地分開。能做到這一點的人不多。

天分平平，主要靠經驗而達大成的學者絕無僅有，但有可觀成就的卻不難找。這是因為在學術上有數之不盡的基本研究用不什麼創意，也不需要有精彩的分析。小心而忠實地做，把一些資料整理得好，讓有天分的加以闡釋發揚，就是貢獻。

學術上，經驗的確很重要，但因為經驗需要時日，二十歲之前能成學術高手的很少見。以科學而論，自然科學所需的經驗時間比社會科學的為短，因為後者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而世界何其複雜也。牛津、愛恩斯坦等自然科學大師，其大成始於二十多歲。在社會科學上，這現象很少見。

我們可從社會科學中看到經驗時間對成就早、遲的決定性。經濟學的大師，早有大成的首推費沙（I. Fisher）與森穆遜（P. Samuelson）。他倆二十多歲就成了名，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數學推理。森氏從來沒有真正地作過驗證工作，而費沙在驗證上的大貢獻，是在四十歲之後。A. Lerner三十歲後才學經濟。佛利民立竿見影，是四十四歲。高斯最重要的文章，五十歲發表。

我絕對不低貶其他社會科學，但認為社會學與政治學的成就比不上經濟學，主要是因為前二者所需的經驗時間太長，以致開始體會時，學者已年近黃昏。股市的上落，樓價的起跌，公司的結構安排，起居飲食的情況，如此種種，怎會不比政治的運作或社會的階層容易多知一點。

我活了六十四年，經過中日之戰，國共之爭，三反五反，百花齊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經濟改革，香港回歸，種種，也曾在外國生活了二十五年，不可謂不知世事矣！但我對政治一無所知。

一些事項的成就重天分，一些重感情，一些重經驗。一些重天分與感情，一些重天分與經驗。我想不到有哪一項是重感情與經驗的合併，而不論天分的。

奇怪，我只能想到有一項造詣，重天分、感情與經驗這三者的合併。你猜是什麼？文學創作。

如臨大敵

近來我坐立不安，如臨大敵。你道為什麼？為考慮《經濟解釋》應否復出。那是一九八九年我用上龐然大計，鴻圖偉略，在《香港經濟日報》動筆的書，準備用兩年或更長的時間來一個「沙場秋點兵」，申述自己對經濟學的理解，好叫街上的讀者能體會到那所謂「憂鬱的科學」（Dismal Science）其實很有趣味，足以令人廢寢忘餐的。

殊不知寫了十三期，就因故停下來了。當時是答應了讀者不久後會繼續的。然而，一停下來，就提不起勁再動筆了。其中的苦處本不足為外人道，但略說一下因為自己寫作的習慣而引起的困難，也是好的。

在寫作上我有兩個改不了的習慣。其一是寫得比較好的一定要一氣呵成。這不是說從早到晚天天不停地寫，而是思維不能中斷。以中文而論，三萬字是我經驗上一氣呵成的上限。我約略估計過，《經濟解釋》大約會有三十萬字。這是我經驗的上限的十倍。想到這一點，恐懼之情不由得從內心發出來。

作學生時寫的《佃農理論》，是一氣呵成的，最近北京翻譯出版，中文大約十三萬字。那是我最長的一氣呵成之作。當年我三十歲，可以一連多晚不睡，而記憶力之強是知者無不信服的。

我第二個寫作習慣，是不起大綱，寫到哪裡就哪裡，寫得怎樣就怎樣，是「隨遇而安」的寫法了。蘇東坡說：「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我當然沒有蘇學士的本領，而就是他自己，文章最長只幾千字。要是東坡居士在一個題材上寫十多萬字，還能否「初無定質」（沒有大綱），倒是一個疑問。

為文要「初無定質」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文章高手的經驗之談。我不是認為自己可與蘇東坡相比而試行「初無定質」的。我是因為自己的脾性而逼那樣做。是的，作學生時學寫論文，大學有專為寫論文而設的課程，而我自己的幾位教授導師，不秘技自珍，把寫論文的程序說得很清楚。怎樣起大綱、分章分節、分段分句；怎樣起引言、作結論；參考資料要用咭紙怎樣整理，一盒一盒的……

這一切我全都學過，也嘗試過。問題是動起筆來卻是另一回事！可不是嗎？一動筆，第一段還沒有寫好，思想就變得天馬行空，雲遊去也。跟是寫一句，聯想到下一句；寫一段，聯想到下一段；寫一節，聯想到下一節；寫一章，聯想到下一章。這種寫法是不可能按預先定下來的大綱而寫的。

至於什麼參考索引、下註腳等學術文章必用的規格，我的秘方是「事後孔明」。那是說，先把文章寫完，寫時不管其他學者怎樣說，文成之後才「禮貌」地補加一些註腳參考，依照行規加以粉飾。有時是近於胡亂地補加一些，但大多時行內的朋友讀文稿，我要求他們的「指正」是提供說過有關或類似的話的其他文章。若先拜讀他人之作，有了約束，思想就不容易天馬行空了。

有了如上的兩個寫作習慣，要一口氣地寫一本印製起來大約是五百頁的《經濟解釋》，怎會不覺得是如臨大敵？「未慮勝，先慮敗」這句格言用不，因為「慮敗」就沒有理由動筆了——這個年紀，東山復出而還能寫出一本經濟「巨」著，機會是近於零的。從樂觀那方面看，今天若要完成《經濟解釋》，困難是體力而不是智力那方面。這不是說我的智力還沒有江河日下，而是這本書是回顧平生所學，不求創新。

有一點在經濟學行內似乎沒有人提及過，但很重要，而這點是近來我慎重考慮《經濟解釋》復出的主要原因。一個從事經濟研究的人，大致上有兩條路可走。其一是搞理論性（Theoretical）的，其二是搞驗證性（Empirical）的。年青時——《佃農理論》之後——好些行內朋友，尤其是Harry Johnson，認為我的優勢是走理論的路。但當時遇到高斯，很談得來，受到他的感染我就走上驗證的路了。

搞理論主要是講天分——想出來的理論能否經得起事實的驗證是另一回事。搞理論，文章可以多寫，雖然一般而言大部分是廢物。但「理論家」有一個好處：他們到了五十多歲就江郎才盡，到退休時沒有什麼高見是還沒有寫出來的。另一方面，搞驗證的人講耐力，對世事要知得很多，越多越好。問題是，這些人到退休時對世事知得最多，但時不我與，沒有機會寫出來。所知有餘而力不足，鬱鬱以終。高斯對北美洲的野牛（Buffalo）的產權問題研究了多年，今天還沒有動筆，而他已九十歲了。

數十年來，我自己考查過或參與過的真實世界的行業，屈指一算，有二、三十種，而下筆寫過出來的，大約是十分之三而已。其他的雖然沒有動筆，但天天想，想了那麼多年，完整及不完整的答案數之不盡。其中比較重要的有玉器市場的現象，討價還價的行為，各種不同的連銷安排，價格分歧的闡釋，小賬的用途，失業的成因，沒有政府參與的貸幣制度，等等。這些及許多其他的，在某程度上我都作過考查，想過答案，就是不夠完善，或是錯了，也可藉《經濟解釋》這本書，大略地寫出來，好叫後學的能得到一點啟發。

自一九八九年停筆後，讀者不斷地要求只寫了十三期的《經濟解釋》繼續，到今天每月還遇到幾次。現代的經濟學就有這樣的一個問題，數之不盡的行外人很想知道經濟學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但他們找不到一本他們能看得懂的書。「現代化」有很大的代價。一七七六年經濟學鼻祖史密斯所發表的《原富》，到今天還是最偉大的經濟學論著，但那是任何讀過書的人都可以看得懂的。

這其中有一個我想了很久也找不到答案的問題。我的兒子是作基因研究的。我明白為什麼他閱讀的書或文章我看不懂：基因研究是高科技。經濟學是一門沒有高科技的科學，為什麼變得行外人看不懂呢？

今天，好些經濟學文章我看不懂；高斯、艾智仁、巴賽爾等高人也看不懂。你說奇不奇？所以《經濟解釋》若要復出，只有一個可取的法門：復古！世界是新的，思想是新的，哲理也是新的——把這些混合起來用古法炮製。

中西兼通何難之有？

九月二十一日晚睡早起，清晨六時三十分送太太到機場去。辦好了登機手續，在機場買了一份《信報》，與太太飲茶去也。打開報章，見到一個小標題：「中英兼通是兩者不通」。心想，有冇搞錯？跟著的內文寫道：「一個不懂中文和中國文化的港大校長，正好不受文化干擾，全真至誠地為港大確立現代文化坐標，重新和現代文明接上軌。」



我把這幾句文字讀給太太聽，說：「我老眼昏花，又是半睡半醒，可能讀錯。你給我讀一次，看看作者是否真的那樣胡說八道？」太太戴上老花眼鏡，讀後說：「你沒有看錯，真的胡說八道。」



該文的題目是《港大還未汲取教訓》，作者是洪青田，文內的主要論點是與前大法官楊鐵梁過不去，反對法官大人提出的選港大校長的準則。



送別太太，回抵家門八時三十分，還是半睡狀態。掛個電話給阿康，提到洪青田的論點，阿康大聲道：「我也是那樣說呀！就是在今天出版的《壹週刊》。」找到阿康的鴻文，題目是《從哈佛看港大》，細讀內文，論點與洪青田的似是而非。阿康說的是不要硬性規定「精通中國文化」才可以作港大校長。這我當然同意。



我不同意的是中西不可兼通，也不同意不懂中國文化做港大校長更為適合。我認為港大要專於學術，也同意要把學術「現代化」。洪青田似乎不明白，精於中國文化與學術現代化是沒有衝突的。且讓我解釋一下。



首先要說的，是中西兼通的人多的是。遠的不談，近在眼前的阿康就是一個，《蘋果》的董橋是一個，《信報》的林行止也是一個。再數下來就應該輪到區區在下了。我的中語行文不敢自評，但英語行文的水平自覺與中語的絕對一樣---大部分的朋友甚至認為我的英文比中文好。洪青田似乎不知道，只要稍有看頭，學問、文章是沒有中外之分的。



洪青田又說；「要懂中文和中國文化的人來做校長，港大只可以和清華、北大，和復旦、武大競爭，不能和哈佛、耶魯、劍橋、史丹福並肩。」這看法也是不對的。洪先生可能認為，精於中國文化是一個包袱，怎樣也不能現代化。他不知道我那一輩的、四十多年前跑到外國求學、碰運氣的人，大都熱愛中國文化，老早就把食古不化的現代化了。



你要我考舊時的狀元不成，要我作八股文章不成，但其它的我不敢後人。拿出中國象棋，就是日漸黃昏，對一般棋手我還可以閉目讓雙馬。拿起毛筆，要我寫什麼鐘鼎之類不成，但上海中國畫院見到我的書法就封我為畫師，讓我過癮一下；而新潮的用墨變化，古人可不及我。你要談四書五經、詩詞歌賦、歷史文物，我可以奉陪。但我又可以把徐渭與梵高相提並論，把辛棄疾帶到法國的印象派；也可以寫千年回顧，把中國自北宋之後的文藝與經濟歷史與歐西的相比，而不用參考什麼書籍的。



你可以說我的「千年回顧」寫得不好，但那一連四篇的文章，在國內及外地被轉載了不下數十次。究其因，是我能把中國的歷史現代化，忽中忽西，如雪中舞劍，如烈日脫衣。在我這一輩子的同學中，能把中國文化現代化的人數之不盡。我是因為這些同學的影響而變成這個樣子的。跟文章一樣，歸根究底，稍有看頭，文化也沒有什麼中外之分。



「現代化」是重視傳統，但不受傳統約束；是追求新意，但不亂來。我們讀聖賢書，讀兩句，罵一句；我們看新潮藝術，往往看不到皇帝的新衣；我們誦蘇東坡、聽莫扎特，拍案叫絕，擊節而和之，於是樂甚，把蘇學士與牛津並論，把莫扎特與米南宮的書法相比。精彩如斯，學問又怎會不迷人呢？



香港大學的困境，可不是什麼文化不文化，什麼中不成西不就，而是學術氣氛搞不上去。除了一些學者外，港大有好些事是與學術脫了節的。學生不喜歡上課（缺課的百分比可能破了世界紀錄）；好些科目我從事大學工作數十年沒有聽過；研究誇誇其談，我不懂的不能說，但懂的大都是得個「講」字；文章要鬥多，質量不便說了。



這其中更為無稽的，是近幾年來，港大天天談改制，花上巨資請外間的學術低手作顧問，左改右改。這些人從頭到尾都不明白，港大的制度困難是行政的權力與學術的權力起了混淆，以行政管學術，漠視了知識就是力量。這樣一來，政治重於學術，不親歷其境就不容易相信。



我可以用自己深知的一個例子來表達港大的情況。鄭耀宗要我出局，眾說紛紜。有一天我問他：「你是否要我出局？」他回應道：「不是呀！但你德高望重，學術地位太高，若繼續留任，沒有人敢申請你的職位。」我想，mentality 如斯，算了算了。於是退位讓賢，割薪留教職。那是年多前的事了。



港大跟著刊登廣告，聘請經濟講座教授。過了幾個月，沒有半個有份量的人申請，校長對我說：「史提芬，請幫個忙，介紹些有水平的來申請好不好？」我於是下功夫，找到三位蠻有資格的，都是華裔，其中一位出自清華，資歷一流，跑過哥倫比亞、耶魯、哈佛、史丹福等名校，獲柏克萊加州大學邀請為正教授。殊不知三位在第一個回合就被殺下馬來（不被shortlist ）。不被港大聘請不是問題，但沒有一個被shortlist 就是世界奇聞了。



幾個月前，我見鄭校長，談話中問他為什麼不shortlist 那位出自清華的。他說：「我們有把他shortlist 呀！」我笑而不答。他於是說：「柏克萊加大要的人，我們怎可以聘請得到？」我說：「要是他肯來，你要不要？」「當然要。」「那你就寫在紙上，說要，我明天就請他來港大。」校長也笑而不答。



校長可不知道，那位清華老哥早就收到港大謝絕的信，告訴了我。今天的港大經濟金融學院，沒有一位正教授！這是政治，與什麼學術文化無關。

從鄭美蓮看香港的藝術文化

因為天生耳朵有缺陷，我對音樂心有餘而力不足——喜歡聽但不敢嘗試，喜歡欣賞但成不了鑒賞家。

是我之幸，一九六一年在洛杉磯加州大學進入了研究院後，我遇到幾位懂音樂的朋友。他們要跟我學攝影，就把他們所知的音樂知識與我交換。其中一位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在波蘭的肖邦國際鋼琴比賽獲季軍。我拿自己的攝影作品給她看，她就彈兩個小時鋼琴給我聽。知識換知識、作品欣賞換作品欣賞的玩意，是發展學術或藝術的必需條件。然而，回港工作十八年，這種「例行公事」的交換（交流）我沒有遇上。

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學，該市什麼其它我喜愛的娛樂也沒有，但藝術文化卻是一流。博物館中的印象派畫作，目不暇給，而舉世知名的音樂廳，其管弦樂隊有口皆碑。另一方面，造訪的表演高手每星期起碼有一兩個。我愛聽鋼琴，所以當時的鋼琴名家我差不多全都聽過。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鋼琴高手雲集，是該世紀的鋼琴黃金時期了。

當時在芝大，我的除稅薪酬大約是每月七百美元。起居飲食用了四百多，餘下來的，沒有其它娛樂，聽音樂是唯一可以花錢的地方。有一位比我還要窮的朋友，愛音樂重於生命。他沒有錢捐出去，但經過多年的辛苦耕耘，他與芝加哥音樂廳的辦事人搞上一些關係，或許是辦事人可憐他對音樂的癡情，所以這位窮朋友有辦法買到上佳座位的門票。縱然有關係，好些時他沒有錢買票，我要去聽時就「資助」他。

皇天不負苦心人。要上佳的座位，有時我們要付上佳座位的票價，但好些時我們收到情報，在不「爆」的情況下我們可買廉價票而在最後時刻把座位升級。一位高人演奏，幾個月前，為了要節省十元八塊，我那位朋友就要使出渾身解數，雄才偉略，偷天換日，通常可以賺得一點甜頭。

記得有一次，息演多年的Horowitz要到芝加哥表演兩場。我說聽一場就夠了，但該朋友說一定要聽足兩場。問題是，Horowitz復出是世界大新聞，能購得門票已是天之驕子，更勿論有甜頭了。後來我們要買「黃牛票」才聽足兩場，破了產，之後幾個星期不再聽音樂演奏了。

回港任職十八年，因為各種原因我去聽音樂演奏只有五、六次。最近朋友請我去聽一位名叫鄭美蓮的女鋼琴家演奏，事前以為是一位普通的後起鋼琴手。名字擺明是香港人，觸發了我的好奇心。香港出生的鄭美蓮來頭倒也不小。她早在一九八六年就拿得魯賓斯坦國際鋼琴大賽的首獎，又於一九八八年獲蒙特利國際大賽首獎。我對什麼「獎」從來不重視，但鄭女士的演奏實在好，好得出奇，使我喜出望外。她的技術好不在話下，而更為重要的是她彈出來的是好音樂。

鄭美蓮有颱風，態度可人。她彈的兩首莫扎特非常好，證明她的音樂細胞是上選的。一首德布西（Debussy）彈得十分精彩。另一首加籍華裔作曲家盧易的新潮「古典」作品，有新意中竟然不難聽！（說句衷心話，一般的新潮「古典」音樂，難聽得要命——我是個看不到皇帝的新衣的人。）

令我感歎的是，在香港大會堂的一個不大的演奏廳中，聽眾竟然佔不到三分之一的座位。最佳座位的票價只一百四十港元，鄭美蓮是香港人的光榮，而她只演奏一次，知音人怎可以那樣少的？既然是小演奏，怎可以花籃也沒有一個？

說香港沒有文化，是不對的。但說香港沒有藝術文化，卻是對了。富有的地方通常都附帶著有聲有色的藝術文化。香港歷來富有，但藝術文化低下如斯，可算是異數了。

回港十八年來，我曾經到過好幾家大富的宴會廳，但從來沒有見過牆上掛著一幅有重量的藝術作品。李嘉誠等人怎可以沒有一個藝術收藏部門的？

香港藝術館展出的作品，怎可以輕而易舉地被上海比下去？當然，像米南宮的《多景樓詩》（現存上海博物館）那樣重要的作品，有錢也買不到。但香港的收藏家多的是，長期借出來轉換展出，應該琳琅滿目，整體來說會在上海之上。

年多以來，香港蘇富比一連三次的中國古書畫拍賣，精品甚多（這可不包括什麼圓明園怪獸）。我屈指一算，將這三次拍賣的古書畫精品全部買下來，只億多港元而已！那是說，不借而買，要搞一家世界級的中國藝術博物館，三幾億港元就可以辦到，而那只不過是梵高的半張精品罷了。這是香港眾多百億富豪的九牛一毛，捐出來是那樣有意思的事。（美國首富蓋茨，捐出了一千七百多億港元。）

我可以用一個自己能作證的例子，來說明炎黃子孫對藝術文化的漠視。去年我在上海一家拍賣行拍得兩小幅清初大詞人納蘭容若手書的字。幾位專家朋友都認為是真無疑。不是精品，但納蘭容若是南宋辛棄疾之後到今天的第一詞人，雄視神州七百多年的，而其遺傳下來的墨寶甚少。你說我用多少錢買到這兩小幅？

人民幣三千元！

再看鐘庭耀事件

鐘庭耀事件把香港大學搞得支離破碎、一塌糊塗，最後鄭耀宗校長辭職。這一切是事發之初沒有誰可以想到的。鄭校長不同意獨立委員會的報告結論，不難明白；他要堅持復職，也不難理解。今天（九月六日）他不再堅持，是審時度勢，以大局為重。

殘棋馬勝炮！然而，如果鄭、黃二長的最後聲明大約是真實的話——我認為有可能是真實的——這樣收場就要用上三個歎號了。我相信特首辦對鄭耀宗說了一些話，相信鄭對港大高層及黃紹倫說了一些話，相信黃對鐘庭耀說了一些話——都是對鐘的民調工作有不滿之意的。我也相信鐘的「事實」（不是揣測那方面的）供詞是可靠的。但這些加起來不一定與鄭、黃的最後聲明有衝突。

我相信鐘受到某種干預，但不相信他被干預了「學術自由」。在香港這個地方，要干預大學的學術自由，就是毛澤東復生也不容易做到。另一類干預學術，是有的。例如，近幾年來，因為政府所設的局限條件不斷改變，教師們要鬥多文章、斗學報的名頭，是一種干預的怪效果。這導致有「香港大學勝耶魯大學」之說。最近又聽到（可能聽錯了）「港大勝加大」！

有一點我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特首辦沒有參與鐘庭耀事件，整件事不會發生。就是鄭、黃二長親自把鐘逐出校園，說明不准他作民調工作，沒有誰會說半句話。政治的可怕，於此可見。

因為特首辦的參與而引起的「大事」，其中有兩個重要的混淆，以致事情弄得不可收拾。第一個混淆是特首辦說不喜歡的可能不是鐘的民調工作，而是鐘的闡釋及建議。鐘過於熱衷於社會的改進，認為自己有影響力。這是年青人的熱情，只有歲月的消磨才可以說服他。我認為特首辦不會那樣蠢，表示不滿民調的本身。民調工作任何機構都可以做，要節省費用可用計算機自動地天天做，做個不停。無法禁止的工作，特首辦管之作甚？特首辦不高興的應該是鐘的言論，尤其是他那些以「數字」為憑而說的。很不幸，這二者有了混淆，傳來傳去，到後來你說有干預，我說沒有，但沒有說清楚有的是什麼、沒有的又是什麼？

第二個更為重要的混淆，是關於什麼才算是學術。校方高層似乎老早就意識到民調工作不是正規的學術，因而對鐘的資助轉由校外的市場負擔。黃紹倫是個有份量的學者，他從學術的問題入手處理，是對的，但他選在民調方法的路來處理，卻是錯了。且讓我在這裡解釋一下吧。

在《我看鐘庭耀事件》一文內，我指出鐘的民調工作不是學術，美國的名大學從來不幹。但有好些以問答方式的調查，甚至可以稱為是民調的，卻是學術研究的一部分。問題是中文「調查」這一詞，其含義過於廣泛，引起混淆。我可以用兩個準則來說明鐘庭耀的民調工作不是學術。

第一個準則，從英語的角度看，「調查」可稱為Poll、Survey，或Investigation——這三者有著微妙而重要的分別。鐘庭耀所做的是Poll，而Poll有投票的含意；黃紹倫以「選美」來作比喻，是對的。在學術研究上，Poll的辦法很少用，因為其所得的數字結果，是序數（Ordinal number），在考證上通常有很大的困難。這不是說Poll在學術上不能用，而是很少用。

第二個遠為重要的準則，是任何有學術性的調查，調查之前必先有一個假說，或起碼有一個模式的大概，使調查的結果可以推翻或證實些什麼。政治上的民意調查，一般來說，是沒有意圖推翻什麼假說的。這是說，以非學術為理由來停止鐘庭耀的某些調查工作，順理成章，沒有什麼要左閃右避的。

就算是停止正規的學術，也不一定是干預學術自由。美國某大學一個學院，見一個學系搞得不成氣候，就將該系取消，解雇所有職員。干預學術自由是指干預一個研究的結論，或指香港政府規定中學老師所用的課本，又或指香港考試局約束試卷的形式。至於這些干預是否害中也有利，是見仁見智的事了。

無論怎樣說，我認為鄭、黃二長——尤其是鄭校長——是應該辭職的。這不是因為他們干預了什麼學術，而是把事件處理得一塌糊塗。我不是說我可以處理得較好：他們要處理的是政治上的問題而不是學術上的問題。在這方面我的本領是零分。

干預民調，若真的是發生了，是干預政治而不是干預學術。一開始輿論就排山倒海，是政治的鐵證。這樣的來勢不容招架。我說鄭、黃二長最後的聲明可能是真話，但在過程中的失憶、改口、語無倫次等，顯得不盡不實。他們不一定是刻意說謊話，但因為有了上文所說的兩種混淆，有理無理說不清，他們可能不知道要怎樣說才對。

在聆訊中，黃紹倫對學術的陳述，大有改進。這發展使我覺得有可能化險為夷。想不到，在黃作證供後，程介明副校長突然補加新「料」，帶出麥列菲菲教授，使跟著作供的鄭校長陣腳大亂。我不懷疑程介明與麥列菲菲所說的是真話，但他（她）們所說的可不是干預民調的證據。

我認為香港的大學若要避免類似的事情再發生，萬無一失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大學要與校外的所有政治分離。然而，在今天，差不多所有的大學校長都擁有多個外間的政治名銜。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一九六九年，在芝加哥大學，我認識一位在拿加大Ontario省某名大學任職的教授朋友。這位朋友後來參選該省的議員。他的大學校長支持他，親自替他宣傳、打氣。朋友當選後，校長對他說，從你任職議員的那一天起，大學會停發你的薪酬。這是尊重學術了。

《隨意集》前言

《隨意集》的文稿一九九二年二月就準備好了，但不知怎的要到九三年七月才出版。聽說當時很暢銷，一個月後就發行第二版了。空間出過多少版我不知道，知道的是過了不久出版商跌了所有的磁碟及底片。市場千呼萬喚也不見再版，這就是原因。

再打字，再校對，要用上「移山心力」。這解釋了為什麼一拖再拖，拖了好幾年。既然要重頭做起，我就趁機會修改一些文字，補加幾個後記，也取消兩篇因為過時而變得不值得讀的文章。我也藉著這機會換了封面的畫，以黑蠻的代替永玉的。這不是說兒子勝父親，而是我要把自己所有的中文書籍以黑蠻的畫「掛帥」。這樣統一起來——將來有十多本風格相同的——你說好看不好看？

從體育英雄到蠢文化

家中訂閱兩份報紙，一中一英，主要是太太看的。我看頭版及美國的體育消息。作學生時的習慣，三十多年後還改不了。體育消息，我要有大英雄才看。當年看拳王奇利（後來改名阿里），壘球看Koufax ，籃球看Baylor ……而跟對體育更有興趣，是因為自己有兩位學生成了英雄人物：一位是打網球的Arthur Ashe ，另一位是打籃球的Lew Alcindor （後來改名為渣巴）。



　　因為電視的普及，體育娛樂集中在一小撮英雄身上已有半個世紀了。舉足輕重的超級英雄，要十多年才出一個。聽說籃球超級英雄米高'佐敦退休後，市場每年損失大約美元二百億！去年千禧回顧，美國的好事之徒選舉歷史上最偉大的體育英雄，依稀記得是球王比利排第一，拳王阿里第二，米高'佐敦第三。這些都是電視普及後的人物，而全部都是以體育為職業的。



　　最近我意識到一個奇跡。選歷史體育英雄只不過是一年前的事，要是今天再選，冠軍可能是另一個人：那位年僅二十四歲的高爾夫球手Tiger Woods 。這是一件不容易想像的事。以市場價值來排列，Woods 是歷史之冠應無疑問。但在技藝上他是否歷史英雄之首，就只能武斷了。高爾夫球怎可與足球相比呢？然而，要是大家武斷投票，Woods 勝比利並不出奇。如果Woods 能保持目前的戰績，或謂過之，那麼再過十年八載，他「考」個歷史冠軍是相當肯定的了。



　　英雄的品評、衡量，永遠是武斷的事。Woods 是一個現象。三年前，品評他的專家就差不多用盡所有的形容詞——那是說，他一開始作職業球手，就是一個現象了。幾年來他進步了不少，以至其比賽成績與其它的職業高手明顯地隔離了一個層次。在體育歷史上這似乎從來沒有出現過。只有二十四歲，還有二十年會是這樣，現象奇特如此，也難怪所有與高爾夫球有關的行業都發了達。



　　我沒有打過高爾夫球，但好於此道的朋友都說其困難程度極高。那不是一項面對面與敵手比並的體育——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體力的需求遠不如美式足球、拳賽那一類。Woods 在高爾夫球的各方面技藝全屬一流，早已有口皆碑。我特別欣賞的是他的心和氣平、臨危不亂、永不怯場的表現。球是那麼小，棍是那樣長，用全身之力把球遠打一千呎，微乎其微的分心小球就不知會飛到哪裡去。我不懂，沒有嘗試過，但所需的集中力卻容易想像。



　　我無端端地談起體育來，是因為香港報章上的新聞好像是發了神經，讀之無味，棄之可惜。《南華早報》的體育版，在無聊中就更為可取了。話得說回來，以一個曾在美國求學、工作的人來品評，該體育版辦得差勁，只是比其它新聞好看罷了。



　　朋友問，程介南事件怎樣看？他是做了錯事，還是做了壞事？我回應道：「都不是，程介南是做了蠢事！」蠢得離譜，而跑出來替他說話的人也是想也不想的。



　　我可以舉出一個類同的例子來 解釋程先生所做的是怎樣的事。多年以來，我是香港中七會考出經濟學試題及修改試題的一個人物。要是我在校外開一家補習社，不管是明的還是暗的，當然會生意淊淊。要是我那樣做，你說我蠢不蠢？就是沒有明文規定我不能開補習社，我怎樣也不會那樣做。瓜田李下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責任上的問題。出試題的人不賺出試題的勞力以外的錢，是一個責任；要對所有考生公平處理，也是一個責任。就是喜歡我行我素，百無禁忌，這些責任我是知道的。



　　去年一位中學教師，曾經是我的學生，寫了一本中七的經濟學課本，請我寫「序」。



　　我說自己還參與中七的會考試題，所以這個「序」不能寫。就是那麼簡單。



　　程介南不僅開「補習社」，而且賣「試題」。政府某官員說：「試題」遲早要公開，早點賣出沒有問題。曾鈺成「強烈譴責」，但又認為「可做議員」。更無稽的是，好些「候選人」要新立法會研究程介南事件。這樣的事有什麼值得研究的？蠢！蠢！蠢！



　　無獨有偶，鍾庭耀事件大有雷同之處，反映香港的文化正在「蠢化」。鄭耀宗沒有「做」錯什麼，但「講」錯，越講越錯，到後來語無倫次。程介明帶出麥列菲菲的「地震」言論，言之鑿鑿，據說是後來補加的。我沒有理由懷疑鍾庭耀所說的「壓力」，但他最後的陳辭，熱衷於社會的改進，不自量力，很有點那個。楊鐵梁反對公開調查報告，因為「需花大量紙張印製」。



　　大學之外對鍾庭耀事件聆訊的一致品評，是香港大學不像一家學術機構。外人要到現在才知道，也算是蠢得可憐了。



　　今早《蘋果日報》的頭版標題，說北京封殺林行止的著作在那裡的書展出售。蠢人有兩個。第一個是出版商沈登恩。山木的著作只一套就六十八本，沈老弟怎可以抬到北京去搏懵的？第二個是《壹週刊》頭頭楊懷康。他說「無法理解北京的做法」。要是《壹週刊》舉辦香江蠢才大比賽，我會投阿康一票！



　　香港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

都是傳媒惹來的禍

批評香港的教育制度、考試制度，香港的傳媒歷來不遺餘力。另一方面，他們又大事鼓勵他們反對的制度。不久前見到香港的報章，以整版的篇幅介紹香港今年會考的多個「狀元」，什麼九優、十優之類的——七優也算是狀元了。大字標題，措辭誇張，熱鬧非常。孩子狀元們各有各的哲理，權威性地發言，而驕傲的父母，當然以教導有方的姿態出現，真的是羨煞旁人也。

是的，每年七、八月間，香港傳媒公佈新狀元的消息，非常熱鬧。這樣的情況我在美國二十五年從來沒有見過。就是我自己在大學的成績創了什麼紀錄，不僅報章不報道，校內的學生報不報道，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好些年前，一位香港留美學生，讀了五年學士，畢業時一起拿得五個學系的學士，衣錦榮歸，香港的報章當然大字標題歌而頌之。嗚呼哀哉！任何在美國讀過書的人，都知道大學畢業若多讀十多個學分，就可以多拿一個學士。真正讀書的，要趕著入研究院，貴精不貴多，快手快腳地拿一個學士就研究去也。我自己和我教的姨甥都是兩年拿得學士，算是交了功課，就轉向研究上打主意。要是我們跟人家斗多銜頭，五年拿十多個學士易如反掌。

書可以不讀就千萬不要多讀，這是求學的黃金定律。世界上的書讀一億年也讀之不盡，我們要選讀那些非讀不可的。我念學士時，是舊學分制，一百二十個學分畢業。因為有其它的規限，通常的學士生要修一百三十多個學分才能畢業。我左算右計，結果畢業時是一百二十三個學分。那是算得很準的了。但多讀了三個學分，蝕了本，自歎倒霉。

香港的傳媒每年按時搞前述的狀元英雄榜，大鼓大擂，好不熱鬧。但那豈不是鼓勵了無知的孩子如寒鴉赴水，飛蛾撲火？本來是良材美質，但為了爭取毫無意義的風頭而讀壞了神經？

我不是要向孩子狀元們潑冷水，但香港每年的數十個孩子狀元中，將來能有一個在國際學術上有一席之位的，其機會應該近於零。這是因為學術的成就與考試扯不上關係。要在學術上有點成就並不困難，問題就是不可以從考試的途徑而得之。以考試而得狀元，筋疲力盡，到了要爭取學問之際，變作一個傻狀元，死火！

孩子是要多玩耍的。想當年，我是因為好於街頭巷尾之藝而給皇仁書院逐出校園。這是我之幸。後來因為精於街頭巷尾之藝，腦筋靈活了，作學術研究如放風箏，如賭象棋，如彈波子，如踢足球，千變萬化，狀元們怎可以鬥得過我？

中國古時的聖人喜歡胡說八道，但孟夫子說過一句中肯的話。他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這句話重要。教育孩子，主要的是要孩子有所用心，但卻不是要用於墨守成規的考試上。

七十年代初，上文提到我的一位姨甥，在香港的中學成績算是不錯，但入不了香港大學。我見他有所用心，認為孺子可教，就破例地用自己的美國大教授名頭推薦他到中文大學去。殊不知中大的校長親自回信，說他相信我的姨甥是個好學生，但成績不夠好，不能取錄云云。我逼著叫姨甥到美國去，跟我求學，只教了他三招兩式，六年後就拿得博士，今天是美國某名校的大教授，在生物學上是名家。若按今天香港的大學以文章被引用的指數來衡量，應該沒有另一個華裔生物學者有他的一半水平。

我自己的兒子從小就有所用心，所以我很怕他著重考試。事實上，在中學時他每次成績特別好，我就有微言。這是因為讀過書的人都知道，考七十分與考九十分所需的勞力增加很大，但過了兩三年，這二者對該課程的認識不分彼此，勞力的增加是浪費了。兒子既有所用心，用到課外的知識是上策。我當時擔心的，是兒子若中學成績太差，就進不了大學。剛可進大學的中學成績是最理想的了。

女兒呢？她無所用心，對任何知識都沒有多大興趣。這樣，真的是「難矣哉」！她的另一個問題，是可以完全不讀書而考試成績很不錯。這算是對父親有了交代，但興趣培養不出來，難道我要以威逼利誘的方法來「教導」自己心愛的女兒？在大學，女兒顯得很有文學的天分，但畢業後她不要深造，三勸不聽，也就算了。

不要以為只有能人異士，才可以在國際學術上有點成就。太蠢的不成，但我認為只要智力中等，有所用心，教育得宜，在國際學術上贏得一席之位的機會起碼有六成。這是因為數之不盡的重要學術研究，是不需要有大智大慧的人才可以做得好。

智力大致上是天生的。然而，大多數人不明白，一個孩子的天生智力怎樣，不是由什麼智商測驗或考試成績或甚至日常的表現就可以知道的。你要讓孩子去嘗試，去樂在其中地做一下。而又因為天分有許多方面，你要讓孩子嘗試多方面的。好些時候，一個孩子在幼時顯得蠢，但到了某一個年紀就聰明起來。我自己要到二十八歲，突然間對經濟理論融會貫通，覺得課本錯的多，對的少，才有膽把前賢之見一視同仁，手起刀落。

我認為「用心」這回事，有一部分是天生的，但在某程度上也可以培養出來。我一向認為，對事情有興趣的孩子，凡有興趣就用心的，是一個准天才。一般父母不知道，有興趣是極為難得的事。

只要孩子有興趣的不是不良嗜好，千萬不要阻止他。同樣重要的，是孩子感到有興趣的是否需要用想像力。電子遊戲因為不用想像力，我不會鼓勵孩子日以繼夜地幹。我作孩子時的放風箏、彈波子之類的玩意，對想像力的啟發就大有用場了。

最後，教育是後天的。學校的教育遠不及父母所教重要。父母要讓孩子作多項的嘗試，要不阻止孩子的興趣發展，而最重要的，是不強迫孩子在無關宏旨的事項上——例如考高二十分——多下功夫。

讀書求學是要考試的。考試是衡量，但卻不是求學的目的。香港的教育制度本末倒置，使考試變為目的了。批評香港教育制度的傳媒，為了要洛陽紙貴而大事宣揚考試英雄榜，難以自圓其說！

千古絕聯

神州大地臥虎藏龍，無話可說。那樣大的一個國家，有那麼悠久的歷史文化，天才輩出是必然的事。然而，因為傳統的科舉制度，數之不盡的天才被埋沒了。

唐初的孫過庭，要不是遺留下來一篇手寫的《書譜》，今天可能沒有誰會聽過這個人。《書譜》非同小可。作者論書法，字寫得好不在話下，文氣與文采皆達頂級，而更重要的是內容之精妙，不僅前無古人，且後無來者。從現存台灣故宮博物館的《書譜》真可見，作者自己修改之處甚多。這使我意識到該《譜》可能是草稿，那就更令人拜服了。

朋友問，要是今天尚存的古人書法讓我選一件，佔為己有，那我會選懷素的《自敘帖》，或蘇東坡的《黃州寒食詩》，還是米芾的《吳江舟中詩》？我答道：「都不是，我要《書譜》。」

明代的徐渭，是數世紀一見的藝術天才。要不是身後才子袁中郎在朋友家裡見到他的文章，嚇破了膽，於是奔走相告，徐渭可能籍籍無名。朋友，你有沒有見過今天存在南京博物館的、徐渭所繪的四十呎長的《雜花圖卷》？你只要一見，就知道齊白石等大師不足道矣！

若干年前，我在上海買了一幅明人的狂草書法，有傅山的筆意，但勝傅山一籌，後來，遍查參考書籍也找不到作者的名字。在美國西雅圖鄰近的Bellevue市的一家酒店內，掛著四條幅草書書法，有清人之意，但除王鐸外，整個清代沒有誰的草書比得上。後來在參考書中又找不到該作者的名字。

孫髯翁是清朝的人，不仕，潦倒落拓，算是少見經傳了。他遺留下來一副為昆明滇池而寫的長聯，共一百八十字，其氣勢之雄偉，其感情之洋溢，其文采之斐煥，就是文章也難得一見。好些人說這首刻在大觀樓的長聯是天下第一聯，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因為我們的文字是單音的，對聯是中國獨有的文化。但作為一門藝術，對聯有過大的約束性。從《詩經》到晉朝興起的駢文到唐代以杜甫為首的律詩，近於對聯的藝術大有可觀，但以純對聯而論，算得上是好藝術的並不多見。這是因為平仄、虛實、詞類、字類等吹毛求疵的約束，使對聯走向刁難、取巧、「砌字」的路，不容易避免「斧鑿」痕跡。十多個字的對聯也不容易寫得自然，更何況一百八十個字。

試看孫髯翁的千古絕聯吧：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歎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盡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上聯寫景，下聯寫情。名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上聯第二句——「奔來眼底」——不是大師是寫不出來的。以「注到心頭」對「奔來眼底」，不僅妙絕，而跟著而來的「看」對「想」，開門見山，景、情互對得瀟灑自然。

以四個方向對四個朝代，不是一個發明，但「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就可圈可點。毛潤之寫《沁園春》，提到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那幾句，有口皆碑，但比起孫髯翁的漢、唐、宋、元，就略嫌霸道，不夠細緻。孫前賢之妙，是能舉出四樣小事物來刻劃四個大時代。

「漢習樓船」我要到兩年前才搞清楚。「習」是「練習」或「演習」。「樓船」呢？兩年前我見到一件漢代的大陶器，是一艘有三層樓的船。唐朝界定版圖，據說是用「鐵柱」的。「宋揮玉斧」我也是在古物上學得的。據說宋太祖曾經除下發上的玉簪，在地圖上揮指領域。我見過幾件中國古時用於發上的玉簪，出奇的重，果然是斧形。至於「元跨革囊」，應該是「彎弓射大鵰」的前奏了。

文人「襲」前賢而加以變化，歷代屢見不鮮。論文筆高下，一個可靠的衡量準則是以後之襲者與前賢相比。我想舉三個例子來品評孫髯翁的文字意境，當然會考慮到他寫的是對聯，有較大的約束性。

例子一。論及英雄「俱往矣」，北宋的蘇東坡寫道：「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南宋的辛棄疾：「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明代的楊慎：「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到了孫髯翁：「把酒凌虛，歎滾滾英雄誰在？」我認為孫勝楊，但比不上蘇、辛。

例子二。唐初的王勃：「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卷西山雨。」孫髯翁：「盡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我認為孫的意境遠勝王矣。

例子三。唐初的李白：「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孫髯翁：「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孫勝。

無論怎樣說，因為孫髯翁的長聯有一百八十個字，不可能是碰巧之作。而若不是碰巧，那麼他的才華直追古人，當無疑問。這樣的人少見經傳，能不興歎乎？

感謝舒巷城。我十五歲時他讀這首大觀樓長聯給我聽，過耳不忘，數十年來我久不久就大聲朗誦，以舒胸懷。最近在書展見到梁羽生的《名聯觀止》上下兩大冊，上冊封面印著大觀樓上聯，下冊封面印著下聯，真的是重視了，我立刻把《名聯觀止》買下來。羽生先生是舒巷城的好朋友；他的國學功力比我深得多。

狂生傲語

個多月前，深圳市政府邀請我到那裡一行，款待我的人除了深圳的官員外，還有從四川、北京、廣州等地來的舊相識，是搞刊物的，要替我作訪問。閒談中，他（她）們說在中國大陸，差不多所有大學生都知道我這個人，但評價卻不一樣。

「人怕出名豬怕肥」，聲名這回事，我歷來是避之惟恐不及的。我從來不用名片，寫信不用銜頭，傳媒要訪問，接受的都是朋友關係，不好意思推卻。我不推卻的，是學生邀請講話。然而，「出名」這回事，求之不得，推卻更難：一傳十，十傳百，「出名」指數是以倍數上升的。無從禁止，罷了，罷了！

聽到朋友說外人對我的評價不一，我倒有興趣知道他們怎樣說。既然避不了，就要面對現實。在深圳會面的朋友說，少數的中國青年說我「狂妄」，多數的對我是「狂迷」，差不多一致的說我是學術界中的李白。「狂妄」之評我不同意，對我「狂迷」很有點那個，但把我比李白，是擦中了「鞋」，使我高興萬分。

我不敢說自己似李白，沒有資格似李白，但卻很想似李白。誇大一點來看自己，我的才華可能有李老白的十分之一。懂得欣賞李白也算是有點過人之處吧。

問題是，外人為什麼會對我那樣看？我從來不譁眾取寵，不搏「出位」。自己要知道的學問，我虛心求教——要不然，不會有那麼多的高手樂意教我，而且教得那樣用心，那樣起勁。說我喜歡「我行我素」，是對的。但那有什麼不妥？生命是我的，只有這一次，若阿諛奉承，言不由衷，豈不是辜負了自己？

前思後想，外人看我從來都從兩端看，可能是因為我有點「怪」，有點與眾不同。但每個人都必定與眾不同。我的「不同」可能比較特別，連自己也搞不清楚。

一個明顯之「怪」，是人家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到的，我可能怎樣嘗試也做不到；但我自己能做到的，外人往往不能夠。舉一個例，數十年前搞黑白攝影，黑房放大的功夫我是個專家，在美國加州要拜師者甚眾。我的困難是自己在黑房放大的相片，用同一底片的，永遠是張張不同。就是初學不久的也可以做到張張一樣，但我怎樣也辦不到。放十張，張張不同，但通常有一張會是精品。十張的平均水平不高，但最精的一張卻無與倫比，外人怎樣也辦不到。此乃「怪」也。

論記憶力吧。新相識朋友的名字，我要聽十多次才記得住；自己在美國之家的地址、兒女的電話號碼，永遠記不起（要經太太找他們）。另一方面，你可能不相信，詩詞、古文之類，三十歲前我過耳不忘。就是到了四十多歲，為一件石油壟斷大官司作顧問，我毫不費力地強記文件三千多份。此亦「怪」也。

在思維上，我的本領也大略如此。好些朋友認為是顯淺不過的問題，我聽來聽去也聽不懂，想來想去也想不通。但朋友認為是湛深的，時來運到，我可能在幾秒鐘之內找到答案。

巴賽爾（Y.Barzel）在他一本書的序言中，就提及七十年代他和我的一件瑣事。一個當時新興的理論觀點，他認為不對，想了幾天，稍知錯處何在，但想不清楚。某天我走進他的辦公室，他告訴我那理論觀點（之前我沒有聽過），不到一分鐘我就清楚地指出為什麼是錯了。有趣的是，在作石油研究中，有一個「甲等於乙」的理念眾所周知，但我就是不明白，去求教巴賽爾，他一聽就明白，向我細說了半天，我還是不明白。到最後，大家決定不再談這理念了。

在洛杉磯加大旁聽赫舒拉發（J.Hirshleifer）的課，我那不平均的思考本領，往往語驚四座，於是成了名。赫師在課堂上問：「為什麼結了婚的人會多買人壽保險呢？」（答案應該是：結了婚，責任大了，躲避風險的意圖增加。）我答道：「因為結了婚，保險經紀在婚姻註冊處找到你的姓名地址，就跑來向你遊說！」同學們笑彎了腰，我卻不明白有什麼可笑。赫師替我打圓場，說：「這一課我本來要談風險，但史提芬說保險可能與風險無關，我們倒要考慮一下。」

另外一次，也是在赫師的課上，我的表現就不是那麼蠢了。勞工超時的工資比不超時的高，所以工作與休閒之間的相對價格線是彎曲的。赫師說他想了好幾天，也不明白為什麼在分析上，超時工資不能達到柏拉圖的至善點。他把問題畫在黑板上，還沒有畫好我就提供了答案。

能人之所不能，不能人之所能，是每個人都有的際遇，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我的「問題」，或可說是比較特別的際遇，是外人看我似乎永遠是從我之所能那方面看，而忽略了我之所不能。這樣看，就免不了把我誇張起來了。

在這「誇張」的問題上，我自己也是要負一點責任的。雖然我沒有試圖掩飾，「不能」的事我不會津津樂道。倒過來，自己稱心之作，免不了要多說幾句。記得在大學上心理學的課，教授說：「人的記憶會無意識地自我調整，稱意的記得久，不稱意的忘記得快，若非如此，生命苦不堪言。」可以說的是，這種「調整」我似乎比別人來得快。

任何人都像我一樣，在痛下苦功之後若得到一點成果，會自我欣賞，自我陶醉一番。拍得一幀好的攝影作品或寫出一幅好書法那樣無足輕重的事，我可以引以為傲而整晚睡不著。

事實上，我在任何造詣上要有點成果，為的主要是自己欣賞一下，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記得在一九八一年末，我晝夜不分地用墨水筆寫下我想了十三年的《公司的合約本質》，不知寫了多久，但在寫完初稿的一剎那——還沒有給女秘書打字，更勿論後來的修改——我知道該文會是傳世之作，不禁仰天大笑！

百無禁忌，不滯於物，自我陶醉，於世俗有所不合。更與世俗不合的，是一旦在某題材上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我不會再涉足於該題材上。《公司的合約本質》寫好後到今天，除了對學生解釋外，任何學者朋友向我提出公司理論的問題，我都忙顧左右而言他；不知何方神聖寄來求教的有關「公司」的文章，我從來不看。其它我寫過的自己認為滿意的題材，皆如是。這不是看人家不起，而是自己走過的艱苦的路，千山萬水，到最後披襟岸幘，怎樣也不願意再走該路了。

是之謂狂生歟？

（按：作者在文末所用的「披襟岸幘」，取自清人孫髯翁的大觀樓長聯，是說解開衣襟及高舉頭巾，言其喜而傲也，請參閱《千古絕聯》一文，見本書第五十五頁。）

賣書的經驗——本本皆辛苦

「花千樹」這家出版社的名字是我起的，我很滿意。要出版舒巷城的書，我不由得想起他生時跟我談詩論詞，大家是那樣的投入，那樣的溫馨。我又想到他和我都熱愛的辛棄疾的詞，想到那首我們曾經爭論過的《青玉案》：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蕭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就這樣，「花千樹」這個名字就信手拈來了。我跟舒巷城爭論《青玉案》的原因，是我寫了一篇「怪文」，說辛棄疾可能是歷史上第一個印象派藝術家，文中舉《青玉案》及稼軒其它的一些詞為例。我的要點，是稼軒有好些詞使我感到光，覺得他是以光寫意。舒巷城說我過於膽大，會開罪「專家」，勸我不要發表。「怪文」後來沒有發表，但我今天還認為自已是對的。

找出版社出版舒巷城的作品不容易。純文藝之作沒有市場，而我又不願意禮下於人，低聲下氣，讓人家左抽右選舒巷城的作品。我要讓舒巷城的遺孀決定一切。那我就對有興趣的朋友說：「你們搞一家出版社，出版舒巷城的作品，由王太話事。我自己的作品加盟，不收版稅，在財政上應該可以打個平手。我的作品的設計由我話事。其它的書我一概不管，但不能破壞舒巷城的形象。」

可幸今勝昔：今天開出版社所需的資金甚少。最低的資金，是請一個人，買一部計算機。「花千樹」的投資大少許，有三幾個職員，兩部計算機。辛棄疾的文采非同小可。因為名字超俗，新奇而又聽來舒暢，其名不脛而走，使人覺得「花千樹」很有點了不起。

開檔初期，在設計、校對、紙張的選用等事項上出現了好些問題。但幾個月後就入了軌道。他們要參加書展，我當然樂意幫忙。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很想知道出版市場是怎樣的一回事，所以為書展趕稿，到展場簽名等事項，我是頗為賣力的。

「花千樹」在書展場所租了一個小單位，六天的租金二萬多元。因為是新入行，這單位的地點是「貨尾」，台灣「遠景」的沈登恩說是「荒郊野外」地帶。可能風水好，這單位竟然客似雲來，連清潔的阿嬸也說這單位特別旺。

生意好不一定是有錢賺的，六天下來，「花千樹」賣了大約六千本書，數量不算少了，但賺錢卻不是那麼容易。打八折後四十塊錢一本，製作成本十多塊，要是全部算版稅，書的成本就去了一半。租金與搬運等去了三萬，有十三個人輪班工作，其中三分之一是義務的，所以除清可剩幾萬元。但假若考慮到書可以六折批發給書店出售，書展八折，其實每本只有毛利十元。這樣算，賣六千本是要虧損的。

可以這樣說吧。參加書展的好處，是可能遇到書店之外的顧客，及替出版社宣傳一下。究竟這些好處能否補償租金及工資的損失，就不容易算出來了。可能最大的好處，是書展的確很熱鬧，有點像年宵佳節的氣氛。朋友們認為好玩，那我就不計時間成本跟他們玩了六天，坐在那裡簽名大約簽了四千次（有好些是讀者帶著舊書來給我簽的）。我本來不打算花那麼多時間坐在那裡簽名的，但「花千樹」的朋友說若我不在，生意就下降。見他們那樣要求，我只得硬著頭皮，簽呀簽的。

簽名可不是那樣簡單的事。預先在書上簽了名，效果不是那麼好。顧客要見到我這個人，要題上款，閒談幾句，有時要握握手，或拍張照片。這一切，我都照做無誤。

加上款，寫什麼「先生」或「女史」教正之類，大約七個字，再加簽名就是十個字了。要書賣得多一點嗎？那我就要在寫上款時賣弄一下鋼筆書法，又因為要趕，就以狂草下筆，寫得龍飛鳳舞的。這樣寫了十多本，觀者雲集，其中有些忍不住去買一本來過癮一下。寫我自己的名字當然不用想，但寫上款若要可觀，總要想一下，希望能有意在筆先之效。這樣認真地寫，開首五、六十本還可以，但近百本就不成氣候了。所以我像傻佬一名，簽了數十本就要站起來，散散步，鬆弛一下。

簽到第四天——那最熱鬧的星期六——我就研究那「牛群直覺」（Herd Instinct）的問題。我發覺若有人排隊簽名，買書的人會較多；若排隊的人下降至零，就要等幾分鐘才再有顧客。這樣，落款及簽名的快慢對生意有決定性。

因為簽名是在攤位之外的小桌上，怕會展的工作人員說我「阻街」，所以排隊之「龍」不能太長，但為了生意又不能太短。能保持五、六個人排隊是最理想的了。助手於是「審時度勢」，看人龍的長短來指揮我的快慢。這樣一來，鋼筆書法就免不了要打個折扣。

六天簽書四千本，寫了大約四萬字，墨水用了半瓶，沒有稿酬，而又盡可能以書法下筆，本本皆辛苦，於今思之，猶有餘悸。值得安慰的，是這次機會能老老實實地讓我見到自己多年來的讀者。其中一些聽到我要離開港大，或聽到我和港大不歡而散，無不感歎。

一個中年婦人帶著一個十多歲的男孩，走到我的面前，驕傲地對男孩說：「這位是張教授，是媽媽的老師。」

我看鐘庭耀事件

（編者按：

二○○○年七月七日，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鐘庭耀於《信報》及《南華早報》撰文，指行政長官董建華透過某些管道，向他傳達停止對特區政府及其本人作民意調查的訊息。七月十四日，鐘庭耀在記者會上指事件的「第三者」是當時的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而鄭曾透過「第四者」副校長黃紹倫，先後兩次向他傳達「特首不高興」他所作的民意調查，假如他不停止民調，將會被「陰乾」。

鄭耀宗於七月二十一日的記者會上否認曾透過黃紹倫逼使鐘庭耀停止民意調查計劃，但承認曾與「第五者」行政長官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於九九年一月會面，談論鐘的民意調查。

香港大學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經公開聆訊後於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作出結論，指路祥安和校長在九九年一月六日的會面，導致黃紹倫在鄭耀宗的指使下，向鐘庭耀傳達訊息，令鐘覺得其學術自由受到抑制。

二○○○年九月六日港大校務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是否接納調查委員會報告前，鄭耀宗與黃紹倫提出辭職。校務委員會最終只通過「閱悉」（note）調查委員會就事件所作結論的議決。）


我不認識鐘庭耀，但認識他的朋友都說他是個正人君子。我也不認識鐘的上司陳婉瑩。朋友說，陳上司在事發後所說的一些話，傳媒的報道有問題。他們又說這個上司有腰骨。陳作鐘的上司只有三個月，對事情所知可能不多。陳婉瑩之前，鐘的上司是吳啟宏。我認識這個人，但不熟。我對吳的印象很好：這個人辦事能幹。

我開門見山地贊以上的「三君子」作開場白，為的是要說一句他（她）們不喜歡聽到的話。那就是：如果我是港大校長，我是不會支持大學作民意調查工作的。在美國或其它先進之邦，民意調查是傳媒的事，或是某些專搞民調的機構，收費替政客或壓力團體做的，大學避之惟恐不及也。主要原因是雖然民意調查的方法與陷阱往往納入傳媒系的課程內，但民調工作的本身卻與學術無關，算不上是什麼學術研究。

大學否決民意調查的工作不是問題。問題是香港大學做了多年，認為民調是一種學術研究，大做特做，然後（似乎）加以干預。董特首時運不齊，這「干預」早不干，遲不干，卻起於九九年一月，董特首民望暴跌之際。這是個很敏感的問題，比一般的干預學術敏感得多。

試想，去年《壹週刊》每星期要求讀者在計算機網上選最佳文章。有兩位學生問我要不要他們幫一把，投我的票。我嚇得魂飛魄散，立刻禁止他們那樣做。要是我說：「好呀，請多投我的票！」一傳開來，我不知要躲到哪裡去。

還待調查的事，我當然不能妄下判斷，說港大高層干預民調真的是發生了。假如真的是發生了，我也認為不是大問題。如果我是校長，我會理直氣壯地說：「港大的民意調查工作起在我之前，我老早就認為這種工作是傳媒的事，或外間專業機構的工作。美國的大學從來不幹，我認為港大也要停止，但因為各種因素，起易停難。去年特首辦有人來找我問及民調的事，雖然沒有給我壓力，但使我意識到民調工作可能扯到政治那方面去，那就更與學術脫節了，所以我要加速停止。」

港大高層可沒有那樣說——他們極力否認干預。如果沒有干預，否認是對的。但如果有而否認，那就「玩完」了。

港大另一個大問題，是在鐘庭耀開記者招待會後，三位高層人士出來否認「澄清」時，表現得非常差，觀者無不嘩然。他們好像是完全沒有作過準備功夫似的。

第一個出場的是港大外務處處長陳鈞潤。此君有懂文墨之譽，既然專於「外務」，他應該對答得體，面面俱圓。想不到，記者一發問，他好像是剛從火星飛來似的。陳處長在機場的表現也令人失望。學生等了那麼久，他竟然笑得出來，說他也不知道校長另有出路，使人覺得他搞的是「調虎離山」計。後來在校長的記者招待會上，陳處長的表現更毋庸細說了。

第二位是副校長黃紹倫。《明報》的民意調查竟然給他有一分之多——百分之一的人相信他。我真的不明白，有備而戰的記者招待會，事前明知一定會被問及的最重要問題，黃副校長竟然忘記了答案。另一方面，我們從來沒有聽過，學術研討是要把「研討」者召到副校長室去的。

第三位是鄭耀宗。鄭校長落筆打三更。事發時他身在英國，竟然說因為沒有傳真機，所以全不知情。長途電話那樣便宜，怎可能不用一下？後來他補說他度假是真的度假，所以校方的事一於少理。這可能是真心話，但怎可以說出來呢？

鄭校長回港，其表現就更令人尷尬了。在機場避見學生可以理解，因為有記者在場。但跟著讓學生在自己家前、風大雨大的環境下坐了一整晚，怎樣也說不過去。早上睡足了，會見學生只幾分鐘，隔閘而談，態度輕浮，措辭高傲，使人有鄙視學生之感。

準備了幾天的校長記者招待會，一塌糊塗！內容姑且不說，但宣讀寫好了的文稿，怎可以白話與廣東話交替並用的？鬼妹記者發問，怎可以用英語答了幾句就轉用廣東話的？辭不達意，毫無文采都不是問題，問題是沒有半點學者的風範。排山倒海的輿論給鄭校長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他是不應該舉行記者招待會的。

獨立調查委員會成立了，將來的結果會怎樣呢？我認為董特首很可能與整件事無關。若如此，路祥安先生是自作聰明，要負責任。至於港大那方面，我認為獨立委員會的調查，很快就會水落石出。這個判斷基於兩點。第一，假如鐘庭耀所說的大約是真實的話，不少港大人士會知道實情。干預民調這樣的事，為時那麼久，不可能只有鄭校長、黃副校長及鐘庭耀等三個人知道。第二，在一不小心就給輿論殺下馬來的情況下，應該沒有可以置身事外的人會說假話的。

封艇「慨」論

不久前上海女作家衛慧的黃色文學──《上海寶貝》──被禁，一舉成名，台灣的「盜版友」過癮之極也。朋友給我讀幾段「寶貝」文字，作者不簡單：文字好，想像力強，不做作，文藝的氣質溢於紙上。可以這樣說吧：衛慧是一個相當有天份的作者。

至於《上海寶貝》那樣的作品應否被禁，是見仁見智的事了。我在美國求學，在那裡生活了二十五年，當然認為該書無傷大雅，是不應該被禁的。該書在香港由天地圖書出版，三聯等書局於門前當眼處銷售，摩登小姐在地鐵公然讀之，其意識可與美國佬打個平手。

文化背景不同，時代的感受不同，中國大陸禁銷《上海寶貝》，可以理解，我們沒有客觀的理由反對他們的價值觀。當然，大陸之禁，使衛慧小姐因禍得福，一夜之間聲名鵲起，成為國際人物。老外為之嘩然，應該是因為像我一樣，認為作者有天份，此乃英雄所見略同也。要是《上海寶貝》文筆欠通，俗不可耐，大陸就算把作者拿去殺頭，老外是不會多管閒事的。

以上都不是問題。問題的所在，是中國大陸把《上海寶貝》的出版社「整頓」，禁止該社出版任何書籍三個月。「整頓」者，「封艇」也，有殺一儆百之效。出版社是政府的，員工出的是政府的糧，據說此「封艇」三月是停職發薪的。這樣，政府行的是苦肉計。何自傷至於斯耶？

實不相瞞，衛慧小姐的「封艇」雄風，拖累了我。事緣有好幾家大陸出版社要以簡體字出版我的書，尤其是《賣桔者言》。但他們認為我的文字過於敏感，要刪除一些文章及修改一些文字。天下間沒有任何作者喜歡讓人家左刪右改的。於是，我們大家要談的不是稿酬或版稅的問題，而是刪改的多少。想不到，因為衛慧小姐的風格與際遇，亮了紅燈，刪改的商談毋庸細說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我其他的作品姑且不談，但《賣桔者言》受到香港及大陸的年青讀者重視，主要是該書對他們的思維有點幫助。書中對產權經濟學的分析，大陸的出版社不反對，對讀書及思考的方法，他們更不反對。他們反對的是那些批評共產制度及馬克思的文字，或批評北京高層的任何人。

奇怪，在《賣桔者言》中，大陸的出版社最不敢刊登的是《向港英致敬》那一篇文章。一九八四年一月，「九七」問題搞得風聲鶴唳之際，我用真情實感下筆，訴說自己在香港長大的一些往事與感受。香港讀者的反應非常好：沒有誰在香港長大的對夏鼎基時代及之前的香港，會毫無感激之情。感情的表達是什麼罪過了？

不要誤會，我不是要替自己辯護，更不是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在大陸賣得洛陽紙貴。我要把文章在國內出版的意圖，是希望那裡的年青人能學得一些什麼。以「封艇」的辦法來扼殺言論、文字，在今天的世界只會有反效果。我要指出的有四點。

第一，在訊息發達的今天，禁止讀物根本禁不了。幾年前毛澤東私人醫生所寫的書，在大禁特禁之下，我在中國大陸遇到的知識分子沒有一個沒有讀過。有一次，帶幾幅朋友送的字畫回港，廣州的海關要檢查。關員認得我，暢談甚歡。我問：「假如我帶的是毛澤東私人醫生的書，你們會怎樣？」答曰：「當然扣起來了！」我說：「扣起來是自己帶回家去讀吧。」關員微笑道：「不要說得那麼大聲！」最近衛慧小姐的《上海寶貝》被禁，你說大陸的讀者是增加還是減少了？

第二，壓力愈大，反抗力就愈大。一九七三年我被邀到台灣一行，那時該地禁止言論，但在數之不盡的明目張膽的「地下」書店中，痛罵政府的書籍數量驚人。他們把李敖關進火燒島內，效果又怎樣了？我可以肯定，若中國大陸不提早解禁，將來的地下書店不會比昔日的台灣少。

第三，左禁右禁，免不了會禁止一些對青年大有益處的好書。禁止他們閱讀是禁不了的，但公開研討那樣重要的思維發展，就難以成事。起碼，老師不敢公然介紹或鼓勵學生去讀禁書。

第四，因為政府要禁止某些讀物或言論，他們必定要控制出版的機構。這樣一來，所有合法的出版機構都是國營的。出版於是成為政府特有的專利權。久而久之，為了要維護特權利益，就是政府要開放言論，特權分子必定左推右擋！那是說，長此下去，總有一天，禁止言論不是為了禁止，而是為了維護特權利益。

是二十一世紀了。傳真、電腦，又或是什麼網呀網的，你要怎樣禁？還是大方地走進二十一世紀吧！

要走進學問的天地中

不久前兒子就讀的大學的醫學研究院內發生一宗轟動美國的悲劇。一位病理學研究在國際上很有建樹的教授，被他的一位來自中國的徒弟殺了，該徒弟跟吞槍自殺。幾年前在另一家美國大學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一代不如一代，今天中國的留美學生怎會變成這個樣子的？
　　
　　我兒子是同學系，師傅是該系的頭頭，被殺的是副頭頭，所以兒子對這悲劇有一手的資料。兒子說，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醫學研究很有地位，能到那裡作研究的並不容易。兇手畢業於上海醫學院，到美國五年，是去年九月轉到華大去的。他的英語有困難，到了華大四個月就知道不會被續一年之約。他的脾性變得很古怪，同事們避之惟恐不及，事發前兩星期他買了手槍，死後在身上帶要自殺的信。事發當日他到教授的辦公室，關上門，外間的人聽到爭吵之聲，跟就是槍聲了。事發後警方初時以為教授要阻止兇手自殺而被誤殺，但後來知道教授身中四彈。
　　
　　美國傳媒的一般輿論，大致上是對的。那位中國留學生雖然不是上上之選，但求學認真，學歷很不錯。問題是他把自己看得很高，到美國是破釜沉舟，好叫將來能光宗耀祖。不被續約，前途茫茫，還有什么面目去見江東父老？
　　
　　這是很多從落後之區到先進之邦留學的意識吧。老實說，我自己在一九五七年離港赴北美時，也有類似的意識。一九五九年進入洛杉磯加州大學，初起的兩三年也有類似的傾向。但到了一九六二年，好些教授的學問使我了迷，心焉嚮往，我就再懶得管什么光宗耀祖，什么江東父老，一下子就走進學問的天地去了。
　　
　　十年前，當自己的兒女要進大學時，我對他們說：「讀書要為興趣，不要為任何其它人而讀。你們的成績怎樣我也是同樣的愛，同樣的喜歡。讀書不要太認真，也不可強求，但假如你要有學問，你大約要有三年時間聽不知音，食不知味，其它什么事情也顧不了。」女兒大學畢業後，雖然成績還可以，但對學問沒有興趣，不要再讀下去。我當然不勉強。兒子呢？他要走爸爸的路，我更沒有理由反對了。
　　
　　遙想加大當年，圖書館內有為研究生而設的、大約四十平方英尺的小房間，門有鎖，可以獨佔。小房簡陋，桌、椅、書架各一。重要的是這些小房間是在圖書館之內，自己要讀的書不用借出，可把館內任何書籍搬進小房內，離開時把門鎖上，要讀多久就讀多久。同樣重要的是，雖然圖書館有辦公時間，但大門常開，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時。只要你不用館員服務把書借出去，圖書館是沒有關閉時間的。
　　
　　當年，雖然我在校外租了住所，但三年中我有一小半的時間是住在圖書館內的。我獨佔的小房內常備餅乾、罐頭湯、煮湯的發熱針、睡眠與清潔的日用品。花了一點錢購買了一枝小燈，應有盡有，那就是我的學問小天地了。
　　
　　雖然我是唸經濟的，但讀得苦悶之際，圖書館內的非經濟讀物，也就順手搬來過癮一下。去年底我寫千禧回顧——《驚回首，感慨話千年》——那篇長文所用的中國史實，大部分是那時因為在苦學中要鬆弛一下而學到的。
　　
　　經濟學呢？那當然是別有一番滋味了。老師艾智仁在課堂上說：下一課我們討論失業。我就將圖書館內所有的關於失業的論著搬進自己在館內的小房中，痛下心機。到了下一課，艾師問：「什么是失業？」同學研究生鴉雀無聲，我說：「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所有專家都胡說八道。」艾師很高興，問我為什么會是個「失業」專家。我如數家珍地從庇古到凱恩斯到森穆遜，不停地說下去，真的是博學多才了！
　　
　　同學們給我殺下馬來，就向艾師投訴，說在大學圖書館內找不到關於「失業」的書籍。他們當然找不到，因為所有的「失業」書籍都被我不刻意地鎖在圖書館內自己獨佔的小房間中。
　　
　　主修經濟，我當年所學當然以經濟為主，但在那學問的小天地中，我涉及的有歷史、藝術、人類學、邏輯學、文學，還有什么孫中山、毛澤東、馬克思之類的。後來我曾經誇誇其談，說自己可以在任何大學的幾個學系內任教職。港大有一位同事，姓張名滔，其所學也是包羅萬有，知得不比我深，但比我廣。在我所認識的經濟學大師中，包括佛利民、史德拉、高斯、戴維德、阿羅、艾智仁、貝加、赫舒拉發、巴塞爾……等人，他們對經濟學外的學問，也很有兩手。這證明這些人也曾經進入學問的天地了。
　　
　　人類的知識是個寶藏，像蘇東坡所說的江上的清風與山間的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要真正的去爭取有兩個困難。第一是要花點勞力、花點時間。我們要把心一橫，老老實實地走進學問的天地中去。其二是寶藏雖寶，內裡廢物甚多。學問之道是要把寶物與廢物分辨開來的。我們學時要考慮，要拜師，要有高人指點迷津。
　　
　　回頭說那位殺師而又自殺的中國研究生，應該讀過了不少書——他既是醫生，也是博士。書是讀多了，但也是讀了。要管什么光宗耀祖，什么江東父老，我可以肯定，這位仁兄從來沒有為學問而學問，沒有進入過學問的天地中。

從律師行看學券的優越性 ——給曾蔭權、楊懷康上一課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不久，我見香港的公立學校大有問題，就向當時的財政司彭勵治建議改行學券制（Voucher System）。我當時的觀點與現在的一樣：公立學校的運作大幅地浪費納稅人的錢，而教師的薪酬與他們的學問脫了節，這二者皆因納稅人或學生的家長沒有教育的話事權。套用諾貝爾獲獎人布格南（James Buchanan）的話：公立教育的供應不需要向顧客交代，而出錢的無權過問。美國的情況，是公立與私立分庭抗禮，後者給予前者很大的壓力。另一方面，納稅人可用投票的方式去否決公立學校的經費。

　　彭勵治同意我的觀點，但認為要推行學券制，壓力重重，過關的希望甚微。但他還是要我去打聽一下，看看是否有可乘之機。後來我與兩間大有名望的中學的校長提及學券制，他們強烈反對。

　　學券制這回事，可不是我發明的。首先提出的應該是佛利民（M.Friedman，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獎），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這個制度的重點，是以公家的錢推行私立學校，把話事權交回教育顧客那方面去。當然，佛老的首選是廢除政府資助教育，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學券制，資助教育就以市場的運作為依歸。佛老有先見之明：今天，美國的公立學校被私立的逼得節節敗退，轉用學券制漸趨時尚。

　　阿康時來運到。年多來他極力鼓吹學券制，竟然有聽音之人。不久前曾財爺蔭權也贊成學券制，不知他是聽我的，是聽佛老的，是聽阿康的，還是自己發明的。

　　既然財爺也那樣說（而又聽說贊成的團體越來越多），有機可乘也。學券制的好處——把教育的話事權交給納稅的家長——毋庸細說，而香港教育的不成氣候，眾所周知，用不由我來落井下石了。

　　我要談的，是阿康與財爺不知道的事，好叫我能給他們老老實實的上一課。他們不知道的，是改用學券制之後學校的制度及其運作在結構上會有什麼轉變。那是說，在自由市場競爭下，學校的結構制度會是怎樣的呢？

　　一九六八年某天下午，在芝加哥大學，我跑進史德拉（G.Stigler，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獎）的辦公室與他聊天。閒談中他突然問：「史提芬，你是研究制度的，可否猜一下，最好的大學的制度與哪一個行業最相近？」一時間我無以為應。他見難倒了我，欣然自得，哈哈大笑，說：「是律師這個行業，美國的私立大學與大律師行的結構制度是如出一轍的。」

　　一言驚醒夢中人。史德拉和我於是暢談私立大學與律師行業的大同小異。大學與律師行出售同樣的服務：知識及方法。光顧的人通常需求一組專家合併的知識，所以大學以多位教授組合而成機構，而在美國的一家大律師行中，律師數以百計。

　　一個大學顧客所需求的知識，是多方面的組合；同樣，一個比較重要的案件，在美國是由幾個不同專業的律師組合來處理的。

　　一位初出道的律師，在一家大律師行工作了五、六年，其能力由該「行」內的資深律師議決，認為可取就晉升為夥伴（Partner），獲得長期任職的權利，這與在大學工作了大約六年，若被認為可取就晉升為Tenured Professor一樣（即由Assistant Professor升為Associate Professor）。在律師行作夥伴後若干年，工作表現好就變作資深夥伴（Senior Partner），這在大學是等於正教授（Full Professor）了。

　　一位大案顧客，跟一位大學生一樣，到律師行（大學）表達案情（選擇前途）後，律師行（大學）就跟他安排所需的專人組合（安排課程），安排主事律師（主導教授）。每個律師（教授），就算是同級的，其收費往往很不一樣（同級教授的薪酬在美國很不一樣）。不同的專業（不同的學系）與不同的本領（不同的學問），其收入往往大為不同。

　　更重要的是，在美國的大律師行及一等的大學裡，行政的權力與知識的權力分得很清楚，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法律或學術的知識，永遠是律師行或大學的重點，因為知識是他們出售的產品。

　　大家同意知識就是力量，所以在美國的大律師行及一等的大學中，行政歸行政，實質的權力永遠落在知識高人的手上。當年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佛利民和商學院的史德拉是主要的話事人，但他們從來沒有當過系主任或院長。哈佛大學的經濟系，在一位學術較差但行政絕佳的系主任退休後，沒有同事肯花時間搞行政，逼要輪值作系主任。

　　是的，美國一等大學的權力結構與大律師行一樣，是以「合夥」的理念來出售知識，其產品以顧客的需求為依歸，而管理階層是為知識「夥伴」服務的。我自己的兒女在美國念幼兒班及小學時，選私立，其結構與律師行也差不多。以私立為本，需求與供應就要按市場的規律，否則必被淘汰。

　　上文所談及的知識出售機構的結構與權力的安排，與香港今天的公立學校相去甚遠，不可以道里計。

　　吃了那麼多年香港納稅人的飯，撫心自問，不免汗顏！另一方面，我贊成改用學券制，是有一點自私的成分的。在學券制度中，我會是一個可以生存的適者。

誠哥之言差矣！

六月二十六日《明報》的大標題寫道：「朱鎔基向港商提人民幣浮動」。跟的小標題是：「李嘉誠：影響港元如火山爆發」。誠哥可不是胡說八道。不少經濟學者也是那樣看，而兩年多前的亞洲金融風暴，茄喱啡的國家幣值下瀉，也搞得我們一頭煙，人民幣值下瀉，我們豈不是玩完了？誠哥以「地震」、「火山爆發」來描述，不為甚也。

　　誠哥不言自明的觀點，是中國大陸若解除外匯管制，讓人民幣自由浮動，人民幣值是會下瀉的，而且可能暴跌。數之不盡的人——包括學者或什麼分析員——都是那樣看。可不是嗎？今天在有匯管的情況下，人民幣的黑市匯率低於官價匯率。

　　有管制的協助尚且如此，一旦取消匯管，讓匯率浮動，人民幣不知會跌到哪裡去。

　　非也。十多年前台灣解除外匯管制，兩三年後台幣對港幣上升了一倍。要是曾蔭權今天宣佈下月香港將推行外匯管制，你道外資會離港還是來港呢？當然會離港，就是香港人的內資也會跑得一乾二淨。港元的壓力是減少還是增加了？問題太淺，答案是不用寫出來的。

　　曾老弟蔭權知得清楚。要是中國沒有外匯管制，迪士尼樂園是不會棄上海而取香港的。要是中國大陸解除匯管，讓人民幣自由浮動，外資湧進在所必然，這對人民幣有升值之效。另一方面，去年在北京我以《不要小看中國人》為題的講話，被轉載不下十次，其內容是說中國老百姓今天的競爭力甚強，只要不被政府的諸多管制約束，在國際上的競爭斷不會敗下陣來！這對人民幣的匯值也有好處。

　　話得說回來，假如中國只讓匯率浮動而不解除其它有關的匯管措施，人民幣下瀉的可能性甚大。但這算不上是真的讓匯率自由浮動。又假如中國解除匯管，但不說明是永久性的，或說是試行一段日子，那就凶多吉少，大難將至也。如果中國真的徹底地解除匯管，人民幣在初期下瀉是可能的。這是因為市場上有不少人盲目附從，見黑市如此就認為白市更甚，糊里糊塗地在匯市上買錯馬。

　　是的，綜觀今天中國大陸的物價、樓價、工資、人的質量等等，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解除所有管制後，中國人的競爭潛力不顯現出來。外資的湧進事在必然，不用再說了。

　　誠哥要明白，中國若不解除外匯管制，經濟發展怎樣也不會有大作為。更何況在匯管下，其它諸多管制應運而生，貪污、黑錢等姑且不談，做生意手續繁複，偷偷摸摸，就是一個在市場上身經百戰的中國人也不容易搞清楚，老外豈不會感到天旋地轉了？

　　我曾經說過，中國若不開放金融，上海的辦公樓宇起碼會有十年空空如也。但若不解除外匯管制，開放金融市場是不可能的事。當然，若中國開放金融，幾年之間上海會比香港優勝，而又因為香港的經濟在結構上出現了問題，以致服務價格太高，金融行業的北上在某程度上無可避兔。

　　中國開放金融，此消彼長是不容易避免的。但我們不應該希望中國大陸不懂得怎樣做而使香港從中得益。我們的唯一出路，是大事更改我們的經濟結構，增加自己的競爭力，再希望中國能富有起來，在競爭中有錢給我們賺。

　　在《明報》的報導中，除了誠哥的話，其它的都近於胡說八道。其中錯得最厲害的是某「消息人士」的話：「中國計劃放寬人民幣的浮動匯率，主要是取決於中國本身的經濟發展」云云。香港在戰後焦土一片，難民大量湧進，若當年香港推行外匯管制，大家不一齊餓死才怪！「消息人士」要把問題倒轉來看：不要看經濟發展來決定解除匯管，而是要看解除匯管對經濟發展的好處。什麼時機未到之言，永遠都是那些在匯管下的得益分子的托辭而矣？

　　至於香港的聯繫匯率，無論中國大陸的變化怎樣，要守是可以守得住的。既聯之，則安之。我不贊成解除這個制度，是因為效果可大可小，賭不過。問題的所在不是匯率的聯繫（金本位的歷史經驗可以為證），而是在這聯繫制度下，香港的實質利率應該與美國的看齊；然而，今天與美國看齊的，是金錢利率。要是實質利率與美國的看齊，今天香港的金錢利率（市場可見的利率），應該是年息三厘左右。

　　這是任老弟的工作了。

絕望經濟學——給田北俊先生上一課

最近《蘋果日報》派了一位蘇州小姐來訪問我，其主題倒也別開生面，是關於我日常生活中的時間安排。該小姐見我除了經濟學外，還搞什麼攝影、書法、散文之類，不一而足，所以認為我對自己時間的安排必定超人一等。

我告訴她從來沒有安排自己的時間，永遠都是胡胡混混的；我節省時間的唯一辦法，就是自己沒有興趣的事，盡可能一於少理。

她有點不相信，問：「那你告訴我昨天晚上你做什麼？」我說：「凌晨二時睡覺，四時醒來，六時再睡，再醒時窗外日遲遲了。」她再問：「凌晨四時到六時，你在作什麼？」「是在想一個前人可能沒有想過的『絕望經濟學』的理論。」「是因為你對經濟學失望嗎？」「那是另一回事。」她再問：「什麼是絕望的經濟學？」答道：「不是的，沒有那個『的』字。」

我向她解釋說，幾天前聽到田北俊先生要帶隊遊街，要求政府救救樓市（後來因雨改期，後來又說風雨不改）。我在凌晨四時醒來，思往事，就想到一個問題。一九六七年香港有暴動，樓價下跌百分之九十，但沒有人遊街救市；一九八三、八四年香港因為「九七」問題，樓價下跌百分之七十，也沒有人遊街救市；兩年多前金融風暴，樓價暴跌百分之五十，亦不見有遊街之舉。為什麼最近樓價只下降百分之十左右，要求政府救市之聲不絕於耳？

答案是頗為明顯的。暴動可怕，市民雞飛狗走，若繼續下去，上帝也救樓市不得，但若一旦雨過天晴，樓市回升在所必然。同樣，「九七」若使香港走向共產，萬事皆休，但若北京言而有信，樓市回升指日可待。金融風暴也雷同：只要守得雲開見月明，樓市不用救也。

今天香港的經濟情況不算特別差，但我們就是看不到樓市會有復甦的機會。一位同事告訴我，五月份的樓宇「銀主盤」急升。歷久以來，香港人對負資產的處理很理智，只要有機會收復失地，他們欠債還錢，喜歡繼續「供」下去。然而，失卻了希望是另一回事了。遊街救市是絕望中的要求。

我算是個老香港了。自開埠以來，香港風風雨雨、上上落落的情況，屈指難算。心驚膽戰、捱饑抵餓的日子，我這一輩的人記得清楚，從來沒有出過怨言，為著一點希望我們拚搏下去。我們是以反應快、有彈性而舉世知名的。很不幸，今天有了轉變。

「教授呀，高科技可不可以救港？」「教授呀，搞網站有沒有前途？」「教授呀，迪斯尼樂園可以幫多少？」「教授呀，中國入世貿後香港有沒有轉機？」近年多來，街上的行人，報攤的小販，的士的司機，餐廳的侍應……一次又一次地這樣問。在絕望中他們要找到一點希望，我能怎樣回答他們呢？

絕望經濟學（Economics of the Hopeless State）的數學方程式，任何讀過費沙（I.Fisher）的《利息理論》的人都可在數分鐘之內寫出來。但絕望是怎樣形成的，對人的行為有什麼含義，是一些深奧的問題。

遊街救市，街還沒有游政府就救市起來了。地產股價急升。田北俊先生應該知道，政府救市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香港的困境，是在經濟結構上出現了問題，治本的辦法是大事更改結構。這一點，曾蔭權是知道的，但看來他無能為力。

三年多前，一家報章訪問我，我說香港的結構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會有十年或以上的經濟不景。當時沒有誰相信我的話。跟著而來的金融風暴，我事前意想不到，也中了計。但當政府把經濟衰退推到金融風暴那裡去時，我就說這風暴只加速了無可避免的衰退。

問題所在簡單不過。自八十年代初期中國開放後，我們替中國的發展服務，賺了不少錢，皆大歡喜。但一九九三年在港大的一次講話中，我見香港到大陸去的酒樓廚師、經理等如喪家之犬，紛紛回港，就問：要是有一天，中國不需要我們的其它服務，怎麼辦？到了一九九六年，我見中國的青年一日千里，學得好、學得快，大喜之餘對香港感到大悲。

自開埠以來，沒有天然資源的香港的繁榮，是靠在國際上有競爭優勢而促成的。若中國大陸的青年有所振作，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中國大陸。競爭互相得益，是經濟學的黃金定律。困難是在結構上，我們的服務實在是太貴了。

公務員的薪酬高企不下，福利制度越來越誇張，醫療、教育等支出有升無減，強積金事在必行。樣樣不減，要競爭，壓力就推到樓價那方面去。

聯繫匯率出現了一個我不大明白的問題（任老弟有以教我）。在這制度下，香港的實質利率是應該與美國看齊的。但今天與美國看齊的是金錢利率。因為有通縮，我們的實質利率比美國的高出近一倍，達年息十多厘。

老實說，以人材而論，比起中國大陸，我們還是優勝的。高出一倍差不多吧。但我們的物價——包括工資與樓價——大約高出四倍，是以為難。

香港的經濟結構要大事更改，但因為壓力重重，不容易改，甚至改不了。我們不容易想到有哪一個新行業，可以維持我們這個凡價皆高的經濟。

以通縮的辦法來調整，為時甚久，苦不堪言！

語文教育病入膏肓

去年三月我在《信報》發表了《不是專家談教育》，以香港教育專家的觀點品評，大逆不道！殊不知該文被世界各地轉載不計其數，引起很大的反響。據說有些地方為之開研討會云云。我這篇及其它談及教育的文章，北京及上海的朋友認為重要，希望我能選出發表過的有關教育的整理一下，結集成書。

問題是，這些與教育有關的早已與其它文章結集成書，結過又結，集完再集，豈不是有欺騙之嫌？但朋友們還是希望我能這樣做。他們認為好些父母很想知道教育與求學應該是怎樣的，沒有閒情逸致去讀我那些關於經濟或風花雪月之作，所以一本集中於教育及求學的集子，讓要教養及被教養的人能一口氣讀完，是有意思的。

我於是想，那我就多寫幾篇有關教育的文章，補充一下，好叫這「翻炒」的結集有點新意。

事有湊巧。一個月前我有機會看到數十篇香港中學生所寫的中語短文。文筆欠通，措辭塵下，字體奇劣，把我嚇了一跳。我起初以為是小學三、四年級的作品，但後來知道是中三的。我為這件事耿耿於懷久之，心想：怎麼可能呢？少小時我讀書不成，但小五時的中語文字肯定比今天中三的高明得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過了幾天，聽到香港的教育大師王永平先生要花二億四千萬去搞「語文基準試」，考一下中、小學的語文老師，考不及格的要補修課程不在話下，但面目無光的日子又怎樣過了？空穴來風，王永平先生的構思正好說明香港語文教育一敗塗地的理由所在。

讓我高舉自己，以身作則地來一個開場白。實不相瞞，我的英語行文在國際上薄有微名，要設館授徒是大有資格的。誇張一點，說自己可以教鬼佬博士寫英文，不同意的人不會太多吧。這樣把自己捧到天上去，為的是要說如下一句衷心話：要是我今天去投考美國大學一年級的入學英文試——那SAT的英文試卷，我及格的機會近於零！

是的，我考公開英文試的功力，比不上美國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畢業生，但若論英文寫作，我倒可以教這個學生的老師的老師。這個怪現象的解釋，是語文的高下與語文公開試的成績沒有多大關係。進一步來說，為了要考硬性的公開試（或什麼會考）而學語文，其語文水平乏善足陳是必然的效果。

數學、物理等課程，因為比較硬性，比較公式化，在中小學時為考試而學，為禍不大。（當然，進了大學，這些課程也是不應為考試而學的。）另一方面，語文是軟性的，為了要考今天的硬性會考而學之，其效果怎樣毋庸細說了。事實上，今天香港的學生，不僅是為了考試而學，而是「單」為考試而學。

語文是可以考的，但不是今天香港的那一種。昔日歐陽修考蘇東坡，考作文，觀其文氣，審其文采，衡量其創意，於是拍案叫絕。這是軟性的考法，與今天香港的會考截然不同。不幸的是歐陽大師誤以為蘇學士是自己的學生，為了避嫌而把後者排名第二，使後世傳為佳話。

香港的教育制度，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以考試為目的，而這些考試越來越硬性化，學生的語文水平江河日下，是不難理解的。試問今天改語文會考試卷的老師們，有誰像歐陽修那樣，觀文氣、審文采、評創意的？這些改卷的老師不是不懂得這樣做，而是硬性規定他們不能這樣做。

我認為整個問題的主要起因，是二十多年前香港政府大事資助教育，把私立的中、小學趕盡殺絕。這樣一來，競爭的壓力就完全失去了學生與家長的取捨成分。教育署管課程，管課本，管教法；考試局管試題，管形式，也管計分的方法。課本、教法、考試於是越來越硬性化。到今天，整個中小學的教育都是為什麼會考從事，老師們出的試題要跟著會考的方向走，而中五或中七的老師，論成敗，其衡量準則只有一個：學生會考的成績。

你可能要問，美國學生入大學或研究院，也不是有會考嗎？有的，但大致上無足輕重。美國入大學的主要衡量，是中學的聲名；入研究院的主要衡量，是大學教授的推薦信。我們不要忘記，美國的學校公立與私立競爭激烈。最好的中小學，清一色是私立的；大學排名的前二十五名，也是清一色私立。節節敗退之下，今天美國的公立學校，考慮搞學券制了。

最近香港提出的語文基準試的謬誤，是把「會考」推到老師那方面去！王永平先生既然是香港的教育頭頭，應該知道語文高手不一定可以考及格，而一位語文老師就算是語文平平，也可能教得非常好。問題是今天香港教育的課程、課本、考試等等的政府規限，不容許老師們自由發揮。就是蘇東坡死而復生，也只能歎懷才不遇矣。

若說王永平先生有本領在水面上行，我可能會相信。但若說他對香港學子的關心，比學子的家長更甚，那我就絕對不相信。我從事教育工作近四十年，而回港十八年來，從來沒有一次推卻中學生邀請講話。這算是關心學子吧。但若我說我對你兒女的教育的關心，比對我自己的兒女更甚，你信不信？

香港教育的當務之急，是要把選擇與話事的權利交回納稅的家長那方面去。要這樣做只有兩個辦法。其一是廢除公立學校，不再資助教育。其二是若要堅持資助教育，全面推行學券制。

《學術上的老人與海》目錄

前言

南窗集序

一、學術閒話
學術上的老人與海
何謂學者？
博士論文是怎樣寫成的
價格理論快要失傳了
懂深不懂淺的學問
從蒙代爾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經濟學者
衡量學術的困難

二、文化二三事
杜牧的揚州
氣氛與文化
香江第一筆
我也看金庸
新聞何價？——與查良鏞商榷
周潤發登大雅之堂

三、北望神州
風雨時代的鈔票
上海勢將超越香港
人民幣需要貶值嗎？
佛利民與中國
給中國十個經濟建議
北京行
再對中國審慎樂觀
天倫之樂
朱鎔基治標不治本

四、舊事新談
退休大計——現代陶淵明生活的經濟分析
稅率奇高的自由經濟
直銷何物？
論賭
壟斷可能是競爭的結果——為微軟說幾句話
十年風雨話《壹周》
考試四情：懼怕、喜歡、沉悶、過癮
蘋果何物？——為智英賀

五、從史密斯到馬克思
為行止序
自私三解：論《原富》的重心所在
最蠢還是馬克思

六、書法神功
書法要像書法論
慧珺五常談書法
為什麼要學書法？

七、千年事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一）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二）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三）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四）

《學術上的老人與海》前言

本書是《壹週刊》專欄《南窗集》的第一組文章的結集，因為不想再想起新欄名，就學《賣桔者言》那樣，選其中一篇文章的題目作為書名。

我認為以《學術上的老人與海》作為書名很恰當，因為內裡的文章大都是與學術有關的，而自己日漸黃昏，對學術的看法是比較成熟了。

從《壹周》老總楊小弟懷康所搞的讀者投票得知，在我寫的文章中，最受歡迎的是有關學術的那一類。看來我要在這方面多寫一點了。

《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八～十）

（之八）

　　佃農研究的第二個比較重要的題外話，是由台灣土地改革的地主分成被約束在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而引起的。這項政府管制使佃農的土地增加生產，因為農戶的收入高於另謀高就所得，所以在競爭下勞力會增加，直到農戶收入等於勞力另謀高就的代價而止。按理直推下去，假若地主的分成百分比被約束為零，那么農戶勞力增加的均衡點，會是農戶的百分之一百分成的總收入，等於農戶勞力的總代價。這樣，土地的租值就全部消散了。

　　這是一項重要的發現，雖然在論文及書內我只以閒話方式處理。地主分成被約束為零，農戶在競爭下使土地的租值變為零的效果，與一塊非私產的「公共」土地的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完全一樣。我對租值消散的理論傳統知之甚詳（它起自von Thunen，然後經過A.C.Pigou、F.H.Knight及H.S.Gordon等人的發展），用不參考什么。

　　當時我想，地主的分成收入是零，其土地的使用效果與「公共財產」（Common　Property）一樣，不足為奇。我又想，若地主的分成收入不是零但近於零，那當然與公共財產沒有多大分別了。如此類推，地主分成百分之三十七點五，低於自由市場的分成率，在某程度上土地的使用總有點「公共財產」的效果。

　　問題的所在很快就浮現了。土地是地主私有，但土地的收入權利卻被壓制。假若市場的地主分成應該是百分之六十，但被政府約束為百分之四十，那么那百分之二十的差別是誰的權利呢？說那是農戶的，但農戶可不是地主，也不是土地的持股人，地主有權取回土地，自作耕耘。這樣，那百分之二十的收入權利就變得模糊不清。我於是想，要是政府把土地股份化，把三分之一的股權交給農戶，那么農戶就不會在競爭下增加勞力來生產了。農戶的產品會是百分之四十歸勞力，百分之二十是農戶三分之一的股權應得的租金，而地主的百分之四十的分成，則是他的三分之二的股權所得。

　　由於如上的推論，我在一九六九年定下後來被行內接受了的私有產權的定義。

那就是私產包括三種權利：使用權（或決定使用權）、自由轉讓權、不受干預的收入享受權。有了這三種權利，所有權（Ownership Right）是不需要的。後來到了八十年代，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問題上，我極力贊成只要以上三權界定為私有，所有權保留為國有沒有問題。這就是鄧小平先生所說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應該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矣。

　　一九六九年的暑期，在轉到西雅圖之前，我回港度假，順便到工廠調查件工合約及到租務法庭與林志寬法官研討香港的租務管制。這後者我曾經試作為博士論文題目，但因為過於龐大而放棄。然而，六九年的情況有點不同。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給我的合約是終生僱用的（Tenure Contract），所以在研究上我有條件賭大一點。

　　選擇香港作為研究租管的實例的主要原因，是當時的戰前建造樓宇的市值租金比管制下的租金高出十倍以上。香港戰後人口暴升，但戰前建造的住宅樓宇在六九年還是以戰前的租值為準則而管制。這個大得驚人的市值與管制的差別，必定會使租管的效果來得甚為明顯。人有失手，馬有失蹄，微不足道的現象轉變，吹毛求疵地以什么高深的統計學來算呀算的，不可取也。

　　因為在佃農理論的研究中，我意識到地主的收入若被政府壓制，會導至某部分的收入沒有清楚的權利界定，從而產生類似公共財產的租值消散的效果，所以在六九年再研究香港的租管時，我的矛頭就直指業主被政府壓制的那部分究竟是誰的權利。那是說，假若一層樓宇的租金市值是一千元，政府只准業主收一百，那九百元的差距究竟被界定為誰的呢？

　　香港當時的租管法例複雜無比，而又曾經修改過三十多次，所以這問題一言難盡。近於退休的林志寬法官對這些法例的來龍去脈知之甚詳，對我又很有耐心。我天天問，他天天答，後來我索性請他到西雅圖的家住一段日子。（好些年後，我有一篇關於香港租管的文章，被美國某法律學報選為法律文章的一年之冠，皆林法官之功也。）

　　經過好幾個月的審查，我確定了市租與管租之間的大差距，沒有清楚地界定為租客的私有權利。這大差距是無主孤魂，依照當時的「公共財產」理論，在競爭下是會消散的。

　　我當時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兩項精采之極的、與租值消散大有關連的香港租管現象。其一是分租：戰前住宅樓宇在戰後有大房東、二房東、三房東等等，以至一間大約五百平方英尺的單位，竟然平均有四點三伙住戶（最高達數十伙）！第二個精采現象，是在有租管的戰前建造的樓宇之頂上，竟然有天台木屋的僭建，成行成市，蔚為奇觀！

　　驟眼看來，如上所說的兩個怪現象，是租值消散的效果：好比公海捕魚，因為魚非私產而導至太多捕釣的人，又或像庇古與奈特談及的公路例子，因為非私產，不收費而引起交通擠塞。

　　然而，香港租管樓宇的分租與天台木屋的擠塞現象，使我越想越覺得有問題。

　　兩年多之後——一九七二年初——我恍然而悟，發覺傳統的「公共財產」的租值消散理論，在基礎上錯了。


（之九）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一個顯淺不過的問題，就是沒有讀過書的外人也可以理解，但行內的專家卻可能認為深不可測。六十年代開始大行其道的高斯定律是這樣的一個例子。這定律淺得連小孩子也能明白，但局內的專家因為被傳統的觀點左右，沒有高斯提點就看不出來。

　　在香港租管下的分租與天台木屋的現象，理由簡單不過。前者是因為市場租值急升，雖然有租管，但大房東、二房東等因為代價（市場租值）太高而住不起，所以要分租出去。當時香港最極端的例子，是一個床位分三更睡覺，租客每更不同。

　　天台木屋的僭建，理由也是簡單之極。既有租管，業主的收入微不足道，當然一於少理。租客呢？天台的權利不是他們的，所以無權過問。朋友，你有沒有看過當年的天台情況？好些比較大的天台，有街道、有士多，也有大排檔！

　　當時困擾我的，可不是解釋上述的兩個現象，而是覺得這些現象的發生不是因為要消散租值而起的。而相反，這些現象的存在，使應該消散的「無主」租值消散得很少。這是理論上的一個大問題。

　　回到我舉出過的數字例子吧。假如一個單位的市值租金是一千元，而租管只准業主收一百，其九百元的差距沒有被界定為誰屬，在競爭下應該會消散的。但因為有分租與天台木屋的發生，我翻來覆去的估計，真的消散的租值不到四分之一。

　　試想，大房東、二房東等等；因為分租而有利可圖，他們於是賺了租值。天台的「僭建」者也有利，賺了租值；收取天台僭建佣金及保護費的組織，又賺一手；天台之下的住客，因為供應天台水電而有油水可抽，皆租也。

　　我是個不被成見約束的人，但應該消散的租值竟然大部分不消散，難倒了我。

　　一九七二年的一個晚上，我把問題倒轉來看，才知道傳統的公共財產理論在基礎上錯了。傳統的錯，是用錯了「每個人在局限下爭取最大利益」的假設。沒有界定權利的收入或「無主」的收入，傳統之見是大家競爭去爭取，其爭取成本等於收入，以至「租值」煙消雲散。這理念忽略的，是每個人爭取最大利益的要點，是在局限下盡可能減低租值的消散。那是說，在競爭下消散了的租值，永遠是每個有關的人依照局限的容許去減少其消散所剩下來的最低消散。

　　以香港的租管為例，分租與僭建的現象正好是減低租值消散的行為。同樣，所有價格管制引起的行為，都是由於在局限下要減低租值消散而起，而這些行為的本身在某程度上導致租值消散。租務管制與價格管制大同小異，而作學生時第一次讀到課本上的價格管制理論，我就認為胡說八道，毫無理論可言，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價格管制會肯定地引起那種行為。得到香港租管的提點，一個新的價格管制理論明顯地浮現出來：價管引起的行為是減低租值消散的行為，而有用的理論必然要從選擇那減低租值消散的局限為出發點。

　　《價格管制理論》（A Theory Price Control）寫了一年，其間易稿十三次。

　　雖然好些行內的朋友認為那是近代經濟理論的一個里程碑，但自一九七四年發表後，二十多年石沉大海！聽說前年有點火花，被引用五次。難道五十年後該文會變作大魚一尾？

　　回頭說，六九年暑期回港，除了調查租管，還有件工合約。選香港研究件工可不是因為那是我的故鄉，而是香港的工會勢力不大，工金自由。以美國為例，因為工會的壓力，好些行業件工是不容許的。我要調查件工，是因為公司原理。

　　前文提及，在佃農理論中說到合約的選擇，我認為高斯一九三七的《公司的本質》也是關於合約的選擇的。既然「公司」是合約的問題，其研究就有了焦點。我當時肯定了件工合約是「公司原理」的重心所在，因為這種合約正好站在高斯所說的「公司」與「市場」之間。當時我想，要是高斯想到件工合約，他的論調當會不同。

　　當年，好些行內高人認為高斯的「公司」鴻文是套套邏輯，空空如也。我可不是那樣看，因為高斯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他問：一個人可以依照市價的指引而生產，自己在市場出售，為什麼這個人會跑到一家公司去作成員，被經理指揮工作，像奴隸那樣的？他的答案，是市價往往因為交易費用過高而不能知道，所以公司就形成了。

　　一九六八年我問高斯：「假若蘋果園的主人聘請養蜂者以蜂傳播花粉，究竟是一家公司還是兩家？」我見他答不出來，就認為公司的本質還沒有完整的理解。

　　件工合約的特別之處，是件件有價。因為有價，高斯的「不知價」理念就不容易成立了。難道一家工廠不是公司？

　　我為高斯的榮休而寫了《公司的合約本質》（The Contractural Nature of the Firm），一九八三年發表。該文以件工合約為出發點而提出了委託（proxy）價格的理念，其結論是公司究竟何物，我們既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司的合約在本質上與市場的合約不同。

　　高斯讀該文後，回信說那是他十多年來能學到一點東西的文章。他認為「委託價格」（例如以時間計薪酬，不是生產貢獻之價而是把生產委託於時間之價）是重要的創新，但不同意「不知公司為何物」之說。這一點，我是堅持己見的。

　　《公司的合約本質》是我到港大任職後第一篇發表的文章，十多年來在國際上被轉載了六、七次，而被引用的次數與日俱增。


（之十）

　　北京的商務印書館搞了三年翻譯（難譯，幾次轉換人手之故也），要出版《佃農理論》的中譯本，邀請我寫個新的序言，我是不能推卻的。另一方面，英文原著要重印，也要寫個新序。一石二鳥，我決定用中文下筆。我見香港的學子似乎不知道學術研究是怎樣的一回事，也就一石三鳥，先在《壹週刊》發表。本來打算寫一兩期的，但思往事，一動筆就寫了十期！

　　去年九月初在溫哥華的一次聚會中，我遇到恩師艾智仁和他的女兒。他女兒是我昔日在加大的同學，是好朋友，數十年不見，大家都老了，異地相逢，其喜悅之情書所難盡。她搶說：「爸爸告訴我這些年來你在學術上有建樹。」我笑問：「他認為我是個天才吧？」這樣問，以為她會答：「當然啦！」殊不知她響應道：「不是的。爸爸說你有持久拚搏之能，永遠比其它學生多走一步。」不是天才，但肯拚搏，是「傻佬」的定義了。但我還是感到高興的。

　　說句衷心話：凡是為學術而學術、為研究而研究的人，免不了有點傻，有點傻里傻氣的。可不是嗎？要是學術研究是為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有誰會因為要明白玉器市場而坐在廣東道的地上賣玉？又有誰會因為明白了玉器市場，就欣然自得，懶得去寫什麼文章發表？

　　同樣，關於香港的租管研究，在發表了《價格管制理論》之後，我被迫應酬再寫了一篇關於租管與樓宇重建的問題的。但應該是最精彩的一篇，關於天台木屋的奇觀，我已定下一個絕妙題目——The Squatters Above and The Tenants Below——在其它文章內作了預告，但到今天還沒有動筆。一位經濟學者朋友（G.Hilton），二十多年前屢次以美酒為誘，促我動筆。他說該文若不寫下來，是經濟學上的一個損失。但我是為了要多知一點香港寮仔部管制僭建的運作，分身不下，就放棄了。

　　真羨慕戴維德。他只有一個什麼學士，平生只寫過幾頁紙的文章，但他不僅是芝大的大教授，而且是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學派的一個代表人物，在學術上舉足輕重的。他的思想對我有很大的影響——不僅是我，說到純經濟學術的影響力，我這一輩子無出其右。我想，像戴維德那樣的人，在香港的大學是不可能找到一份工作的。

　　記得一九七六年，我寫了一篇很有爭議性的關於座位票價的文章。內容說高等座位的票價偏低，是因為售票的老闆要使高等座位先滿，好叫買廉價位的人不會在開場後偷偷地轉到高價的座位去。過了個多月，我收到一封信，封面沒有寄信人的名字和地址。打開來一看，沒有信，只有一張不及兩丁方英吋的、從某雜誌剪下來的幾句文字，內容說某君買了廉價票，偷偷地坐到貴價票那邊去。

　　我定神一想，就知道是戴維德寄來的，因為只有他這個人會那樣做。兩年之後，我遇到他，說：「感謝你寄來的無名又無信的信。」他漠不關心地響應：「你那篇關於票價的文章，理論沒有錯，但我寄給你的推翻了該理論。」

　　學術就是這樣簡單的一回事。我們為了要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要對世事多知一點，也為了要明白而想解釋一下。避免費時失事，我們要以一套系統從事。我們於是求學，學理論、學方法。我們要學得很通透，要將深的簡化，然後把整套理論的重心拿得準，緊握不放。滿師後就要下山，山下是真實的世界。我們要對世界知得很多，因為我們知道最蠢的學者，是試行解釋沒有發生過的事。

　　我說過好幾次了。三十多年來，我用得的經濟理論只有簡單的兩招。其一是個人爭取在局限下最大的利益，其二是需求曲線向右下垂。在這兩招中，只有局限條件是真實世界的事，若子虛烏有地作出來，其命中率是近於零的。解釋行為或世事的重點，是考查真實世界的局限條件，決定哪種有關，哪種無關，選出有關的要簡化，要有系統地處理。稍為明白一點真實的局限，往往是三幾年的功夫。代價雖大，但一旦弄清楚了，理論就差不多百發百中。

　　我們不容易明白為什麼那麼多的經濟學者要替政府作什麼建議，要以自己所學的來作什麼改進社會之舉。他們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微不足道。被政客利用是可能的；經濟學者喜歡因此而把自己抬高了。數之不盡的人說，還健在的經濟學者中，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是佛利民。佛老卻之不恭，但私下裡說心中話，他知道他的所謂影響是大勢所趨，時勢造英雄。

　　我感到遺憾的，是今天經濟學的發展，大都與真實世界脫了節。好些自以為與真實世界有關的，其實是一些數字遊戲。這些我明白。民以食為天，各國政府大量資助學術，似模似樣的學術文章，在什麼知名學報上發表了幾篇就可贏得一個鐵飯碗。老實說，要是四十年前的經濟學像今天的那樣，我早已另謀高就。

　　說得太多了。好些朋友要我寫一本關於自己的傳記。但「自傳」是偉人才有資格下筆，「傻佬」免問。然而，因為《佃農理論》的回顧，我無意識地寫了「自傳」的一個片段，大約是可「傳」的十分之一吧。這片段是我平生最愉快的時刻，動起筆來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

《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五～七）

（之五）

　　我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到芝加哥大學去的。當時芝大經濟系實力之強，史無先例（恐怕也是後無來者，因為當年的同事，先後有八個獲諾貝爾獎！）。從長堤到芝大去，我很有「大鄉里出城」之感。

　　行前的整個暑期，我什么也不干，半頁書也不翻。芝大只給我一年合約，我得好好地利用、學習。我因此多事休息，養精蓄銳。可不是嗎？一個在茶寮學藝的人，被邀請到少林寺去深造，若與那裡的伙頭陀動起手來，怎么辦？想不到，後來在芝大與那裡的方丈大師多次較量，竟然可以打個平手。

　　我求學時的洛杉磯加大經濟系，算是籍籍無名的了。但有兩方面很特別。第一，依照赫舒拉發今天的回顧，他平生沒有見過我在加大時那么多的好學生聚在一起。

赫氏曾經在哈佛與芝大任教職，這評語應該有份量。因為有七、八個同學都是上上之選，大家日夕研討好幾年，功力再差也不會差到哪裡去。事實上，到了芝大跟那裡的「明星」學生研討時，我發覺他們在價格理論上的功力，不及加大的同學。

　　其二是在加大時有三位老師，在我離開加大之後好幾年變得舉世知名。艾智仁是一個，赫舒拉發是一個，賓納（K.Brunner　1916—1988）也是一個。純從經濟學上最重要的價格理論那方面看，在二十世紀是不容易找到比艾、赫二人合併更好的教導的。

　　上述的三位老師當年雖然名氣不大，但對芝大的高手來說，卻是另一回事了。

我到芝大後，他們知道我是艾、赫的入室弟子，就刮目相看。

　　在芝大我住在「國際宿舍」，很簡陋，但既然晚睡早起，哪管住得怎樣？安居後到芝大出版社找那裡的經濟學編輯，說論文已寫好了。他很高興，要立刻發表。

我跟去找D.G.Johnson，那位曾經發表過佃農理論的前輩，問他應否讓論文立刻出書，還是多花些時間修改。他說要細想一下才能給我回應。

　　過了一天，Johnson找我，說：「我想過了。一般來說，寫過了的題材，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樣有地位的要發表，就應該發表而轉到其它題材上去。但你的論文有可能是經典之作。相信我吧，有這種機會的人不多，就是你自己也可能不會再有這機會。所以我認為你應該多花一年時間去改進才發表。」我答應了。

　　其實在芝大的第一年中，我沒有把論文「改進」，而是加長了大約四分之一。

芝大雖小，其圖書館的齊備是我平生僅見，應有盡有，而偶然找不到的書，他們總有辦法在數天之內從其它圖書館借過來。有新的資料，補充論文就容易了。

　　從芝大的主體圖書館中我翻閱「舊案」，追查了經濟學者二百年來在佃農理論那方面的思維。這工作構成了後來書中第三章有關經濟思想史的大部分。

　　更重要的是芝大亞洲圖書館給我的啟發。也許是時來運到，那裡的中文書籍中有關中國農業的，很齊備，而其中是有一個故事的。

　　大約一九二五年，美國Cornell大學的一位農業教授——卜賽，J.L.Buck——帶他的太太到中國去，在南京大學勾留了大約十年。這期間他對中國農業的研究大有所成，用英語發表了幾本經典之作，使Cornell大學的農業經濟系舉世知名。（卜賽教授名氣雖大，可及不上他那以寫中國故事而拿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太太——PearlBuck，即賽珍珠。）

　　卜賽教授以英語發表的幾本中國農業名著，在加大寫論文時我當然熟讀。然而，當年在南京大學，他是拿美國資助的研究金而大搞一手的——差不多整個南京大學農業系的員工及學生都參與該項調查研究。可以這樣說吧：以卜賽教授為首的農業調查，其包括之廣，其探討之深，史無前例。

　　到芝大之前我不知道的，是卜賽教授的多個手下研究員也寫書，是用中文發表的。在芝大的亞洲圖書館內，這些論著我有機會拜讀，獲益良多。

　　在加大的論文中，我探討了為什么選用佃農合約這個問題。但在芝大的南京大學的陳舊中文檔案中，竟然有各種不同的農地租用合約的版本！有幾個月的晚上，在芝大的國際宿舍內，我對這些合約發呆。後來把心一橫，拿起筆，在紙上寫下《交易的費用，風險的避免，與合約的選擇》這個名目。這就是後來書中的第四章了。

　　這第四章是可以獨立的。一九六八年秋天，我請女秘書把這章派給芝大的同事。

兩天後史德拉（G.J.Stigler　1911-1991）給我電話，要我到他那以「殘忍」知名的工作室（workshop）去研討我這關於合約選擇的文章。

　　是在芝大的法律學院的課室「研討」的，聽眾坐位高昇，講者坐於最低位，我先到，一看場面，就不由得心寒起來。到場的名家甚眾。我只說了幾句開場白，史德拉就大興問罪之師。替我辯護的有艾智仁（他當時造訪芝大），有H.Demsetz，也有其它的。兩個小時他們吵個不休。我除了開場幾句什么也沒有說。高斯（R.H.Coase　1910——）坐在我的面前，只在微笑，以示嘉許。

　　今天好些人說我很有爭議性，冤哉枉也。六六年的十一頁論文大綱，在加大到會者吵了五個小時；這次在芝大的史德拉「工作室」，他們又吵了兩個小時。我自己連話也沒有機會說，「爭議」怎會扯到我這邊來？

　　過了一天的中午，在芝大的教職員餐廳內，戴維德（A.Director1902-）從遠處慢慢走到我的面前，說：「你昨天的文章是我幾年來讀到最重要的。」跟轉身而去。

　　他可能不知道，我想「合約的選擇」這問題，是因為作學生時聽到他的關於連銷（Tie-in Sales）的口述傳統，心焉嚮往，得到啟發。

　　不久前在哈佛謝世的Z.Griliches當時也在芝大，讀了《合約的選擇》一文，說：「你這文章將來可能把經濟學改變了些什么。」十多年前他來港一行，舊事重提，說：「六八年我說你那關於合約選擇的文章會改變些什么，說對了，因為今天的代辦理論（Agency Theory）是從那裡發展出來的。可惜大多數人不知道。」


（之六）

　　看官，你們認為一個發表了一些有創意、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文章的人，會覺得自己的影響是大還是小呢？自我為大是人之常情，所以你們會認為作者覺得自己有大影響。你們想錯了。高斯與佛利民（M.Friedman1912-）屢次對我說他們的影響力甚小。理由簡單不過：作者認為應該有大影響，所以影響再大也覺得是不夠的。

　　撫心自問，我那《交易的費用，風險的避免，與合約的選擇》一文，好的影響微不足道，但不良的影響卻頗具威勢，令我思之愴然。這些不良影響是有兩方面的。

　　第一方面是「風險的避免」——佃農分成可分擔風險。當年，我自己的直覺，是合約的選擇完全是交易費用的問題，與風險無關。在六八年初的多個苦寒的晚上，我三次除掉「風險」，但也三次加回去！當時的困難，是知道地主若用固定租金合約，只要收到租金，而農戶的輪植能把土地的質量保持，就安枕無憂了。佃農的分成合約呢？地主既要管輪植，又要防止分成時的欺騙，也要管農作者的勤奮，交易費用當然較大。既然交易費用較大，地主為什么還要選佃農合約呢？

　　要是今天重寫該文，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把風險除去。這是因為在七六至八二年間我作了多種石油工業的合約研究，成功地把風險的問題歸納在交易費用之內。可惜有關石油的文章，因為被資本家買斷，不能發表。

　　以風險作為選擇合約的一個因素，大為不善，因為在現實世界中，我們不能望出窗外，就知道世界的風險是增加還是減少了的。這樣，以風險為基礎，我們是不能伸引出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含意的。這不是說有關風險的理論不能寫出來（此中理論何其多也），也不是說風險理論沒有含義，而是嚴格地說，這類含義不能被事實推翻，也即是說不能被驗證了。

　　理論家可以天才絕頂，也可以把文章寫得漂亮，很有藝術性的。但藝術與科學不同。科學是為解釋世事而產生的。不能被驗證，理論的解釋力是零。

　　第二方面的不良影響，是卸責（shirking）的問題。佃農分成，農戶的生產的多少總要分可觀的一部分給地主，所以農戶的勤奮意圖就減少了。地主於是要審查農戶卸責的意向，因而增加了交易費用。但當年我想，要是地主僱用勞工，發薪酬，勞工的卸責意圖更厲害：有薪酬，勞工的意圖是完全不工作！地主收取固定租金嗎？那么「卸責」就轉到地主那方面去：農地要有什么維修保養，地主的意圖是推到農戶那邊去。

　　無論什么合約，一訂下來，卸責的意圖就存在。不同的合約安排會有不同的卸責意圖，而訂約各方的卸責意圖的比重，也會因為合約的形式不同而有所轉變。要是交易費用是零（這包括監察履行合約的費用是零），卸責的行為不會發生。因此，卸責是在有交易費用的局限下，大家要爭取個人最大利益的結果。卸責如是，欺騙如是，取巧、偷盜、恐嚇等行為皆如是。

　　當年我想——而現在還是那樣想——那所謂卸責及類同的行為，只不過是在局限下爭取最大利益的結果。要解釋行為，經濟學者不能不調查局限的轉變，這當然包括交易費用的轉變了。如果我們知道真實世界的局限轉變，就不用談什么卸責了。

不下工夫調查局限的轉變，只談卸責，那豈不是得個「講」字？若一方面談局限，另一方面談卸責，豈不是講了又講？再者，局限的轉變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但卸責嘛，天曉得，就是法庭也判斷不了。

　　因為以上的原因，當年我就把卸責的問題寫在《合約選擇》的一個註腳內，認為只是一個概念，在驗證理論或解釋行為那方面是空中樓閣。想不到，這註腳竟然成為今天經濟學行內大行其道的博奕理論（Game Theory）的導火線。

　　當年在芝大，有另一個卸責的問題我想了多晚也找不到答案——今天仍然是沒有答案的。我想出如下的一個例子：兩位仁兄要從山上把碎石搬到山下（是昔日香港西灣河山上石礦的例子了），每個人分開來搬，一次可搬五十磅，二人加起來是一百磅。若二人合作抬碎石下山，一次可抬一百二十磅。然而，合作之下，甲方要將重量推到乙方（是卸責），而乙方也要把重量推到甲方（也是卸責），那么二人合作的一次重量，必定是少於一百二十磅。但不會低於一百磅，因為低於一百磅，他們分開來搬石的收入會增加。我問：假若二人合作，一次下山所搬的重量是一百一十磅，在有多人搬石的競爭下，這重量是從何而定的？

　　六八年的秋天，艾智仁到芝大造訪一年，在午餐上我向他提及我想不到答案的搬石問題。他和H.Demsetz正在想公司理論，對卸責問題也大有興趣。後來他們發表的以卸責為基的公司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報》（AER）歷來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文章。

　　還有另一件有關的趣事，值得一提。在芝大時我遇到一位從多倫多大學到芝大造訪幾個月的學者（J.McManus），成了好朋友。六九年我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職後，七○年他到我家小住。我見他也在寫公司理論，就向他提出如下的例子：抗戰期間，我和母親在廣西逃難，坐船江上行，見到船是由岸上的多個勞工用繩拉行的。每個拉船的人都意圖卸責，大作用力之狀，其實把船的重量推到他方去。因此，有一個拿鞭子的人，判斷誰有卸責之意，揮鞭而下。我說：這個揮鞭的人可能是由被鞭的勞工聘請的，究竟誰是僱主，誰是被雇？

　　後來McManus把這例子譜入他的文章，說是我的。跟W.Meckling與M.Jensen再用這例子時，說是McManus的。十多年前，一位澳洲佬再用這例子，其文章題目卻又用上我的名字。

　　歸根究底，博奕理論今天大行其道，是得到香港西灣河山上的搬石佬與廣西的拉船佬的啟發的。

　　博奕理論漠視了真實世界的交易費用的調查，誤入歧途，行不通也。


（之七）

　　一九六七年聖誕的前幾天——我到了芝大三個多月——蒙代爾的家有酒會之盛。

在芝大除了埋頭苦幹，無所事事，酒會我差不多是逢請必到的。當晚會後佛利民夫婦和我步行回家。他們住的地方在我住的國際宿舍隔鄰，從蒙家步行大約十五分鐘。

　　天大寒，路如鐵。行不到數十步，佛老就問我作什麼研究。我說正在修改自己的論文，是關於佃農理論的。他一連串地問了好些問題，在十多分鐘內把我年多來想過的問題差不多全部提出來了。行雷閃電，如神似鬼，我彷彿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可幸他提出的我全都想過，所以對答如流。

　　那是我第一次與佛利民交手過招，沒有敗下陣來，很有點興奮。回到國際宿舍，心想，佛利民真的名不虛傳，但一個人怎可以想得那麼快？就是天才絕頂也不可能快得那樣厲害！當時佛氏如日方中，但我想，他必然有一套特別的思想法門，所以快得像神龍見首不見尾。

　　想了一夜，我意識到他的法門只有兩招。其一是價格理論的重點，他簡化後拿得很準。其二是有了理論為依歸，他想時只向淺中求，用的全部是普通常識（Common sense）。若干年後，跟佛老成為知交，覺得當年自己的推斷沒有錯。

　　看人家弄魔術，覺得神乎其技，難以置信，但往往只是一些外人不知道的簡單法門。當年我對價格理論重點的操縱，不讓佛老，得到他「淺中求」的提點，我自己也變得有「行雷閃電」之能。佛老的偉大之處，是他的思想法門是自己發明的，而跟他研討，其感染力排山倒海而來！認識這個人，不枉此生。

　　過了兩天（一九六七的聖誕前夕），舒爾茲（T.W.Schultz　1902-1998）找我，說芝大經濟系決定給我三年合約，作助理教授。他說通常是明年二、三月才作此決定的，但因為聽到有幾家大學要聘請我，所此預先通知。我當然很高興。他補充說：「是佛利民推薦的。聽說兩天前的晚上你與他談經濟。」

　　當年學術工作市道好，不愁沒有大學招手。但能在「少林寺」多留一段日子，總有好處。我的困難是在香港出生，從小愛海。後來我只在芝加哥多留一年，就轉到世界上有最優美的海的西雅圖去。

　　知道可以留在芝大，學習的計劃就改為較長線的安排了。那時高斯和我很談得來，既然時間有的是，我就去學他的思考方法。像赫舒拉發一樣，高斯第一次見我就認為是可以的。在我認識的經濟學者中，高斯的思想與我最相近。他不用數學，不談邏輯，任何問題都先用預感找答案；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大家都認為若要用理論解釋世界，首先要知道世界是怎樣的。

　　奉信這後者的人甚少。問題是若要知道真實的世界，學者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所以發表文章不多。代價大，回報率也高：高斯和我的文章，沒有一篇是空空如也的。走這路的人的不幸，是到退休之際世事知得最多，以至數之不盡的文章沒有機會寫出來。

　　我在《合約的選擇》一文內，指出高斯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本質》，雖然沒有提到合約，但內容也是合約的選擇。只這一點，高斯就認為我是他遇到的鐘子期。也是這一點，高斯一九三七年的鴻文死而復生，變得在行內沒有誰不知道。

　　除了合約的選擇，佃農理論的研究還有兩個特別的地方，促成了我後來發表的兩篇比較重要的文章。其一是在佃農分成的合約內完全沒有價格，有的是一個百分比。因此，佃農合約必有其他條款，使合約成為有結構性的文件。但想深一層，所有租用或僱用合約都是結構性的，是否白紙黑字地寫下來是另一回事，而又因為合約中若有價格的存在，經濟學者就其他什麼也不顧了——此乃大錯。

　　當時，界外效益（externalities）是行內的一個大題目，很熱門。我前思後想，認為界外效益的多種理論的產生，是因為好於該道的人忽略了合約是結構性的，而那所謂「界外」，只不過是他們沒有想到合約的結構可以包羅萬有。我於是選公海漁業那個真實世界下筆，因為多種「界外效益」都以漁業為例。又因為海魚是「公共」產，我就把「界外效益」帶到非私產的理論上去。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還在芝大，寫好了《合約的結構與非私產的理論》。高斯讀後很高興，要立刻在他主編的《法律經濟學報》發表。我堅持要修改一下，所以發表時是一九七○年了。

　　三十年前我指「界外效益」胡說八道，是謬論。三十年後，此謬論只死了八成。

　　錯得那樣淺，但驅之歷久還不盡去，成見為禍，何其深也。

《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一～四）

（之一）

　　《佃農理論》是我學生時的論文習作，大約一九六六年五月動工，一九六七年四月交卷。那時在加州長堤大學任職，每星期要教十二課，又要在長堤藝術博物館開什麼個人攝影展覽，所以真正下功夫的時間不到六個月。六六年的秋天，我有三個月聽不知音，食不知味。

　　一九六七年九月到了芝加哥大學，見到那裡的圖書館有很詳盡的關於中國農業的資料，就補加了一章。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把該書精裝面市時，已是一九六九年了。

　　《佃農理論》這本書有兩個特色。其一是歷久猶新：出版後三十年，該書及書內的文章每年還被引用大約二十次；另一方面，好些學者朋友認為該書是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約理論的「始作俑者」。其二，作為一本「名著」，這本書的滯銷可能破了世界紀錄。

　　天下間怎會有這樣可憐的事？一九六九年芝大出版社印製了一千本；世界各地的大學圖書館自動買了五百本；作者及其學生、朋友等買了大約三百本；二十五年後芝大出版社決定把版權交還給我時，竟然還有「貨尾」三十多本送給我。可以這樣說吧，真正在市場出售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不到二百本！

　　今天朋友們要求重印，而北京的商務印書館又花了三年時間搞中譯本，我就閒筆回顧，好叫後學的知道《佃農理論》的一些往事。

　　一九五九年我進入洛杉磯加州大學，六一年學士，六二年碩士，六三年的春夏之交就考完了博士試。殊不知這勢如破竹的進度，在博士試後卻碰到銅牆鐵壁：有整整三年的時間找不到自己滿意的論文題材。

　　兩年中我換了四個題材，到最後都放棄了。敗走麥城，要不是因為理論上的困難解決不了（如風險的高低如何量度），就是資料不足（如林業的各種定價），或語言不通（如日本的明治維新），又或者是題材過於龐大（如香港的租務管制）。

這些強攻不下的題材，當時使我氣餒。於今回顧，這些失敗對我後來的學術生涯大有好處。這不僅使我在四個題材上成為一個准專家，而更重要的是對搜集資料學滿了功夫。

　　一九六五年八月，心灰意冷之餘，我放棄學術，公余之暇拿相機靜坐在一個園林中搞攝影。六個月後捲土重來，在圖書館找到一些關於台灣農業的資料。那裡一九四九年的土地改革，把地主與農民的分成，規定地主不能超過農產品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令經濟學者難以置信的，是在這政府硬性的約束下，農業產量急升。我當時懷疑那是台灣政府的數字遊戲，要宣傳一下國民黨的優越性。但多方調查的結果，是產量上升的數字可信。政府管制，生產怎會上升的？

　　我想，要解釋這個怪現象，第一步是要做出一個分成沒有管制的租田理論，而分成租田就是佃農了。我沒有參考有關的理論讀物，只兩天這理論就做了出來。我跟把分成的百分比管制加上去，在理論邏輯上生產竟然上升。這結論不容易相信，但反覆查核理論的每一步，找不到有任何錯漏的地方。

　　當時在長堤大學共享同一辦公室的是Eldon Dvorak。我請他坐下來，逐點逐步地向他解釋我的理論結構。他聽得很用心，提出不少問題，我都答得清楚。幾個小時後，他突然說：你的理論會引起地震！

　　對我來說，該理論的「創立」順理成章，沒有什么新意。我只拿三個基本原則去推理。第一，我是艾智仁（A.A.Alchian 1914——）的入室弟子，又熟讀高斯（R.H.Coase 1910——）的論著，當然明白產權對行為的重要性。土地是地主的私產，勞力是農民的私產，所以要從私產的局限入手。第二，佃農分成是一種合約，與任何合約一樣，其中的條件是由雙方議定的。第三，農民之間要競爭，地主之間也要競爭，所以佃農合約中的條件（這包括分成的百分比），是在私產與競爭這兩種局限下決定的。我對這三個理論基礎很執著，任何稍有分歧的推論都不考慮。所以在佃農制度下，農民與地主的投資，農戶租用土地的大小與耕種勞力的多少，及地主與農民分成的百分比，皆是由上述的三個理論基礎決定的。另一方面，這些被決定的項目，就是佃農合約的條件了。

　　有了如上的佃農理論，我很容易知道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與固定租金、僱用農民、自耕自種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這是因為競爭的局限條件大致一樣。

　　但既然資源的運用與收入的分配大致相同，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合約安排呢？這是個淺而又不能不問的問題，後來觸發了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約經濟研究。

　　佃農理論做得滿意後，我就加入台灣土地改革的約束地主分成的百分比，只幾分鐘就把問題弄清楚了。因為這約束是在原有分成之下，農民的收入會高於他們另謀高就的收入，所以在競爭下他們必需增加勞力，使地主在較低的分成率中因為生產增加而有點補償。這樣，農產品就上升了。

　　我反覆思考，找不到錯處，就寫了十一頁紙，題為《佃農理論——引證於台灣的土地改革》，寄到加大作為博士論文的大綱。第一頁預告了大綱內的六個結論。

　　一九六六年五月某日下午五時，加大為我的論文大綱開研討會，到會者大約四十人，其中十多位是教授。教授們沒有在會前讀過早已拿到的大綱，因為他們一致認為第一頁的六個結論全盤錯了。



（之二）

　　當我聽到教授們說六點皆錯，就想：錯一兩點有可能，但說六點皆錯就顯得他們不明白。在會的人開始爭論，但我只注意赫舒拉發（J.Hirshleifer　1925——）及艾智仁。他倆是本世紀的價格理論大師，不可能不明白我的理論。赫氏一言不發，想些什麼，時而搖頭，時而點頭。艾氏木無表情，拿我的「大綱」翻閱。

　　爭論的諸君主要是為了一點後來我才知道是老生想談的：地主若收農戶固定租金，付租後的生產剩餘全歸農戶所有；但佃農分成，農戶的所有生產都要分可觀的一部分給地主，其生產意圖怎會不被削弱，所以佃農生產是比不上固定租金的。我說農戶要競爭，說地主有選擇權，他們聽了等於沒聽，繼續爭吵下去。

　　兩個小時後，第一個站在我那邊的是H.Somers，很有點強辭奪理。他說：「沒有教過史提芬的不准發言。我教過他，知道他不可能錯得那樣容易。」赫舒拉發跟說：「不要管第一頁的六個結論，我們要從第二頁的分析開始。」

　　第二頁解釋的是第三頁的一個古怪圖表，天下間從來沒有出現過，好像是一條麵包給人一片片地切開來的。我解釋說：假如一個地主擁有一塊很大的農地，若以佃農方式將整塊地租給一個一家四口的小農戶，地主的分成率會很高，因為小農戶以低分成率而得的收入，足以使他不另謀高就。地主於是把大地切開，租給兩戶佃農，他的分成率會下降，但總收入卻會上升。

　　我跟代表地主再切下去，加上第三戶佃農，地主分成率再下降，而總收入再增加。我又再切，赫舒拉發大聲問：「你要將那塊地分給無數的農戶嗎？」我答道：「不是的。農戶愈多，地主的分成率愈低。開始時地主分成率下降會有較高的總收入，但到了某一點之後再切下去，地主的總收入就會下降了。只有一個農戶數字使地主得到最高的總收入，而若其它情況不變的話，只有一個分成的百分比是與競爭沒有衝突的。」

　　會上一時鴉雀無聲。過了良久，赫舒拉發說：「我明白，我同意，但我還有其它不明白的地方。」轉到第四頁，他們又吵起來了。晚上十時（研討了五個小時），艾智仁一看手錶，站起來，走了。其它的人皆去，餘下來的只有E.Thompson。他是個奇才，會中反對得最激烈的是他。他繼續和我爭論，但我無心戀戰，他說他的，我想我的。晚上十一時，我到加大鄰近的一家餐室吃點東西，忍不住掛個電話到赫舒拉發家中，說我三年來認為可以交出去的論文大綱只有那十一頁，但那麼多人反對，感到很失望。他響應道：「其它的人怎樣想我不知道，但我就沒有見過自己的學生有這麼精彩的論文。」

　　過了一夜，清早艾智仁給我電話，說我的理論與傳統的是兩回事。他要把我那十一頁大綱在課堂上跟學生討論，結果怎樣再通知我。我當然高興，而艾老當時的研究班學生大都是我的同學，不少是好事之徒。每過幾天，就有同學給我電話，說沒有誰找到我大綱內有任何錯處。

　　過了一個月，艾老給我電話，說我可以動筆了，準備要寫兩年。我問他一年夠不夠；他說不夠。論文八個月後就寫完，艾老說是奇跡。他可不知道，要不是我當時全職教書，又搞什麼攝影展覽，再快三個月應該沒有問題。

　　理論這回事，要不是想不出來，就是靈機一觸，三幾天就可鳴金收兵。我當時的困難不是佃農理論的本身，而是要怎樣去驗證這理論。驗證這回事，要快也快不來。要是理論的主要含義被事實推翻了，理論怎樣精彩也無補於事。這是艾、赫二師當年對我的嚴格要求。

　　我當時收集了不少關於台灣農業的生產數據，很詳盡的，要怎樣處理，怎樣來驗證自己創立的佃農理論，是不容易的工程。那時計算機正開始興盛，一般寫論文的學者，把數據大量地打上當時所用的紙咭上，一盒一盒的，然後由計算機統計分析後，選出自己認為可用的放進論文內。但這樣做顯然是自欺欺人，與科學扯不上關係，是令我鄙視的。

　　我當時想，自己為了好奇而在經濟學的價格理論上下了數年苦功，心領神會，究竟所學有沒有用場自己總要知道。我又想，經濟是一門科學；科學不是求對，而是求不被推翻。自己的佃農理論在邏輯上找不到錯處，那麼依照科學的方法，驗證時我得設法把理論推翻，若推翻不了，理論就算是有用場。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集中於以台灣土地改革的農業資料來推翻自己的佃農理論。

苦思兩個星期，我寫下可以推翻這理論的多個假說或含義。我想，這些含義那樣清楚，用不什麼高級的統計了，而把數據譜入計算機，所需時間多於用人手加加減減，乘乘除除——這樣算出來的推翻了理論就再找題材吧。

　　一九六六年的暑期，我和一位學生助手從早到晚加加減減、乘乘除除，用的是當時的機械計算器，震耳欲聾。數以千計的數字，算出來的會否推翻理論的多個含義，要兩三個月後才知道。

　　當時長堤大學的同事Eldon Dvorak知道我預先把多個推斷寫了下來，包括在台灣土地改革的地主分成約束下，不同種類的農產品會怎樣轉變，不同土地的收成會怎樣轉變，不同縣區又會怎樣不同，等等。他很替我擔心，因為他知道我這個人在學術上很自信：對就對，錯就錯，懂說懂，不懂說不懂，從來不左閃右避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所有數據的多個總結都算出來了，沒有一項不是三個月前推斷了的。成竹在胸，寫論文是舉手之勞。


（之三）

　　好些年後我才知道，凡是思維有了輪廓、資料實力充足而大可動筆之際，是我平生最快樂的時刻。這好比一個青年遇到一個自己喜歡而又願意跟自己談戀愛的女人，在要談而還未談之際也。但學術畢竟與女人不同：跟學術談戀愛是苦戀。也是好些年後我才知道，以學術而言，明知是苦戀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嘗試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我第一次嘗試，事前可想不到，一旦正式下筆，思想的集中易發難收，晝夜不分，連自己要授課的時間也往往忘記了。當時在長堤共用同一辦公室的Dvorak明白發生什麼事，處處維護我。後來（大約四個月後）我要在長堤藝術博物館開攝影個展，他替我從校方取得五百元資助，而又因為不夠錢，親自替我造了數十個木鏡框。

　　論文第一章的初稿是六六年十一月完成的，隔行打字四十多頁，寄到加大的赫舒拉發及艾智仁。過了一個星期找他們聽意見。赫師一見我就贊個不休，把修改了少許的文稿交還給我。再去見艾師，他交還給我的文稿改得面目全非，用鉛筆寫得密密麻麻，沒有一句完整無改的。我一看，差不多哭了出來。

　　不高興地離開艾師，回到長堤家中，惘然若失，晚飯後坐在書桌前細讀艾師在文稿上的修改與質疑，越看越心驚，越看越佩服，到全部消化了他的評語時，一看手錶，已是隔日的上午十一時了。就這樣，一夜之間我判若兩人。

　　此前我曾經在英語行文上下過數年苦功，懂得舞文弄墨，但艾師的評語使我恍然而悟，知道舞文弄墨是大忌！模稜兩可的字一概不能用，術語一定要有所解，思維要連貫，文字要簡單，也要直寫。後來論文交卷時的第一句——「這研究有兩部分」——那種手起刀落、開門見山的文體，反映艾師的教誨。希望後學的人知道，簡單直寫說易頗易，說難甚難，但用起來其妙無窮也。

　　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寫好了第一章的第二稿——是後來出書的第二章及第四章的一部分——自覺大有改進。（其實我每一稿都寫五、六次。）艾師讀後只簡單地說：「將來替你寫推薦信時我會說你懂得寫明朗的文章。」我高興萬分，因為出自艾師之口是很高的評價。他一向認為絕大部分的文章都不堪一讀，而又屢次強調思想要清晰，不容許任何拖泥帶水的表達。任何人都懂得說文章要清楚，但辦得到的卻不多見。我從艾師學到的，是先要思想清晰，然後簡單直寫。

　　我見當時的第一章有獨立性，又得艾、赫二師認可，就急不及待地寄到兩個地方，希望發表。其一是高不可攀的芝加哥大學出版社，說明只是論文開頭的一部分，其餘的還未動筆。該出版社的經濟學編輯很快就回信，說只要餘下的有相近的水平，他們樂意立刻出版。只看一章，不用評審，而出版社又那樣大有名望，這回應朋友們都說是奇哉怪也。

　　其二是寄到大名鼎鼎的《美國經濟學報》（American Economic Review）。過了兩個月，編輯的回信是評審員認為文章不錯，但眾所周知，佃農分成的百分比是由風俗、習慣決定的，所以我要修改，以風俗習慣定分成率為依歸。我想，要是我那樣改，整篇文章就廢了。我又想，那樣大名的學報，主編和評審員怎可以沒有大學一年級的水平？那是我在學術生涯上唯一的文章不被立刻取錄的經驗，而又因為這經驗，我後來對「名」學報與不知名學報一視同仁，漠不關心。可不是嗎？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寫後埋在地下三尺，總會有人發掘出來。

　　也是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在長堤奇怪地收到E.Domar寄來的邀請咭，要我在新年除夕到他家裡聚會。他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在經濟發展學說上很有名，當時他在洛杉磯加州大學鄰近的蘭克公司造訪一年。Domar的大名如雷貫耳，但他怎可以知道我這個人？依約赴會，見到的都是教授或蘭克公司的人，學生只有我一個。獨自在廳上一角喝酒，會到中途，聽到Domar大聲說：「誰是史提芬，請站出來。」我回應後他帶我到廚房去，說：「赫舒拉發把你論文的一章給了我，我讀後認為你不屬於長堤。要不要到麻省來碰碰運氣？」

　　過了幾天收到Domar的信，說麻省理工沒有空缺，但他已把我那一章寄給芝加哥大學的D.G.Johnson；他又說芝大每年有一個博士後的獎金，是要到芝大一年的，促我申請。Johnson是當代的農業經濟大師，發表過另一套佃農理論。我在論文中毫不客氣，說他的理論全盤錯了，所以不便申請。

　　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過了申請的限期，赫舒拉發給我電話，要我立刻申請。

　　赫師的盛情難卻，我就寄出一封簡單的信。兩天後收到芝大經濟系主任Harberger的電報，說我獲該獎項，要我到芝大一年。不用付稅，不用教書，沒有任何職責，年薪八千當時極為可觀（長堤「教餐死」的年薪，繳稅後只得五千）。Harberger可不知道，只要芝大肯收容，一文不予我也會去的。

　　後來G.Tolley告訴我，Johnson看了我那一章之後，就不考慮其他的申請人，只等我的申請信。但在那一章，我對Johnson的批評下筆甚重。胸襟如此，使我肅然起敬。三十三年過去了，這樣的胸襟我怎樣也學不到！


（之四）

　　六十年代的博士後獎金與七十年代之後的很不一樣。六十年代找工作易，找不用工作的獎金難。芝大的那項獎金，在我之前拿得的有阿羅（K.Arrow 1921-）、蒙代爾（R.Mundell 1932-）等人，是比較特別的了。問題是，我的論文當時只寫了一小半，而該獎說明是「博士後」，怎么辦？

　　我硬頭皮掛個電話到芝大給Harberger，說論文離交卷之期尚遠，可否改遲一年。

他回應道：「芝大所有教職員都是先生或女士，從來沒有誰管你什么名銜的。」既然「博士」無足輕重，我就沒有理由延期。然而，論文沒有完工總是不妥，於是立刻趕工，六個星期後就寫好了。

　　這段「趕工」包括論文最困難而自己又認為是最滿意的一部分——出書時的第八章。這章的內容是前文提及過的、六六年暑期我和一位助手從早到晚加加減減的收穫，其中驗證理論的含意我早就想清楚了的。擱置了近半年，其間天天想，動起筆來很痛快。

　　該驗證的困難是這樣的。在台灣土地改革下，地主的分成被規限為百分之三十七點五。依照我的佃農理論，佃農勞力的邊際產量會下降，而土地的邊際產量會上升。這樣一來，佃農勞力的邊際產值會低於自耕勞力的邊際產值，而佃農土地的邊際產值則會高於自耕土地的邊際產值——這二者違反了邊際產值相等的市場規律。

問題是，邊際產量只能在有控制的實驗中出現，在真實世界是看不到的。我找到的所有數據，是土地的平均產量而不是邊際產量。

　　困難的重點明顯不過。我要以土地平均產量的轉變來證實邊際產量的轉變，而又要把勞力與土地的邊際產量分開。我手頭上的詳盡資料，是多種農作物的土地平均產量及其轉變。要將這些看得到的平均轉變來證實看不到的幾種邊際轉變，是前人沒有嘗試過的。

　　這章寫好後立刻寄給艾、赫二師，過幾天就到加大去問意見。首先見赫師，他當然知道我的來意，說；「不要問我，剛才艾智仁到我這裡來，把你驗證的那一章捧到天上去。你去見他吧。」我興高采烈地去找艾師，他竟然說：「我怎知道你文內的數據資料不是你自己製造出來的？」

　　趕回長堤，過一天的清早又到加大找艾師，把搜獲的資料原版給他看。他竟然又說：「你怎知道這些資料不是台灣政府刻意製造出來的？」我被逼再與台灣的有關機構聯絡。

　　當我把細說收集資料的方法的台灣回信給艾師看時，他站起來，望出窗外，說：「我們早知你是可造之材，所以要嚴格一點。現在你知道學術研究是怎樣的一回事了。」

　　毫無疑問，驗證理論的第八章最有份量。當我在一九六八年給夏理．莊遜（HJohnson 1923-1977）看時，他讀到開頭說文內要以土地的平均產量轉變來證實勞力與土地的邊際產量轉變，就下評語：「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到章末，他再下評語：「這章真偉大！」

　　然而，《佃農理論》發表歷三十年，雖然被引用不下五百次，但除了朋友外，從來沒有人提到那第八章。這可能因為一般的學者對驗證的方法不感興趣，也可能是因為他們對地方性的現象，如台灣或中國的農業，視若等閒，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當然，從科學研究的角度看，什么地區都同樣重要。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那時以統計學發展出來的數量經濟學（Econometrics）開始大行其道。我當時是門外漢，但有一位精於該道的同學（J.Pippenger）閱讀了我那驗證的一章後，說他有點懷疑統計學是否那樣重要。後來在芝大H.Johnson讀該章後也是那樣說。九年之後，我因為作石油研究而在數量分析與統計學那方面學到不少，或起碼知道這些學問的大概。在這裡不妨跟後學的人說說有關的問題。

　　統計學有兩個重要的用途，但也有一個弱點。重要用途之一，是好些時肉眼不容易看到的數字上的規律或結論，統計學可以明確地表達出來。當然，有些人的肉眼很厲害：他人看不出的規律，這些人可以一目瞭然。對那些肉眼平平的人來說，統計學的用場就倍為重要了。

　　第二個統計學的重要用途，是這門學問可以把很複雜的規律有系統地處理。當然，在今天，數之不盡的統計低手，舞數弄計，但求表演技巧，把簡單不過的驗證搞得一塌糊塗的。

　　統計學的主要弱點，是陷阱太多，其結論不大可靠！事實上，一般而言，統計的技巧用得越複雜、越湛深，其可靠性就越低。高手統計，永遠是簡單得出奇。

　　道理是頗為明顯的。驗證理論，統計學的方法有時可用有時不需要用，但一定先想出可以推翻理論的含意，要想得很詳盡。今天後起之秀的困難，是他們認為自己既然統計技巧超凡，就不用去想什么含意了。他們於是以電腦算出來的數字規律作結論。這是以事實解釋事實——依照馬歇爾（A.Marshall 1842-1924）所說，是鹵莽而又無恥的。

　　理論的驗證含意是要預先想出來的。有統計技巧的協助，錦上添花。

朱鎔基治標不治本

朱總理鎔基最近論天下大勢，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有兩個重點。其一是要肅清貪污；其二是要搞好國營企業。中國目前的經濟困難不止這兩點，但這兩點顯然是重要的。朱總理看得準。

問題是，貪污的普及與國企的不濟，由來已久，說要大事清除，大事改革，已有十多年，但成績又怎樣了？借用我們香港財神爺曾老兄對香港政府入不敷支的說法，中國目今的貪污與國企的困難是「結構性」的。既然是結構性，要改就要從結構改起。改結構，治本也。不改結構，怎樣治也是治標，不可為也。

先談貪污吧。差不多十年前，一家美國刊物（Newsweek）訪問我關於中國貪污的情況，我說了幾句後來常被引用的話。我說：「如果你將一個美女赤裸裸地放在我的床上，要我不想入非非，難乎其難矣！」

貪污是有政府管制才產生的。例如進口有管制，就必定有走私，要走私就要付黑錢，貪污也。所有其它管制都會有類似的效果。管制是一個赤裸裸的美人，你要官員、幹部怎麼樣？要他們去做和尚？有污可貪（美人招手），而自己又算準了闖禍的機會不大（老婆知道的機會甚小），你還要等什麼呢？當然，你可能是如來佛祖，八風不動。但這樣的幹部十個中有多少個？如果你是幹部中的柳下惠，或練得像我那樣不動凡心（一笑），那你在大貪其污的制度中還會有工作嗎？

毫無疑問，朱總理是個清官。雖然高高在上的清官比較容易做，我還是佩服的。但朱總理怎可以認為所有幹部都可以像他那樣，以「清」為貴；或是用勸導的方法，使他們學得五根清淨，不為私利只為國家；又或者對貪污者施以重刑，趕盡殺絕？政府管制多籮籮，要杜絕貪污，難道要把幹部全都殺了？

十多年前，香港的廉政公署請我到那裡講話，要知道經濟學對貪污怎樣看。我認為「廉記」辦得很不錯，但忍不住對他們說：「你們辦得頭頭是道，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搞自由經濟，管制不多；要是香港管制多籮籮，貪污觸目皆是，你們本領再大也無能為力。」這一點，他們當時是同意的。

一個社會不可能完全沒有政府管制，所以貪污是不能杜絕的，而廉政公署或類似的機構，也就因此有用場。比起十多年前，中國今天的價格管制日漸式微，而高干及其子弟的胡作非為，也因為昔日的特權不再而少見了。大貪污今天有了改進，這是中國之幸。不幸的是小貪污越來越多。這是因為小的管製法例多如天上星，就是計算機也恐怕統計不了。

政府的小管制，對社會有些好（例如某些交通管制），有些壞（例如不准外地公司在中國開人民幣戶口）。今天中國的小管制不僅多，且往往莫名其妙。這些滿天星斗、有理說不清的管制，使我在幾年前得到啟發而創立了一個新的貪污理論：好些管制是因為利便貪污而設立的！驟眼看來像是怪論，但短短的文章發表後，佛利民、艾智仁等朋友拍掌叫好，而今天接受此論的學者越來越多了。

貪污因管制而起，而假若某些管制是為了貪污而設的話，與這後者相關的貪污，一萬個廉政公署也禁不了。很顯然，貪污的治本辦法是取消所有對社會整體有害無益的管制。問題是，任何有害的管制都可以被胡說為有利。貪官之言姑且不談，壓力團體或特權利益就不容易解決。

轉談國企的困境吧。國營及不上私管，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那就是用他人的錢怎樣也比不上用自己的錢來得小心謹慎！這個哲理若永遠是對的話，國企就永遠不可救藥。

試舉一些眾所周知的例子吧。在美國，最好的大學前二十五名都是私營的。也是在美國，中、小學的每個學生的經費，公立的比私立的高出兩倍，但卻沒有任何正常的家長會認為私立的質素不高於公立的。二十多年前，在美國，我千辛萬苦地賺點錢，每天清早起來送兒女到老遠的私立小學，放棄了在家鄰近的免費公立小學。不僅我這樣做，其它的教授朋友也盡可能這樣做。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英國，其工業產品有口皆碑。殊不知戰後大約二十年，就被日本趕過了頭，跟遠遠地落後了。究其因，就是英國在戰後不久就開始搞國企，論什麼社會主義。要不是戴卓爾夫人手起刀落，今天英國佬的生活免不了江河日下。

大家想想吧。昔日的英國，造船是世界之冠，衣料是世界之冠，摩托車、單車是世界之冠，汽車亦近於世界之冠。這些豐功偉績，一下子去如黃鶴，皆國企之賜也。

香港的例子也如是。七十年代，香港的成衣、玩具、手錶等四、五項產品，是世界之冠。難道這些工業是政府搞出來的？今天這些工業北移，但還是私營的，所以還有看頭。

結論明顯不過。國企是不能以改進的辦法來達到私營的效率的。歷史的經驗沒有出現過奇跡。朱總理不要談改「進」，而要談改「變」。國企的治本辦法是徹底地私有化。這是產權結構上的改變了。

「九七問題」後記

「九七問題」這部分的九篇文章，早應過時，但保存下來作回顧，倒有意思。

《向港英致敬》是指夏鼎基時代及之前的港英，之後的港英就不值得那樣欣賞了。

《公司法治港》的建議沒有被採用，殊為可惜。我認為今天的中國，好些城市都應該以公司（Corporation）的形式管治，不僅是香港。在外地，尤其是美國，城市公司很普及，而且辦得成功。

其它幾篇關於九七問題的文章，今天重讀，仍感滿意。好些北京朋友說這些文章對後來的「基本法」影響很大。這一點，我什麼感受也沒有。這些文章發表在「基本法」制定之前，其建議有沒有雷同之處，或巧合雷同，讀者自己作判斷好了。

九七已過渡，除了居港權及香港終審庭那次風雨外，北京對香港算是言而有信，不容易批評。但今天香港的經濟困境，是因為港英及北京雙方在九七前各有各的做錯了一件事。

港英之錯，錯在自八十年代中期起就大吃最後的晚餐。公務員加薪加得厲害；公共事項消費激增；福利在某程度上走上社會主義的路。

北京之錯，錯在大事唱好，大鑼大鼓，惟恐天下不知香港回歸大有前途。內資的湧進使香港的物業價格暴升至人類歷史高峰，工資與物價亦步亦趨，違反了在聯繫匯率下香港通脹率要與美國的通脹率看齊的準則。升得高，跌得慘，是以為難。

十多年前我就說得清楚：九七過渡，越靜越好。為什麼執政的人不明白這個簡單的哲理？

《賣桔者言》前言

《賣桔者言》是《信報》專欄《張五常論衡》的第一組文章的結集，初版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這「增訂本」有兩處不同。

其一，文字多處作了修改，但原文的內容不變。

其二，補加了兩篇有關的文章，及九個「後記」。這些補加的文字都用黑體，好叫讀者能容易地分辨出來。補加的第一篇——《賣桔者的回顧》——可說是這「增訂本」的一個新序，而跟著的《也論〈論衡〉》，則變為舊序了。

賣桔者的回顧

拙作《賣桔者言》出版了十六年了。那是《信報》林山木替我發明的一個名為《論衡》的專欄的第一組文章的結集。《賣桔者言》是其中一篇文章的名目，是從明人劉伯溫（一三一一——一三七五）的《賣柑者言》這個名目借過來，改一個字。與劉前輩不同的是：他沒有賣過柑，而我卻真的賣過桔。

《賣桔者言》是我出版過的十多本書中最暢銷的。《信報》發行了二十五版，那大概是八萬本左右。台灣版我沒有數字，而刪去不少文章的四川版，一九八八年印製了三萬多本，一下子賣光，八九年「六四」事發，不敢再印了。據說四川版之前，大陸曾經有手抄本。

執政的人似乎永遠不明白：思想是禁不住的。去年我到中國大陸七家大學講話，沒有遇到一個學生不知道《賣桔者言》，而大部分都讀過其中某些文章。他們的發問顯出讀得很深入。影印本的傳閱很盛行。

我認為《賣桔者言》的普及，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那就是它不「科」而「教」。任何人都希望多知一點學術的事。但教科書嘛，那樣老土的、公式化的讀物，不是為了讀書考試有誰會去翻閱？正規的學術文章嗎？要不是術語連篇而其實空空如也，就是深不可測，門外漢非止於門外不可。生動可讀而又大有意思的學術文章，鳳毛麟角。在象牙塔內的學者似乎不明白，學術——就算是最深的學術——是可以普及的。

深入淺出的學術文字，寫得很好的，有的是。《賣桔者言》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在務求淺白中我放開來寫。這就是以散文的格式來寫學術了。這可能是前人沒有嘗試過的。

學術散文可不是一個刻意的發明。山木兄要我在《信報》寫專欄，而我又要介紹給大眾讀者歷來被認為是深奧的產權經濟學，不放開來寫，不用散文的格式，就真的沒有其它辦法。當然，我怎樣寫山木兄都會照印無誤。但《信報》是在路旁銷售的報紙，街上的人不讀的文字，怎可以「交差」的？

說實話，當時我可不知道我是在寫什麼學術散文，發明了什麼「放開」格式。我只拿三個重點下筆。其一是老師艾智仁在一九六五年對我說過的一句話：「讀者若不明白你說什麼，天才等同廢物。」其二是為惟恐學術論點沉悶，我盡可能把內容趣味化。我於是多用例子，有時閒話家常、有時東拉西扯、有時發點牢騷，也有時談詩論詞起來了。其三，意之所之，寫到怎樣就怎樣，但學術論點緊握不放。

一九八六年，北京楊培新到港大造訪幾個星期，讀了《賣桔者言》，說：「你寫的是散文呀！這樣把學術放開來寫的文體，我從來沒有見過。」我才知道自己因為被逼而誤打誤撞，寫成了一種比較特別的文體。

於今回顧，當時我還有另一個困難：此前我沒有用中文寫過文章！我答應山木開專欄，是因為自己識中文，而英文經過多年勤修苦練，我想，英文既可下筆，中文應該是一樣的。

這個「一樣」的觀點是對的，但不是對得那麼快。起初的三幾篇，朋友都說我是先寫英文然後翻為中文的（其實不是）。他們說「翻譯」是客氣話，其實有貶意。我想了一個晚上，就決定拿出自己少小時背誦過的、數之不盡的古文來混合，要跟朋友們過癮一下。八股一出他們就收了聲，剩下來大聲喝采的是胡菊人！菊人是文壇泰斗，說一句頂一萬句。他說我古文根底厚，所以文章可讀。這樣，我就放膽古今並用地寫下去。

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

為什麼要學書法？

不久前為了好奇，出版了《慧珺五常談書法》這只影碟。內容還可以，而其中周老師三十分鐘的示範，運筆天成，是影碟中的重點了。

不少朋友看了該影碟後，興之所至，要學起書法來了。一些說了幾天就不再說，一些舉棋不定，另一些就真的購買了文房四寶，興高采烈地動起筆來。這些朋友大都問：學書法從何入手？我的回應千篇一律：多看影碟，周老師怎樣動筆你就照樣做，倣傚一段時期就可發揮自己的。

但朋友中有些問：為什麼要學書法呀？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也涉及一些哲理，是需要細說一下的。先此聲明：我是個書法迷，認為學書法有百利而無一害，所以我說的好處免不了有點誇張。

先談兩個世俗的好處吧。第一，練習書法據說可以延年益壽。不能肯定是真，但有好幾個統計，都說書法家的壽命最長。可以肯定的是，書法是一種運動：揮筆大書二、三十張宣紙後，你會覺得很疲倦。有人說寫書法是近於氣功那一類運動，我可沒有作過研究。周老師和她的姊姊都患上先天的風濕性關節炎，是嚴重的病，但以同齡相比，周老師的健康比她不寫書法的姊姊好得多了。我自己的雙肩都曾患上關節炎，但練習書法幾年後，右肩完全痊癒，左肩還有小問題。

第二項適合於世俗的，是書法是比較容易表演一下的玩意。用心寫上三幾年，你天分再差也可以寫幅字送給朋友，而在大眾面前大書幾筆的機會，比繪畫容易遇上。

如果你是什麼名人或政要，書法就更大派用場了。我們的董特首應該後悔他不早幾年學書法。（事實上，大名如董特首，書法不需要寫得好。我認為他目前的書法困難，就是下筆時不放膽。只要他放膽下筆，不管寫得怎樣，就判若兩人，算是及格了。周南下筆，放膽之極。）

撇開世俗之見，我認為如下的好處才重要。

（一）書法雖然很難學，但需要老師指導的時間甚少。不像學畫或鋼琴，基本的書法技術就是幾個動作，幾個主旨；你能否做到，要多少年日才可做到，是另一回事。技術的練習時間不少，但只要遇到明師，基本法門的「課程」不多。除練習外，主要的學習時間是學怎樣欣賞書法。這就要多看前人的書法，要找高人評述，但這些是不需要有老師在旁指導的。

（二）古往今來所有名家的書法，我們今天只要花數千港元就可以全部買到其印刷品。夜闌人靜，或空餘之暇翻閱，既可陶情，又可欣賞，久而久之，你的書法就大有進境。周老師說我眼高手低，因為我睡前喜歡在床上翻閱古人的書法，學會了怎樣看。這是很寫意的學習了。要記，眼不高手永遠也不能高；眼高了，手高只是時日的問題。

（三）練習書法方便，且成本低廉。一張四呎的低級宣紙，今天大約港幣二元，通脹調整後，是五十年前的八十分之一。毛筆不容易找到從前那麼好，但其耐用遠勝往昔——我用好幾枝筆，但八年來只寫壞過一枝。日本出產的墨汁，加水而用，歷久不臭——我是幾個月才洗一次墨硯的。

家中紙、筆、墨常在，寫後把筆毛浸在水中，或洗淨掛起來。這樣，練習書法是不需要準備的。工作累了，休息時大書兩三張宣紙，又再工作。工作的效率不減，但一夜之間在不覺中寫了十多張。

（四）萬事起頭難。學書法最難的是開頭的六個月，因為對自己的字目不忍睹。但六個月後，一幅字中總有三幾個不太差（又因為自己眼還低，會覺得很好）。只要你有耐心能過得「目不忍睹」的第一關，練習書法就很舒暢，不到一年，你就會忍不住常常寫。這是學書法的朋友一致認同的。

（五）個人的經驗，是研習書法會引起無限的思維與遐想。這是因為學書法逼要用腦。當然，任何造詣都應該用腦，但書法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逼要用。這可能是因為書法是一項極為抽像的藝術，不用腦就不可能有寸進。不用腦地練字、臨帖，你可以學得一手好字，但書法藝術就談不上。

感情的表達要用心，下筆時要盡量做到心手兩忘，但心、手要怎樣用就要靠用腦了。看高手示範，看後要想，要理解。前賢的傑作，欣賞之餘又要想，要體會什麼才是變化，什麼是變化應有的規律。

（六）我認為每個人，不管是什麼行業的，都應該起碼在一門藝術上下點工夫。這不是說每個人都應該做一個藝術家。學藝術不是為了要成「家」，而是要讓自己的感情有一個好去處。男女之間的感情，親友的感情，皆不可或缺，但感情好些時要奔放一下，而這奔放是單方面才能做到的。我想，藝術是為了要奔放感情而產生的。

朋友，你要百無禁忌地發洩一下感情嗎？對人你不可以百無禁忌，就是對你最親近的人。要像王羲之所說的「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嗎？今天的社會，你不容易做到。但藝術，你可以百無禁忌，可以放浪形骸，把感情發洩得很痛快。

在多種藝術中，表達感情最易而又麻煩最少的，是書法。

天倫之樂

快樂指數——Hedonic Index——在經濟學上大有名堂，而二十多年前在美國研究這指數的學者大不乏人。此前的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搞了好幾十年，進一步退三步，到後來全軍盡墨。隨之而起的快樂（或享樂）指數，在概念上比較客觀，而在量度的技術上也大有改進。但無論怎樣高明，「快樂指數」困難重重，很多問題不能解決，這裡不便細說了。

我提到這些，是要在談「快樂」之前先向讀者解釋，我是人云亦云，自己不知道快樂要怎樣量度才對。寫這文章的起因，是《蘋果日報》一月三十日的大字標題：《中國人並不快樂》。內容是某國際公司作了一項「快樂」調查，訪問了全球二十二個國家的二萬多個成年人，其中一個結論是中國排名很低，所以中國人並不快樂。

這種問答遊戲從來都作不得準。甲說快樂，乙說不快樂，我們無從肯定乙不比甲快樂。天曉得，乙可能比甲快樂得多，但他感到要說不快樂。大富的人可以不快樂而說不快樂，但也可以不快樂而說快樂得很；換過來，窮光蛋也可以答快樂或不快樂。二者怎樣答也可能是說真心話。因此，全球的快樂調查很無聊，沒有什麼意思。

然而，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中國排名不在最快樂的前十國之內（報道沒有說排第幾），而印度卻排第六，墨西哥排第九。印度民不聊生，眾所周知；墨西哥貧富懸殊，窮苦人家觸目皆是。墨國我不能肯定，但從一般生活水平而論，印度肯定不及中國，而把印度的「快樂」排在英國（排第七）之上，真的是莫名其妙了。

印度的快樂排名遠超中國，不一定是說印度佬真的是比中國人快樂。天曉得，我們可能比他們快樂，只是大家的看法不同。

不管中國的老百姓怎樣說，不管他們怎樣衡量快樂，我可以肯定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北京當局若能公佈一個簡單不過的政策改變，且擔保以後不再改回頭，中國老百姓的快樂指數會在一夜之間急升——他們怎樣亂答也會急升。那就是北京公佈永遠取消一家一孩的限制。

我也可以肯定，無論中國將來怎樣富有，不管「快樂」問答怎樣胡鬧，中國若不取消「一家一孩」的政策，「快樂指數」就乏善足陳。這是因為在「一家一孩」的管制下，中國的老百姓沒有天倫之樂。

一九八五年二月，我在《信報》發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針對「一家一孩」的政策。我寫道：「長此下去，一二十年後，中國的青年都沒有兄弟姊妹。再過些時日，所有的人都沒有叔、伯、姑、表——除父母外，每個人都舉目無親！」十五年過去了，今天中國的青年，大都沒有兄弟姊妹，而再過些時日，他們真的會變為舉目無親。

十五年前我為「一家一孩」大發牢騷，認為這政策對經濟有害無益，而舉目無親的社會可怕之極，所以在當時我就大聲疾呼。想不到，除了偷偷摸摸或一些特殊的情況外，「一家一孩」的政策到今天仍然存在。就是中國數十年後變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沒有天倫之樂又有什麼意思呢？

說自私對社會有好處，是對的，但自私也有害處。然而，因為血濃於水，一個人天生下來對自己的親屬有特別的同情心，有愛。我們因為自私而對親近的人特別關懷，甚至顯得不自私了。愛是很真實的事。而又因為相親相愛，我們就有天倫之樂。

我自己有一兒一女，不是一個偉大的父親。假如你問我願意為兒女犧牲多少，我會說你問得蠢，因為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父親可以為兒女犧牲一切。願意犧牲而不需要犧牲，不亦快哉？

假如你問我的兒子，從今以後不能再見到他的妹妹，他願意犧牲多少來避免這樣可怕的事，他起碼願意犧牲整生收入的一半。倒過來，你問我的女兒，她對哥哥會表達同樣的愛。當然，兒女相聚時，爭吵是常有的事，但無論怎樣兒或女會為對方付出很大的代價。這是愛，是天倫的愛，是一種不能在市場交易的財富。

說天倫之愛是人類最重要的財富，應該沒有任何正常的人會反對吧！我不是精神病專家，但認為任何反對這觀點的人都不正常。我們不會因為「正常」而變得偉大。你會為你自己的兒女犧牲多少，兒女又會為你犧牲多少？一算起來，你可能付不起，兒女也可能付不起。這不是偉大，而是適者生存的進化結果。有哪一個正常的人，會放棄天倫之樂來換取肥佬黎的財富？

中國要搞經濟現代化，可嘉也。要增加國民平均收入，亦可嘉也。但若要為爭取收入，要為什麼保七保八而放棄天倫之樂，得不償失是可以肯定的。可悲也！

去年我到中國七家名大學講話，知道每個大學生的一年費用，大約是一萬元人民幣左右。在中國目前的經濟情況下，那是很高的費用了。校方的主事人說，因為學生大都是獨子或獨女，父母左借右借也拚命支持。這是父母的愛，但可憐父母，獨兒獨女離家遠去求學，自己養狗度日，豈不痛哉？

天倫之樂是天生下來應有的權利，是維護適者生存的要素，是一項重要的財富。量度這財富，只能從願意犧牲而不需要犧牲的角度來衡量，不能從國民收入或物質享受反映出來。

「一家一孩」傷天害理；舉目無親是悲劇。北京的領導人若堅持「一家一孩」，要撫心自問：沒有天倫之樂會是怎樣的？

衡量學術的困難

香港政府用了那麼多錢資助教育，他們要設立一些委員會來監察教育、衡量學術的成敗，是不難理解的。近幾年來，衡量大學教師的研究是大話題。很不幸，以我所知的經濟學來說，所有被採用的衡量準則，都有反效果。

數文章發表的多少，評定文章發表的學報高下，甚至計算文章在國際上被引用的次數，都無聊，是作不得準的。就我所知的國際上最優秀的經濟系而言，沒有一家採用這些準則。

困難明顯不過。一家餐館的菜式怎樣，每個顧客都可以立刻發表意見，而這些意見不管對或錯，顧客吃後不再光顧就說明了一切，而這個市場準則大致上是對的。當然，除了味道，一家餐館的成敗還要論價格及成本的控制，服務的水平及管理等。這些大學也要顧及，但學術研究的（思維）味道要怎樣來品評，由誰品評，以什麼準則來品評，就是私立大學也不容易取決，公立的就更困難了。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作助理教授，問大教授D. Gale Johnson關於升級的衡量準則。該大學的經濟系當時是世界之冠，升級單論研究成就，不論教書教得怎樣。我問：「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級？」答曰：「據我所知，從來不計多少。」再問：「發表的學報聲望計多少？」答曰：「從來沒有想過。」再問：「多取幾個名銜怎麼樣？」答曰：「沒有誰管你的名銜。」「沒有博士也可升級？」「當然可以。」我再問：「一篇文章也沒有發表過，可以升級嗎？」答曰：「可以的。」我逼又問：「連文稿也沒有一篇，也可以升級嗎？」答曰：「那會比較困難，但要是你能多說話，表達你的思想，若夠份量，升級單靠口述是可以的。」到最後，我問：「那由誰決定呀？」答曰：「我們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師怎樣說，不會有人反對。」

也是一九六八年，我的第一篇文章《私有產權與佃農制度》發表於芝大的《政治經濟學報》，排在第一位置。該學報舉世尊為一哥，我有點飄飄然。過了兩天，在系內遇到當時的系主任A. Harberger。他高興萬分地說：「我剛才讀完了你的《佃農》文章，覺得有趣味。」

我說：「有趣味？究竟是好還是不好？」他答道：「我說『有趣味』是我對任何文章的最高評價了！」

Harberger擺明是餐館顧客。我是《佃農》的廚師，他說味道好，我還要他再說些什麼呢？三十年後——一九九八年——洛杉磯加大舉辦一連十年、每年一個的Harberger演講，邀請我為第一個講者。我同意後，邀請的主事人說，選我開鑼是Harberger的主意。我大喜之下，想到三十年前的往事，說：「請轉告Harberger，他的品味好！」（He has good taste!）

學術成就的大或小，通常要很多年後才知道。要先在今天來品評，較為可靠的是味道（Harberger所說的趣味——interest）。但由誰作味道的品評呢？誰是學術上的蔡瀾、肥佬黎、周安橋？

說實話，雖然香港的學術遠不如「自以為是」的水平，但有品味，懂得品評的學者是有的。不是每一個學系都有，但高人總不至少於鳳毛麟角。問題是，在目前的好幾家公立大學的競爭中，要在本地選出眾所認同的「味道」品評者就不可能。

是的，學術成就的衡量，最可靠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學術是不能永久地譁眾取寵的。不得已而求其次，味道的品嚐不可或缺。今天香港所選用的準則，每一項都有反效果。

數文章多少嗎？就是歲近黃昏，強而為之，我今天還可以每年在國際學報上發表三十篇。這是因為我懂得被學報接受的文章規格，或公式，知道怎樣胡說在短期內可以瞞天過海，也明白同一論點，可以改頭換面地寫十多篇文章。（有人問史德拉，為什麼他的文章數量不夠某些學者多，他答道：「我每篇文章只寫一次！」）

論學報地位的高低嗎？那你就要把「公式」改變一下。要增加被引用的次數嗎？我又可以教你另外一套法門。這些無聊的玩意，說出來會誤導青年，不說為妙——雖然最近道聽途說，一些香港的年青學者正在研究這些法門。

優質的學術如葡萄美酒，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但在釀葡萄酒這個行業中，有些專家能品嚐新酒而相當準確地推斷十年之後的酒味。要品評香港的學術，我們需要這種專家。要不然，我們就不妨等二十年。一篇文章發表後的三幾年，因為譁眾取寵，或錯得驚人，被引用的次數可能不少。但若二、三十年後還常被引用，就是葡萄美酒了。

在目前香港的情況下，我認為最可取的評審學術方法，是要每一系的每一位教師，選出自己五年內最稱意的一至兩篇文章（未經發表的文稿亦可），集中起來，到外地找三位有份量的學者作品評。五年辦一次，費用不高——比現在的「麻煩」費用少得多。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因此而避免那些正在興起的，為爭取現用的準則的分數所導致的巨大浪費。

我們要讓年青的學者在重要的題材上打主意，日思夜想，想了幾年才下筆。我自己的習慣，是幾個題材在同時期轉換想，過了些時日，其中一個突然間覺得可以下筆，甚至忍不住要下筆。一下筆，通常只是三數天的工夫。這樣寫出來的文章是不容易被忘記的。

考試四情：懼怕、喜歡、沉悶、過癮

說來慚愧，我沒有在小學或中學畢過業，雖然在大學畢業過三次：學士、碩士、博士。對考試我算是老手了。又因為在中、小學時留級留得多，我考試的次數超人一等。人家考一次，我要考三次！

那時，我要不是覺得老師胡說八道，就是覺得上課悶得怕人。為了好奇而發問，被罰企或「留堂」是慣例；我於是魂遊四方，好些時逃學不上課，兩次被逐出校門。因為十試八不中，對考試大有懼怕之心。這是第一情。

二十一歲到加拿大補修課程，兩年後到美國讀大學，求學環境與香港的截然不同。在課堂坐著，可以不舉手而大聲發問。教授大聲回答：「問得好，你叫什麼名字呀？」就是這樣簡單，我就認真地讀起書來了。

考試永遠都是無聊的事。但當年在加大，學生是可以作英雄的。中期試（通常一科三個）後發還試卷前，教授喜歡在課堂上公佈成績最好的前幾名學生。這樣容易做英雄，不考個第一才怪。

記得有一次，大名鼎鼎的經濟歷史教授W. Scoville正要公佈英雄榜之際，我就先站起來，準備舉起雙手，向四周的同學打個招呼。殊不知第一名不是我，同學倒彩之聲震耳欲聾，使教授喜上眉梢。在那段英雄日子中，我渴望考試，因為有機會作英雄。此喜也，是第二情。

後來進了研究院，雖然成績好，但自覺所知不多，而考試越來越無聊，覺得沉悶之極。事實上，研究院只有數十個學生，教授們見我在課堂上問得奇，答得怪，考試時答錯了也分上留情。我於是專心讀書，但可沒有為考試而讀的。學問於是有點看頭。

很不幸，試還是要考的。四個博士試，同學們大都分兩年考；我但求了事，選在五天內考完。一位教授說我發神經，我的響應，是考試與學問無關，草草了事，作研究寫論文才有意思。

四科博士試三科一，一科二，早些時我可能感到失望，但既然覺得考試無聊、沉悶，成績怎樣就怎樣。這是第三情。

考完第四個博士試，我對自己說：那是我今生最後一試，謝天謝地，此後我再不用考試了。這個想法，只對了三十六年。

七個月前，我答應肥佬重出江湖，在《壹週刊》再寫專欄。事前我可不知道，《壹週刊》發明了一項新玩意：每期讓讀者在計算機上選「最受歡迎」的文章。寫了幾期我才知道這玩意，就覺得中了計。讀者選擇排列，不是考試是什麼？二十九年前我已是正教授，今天怎還可以被考的？

重出格子江湖，最初的幾篇當然寫得較好，但成績平平，顯然是因為封筆兩年多，與讀者隔離得太久了。跟著而來的排名，大有起色，彷彿大學當年。然而，人老了，英雄意氣少年事。問題是，我要跟阿康過癮一下，要他知道我還是寶刀未老。

我於是想出如下的主意：創出一項不容易被打破的《壹週刊》紀錄，立此存照。我想，要是我能一連五期排名第一，雖是無聊，卻也過癮。但五連冠談何容易，戰略是需要的。

我採用的第一個戰略，是集中五篇自己認為是可以的文章，連貫地刊出。殊不知頭三篇雖得第一，其餘兩篇卻排第二。時運不齊，阿康開心之極，哈哈大笑！

捲土重來，採用第二個戰略。見千禧將至，我決定以千年回顧為題而寫五篇相連的文章，要是寫得好，連貫地勝出五次比較容易。題目起得好：《驚回首，感慨話千年！》。但細想之下，這題目我只能寫四篇——刻意地拖長來寫，可能全軍盡墨。我又想，要是四篇《驚回首》的前一篇或後一篇得個第一，五連冠就大有可為。

四篇《驚回首》寫得很用心，發稿後就去美國與孩子們度聖誕及千禧。到美後不久，知道《驚回首》之前一篇得個第一（之後一篇也是），就認為阿康非中計不可。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驚回首》的一、二得第一，是人算；但三、四（四寫得最好）三甲不入，卻是天算了。

《壹週刊》的讀者像我一樣，很有點無厘頭，不容易捉摸。五連冠兩試不成，不再試了。想不到，在這兩試的過程中，我無意間創了一項比五連冠更難破的《壹週刊》紀錄。且聽我道來。

《驚回首》的前一期，我第一，有第二，但例外地沒有第三。阿康傳真給我時揮筆大書：「這期竟然沒有第三，擺明是做馬！」我想，暗地裡要朋友投自己一票容易（雖然我付不起掩口費），但要不認識的讀者不投他人一票，卻不可能。我立刻傳真回應，說：「不久的將來，只有一個第一，其它什麼也沒有！」

果然，跟著而來的《驚回首》第一篇，排第一，沒有其它名次！這個怪現象的唯一解釋，是在千年大暇中讀者大都懶得去按計算機。越少人投票，單「一」上榜的機會越大。

天意也，我卻之不恭！我想，單「一」上榜這個《壹週刊》紀錄，後之來者充其量只可以打個平手，但永不能破。我又想，阿康若要平這個紀錄，他要等一千年才有機會！我不由得哈哈大笑，感到過癮之至。這是我考試的第四情。

為行止序

林行止要我為他的結集《原富精神》寫序。「香江第一筆」之命，我怎敢不從？我算是個替人家寫序的老手了，但一見到「原富」這兩個字，就心驚膽戰。且聽我道來。

《原富》是嚴復在一九○五年替經濟學鼻祖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巨著所起的譯名。原名很長：《一個關於諸國財富的本質及成因的探索》（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嚴復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翻譯大師，而《原富》這個譯名實在好。然而，可能因為我看不到「皇帝的新衣」，單從《原富》的譯文來評品，我認為嚴復的功力並不怎樣。

《原富》的英語原作是我讀過的所有書籍中唯一令我產生畏懼之心的作品。是經濟學的第一本巨著，但二百多年來，沒有另一本經濟論著可與它平起平坐。小字印來千多頁，註腳千多個，哲理縱橫，觀察入微，博學多識，文筆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這樣的書怎可在十二年間寫出來的？

重於泰山的書當然有好幾個版本，而被邀請為之寫序或引言的是極高的榮譽了。我最欣賞一九三七年Max Lerner為《原富》所寫的《引言》：文氣如虹，縱論大勢。作學生時我為了學英文而背誦過這篇《引言》，茲僅試譯首兩段以饗讀者：

「像所有巨著一樣，《原富》不僅是一個偉大腦子的表達，而且是整個紀元的傾訴。寫這本書的人有學問，有智慧，有文字的天分，但同樣重要的是，持這些天賦他站在一門新科學的黎明和歐洲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他寫的是表達一些動力，正在他下筆之際，工作去製造那奇異而又可怕的新品類：模式經濟人，或可說是現代世界的經濟人。我採用這一詞的意思，可不是經濟理論家所發明的沒有生命的抽像人物，用以刺殺任何改變社會的建議，但到頭來卻刺殺了他們自己。我說的是那活生生的商人，經濟學者為了要保護而下筆的，而又為了他的利益而發明了那沒有生命的抽像人物。當時歐洲所有創造這商人的動力，以及這商人快要控制的社會，都在創造一個思想及體制的架構，讓史密斯在其中寫他的書。而這本書，好像知道好運滾滾來，本身變為巨大的影響力，增加了那些動力的運作。於是，這本書是歷史的一部分了。一個新社會，在舊殼中冒出來，創造了一個架構，讓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或藝術家去做他的工作，而這工作最後粉碎了社會的舊殼，完成及堅固了那新社會的輪廓。馬基維利的《帝皇術》如是，史密斯的《原富》如是，馬克思的《資本論》也如是。

「這解釋了為什麼所有學者的辯論，掙扎去找尋史密斯的創新之處，都是白費心思的。沒有任何一級腦子，其思想概括了時代而又影響了跟而來的社會動向，是純真地有創見的。無可置疑，《原富》是現代經濟思想的中流砥砫。但若把這本書分拆開來，你會發覺其中沒有一點未經前人提及，而它的所有論點，在大程度上都被後來的論著刺破了。然而，重要的可不是某些學說是否曾經新得發亮，或者是經得起時間的蹂躪。重要的是論著的整體；它的範圍、概念、完成，使它活動起來的精神以及它在歷史上的位置。」

沒有誰讀過《原富》會不覺得自己是渺小的。洋洋近百萬言，其博學多才是我平生僅見。但它的基本論調簡單不過：人不可以單靠親朋戚友的幫助而生存；歸根究底他總要靠自己。可幸的是，為自己、圖私利，對社會大有好處。這是因為專業生產然後在市場交換，上下交征利，大家所得的會比自供自給富裕得多。史密斯當年可沒有想到，在我們今天的世界，因為專業生產而在市場交易所帶來的財富，比自供自給的增加，以千倍計。

我不同意Max Lerner的地方，是史密斯的所有論點都被後來的論著「刺破」了。說史氏在細節上有錯，是對的，但他的主要論點的整體，不僅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而且越來越對。大思想家就有這樣的能耐：分拆開來好些地方都錯，但合併起來的整體卻是對了。

我可以舉自己深知的一個實例。作學生時我寫《佃農理論》，發覺史密斯的佃農分析及附帶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演變分析的細節，錯處頗多。但他的土地制度演變分析的沒有明言的主要基調，是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這不僅是對，而且極為重要。後來這基調影響了達爾文！

大智的人可以在細節上錯得頗多，但重要的基調卻對得精彩。小智的卻相反：細節都對，但加起來卻是錯了。

林行止的《原富精神》，是以二百多年前的史密斯基調來看今天的世界。像史前賢一樣，他的細節有錯處，但其整體卻是對的。這是大智了。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