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五～七）

（之五）

　　我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到芝加哥大學去的。當時芝大經濟系實力之強，史無先例（恐怕也是後無來者，因為當年的同事，先後有八個獲諾貝爾獎！）。從長堤到芝大去，我很有「大鄉里出城」之感。

　　行前的整個暑期，我什么也不干，半頁書也不翻。芝大只給我一年合約，我得好好地利用、學習。我因此多事休息，養精蓄銳。可不是嗎？一個在茶寮學藝的人，被邀請到少林寺去深造，若與那裡的伙頭陀動起手來，怎么辦？想不到，後來在芝大與那裡的方丈大師多次較量，竟然可以打個平手。

　　我求學時的洛杉磯加大經濟系，算是籍籍無名的了。但有兩方面很特別。第一，依照赫舒拉發今天的回顧，他平生沒有見過我在加大時那么多的好學生聚在一起。

赫氏曾經在哈佛與芝大任教職，這評語應該有份量。因為有七、八個同學都是上上之選，大家日夕研討好幾年，功力再差也不會差到哪裡去。事實上，到了芝大跟那裡的「明星」學生研討時，我發覺他們在價格理論上的功力，不及加大的同學。

　　其二是在加大時有三位老師，在我離開加大之後好幾年變得舉世知名。艾智仁是一個，赫舒拉發是一個，賓納（K.Brunner　1916—1988）也是一個。純從經濟學上最重要的價格理論那方面看，在二十世紀是不容易找到比艾、赫二人合併更好的教導的。

　　上述的三位老師當年雖然名氣不大，但對芝大的高手來說，卻是另一回事了。

我到芝大後，他們知道我是艾、赫的入室弟子，就刮目相看。

　　在芝大我住在「國際宿舍」，很簡陋，但既然晚睡早起，哪管住得怎樣？安居後到芝大出版社找那裡的經濟學編輯，說論文已寫好了。他很高興，要立刻發表。

我跟去找D.G.Johnson，那位曾經發表過佃農理論的前輩，問他應否讓論文立刻出書，還是多花些時間修改。他說要細想一下才能給我回應。

　　過了一天，Johnson找我，說：「我想過了。一般來說，寫過了的題材，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樣有地位的要發表，就應該發表而轉到其它題材上去。但你的論文有可能是經典之作。相信我吧，有這種機會的人不多，就是你自己也可能不會再有這機會。所以我認為你應該多花一年時間去改進才發表。」我答應了。

　　其實在芝大的第一年中，我沒有把論文「改進」，而是加長了大約四分之一。

芝大雖小，其圖書館的齊備是我平生僅見，應有盡有，而偶然找不到的書，他們總有辦法在數天之內從其它圖書館借過來。有新的資料，補充論文就容易了。

　　從芝大的主體圖書館中我翻閱「舊案」，追查了經濟學者二百年來在佃農理論那方面的思維。這工作構成了後來書中第三章有關經濟思想史的大部分。

　　更重要的是芝大亞洲圖書館給我的啟發。也許是時來運到，那裡的中文書籍中有關中國農業的，很齊備，而其中是有一個故事的。

　　大約一九二五年，美國Cornell大學的一位農業教授——卜賽，J.L.Buck——帶他的太太到中國去，在南京大學勾留了大約十年。這期間他對中國農業的研究大有所成，用英語發表了幾本經典之作，使Cornell大學的農業經濟系舉世知名。（卜賽教授名氣雖大，可及不上他那以寫中國故事而拿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太太——PearlBuck，即賽珍珠。）

　　卜賽教授以英語發表的幾本中國農業名著，在加大寫論文時我當然熟讀。然而，當年在南京大學，他是拿美國資助的研究金而大搞一手的——差不多整個南京大學農業系的員工及學生都參與該項調查研究。可以這樣說吧：以卜賽教授為首的農業調查，其包括之廣，其探討之深，史無前例。

　　到芝大之前我不知道的，是卜賽教授的多個手下研究員也寫書，是用中文發表的。在芝大的亞洲圖書館內，這些論著我有機會拜讀，獲益良多。

　　在加大的論文中，我探討了為什么選用佃農合約這個問題。但在芝大的南京大學的陳舊中文檔案中，竟然有各種不同的農地租用合約的版本！有幾個月的晚上，在芝大的國際宿舍內，我對這些合約發呆。後來把心一橫，拿起筆，在紙上寫下《交易的費用，風險的避免，與合約的選擇》這個名目。這就是後來書中的第四章了。

　　這第四章是可以獨立的。一九六八年秋天，我請女秘書把這章派給芝大的同事。

兩天後史德拉（G.J.Stigler　1911-1991）給我電話，要我到他那以「殘忍」知名的工作室（workshop）去研討我這關於合約選擇的文章。

　　是在芝大的法律學院的課室「研討」的，聽眾坐位高昇，講者坐於最低位，我先到，一看場面，就不由得心寒起來。到場的名家甚眾。我只說了幾句開場白，史德拉就大興問罪之師。替我辯護的有艾智仁（他當時造訪芝大），有H.Demsetz，也有其它的。兩個小時他們吵個不休。我除了開場幾句什么也沒有說。高斯（R.H.Coase　1910——）坐在我的面前，只在微笑，以示嘉許。

　　今天好些人說我很有爭議性，冤哉枉也。六六年的十一頁論文大綱，在加大到會者吵了五個小時；這次在芝大的史德拉「工作室」，他們又吵了兩個小時。我自己連話也沒有機會說，「爭議」怎會扯到我這邊來？

　　過了一天的中午，在芝大的教職員餐廳內，戴維德（A.Director1902-）從遠處慢慢走到我的面前，說：「你昨天的文章是我幾年來讀到最重要的。」跟轉身而去。

　　他可能不知道，我想「合約的選擇」這問題，是因為作學生時聽到他的關於連銷（Tie-in Sales）的口述傳統，心焉嚮往，得到啟發。

　　不久前在哈佛謝世的Z.Griliches當時也在芝大，讀了《合約的選擇》一文，說：「你這文章將來可能把經濟學改變了些什么。」十多年前他來港一行，舊事重提，說：「六八年我說你那關於合約選擇的文章會改變些什么，說對了，因為今天的代辦理論（Agency Theory）是從那裡發展出來的。可惜大多數人不知道。」


（之六）

　　看官，你們認為一個發表了一些有創意、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文章的人，會覺得自己的影響是大還是小呢？自我為大是人之常情，所以你們會認為作者覺得自己有大影響。你們想錯了。高斯與佛利民（M.Friedman1912-）屢次對我說他們的影響力甚小。理由簡單不過：作者認為應該有大影響，所以影響再大也覺得是不夠的。

　　撫心自問，我那《交易的費用，風險的避免，與合約的選擇》一文，好的影響微不足道，但不良的影響卻頗具威勢，令我思之愴然。這些不良影響是有兩方面的。

　　第一方面是「風險的避免」——佃農分成可分擔風險。當年，我自己的直覺，是合約的選擇完全是交易費用的問題，與風險無關。在六八年初的多個苦寒的晚上，我三次除掉「風險」，但也三次加回去！當時的困難，是知道地主若用固定租金合約，只要收到租金，而農戶的輪植能把土地的質量保持，就安枕無憂了。佃農的分成合約呢？地主既要管輪植，又要防止分成時的欺騙，也要管農作者的勤奮，交易費用當然較大。既然交易費用較大，地主為什么還要選佃農合約呢？

　　要是今天重寫該文，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把風險除去。這是因為在七六至八二年間我作了多種石油工業的合約研究，成功地把風險的問題歸納在交易費用之內。可惜有關石油的文章，因為被資本家買斷，不能發表。

　　以風險作為選擇合約的一個因素，大為不善，因為在現實世界中，我們不能望出窗外，就知道世界的風險是增加還是減少了的。這樣，以風險為基礎，我們是不能伸引出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含意的。這不是說有關風險的理論不能寫出來（此中理論何其多也），也不是說風險理論沒有含義，而是嚴格地說，這類含義不能被事實推翻，也即是說不能被驗證了。

　　理論家可以天才絕頂，也可以把文章寫得漂亮，很有藝術性的。但藝術與科學不同。科學是為解釋世事而產生的。不能被驗證，理論的解釋力是零。

　　第二方面的不良影響，是卸責（shirking）的問題。佃農分成，農戶的生產的多少總要分可觀的一部分給地主，所以農戶的勤奮意圖就減少了。地主於是要審查農戶卸責的意向，因而增加了交易費用。但當年我想，要是地主僱用勞工，發薪酬，勞工的卸責意圖更厲害：有薪酬，勞工的意圖是完全不工作！地主收取固定租金嗎？那么「卸責」就轉到地主那方面去：農地要有什么維修保養，地主的意圖是推到農戶那邊去。

　　無論什么合約，一訂下來，卸責的意圖就存在。不同的合約安排會有不同的卸責意圖，而訂約各方的卸責意圖的比重，也會因為合約的形式不同而有所轉變。要是交易費用是零（這包括監察履行合約的費用是零），卸責的行為不會發生。因此，卸責是在有交易費用的局限下，大家要爭取個人最大利益的結果。卸責如是，欺騙如是，取巧、偷盜、恐嚇等行為皆如是。

　　當年我想——而現在還是那樣想——那所謂卸責及類同的行為，只不過是在局限下爭取最大利益的結果。要解釋行為，經濟學者不能不調查局限的轉變，這當然包括交易費用的轉變了。如果我們知道真實世界的局限轉變，就不用談什么卸責了。

不下工夫調查局限的轉變，只談卸責，那豈不是得個「講」字？若一方面談局限，另一方面談卸責，豈不是講了又講？再者，局限的轉變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但卸責嘛，天曉得，就是法庭也判斷不了。

　　因為以上的原因，當年我就把卸責的問題寫在《合約選擇》的一個註腳內，認為只是一個概念，在驗證理論或解釋行為那方面是空中樓閣。想不到，這註腳竟然成為今天經濟學行內大行其道的博奕理論（Game Theory）的導火線。

　　當年在芝大，有另一個卸責的問題我想了多晚也找不到答案——今天仍然是沒有答案的。我想出如下的一個例子：兩位仁兄要從山上把碎石搬到山下（是昔日香港西灣河山上石礦的例子了），每個人分開來搬，一次可搬五十磅，二人加起來是一百磅。若二人合作抬碎石下山，一次可抬一百二十磅。然而，合作之下，甲方要將重量推到乙方（是卸責），而乙方也要把重量推到甲方（也是卸責），那么二人合作的一次重量，必定是少於一百二十磅。但不會低於一百磅，因為低於一百磅，他們分開來搬石的收入會增加。我問：假若二人合作，一次下山所搬的重量是一百一十磅，在有多人搬石的競爭下，這重量是從何而定的？

　　六八年的秋天，艾智仁到芝大造訪一年，在午餐上我向他提及我想不到答案的搬石問題。他和H.Demsetz正在想公司理論，對卸責問題也大有興趣。後來他們發表的以卸責為基的公司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報》（AER）歷來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文章。

　　還有另一件有關的趣事，值得一提。在芝大時我遇到一位從多倫多大學到芝大造訪幾個月的學者（J.McManus），成了好朋友。六九年我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職後，七○年他到我家小住。我見他也在寫公司理論，就向他提出如下的例子：抗戰期間，我和母親在廣西逃難，坐船江上行，見到船是由岸上的多個勞工用繩拉行的。每個拉船的人都意圖卸責，大作用力之狀，其實把船的重量推到他方去。因此，有一個拿鞭子的人，判斷誰有卸責之意，揮鞭而下。我說：這個揮鞭的人可能是由被鞭的勞工聘請的，究竟誰是僱主，誰是被雇？

　　後來McManus把這例子譜入他的文章，說是我的。跟W.Meckling與M.Jensen再用這例子時，說是McManus的。十多年前，一位澳洲佬再用這例子，其文章題目卻又用上我的名字。

　　歸根究底，博奕理論今天大行其道，是得到香港西灣河山上的搬石佬與廣西的拉船佬的啟發的。

　　博奕理論漠視了真實世界的交易費用的調查，誤入歧途，行不通也。


（之七）

　　一九六七年聖誕的前幾天——我到了芝大三個多月——蒙代爾的家有酒會之盛。

在芝大除了埋頭苦幹，無所事事，酒會我差不多是逢請必到的。當晚會後佛利民夫婦和我步行回家。他們住的地方在我住的國際宿舍隔鄰，從蒙家步行大約十五分鐘。

　　天大寒，路如鐵。行不到數十步，佛老就問我作什麼研究。我說正在修改自己的論文，是關於佃農理論的。他一連串地問了好些問題，在十多分鐘內把我年多來想過的問題差不多全部提出來了。行雷閃電，如神似鬼，我彷彿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可幸他提出的我全都想過，所以對答如流。

　　那是我第一次與佛利民交手過招，沒有敗下陣來，很有點興奮。回到國際宿舍，心想，佛利民真的名不虛傳，但一個人怎可以想得那麼快？就是天才絕頂也不可能快得那樣厲害！當時佛氏如日方中，但我想，他必然有一套特別的思想法門，所以快得像神龍見首不見尾。

　　想了一夜，我意識到他的法門只有兩招。其一是價格理論的重點，他簡化後拿得很準。其二是有了理論為依歸，他想時只向淺中求，用的全部是普通常識（Common sense）。若干年後，跟佛老成為知交，覺得當年自己的推斷沒有錯。

　　看人家弄魔術，覺得神乎其技，難以置信，但往往只是一些外人不知道的簡單法門。當年我對價格理論重點的操縱，不讓佛老，得到他「淺中求」的提點，我自己也變得有「行雷閃電」之能。佛老的偉大之處，是他的思想法門是自己發明的，而跟他研討，其感染力排山倒海而來！認識這個人，不枉此生。

　　過了兩天（一九六七的聖誕前夕），舒爾茲（T.W.Schultz　1902-1998）找我，說芝大經濟系決定給我三年合約，作助理教授。他說通常是明年二、三月才作此決定的，但因為聽到有幾家大學要聘請我，所此預先通知。我當然很高興。他補充說：「是佛利民推薦的。聽說兩天前的晚上你與他談經濟。」

　　當年學術工作市道好，不愁沒有大學招手。但能在「少林寺」多留一段日子，總有好處。我的困難是在香港出生，從小愛海。後來我只在芝加哥多留一年，就轉到世界上有最優美的海的西雅圖去。

　　知道可以留在芝大，學習的計劃就改為較長線的安排了。那時高斯和我很談得來，既然時間有的是，我就去學他的思考方法。像赫舒拉發一樣，高斯第一次見我就認為是可以的。在我認識的經濟學者中，高斯的思想與我最相近。他不用數學，不談邏輯，任何問題都先用預感找答案；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大家都認為若要用理論解釋世界，首先要知道世界是怎樣的。

　　奉信這後者的人甚少。問題是若要知道真實的世界，學者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所以發表文章不多。代價大，回報率也高：高斯和我的文章，沒有一篇是空空如也的。走這路的人的不幸，是到退休之際世事知得最多，以至數之不盡的文章沒有機會寫出來。

　　我在《合約的選擇》一文內，指出高斯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本質》，雖然沒有提到合約，但內容也是合約的選擇。只這一點，高斯就認為我是他遇到的鐘子期。也是這一點，高斯一九三七年的鴻文死而復生，變得在行內沒有誰不知道。

　　除了合約的選擇，佃農理論的研究還有兩個特別的地方，促成了我後來發表的兩篇比較重要的文章。其一是在佃農分成的合約內完全沒有價格，有的是一個百分比。因此，佃農合約必有其他條款，使合約成為有結構性的文件。但想深一層，所有租用或僱用合約都是結構性的，是否白紙黑字地寫下來是另一回事，而又因為合約中若有價格的存在，經濟學者就其他什麼也不顧了——此乃大錯。

　　當時，界外效益（externalities）是行內的一個大題目，很熱門。我前思後想，認為界外效益的多種理論的產生，是因為好於該道的人忽略了合約是結構性的，而那所謂「界外」，只不過是他們沒有想到合約的結構可以包羅萬有。我於是選公海漁業那個真實世界下筆，因為多種「界外效益」都以漁業為例。又因為海魚是「公共」產，我就把「界外效益」帶到非私產的理論上去。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還在芝大，寫好了《合約的結構與非私產的理論》。高斯讀後很高興，要立刻在他主編的《法律經濟學報》發表。我堅持要修改一下，所以發表時是一九七○年了。

　　三十年前我指「界外效益」胡說八道，是謬論。三十年後，此謬論只死了八成。

　　錯得那樣淺，但驅之歷久還不盡去，成見為禍，何其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