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下來審閱這結集的文章時，我想到佛利民。內裡多篇關於經濟的文章，受到他的影響，看到他的影子。觀點與他昔日的往往不同，但畢竟是從他的思想演變出來，欠他實在多。驟眼看，一般經濟學者會認為我對世界經濟與人民幣的分析，與佛老的理念有不少差別。但佛老知道我，我知道他，外人看他說的與我說的不同，但如果佛老讀這些文章，他會會心微笑，知道我改變了局限就把他昔日的觀點改變了。
英諺云：有道理的人是永遠同意的。在我的學術成長中，認識的師友都很有道理，辯論的假設轉變大家不言自明，事實的根據有就有，沒有就沒有，而理論基礎與邏輯規格大家都遵守。這樣，我們老是找不到不同意的地方。是的，師友夠斤兩，學問可以進得很快。
前些時寄了一本攝影集給佛老，他回信說我的生產力驚人。我還要寄他第二本與第三本，不知他會怎樣說。
同學們說楊老弟小凱在網上大肆品評區區在下，既大讚又大彈。這種爭議我歷來不回應，但多年前我回應了小凱一堆很好的問題，發表了，開了先河，而這次回應對學子會有點啟發。
小凱大讚我的創意，卻大彈我少讀他人的論著。這不是很有點矛盾嗎？多讀他人的論著，我的創意怎會不減少了？好比半年前要攝影荷花，希望出版一本荷花攝影集，朋友們立刻說荷花的攝影作品多得不得了，要找些給我看。我說千萬不可，因為我不要受到外人的影響。記得當年寫《佃農理論》，我是先寫下了自己的才參閱前人之說，竟然發覺自己的與前人的是兩回事。如果我先讀前人之說，十之八九會跟著他們錯下去。（作學生時我讀過很多、很多，從來沒有對後輩說不要讀，小凱是指責錯了。）
小凱說J. Stiglitz是從我的思想發展下去而拿得諾貝爾獎，批評我沒有跟進這發展。這是不對的。雖然從來不跟進他人發展我的思想，但Joe的鴻文是例外——我是該文發表前的評審員。我不同意Joe的取向，但推薦發表。我不同意，是因為不滿意自己提出的以風險決定合約選擇，覺得從風險推出的假說無從驗證。Joe對風險的處理了不起，如果我建議取消風險他就沒有文章，所以推薦一字不改發表。至於後來他獲諾獎，真替他高興。聽說去年他在某大學講話時提到我對他的影響，是太客氣了。
小凱說巴賽爾說我不聆聽他人的學術講話，一次罕見地到場聽不到一半就大罵離場。對小半，錯大半。對的小半是我少參與聽講，錯的是該次要離場的是巴賽爾，我只陪他離開，一聲不響，乖乖的。至於我少聆聽，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耳朵天生有毛病，聽得不容易。其二是本性難移，喜歡打斷講者的話題，往往一招命中，使講者難以下台。港大的一些舊同事可能記得，八二年我任職港大後不久，陳老弟坤耀請了一位韓籍教授到港大亞洲研究中心講佃農理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講者用Stiglitz 的風險佃農理論引證於韓國的農業資料，說不到幾句我就指出他的風險量度的大錯，顯淺而又無可救藥，在座的聽眾嘩然。韓籍教授臉紅耳熱，草草收場。我為那尷尬場面耿耿於懷久之。
有幾次類似的經驗，好事之徒大事渲染，使後輩講者見我出場就臉有懼色，講得亂了。其實我毫無惡意，只是聽得到時跟著想，講者一下走歪了就禁不住出聲。佛利民比我高明。他明知講者胡說八道，卻笑容滿面，說：可否讓我替你修改一下？當年的佛老是我見過的思想最快的人。有這樣的本錢，他要怎樣就怎樣。
同學們說，小凱老弟指我的文章沒有需要評審的學報收容，所以改寫中語散文。這也不對。初出道的第一篇關於佃農的文章，投稿於名學報，老編要修改，我不改，轉投另一家名學報，評審的還沒有讀（他讀過我的論文）就說會極力推薦。刊出時排第一。這算不上是經過評審。一篇寄到英國某名學報的關於中國婚姻的文稿，老編只幾天就同意發表，但要求減少五百字。我刪去結論的前一節——後來布坎南說刪去的最重要！這是我唯一的正式經過評審才發表的文章。其它的要不是被刊物約稿，就是明知評審一定通過。明知會通過的評審算不上是評審。最奇怪是《蜜蜂的神話》。高斯聽到我跑果園就立刻打電話來訂稿。寫好後H. Johnson說一定要給英國某學報，我說高斯訂了，他不高興。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學報》的老編寫信來索取該文，我說高斯早訂了。
我的學術文字生涯大都是應酬約稿。所有英語學報都有評審制，但好些對我網開一面。回港任職十八年，英語學報還是不斷地求稿，但多用了中文下筆，只應酬了十多篇。我的看法是重要的文章，發表在哪裡也會傳世，不重要的有天下無敵的學報收容也沒有作為。後者對職業上的升職有助，但我出道後一年就無職可升，所以為文只求趣味，求重要，懶得管什麼評審不評審，或學報大名不大名。我曾經為評審的重要性問當時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作主任的夏保加。他說評審毫不重要，而他自己當時的三十多篇文章，只有一篇經過評審，其它都是約稿的。
說不重視在哪裡發表，是衷心話。舉個例，不少人認為被邀請在New Palgrave百科全書寫項目，是天大的光彩。我為該《全書》寫了四篇。其實我是被邀請寫五篇的。最後一篇——《香港的金融制度》——我當然可以寫，但我認為同事饒餘慶比我知得多，會寫得比我好，就向老編推薦饒兄。老編回信還是希望我寫，但我說：相信我吧，饒同事會比我寫得好。果然，倚馬可待，饒兄寄出文稿後，老編給我信，大讚一番，對我千多萬謝。
我明白而又同情今天的後輩學者要面對publish or perish的生涯，但反對那些數文章，論學報，計引用次數的胡鬧衡量。很不幸，人在江湖，小凱是被這些衡量誤導了。他天賦高，工作勤奮——我和他作過同事，知得清楚。如果小凱出道時能得到佛利民、高斯、艾智仁等大師的教誨，知道這些前輩對學術貢獻的看法，他的文章不會那麼多，但創意不會在我之下。我自己對經濟文章的衡量，首先是假說或理論可以驗證，跟著是發表後三十年文章還活著算是小貢獻，五十年文章還活著是大貢獻了。三十年比五十年小很多，因為我自己的經驗，文章活達三十年不困難。
令我很反感的，是那些認為以中文下筆不算是學術的觀點。這觀點今天很普及，是崇洋媚外，雖然大家都知道以英文發表遠為困難。但如果中語文章不是學術，中國的學術是不可能搞起來的。
記得史德拉不知在哪裡說過，寫文章也要講邊際效用，務求邊際效用相等。如果不論升職，不管聲望，我認為以中文下筆的邊際效用今天是遠高於以英語下筆的。這是因為經濟學的知識對神州大地的青年的幫助，遠比對外地的讀者為大。另一方面，如果文章真的重要，以中文發表後總有一天會被人譯成外語的。是的，我認為最近以萬多中文字寫的、在《信報》發表的《還不是修憲的時候》，埋地三尺也會傳世。
衷心慰問小凱的健康。
政府財政有赤字，擴大稅收的範圍是老生常談，此談也，銷售稅是首當其衝的建議。一般市民不知道，香港的財政司（今天的財政司司長）考慮推行銷售稅起碼有十九年的歷史了。世界上不少地方有銷售稅。很不幸，舉世之大，恐怕只有香港這個地方是沒有條件考慮銷售稅的。有三個理由。
（一）幾年前我說過，如果香港推行銷售稅，到深圳購物的港人會急升。今天到深圳購物的已是人山人海，引進銷售稅是火上加油。另一方面，去年才推出的自由行對香港的經濟有助，銷售稅會增加自由而不行的傾向。同樣，明年迪士尼樂園開張，國內到香港購物的人數會急升，但銷售稅會削弱到香港購物的意圖。
（二）一九八五年，香港面對財政赤字，財政司彭勵治考慮銷售稅，找我商量。我問：「銷售稅是限於零售而不涉及批發吧。你怎樣分開二者呢？」彭老深知香港的市場情況，說：「問得好，今天我還不知道西環的米舖是零售還是批發的。看來香港好些店舖是二者兼做的。」我說：「在中環賣名牌手錶的，擺明是零售，但如果顧客購買，銷售員說可從批發商那裡批發一個給他，你怎樣算呢？」
（三）在與彭老研討銷售稅時，我指出香港的一個特別情況。那就是差不多市場的所有物品都是進口的。我於是建議，如果真的要抽銷售稅，一個複雜得令人頭痛的稅務安排，何不乾脆地抽進口稅？」彭老臉上變色，說：「那不成，那不成！進口稅會破壞自由港的形象，銷售稅不能考慮了。」
一九八八年，新上任的財政司翟克誠到港大辯護他的財政預算，提到他考慮引進銷售稅時，我再提香港的物品差不多全是進口的，銷售稅於是等於進口稅，但後者遠為簡單，遠為容易處理。翟司回應：「進口稅有損香港形象，不能考慮。」我說：「如果有人看得出在香港的特殊情況下，銷售稅等於進口稅，在媒體大做文章，怎麼辦？」他沒有回應。
上述三個反銷售稅的理由，應該有說服力吧。
香港今天面對的財政困難，不是經濟的問題——六十年代後期香港的經濟遠比今天差——而是壓力團體的問題。考慮如下數點吧。
（一）公務員要加薪，歷來採用的理由是薪酬要跟著通脹走。但香港近五、六年來不斷有通縮，為什麼公務員的薪酬不跟著通縮下調呢？另一方面，港英自八十年代中期起，大事推行最後的晚餐，公務員（尤其是高官）的薪酬加得厲害。今天適當的做法，是把公務員、議員等薪酬，物價調整後，調整至八十年代初期的水平。
（二）國內的公立醫院大都開始自負盈虧。為什麼香港的公立醫院不自負盈虧呢？先進的建築物與醫療設備政府已出了錢，是很大的補貼了。朋友說，今天香港的住院收費比深圳的低相當多。說得通嗎？
（三）年多前我打算為浙江某地實行學券制寫文章，殊不知還未下筆寫，就意識到學券可能遭淘汰，因為好些公立的中小學開始收私營學費。是的，國內的名牌中小學校紛紛向私營的路向走。為什麼香港不這樣做，或回復到六十年代的私立與公立的比例？不要忘記，當年香港的教育質量遠比今天好。
財政司司長最近說再過幾年香港政府的支出會下調至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七，七十年代的水平。司長不要忽略，福利制度也要回到七十年代的水平才會有昔日的經濟活力的。
一位同學問，為什麼四年前我建議讓人民幣的匯率自由浮動，而去年卻發表了《不要讓人民幣自由浮動》？問得好。我提供過答案，有點間接，這裡簡潔地再說一次。
（一）今天人民幣偏低相當多，自由浮動會上升多少只有上帝知道。匯率可以有很大幅的波動。如果浮動後只上升百分之十左右而穩定下來，可以接受，但如果浮動上升百分之四五十或甚至一倍——可能性絕對存在——中國的工業發展會受到災難性的衝擊。還有，匯價的所謂均衡點不是書本說的那樣容易找到，可以發神經地大上大落，政府見勢頭不對而入市干預，就等於不讓浮動了。
其次，如果政府只讓人民幣上升一個百分比然後固守，猜中均衡匯價的機會甚微。更壞的是，改得一次就可以改兩次，市場的人一般這樣想，會促成再改的預期。還有，北京的有關人士去年就說過不升，而幣值是不可以言而無信的。
再其次，今時不同往日，東歐及印度等國家滿是廉價勞力，這些日子他們的經濟發展大有長進。在重要的製造業上，浮動人民幣會增加後顧的困難。
（二）四年前我說要浮動人民幣，是見當時灰色市場的匯率比官價低（弱）大約百分之八，而北京以外匯管制來支持匯率。我反對匯管，但當時的輿論，是解除匯管與浮動人民幣會導致「火山爆發」，人民幣會一瀉千里。我不那樣看，認為人民幣是強幣，其表面弱勢是匯管促成的。放開匯管，人民幣浮動會有短暫的下跌，然後上升。除了佛利民，當時沒有人相信我的看法。
（三）雖然七年前我佩服朱鎔基把通脹控制為零，但四年前我還不敢肯定他劃定下來的貨幣制度可行。多了四年的觀察，今天可以肯定了。三十多年來，歐美與日本的貨幣政策，是先以幣量調控經濟，然後在某程度上維護匯率。這制度是要讓匯率浮動的。朱老的政策是倒轉過來，先以幣量固定與美元掛鉤的匯率，調控經濟次之。我不知道北京是否刻意這樣做，但這是創新的做法，不坐下來細想不容易理解。
我是去年初見到在有匯管的情況下，人民幣的強勢開始浮現，知道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逼在眉睫，才趕著作分析，於三月初寫好了三、四月間在這裡發表的《匯率戰略論》。反覆審查後才肯定朱老的貨幣政策行得通，但要有兩個條件。其一是人民幣能持久地略為偏低（或有龐大的外匯儲備），其二是把幣量調控經濟放在次要的位置——先後次序的排列要固定而明確。今天，第一個條件明顯地存在，又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穩定而強勁，第二個條件也是滿足了的。
中國目前的貨幣政策的選擇簡而明——棋局穩勝，不容易走錯。（一）朱老劃定下來的貨幣制度可以小修，但不可大動；（二）人民幣不可以沒有錨，但要脫離以美元為錨；（三）選擇另一隻錨要以市場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為準則；（四）以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為錨是明顯的最佳選擇；（五）解除所有外匯管制；（六）開放金融行業的競爭。
因為選下了另一隻錨（或掛另一子鉤），人民幣對所有外幣是自由浮動的。所以今天我說反對浮動人民幣，其實還是贊成浮動人民幣。重點是選用另一隻脫離了所有外幣的錨，此錨還是一個市場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現有的貨幣制度不要改。
近日校園學生互相毆打、群毆、暴力等事件紛紛在媒體出現，消息不「爆」則已，一爆驚人。其含意是這種丟臉行為早已有之，而且普及，只是被毆的同學不敢投訴，又或者學校當局隱瞞著這些見不得光的行為。
另一方面，好些在中學作教師的朋友，不約而同地認為學生的求知意識每下愈況，英語文字水平一年比一年差。
是發生著些什麼事？香港納稅人對教育的資助，要不是世界之冠也差不多吧。花那麼多錢值得嗎？為什麼家長或納稅人不投訴到消費者委員會那裡去？很多年前，後來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布坎南說：公立教育的困難是供應者不需要向需求者交代，而出錢的人無權過問。我們不能說香港政府冷眼旁觀，除了花納稅人的錢不管教育，因為事實上他們做了很多工作，什麼部門、委員之類天天開應對會議。問題是無論他們怎樣努力，也解決不了布坎南提出的困難。
半個世紀前佛利民提出的學券制，是政府資助教育，但由家長或學生選擇購買知識的供應。這會解決供應者不需要向需求者交代這方面——拿出學券的有權過問。然而，學券的錢不是自己的，學生的求學投資只是自己的時間，缺少了真正的私立學校的要學生家長出錢的入肉傷身的私人成本。所以我認為比學券制更有效的方案，是「資助」教育以免息借貸給學子，畢業後工作開始時算低息歸還。如果政府要有某程度的強迫教育，借貸求學也可以強迫。
今天公立教育的學生頻頻大打出手，老師與校長要負部分責任，所謂「教不嚴，師之惰」。這是布坎南當年看到的。另一方面，家長也要負責，而他們負責不足是因為不需要出錢。是簡單的經濟理念：把一場戲的所有戲票免費派出去與戲票賣清光，開場時座位空置的百分比前者一定較高。辦補習社的朋友說，學生場場到齊，聚精會神地聆聽。我們沒有聽過補習社內有什麼群毆事件發生。是的，如果家長要出私下錢交孩子的學費，同學們在校園打架會減少，但回家給父母打屁股的機會會增加！這是需求定律的含意了。
說完了教不嚴，也要說今天的同學確是沒出息。論到在中小學時的頑皮、逃學，我當年可能破了世界紀錄。被逐出校園起碼兩次，留級多於升級，成績不說算了。但昔日我和其它「不良」同學搞的不是今天的新潮暴力遊戲，而是釣魚、放風箏、賭象棋、打乒乓球，又或者學人家吟詩作對，背些學校不教的詩詞歌賦之類的沒有學校成績的玩意。
於今回顧，我不能肯定自己當年荒廢學業，但精於街頭巷尾的玩意，對後來做學問沒有更大的正面效果。古人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昔日逃學玩耍，吃不飽，但凡玩皆精，用心之極也。是的，昔日我為了改進玩意而想得廢寢忘餐，發明玩法用盡想像力，識者無不叫絕。
不要誤會，我不是叫今天的學子倣傚我當年那樣，逃學去釣魚、放風箏……我只是說不要那樣沒出息：打架有什麼好玩的？有那麼多有趣的可以訓練想像力的玩意，為什麼要天天對著那有固定圖案的毫無想像力的電子遊戲？何必出手打老師那樣低能？讀書時細想，在課堂上提問把老師難倒不是更過癮嗎？
雅媛同學：
拙作《得些好意須回手乎？》在《還斂集》發表後，收到幾位同學的慰問，其中你的電郵說得比較多，而我的太太又說你的中文寫得好，這裡給你一個回復，好叫其它同學可以一起讀。
你可能讀過《楚辭·離騷》寫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遲暮是說光流水逝，盛年難再。所謂歲月無情，是每個人都要遇上的。無可避免的事，不值得感歎。但我不是美人，要振作起來下筆，就以《英雄也遲暮》為題讓你和其它同學開心一下。
你還年輕，很多人生的事沒有機會體會到。但像你那樣年輕時，我意識到要知道自己：什麼事項有興趣，天分如何，有沒有機會做出一些可以拿出來看看的，都要客觀地衡量一下。我有一兒一女，同樣教導，對他們說造詣的進取要有自知之明。哥哥一教即懂，妹妹沒有興趣，雖然她得到祖父母的遺傳，天賦比哥哥高。今天哥哥在學術上有點成就，妹妹依然故我，很可愛的。我不認為一個人要有些成就才作得準，所以從來沒有勉強兒女求學的事。是他們的生命，他們選走怎樣的路，只要是快樂的，我都支持。
兒子和我選走的路比較困難。我們都希望在一些造詣上作出一些成果，給自己一點滿足感。不容易明白為什麼一些人選走這樣的路。羅曼羅蘭說：「人的生命本來是痛苦的，尤其是那些不甘於平庸凡俗的人，更是無日無之的鬥爭。」我不認為自己是個不甘於平庸凡俗的人，只是覺得在一些造詣上能作出一些看得到的成果，可以得到一些金錢買不到的滿足感。為什麼有些人喜歡那樣做，有些人不喜歡，我不清楚。我自己的看法，是生命只有一次，怎樣也要嘗試一下自己有興趣而又有機會作出一點成果的事。至於這樣做惹來爭議，當初沒有想過，今天也懶得管，但意識到世界上有很多無聊的人。
我知道自己，但不明白一些朋友。你可能在報章上讀到一位姓王名石的人，最近在南極攀登高峰，冷他不死，無恙歸來。我喜歡王石，知道他不是個要出風頭的人，但曾經勸他不要作有生命危險的玩意了。去年他以五十二歲高齡，攀登地球上最高的珠峰，也無恙歸來，但瘦了二十多磅。要跟他搞笑一下，我以書法送他八個大字：山不在高，到頂則名。據說他珍惜地掛在辦公室的牆上。
你可以解釋王石的行為嗎？你或許記得，兩年前我為王石寫過一篇關於海明威的黑豹故事。大文豪是這樣說的：在非洲的高高雪山頂上，當地的土人發現了一隻死去了的黑豹，但那黑豹明知雪山頂上沒有食物可尋，為什麼還要爬上去呢？我喜歡海明威的作品，因為他的哲理使我感同身受。你記得他的《老人與海》說：一個人不可以被打敗，但可以被毀滅。海明威解釋了王石，也可能解釋了我。
選走我這種人生路有好些矛盾。需要日思夜想，不斷地追求，於是不可能很有系統或有組織地安排日常的生活或工作的程序。搞研究文件資料亂堆，不許任何人移動；搞攝影可以忘記了照相機放在哪裡；寫書法往往找不到要用的石章。可幸的安慰，是不少師友也類同：佛利民當年要把文件堆在乒乓球桌上才能清理；一位舊同事竟然遺失了（不是被盜了）他的汽車！
要有自知之明。除了上述對自己的興趣與天賦要有客觀的衡量，在幾個項目一起進行時，要判斷哪項可以繼續，哪項要急攻，哪項要知難而退。我曾經因為一個極端困難的題材，不懂得知難而退，浪費了三年大好時光。
要有適當的訓練基礎。任何造詣，我重視基礎，但有了適當水平，不會繼續在技術上大花時日。例如在經濟學我少用數學與統計學，但我知道什麼問題要用上這些學問，知道怎樣求教於人，也知道教我的不能騙我。至於經濟學必須的基礎原理，我花的時日之多使我的掌握自成一家。
最後是要把握時機了。這就是《得些好意須回手乎？》的話題。回顧平生，時間的選擇只嚴重地錯了兩三次，其它都把握得好。這是難得的。時光一瞬即逝，盛年之際，加起來只浪費了五六年，是難得的判斷了。
曾經與王石談及他攀登珠峰所需要的準備、訓練、安排等，竟然與上述的如出一轍。他當然要比我計算得精確：我算錯了浪費時日，他算錯了命喪山頭！
如果我的學問有什麼過人的地方，就是除了專業的經濟學外，我對古今中外的所知來得很平均。無論藝術、文學、科學、哲學——今天的，昨天的，東方的，西方的——我也涉及。不足以為人師表，但夠用。是奇怪地平均。不少朋友說，我為文的中、英語水平完全一樣，但我以英文寫文章比以中文寫早二十三年。
沒有刻意地把自己的東方與西方知識平均化，但結果來得很平均。我對這怪現象的解釋，是中西不論地做學問一段長時期，會意識到在哲理與原則上雙方沒有什麼分別。這樣，自己的腦子就產生了一種自動調整的機能，把雙方的知識水平拉為一線。要做學問，同學們要記著這幾句話。
英雄遲暮，走下坡是必然的。我擔心的不是經濟分析走下坡，而是如果分析變得糊塗而自己不知道，會誤導學子。最近林山木說我寶刀未老，但見到一些前輩的不幸經驗，自己有戒心。另一方面，藝術與科學不同，前者是感情的表達，不多管邏輯，可以很老還有進步。
與一些前輩談藝術，加上自己多年來對藝術歷史的愛好，我知道學問對藝術很重要。有大成的藝術家是把感情與學問融會在藝術作品中。我不敢期望在藝術上有大成，但認真地嘗試一下差不多是時候了。這些日子我重操擱置了三十八年的攝影藝術，自覺很容易把上述的融會譜入作品中，得到滿足感。
很不幸，書法遠為困難。感情的表達還可以，但到今天我怎樣也不能把學問寫進書法去。我可以從米芾、王鐸等人的書法中看到他們的學問，但自己的書法就看不出一點學問來。明年有較多時間，要關起門來細想一段日子吧。
希望你有一個愉快的春天。
張五常
深圳薛兆豐跑到美國去深造經濟學，不久前給我電話，說讀到我一九六九年發表的關於合約選擇的文章，見內裡一條古怪方程式，難看之極，問是什麼東西。我知道阿豐曾經攻讀數學，忍不住縱聲大笑，說：「那是大名鼎鼎的統計學上的coefficient of variation呀，是我昔日發明的！」
跟著告訴他如下的故事。一九六八年，在芝大，史德拉（G. J. Stigler）讀到阿豐最近見到的文稿，邀請我提供該文在他舉辦的工作室研討。一天我到史老兄的辦公室傾談，他拿起該文，指著阿豐見到的難看之物，說：「史提芬，這怪物害得我花了個多小時，才知道原來就是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我不懂數的大名是從那天開始的。我見既然是自己的發明，刻意不改。也好，史德拉一九九一年謝世，今天我可見怪物而思故人也。
一九六九年，在後來也是屢見經傳的關於合約結構的文章內，我以數學證明，公海漁業的租值消散，漁民的數字要達到無限才可以全部消散的。該文一九七○年發表後，華大的數學經濟專家E. Silberberg讀後找我說：「你那些方程式是什麼數學呀？從來沒有見過那樣難看的！」我回應道：「是我發明的，究竟是對還是錯呢？」他搞了兩天，再找我說：「對是對的，但那樣難看怎可以見人呢？」跟著把他弄出來的遠為好看的給我。後來該文幾次被重刊時，細想後我決定不改。
今天行內說我不懂數，上述的兩個出版了的水洗不清的難看例子是原因。初時我心中有氣：你們的數學是抄回來的，我的數學是自己發明的，怎可以小看我了？我又想，昔日牛頓為了物理研究而發明了微積分，當時的不及今天的那麼好看，為什麼他是天才而我不是呢？後來我想，批評也對，因為牛頓發明的前所未有，我發明的早有更好的存在了。
數學我是「抄」過一次的。一九六六年寫論文《佃農理論》，教授說來一個數學證明較有說服力。想了一天發明不出來，就跑到圖書館去翻了幾天數學書，證出來了。抄回來的當然十分漂亮，教授們大讚一番。殊不知過了幾天，老師艾智仁找我，指著幾條方程式中的一小部分，說：「你知道你發明了什麼嗎？佃農制的地主分成率是產出與土地之間的彈性係數呀！」又是發明，但這次不難看。
不明白為什麼行內的朋友老是不放過我，投訴我不肯學數。只有巴賽爾曾經為我辯護，說：「史提芬為什麼要學數？他要用數時可以隨意發明。」這是知己之言——他知道我喜歡獨自遐想。天下的學問滿在圖書館內，我曾經讀過很多，為什麼世俗之見是不容許我謝絕圖書館而獨自過一下思想之癮呢？
昔日年輕時我可以閉著眼睛跟幾位棋手一起下幾局象棋。日暮黃昏，智力今不如昔了，但豪情猶在。我想，三十多年沒有下象棋了，今天的數學經濟天才那麼厲害，不知自己還可不可以跟他們哪一位下一局棋，我閉目，讓對方先走三著呢？
從來勸學生多學數，甚至勸打算入研究院唸經濟的不要在本科學經濟，要學數。
傳媒的報道不夠詳盡，而不同的報道有出入。可靠的是十九個中國人，十七男二女，本月十一日在英國西北部的一個海灣拾蛤貝時被水淹死。有流沙，潮漲得快，避不及。一位姓郭的死前以手提電話與遠在福清市的妻子告別，聽來令人心酸。
報道說海水寒冷近冰點，而又因為受到種族歧視，在晚上拾貝。月黑風高，寒流刺骨，潮水來得比奔走還要快。拾貝的收入呢？一說是時薪港幣七元，另一說高一點，十二元五角。英國物價奇高，這些是很低的收入了。報道說這些中國人居住的環境惡劣得令人震驚：每屋住大約四十人，食物和暖氣不足，床褥都放在地上。大部分的死者來自福建，是偷渡到英國去的，要尋求「政治」庇護。據說偷渡（屈蛇）的費用相當高。
炎黃子孫偷渡或買出生紙到外地謀生的歷史，恐怕有二百多年了。美國加州一八四八年起的尋金熱，採掘者不少是華人，但獲得的黃金可不是他們的。屢見經傳，加州的鐵路主要是由華人苦工築成的。昔日唐人街的金山阿伯刻苦耐勞，不少靠餐館、洗衣等行業而成小富，只是數十年如一日，不懂英語。
美國西岸最佳的海港是西雅圖，但該市的唐人街不熱鬧。原因是百多年前該市排華，火燒唐人街，有唐人遭刺殺，於是北走鹹水埠（今天溫哥華），南走舊金山（今天三藩市）。美國的歷史規律，是沒有眾多唐人的城市不容易繁盛起來。數十年前一位西雅圖市長就直說當年排華是大錯。
一九五七年七月我離港赴北美時，香港護照是五千多號。這是說從盤古初開到一九五七年，港人到外地遊歷的只有五千多個。是我之幸，遇到的是留美學生的黃金時代。一九五九年起在加州攻讀，可以容易地取得工作證，而成績好就免了外籍學生的學費，跟著的什麼獎金，或研究員、助教員之類的工作，校方從來不歧視中國學生。當時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是每小時一元二角五仙，但每小時兩元或以上的工作是容易找到的。我不記得什麼時候開始留學生遇到財政困難，但七十年代的中國留美學生，生活不及我那一代來得寫意。
七十年代台灣經濟起飛，過了不久留美的台灣學生紛紛回歸，促成台灣的高科技與工業發展。今天，浪跡天涯的中國學生回歸國內的——所謂「海龜派」——著實不少。是八十年代初期才有較多的中國學生出外求學，他們的回歸發展比台灣的經驗快。外間搵食不容易，而國內的人材需求與日俱增。
最近因為拾貝而慘遭滅頂的看來不是學術專材，但讀到他們的生活情況，應該不比神州大地好，更何況與家人團聚是天倫之樂。今天在外地以刻苦而成小富的機會，遠不及昔日的金山阿伯。博不過。
我明白偷渡的人不會有護照證件。這方面溫總理倒要幫忙一下：歡迎他們回歸，既往不咎。
故老相傳，杜鵑的啼聲彷彿在說「不如歸」。朋友，回家吧。杜鵑聲裡斜陽暮——是少遊說的。
上文是二○○四年一月十九日寫成的。一個月後的今天回顧，我決定一字不改，但補加這個後記。
我沒有嘗試過更廣闊的題材，或更有挑戰性的分析。中國改革的經驗歷史上沒有出現過，沒有前人之見可以參考。雖然我力求淺白，應該不容易讀。就算讀得明白，讀者會有質疑，因為最後的重點——中國目前的地區組織結構——我不大清楚，知得不多。這不足之處，使我翻來覆去也拿不準，中國現有的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競爭活力，高出其它國家那麼多，是出自哪些關鍵的局限。那麼，長篇大論了九千多字，我的貢獻是在哪裡呢？
讓我以一個真實的故事作比喻吧。一八四八年美國加州出現了尋金熱，起因是一位仁兄在荒山野嶺找到了些小金塊，在酒吧無意間炫耀了一下，消息傳開，被人跟蹤，金礦的地點公開了，尋金者蜂擁而至。可見金的獲取要過三關。其一要肯定有金——見到金塊，其二要知道金礦的地點，其三是開採。
不要相信那些說中國今天的高速增長是泡沫經濟的言論。新建的世界級公路，過不多久就被重得差不多行不動的貨車壓壞了；所有貨運碼頭要排隊；世界名牌的工廠，在只不過十年前還是窮鄉僻壤的地方紛紛出現。走進這些工廠去，或打開貨車看，你見到的不是泡沫，而是製造品。從尋金的比喻看，這些就是金塊了，很多很多的。我們於是可以肯定，在中國目前的經濟體制中，有一個大金礦存在。問題是這金礦的位置是在哪裡呢？
我的貢獻，是提供了一張地圖，指明那金礦的位置，肯定的。那是地區的層層合約組織，但像金礦一樣，這組織的結構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分成的方程式要有怎樣的變化，哪點重要哪點不重要，我們還要開採，或深入地作調查。
層層組織的結構還間有小變，方程式還間有小改，但漸趨穩定了。十年前，這調查研究不會給我們得到可靠的結果，或起碼很困難。今天的情況大為不同了。經濟效果明顯，使我們可以推理而把這效果聯繫上組織結構與方程式，因而可以找出我們需要知道的關鍵。兩三年的探討應該得到可靠的結果。
在正文我說那層層組織是北京的發明，基本上沒有說錯，但衷心說實話，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那樣偉大的天才，可以設計出一個地區與地區之間滿是競爭活力的層層組織，而又能把私有財產織進組織之內。這組織是被迫出來的。一個說不上有可見經傳的天然資源的龐大國家，人口冠天下，為了爭取生活好一點，不能不讓經濟壓力排山倒海而來，迫出了我們今天見到的經濟體制。被迫出來的發明，也是發明。
回顧歷史，我們知道中國的改革經過風風雨雨，時向前走，時而後退，有高有低，間左間右，轉瞬是整整四分一個世紀了。以歷史時間算，為時不久。近十年趨穩定，而經濟增長之勢穩定而強勁。大家都知道不足之處還多的是，還有不少需要改進，但今天是正面衡量中國的經濟體制的時候了。
不久前我說過，朱鎔基劃定下來的貨幣制度可以小修，但不可大動。現在我說，經過二十多年演變出來的地區層層合約組織也可以小修，但不可大動。既然不可大動，就要把這組織結構的主要骨幹寫進憲法去。
北京要修改憲法，重點是在第十四條加進保護私人財產。人大的常委已一致通過，三月五日由人大最後決定。一九七九年拙作《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大聲疾呼，說中國的經濟發展要以私有產權為基礎。跟著在結集成書的《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之內的文章中，我重複又重複地解釋私有產權的重要。有這樣的記錄，今天當然不會反對中國憲法第十四條的修訂了。
但我認為今天還不是修憲的時刻。第十四條的修改通過了人大常委，那很好，但最後的通過如果再等一段時間，多作研究，補加其它修改來協助權利的界定與經濟的運作，可能很重要。
延遲修憲的理由
我建議延遲幾年修憲，有五個理由：
（一）新領導層上台剛一年，按理還有九年在任時間，修憲那樣重要的事，不用忙。修憲的次數不能過多，更不能朝令夕改。如果領導層在任期間只能修憲一次，那麼今天修改是太速了。
（二）雖然現有的憲法沒有說明維護私人財產，但事實上私人財產在神州大地普及，促成今天令人欣賞的市場經濟與高速發展。沒有私產之名但有私產之實，名義上當然要修改，但今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頭，既然等了那麼久沒有修憲，再等三幾年，作了深入的研究才來一次大修，效果會更好。
（三）中國的經濟改革自成一家，人類歷史上沒有見過。成功只能以效果衡量。雖然還有不少要改進的，但大概來說，效果實在好。這個自成一家的獨特經驗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的改革究竟好在哪裡？私產的普及當然重要，但很多算是基於私產制度的國家老是搞不起來。我們都知道中國今天的弊端，或不足之處，批評的人，連我自己在內，不遺餘力。但中國的驕人經濟發展顯然有獨特的辦得好的地方，而這些我們漠視了。我認為中國的修憲應該從獨特地辦得好的地方入手，存其善而去其弊。
（四）除了私產的普及，我認為中國改革辦得最好的地方，是北京發明的一套權力下放的方法。我的直覺是這權力下放是「中國式社會主義」的特點，不只是「兩權分離」那麼簡單。這特點是私產之外中國改革辦得最好的。還沒有機會作深入調查，但我對經濟制度的直覺很少錯。
（五）因為中國的改革經驗史無前例，按著這改革特色來修憲，可能寫出史無前例的最佳憲法。時間所限，我只能在這重要問題上想了三個月，認為自己得到了答案的大略，也覺得是找到了要向哪裡為修憲而多作調查研究的地方。讓我從頭說起吧。
從美國的經驗說起
今天高舉民主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民主（democracy）這一詞在十七世紀之前聲名狼藉，被學者低貶。民主的概念抬頭，起於十八世紀初期，美國的沒有君主的自由發展對歐洲有很大的影響。一七七六年美國的「獨立宣言」，是民主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其後一七八七年美國制定憲法，內容是規劃聯邦制的安排，但最重要的發展是一七八九年把「權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加進憲法之內。民主從那時到今天得到正面的闡釋，有二百多年的歷史了。可惜今天中國的同學一般不明白，對民主的概念胡亂猜測。
美國「獨立宣言」的保障人權，有點武斷，可以質疑。「權利法案」對人權說得清楚一點，但重點是保障產權。美國的憲法今天被一般學者譽為舉世最可取的，主要是這憲法含意著一個重要的真理：要維護整體利益，我們必須從維護個人利益做起。這是「權利法案」的精神所在。
民主的正確定義，學者們到今天還拿不準。他們以投票定民主，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想法。但投票是少數服從多數，可以容易地違反了「要從維護個人利益做起」這個黃金定律。任何人的任何喜好，一般屬於少數，如果凡事投票，我們怎還可以生存呢？「多數虐待少數」（tyranny of the majority）是研究民主投票的學者的重要項目。
美國憲法的重點，是要從保障個人利益的大前提下容許民主投票。這就是以憲法劃定個人的權利，界定什麼事項可以投票取捨，什麼不能。人權與產權於是要有清楚的界定。多年以來我常說，如果沒有上佳的憲法或類同的權利界定，民主投票可能帶來大災難。
被譽為當世最可取的美國憲法，因為權利界定還不夠清楚，投票帶來的麻煩不少。應不應該有價格、租金等管制呢？我的闡釋是這些管制違反了「權利法案」的私產保障，以投票決定是違憲的。但美國好些城市以投票通過租金管制，而聯邦政府當局於七十年代初期通過了石油及其它價格管制，使高通脹與經濟不景並行了十年！
民主投票有兩個好處。其一是否決獨裁暴君或無能執政者的繼續存在（雖然不一定得到好效果）。其二是在某些公眾的事項上——例如要決定一間公寓大廈維修時外牆要塗上什麼顏色——民主投票可以節省交易費用。另一方面，民主投票有四個弊端。其一是貝拉克與阿羅提出的難能定律（Impossibility Theorem），指出邏輯上民主投票不一定能反映民意。其二是投票可以否決少數人應該有的選擇自由。其三是投票可以剝奪他人的產權利益。其四是通過投票各顧各地爭取利益，政治費用（也是交易費用）可以很高。可能我認識的朋友都不偉大，因為我不認為有一個在投票時會只為社會設想，犧牲小我。
憲法不夠完善或推行欠佳，不僅投票可以壞大事，政府的胡作非為屢見不鮮。貪污不論，通脹可以是間接稅，福利經濟可使官員上下其手，而政府以借口壟斷或管制則是家常便飯了。就是文明令人欣賞的美國，其憲法不容易解決這些問題。
分析過民主投票的經濟學者有五個曾獲諾貝爾獎——弗裡德曼、阿羅、海耶克、布格南與貝加——他們對投票都有質疑。還有一個重點。弗老曾經對我說，不少國家把美國的憲法搬字過紙，但效果一塌糊塗。我的意識是除非國家有支持憲法的組織架構，或者有高度的人民知識與優秀的司法制度，寫進了憲法不代表什麼。
私有產權的理念
私有產權的理念，法律與經濟的看法不同。法律的理念有悠久歷史，作學生時我下過工夫，收穫不大，因為以判案為準則的理念，偏於法理及前案例，對經濟行為的約束不夠明確。美國的憲法保障私產，卻沒有說清楚私產是什麼，可能是因為有英國法律傳統的前案例的依憑。我認為這是美國憲法的一個重要的不足之處。
私有產權的經濟學理念，主要起於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其實是一九二四年奈特首先提出）。六十年代的重要發展，有兩個先驅人物。一個是我的老師艾智仁。他的口述傳統使後來不少人稱他為產權經濟學之父。第二個是高斯：他那篇有奈特思維的一九六○年的大文，不僅是二十世紀被引用次數最多的經濟學文章，而不容易相信的，是該文對法律學的影響遠比對經濟學的影響為大。
我是艾智仁的入室弟子，有機會與高斯研討多年，是難得的際遇了。一九六四年我花了幾個月研究日本的明治維新，使我對轉讓權的重要有深入的理解。是上述三方面，加上我對管制租金與管制佃農分成的研究，使我能在一九六九年提出私有產權的定義，到今天還找不到瑕疵。
我指出私有產權包括三項權利。一、有權限劃分的使用權——這包括委託他人使用的權利。二、收入享受權——政府可以為服務而抽稅，但不可以亂抽一通，而價格或租金管制是違反了收入享受權的。三、轉讓權——不僅上述二權可以自由買賣，任何私人合約的釐定都含意著產權的轉讓，所以合約的選擇也要自由。在真實世界中這三權完整的產權結構不易達到。這裡要說的重點是：私產不需要的是所有權！
六十年代，我為私產不需要所有權（ownership right）這個觀點與師友們研討了好一陣，但最後定案是受到香港土地的影響：香港的私人地產的所有權是屬於政府的，但使用權歸業主，不得業主的許可，沒有法庭批准外人不准進入。
當年想不到，對我最重要的私產啟發是後來的中國承包責任制。一九八三年我突然驚覺，承包制推到儘是完整無缺的私產制。從承包的上繳，我想到中國古時「租」與「稅」是同義的字，想到中世紀時的歐洲這二字也相同，跟著想到歐洲為時數百年的產權演進，中國在幾年之間已有規模。一九八五與一九八七年，我兩次以英語為文分析中國以承包制推行私產制的發展，使外國的經濟學者對中國的改革刮目相看。
一九八五年，我為調查承包制而到北京的首都鋼鐵廠住了幾天。兩年前到..中央黨校講話，款待我的一位院長提到一九八五年我在首鋼講話時，他也在座，聽到我建議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推行徹底的承包制，說不少人聽後覺得異想天開，不可信。後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使他信服。他說他的家兩年換了一部新計算機，是一九八五年時他做夢也想不到的。大家都老了，回憶十七年來的經濟發展，不由得鬆一口氣。
院長先生可能不知道，所有權與使用權可以分離起於三十多年前我得到的私產可以沒有私人所有權的結論，而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承包制給我的啟發。是的，推到盡的承包合約是一張私產契約，年期夠長，或有延期的條款，有清楚使用權限的界定，除了約訂的上繳有私人的收入享受權，加上承包合約可以自由轉包，就是完整的私產了。產主是沒有所有權的承包者。
說一些往事，是因為雖然對中國修憲的問題只想了幾個月，沒有作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我可不是一個從象牙塔跑出來的天才，隨意地表演一下學問神功。我對與憲法有關的產權與合約的思維有數十年的積累，而為了理解中國的承包責任制，我曾經在首鋼的宿舍住了幾天。不知得很多，但算是讀過承包的書，考過承包的試。是的，我今天認為，以承包發展下來的組織結構應該是中國修憲的基礎。
從合約與組織看國家
一九八一年（八二年發表）我提出國家憲法其實是一紙合約，界定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的交換。憲法是相當偏的學問，經濟學者問津的絕無僅有。很少人從合約的角度看憲法，但我認為以合約處理最適當。一個國家除了國家憲法外，之下的地區憲法也是可以有的，但不能與高高在上的國家憲法有衝突。一區或一省的憲法是由區內的成員遵守，而國家憲法則是舉國之民要遵守的了。有憲法的國家，國家的定義以憲法界定，比較清楚，沒有憲法的要靠其它權力劃分的安排，比較模糊。中國古時主要是以皇帝與土地劃分來界定國家的。
應該是列寧首先提出一個國家是一間大公司組織。以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性質》（加上一九六○的另一文）而拿得經濟學諾貝爾獎的高斯，認為列寧的看法沒有錯。我於一九六八年首先提出公司是一個合約組織，但要到一九八三年才發表《公司的合約性質》。二十年來，後者被外國的刊物轉載了不下十次。公者，公眾也；司者，執行也。把英語firm譯作「公司」適當不過，而把國家作為公司看，是不可多得的正確理念了。
我主張把憲法作為合約處理，把國家看為一個合約組織。問題是處理像中國那樣龐大的公司很複雜，而又因為中國改革有獨到之處，也還在改革，可以借鑒的外地憲法不多。原則上，如果把國家作為公司看，憲法是可按傳統的公司法與地區法的合併形式來處理的。這方面很多法律專家比我知得多。
主要的問題是怎樣界定人民與政府的權利才對。困難不在於說人民有什麼權利與義務，有私產的保障——這樣的憲法不容易有大作為——而是要說在怎樣的組織結構下，人民有那些權利與義務。是的，我認為在一個法定的組織結構下界定權利與義務，權利的法律保障就穩定得多了。這是國際上一般有大成的商業大機構的處理方法。問題是公司的結構有很多種，中國要選哪一種呢？
地區競爭中國獨有
這幾年在國內見到一個極不尋常的現象，那就是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不是說其它國家之內的不同地區沒有競爭，但其激烈性與在中國見到的相去甚遠。任何國家之內的任何地區，人與人之間，商與商之間的競爭無日無之，但一國之內，一個地區組織與另一個地區組織的競爭一般不明顯。以西雅圖為基地多年的波音飛機公司要將總部搬到芝加哥去，西雅圖市長頻呼不幸，只此而已。
是我見到的事實。國內的市長、縣長等東奔西跑，各出奇謀，為的是要招徠，搶生意。宣傳、賣廣告等行為很多外地的城市有做，主要是吸引一些遊客。但中國的地區競爭是鬥個你死我活，過癮精彩，是今天經濟增長大有可觀的一個重要原因。這裡說你來投資設廠我給你種種方便，那裡說我送你土地，而再另一處說送土地兼送廠房。有些地區斗清潔，有些斗文化，有些斗治安，有些斗學校——如此種種，五花八門，好不熱鬧。
絕大部分的地區競爭是好的。有些不好，例如你的報章不能在我這區出售。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是鬥不過的可能在財政上出現大問題，如果是地區法定公司，該區的政府可能破產。這些及其它沙石中國的憲法是要處理的。
很多年前我讀過一本題為《歐洲的奇跡》（The European Miracle）的書，說無論文化、科學、產品等，歷史上歐洲都出人頭地。這觀點是對的。作者的主要解釋，是歐洲有多個不同的國家，而國與國之爭的競爭促成歐洲的近於奇跡的成就。這觀點也對，而我對歐洲的藝術與經濟歷史的認識，支持這觀點。
不同國家有激烈競爭不難明白，但一國之內的不同地區有像中國今天所見到的激烈競爭，歷史上沒有出現過。這方面，中國的改革顯然是做對了一些事，撇開沙石，做得非常好，而這是私產之外的貢獻了。但北京究竟做對了些什麼呢？將問題轉一下：是地區組織的競爭，在組織的結構上北京做對了些什麼？找到了答案，中國的憲法應該從這方面入手，先確定這組織結構，然後再界定個人的權利。
權力下放與層層承包
要澄清我對北京權力下放與中國今天的地區組織知得不多，沒有作過深入的查詢。八十年代我對中國改革的研究，得到國內的許可，有問必答。當年查濟民先生給港大研究金，讓我聘請兩位由深圳政府提供的助手，收穫的文章結集是《再論中國》。
今天退了休，沒有豪情再大興土木了。我不認為我要知道的有機密的存在，但題材博大湛深，沒有許可與協助，調查很困難。這裡說的大略是基於隨意的觀察與朋友的簡述。數十年訓練，我的經濟觸覺很敏銳：什麼加得起來，什麼加不起來，你沒有說完我就知道。
無可置疑，中國今天的地區競爭是權力下放的結果。但這只是一個因素，地區組織的因素一定要加進去。國家政府把權力下放所在皆是，但一國之內，區與區之間見不到有像今天中國那樣激烈的競爭。美國的聯邦制把權力下放至州，而州政府又把權力下放至有公司法律組織的城市，也見不到有像中國今天的競爭場面。是因為中國的權力下放比美國的來得大嗎？很難說。不同的權力下放不容易比較。北京在某方面的權力下放很大；另一些事項卻又約束嚴謹。是那方面的放，怎樣的放，促成今天中國的不同地區在經濟與生活上有那樣熱鬧的競爭呢？
答案是北京把承包合約的理念與權力下放一起廣泛伸延，做成今天的滿是競爭活力的地區組織。記得有一段時期，一個地區每年上繳一個固定的款項，但後來因為議決這固定的「租」或「稅」不易，稅收分成的辦法就施行了。今天，不同地區的上繳分成往往不同，與三十多年前我作佃農研究時所獲得的佃農分成率有變化是相同的（佃農合約也是承包，較為肥沃的土地，地主的分成率較高；今天國內的承包分成看來是按地區的經濟優勢比較而變化，類同也）。但中國今天的地區分成比佃農分成複雜不知多少倍。
要點是地區承包上繳後，上頭對地區的經濟發展管得很少。有些事項中央當局是參與的，而地區的稅收多少及其它收入如何當然要審查，但大致上地區政府對區內資源的操縱有很大的自主權力。非私有土地的使用權與轉讓權基本是在地區政府的手上，而土地帶來的收入地區政府有相當明確的界定分成。一區招徠有道，私營的工商業稅收多，發展土地得法使賣地值錢等，地區政府上繳後的分成所得也提升。這導致各區競爭搶客，競爭工商業發展。
像工商業機構的競爭發展一樣，有勝負之分。搞得出色的地區，公務員的薪酬、膳食、房屋補貼等就較為可觀了。今天，公務員的職位，尤其是優勝之區，很熱，競爭求職者甚眾。不限於招聘本區的，要考頗為嚴格的試，雖然人際關係的處理仍有所聞。但搞關係的行為是大幅下降了。競爭發展，爭取收入，無能之輩有關係也不容易受到歡迎。三年前我在深圳會見了十多個年輕的公務員，都是清華、北大、復旦等的碩士或博士，談吐得體，思想敏捷，令人欣賞。
地區競爭的直接目的是分成的金錢收入。但爭取這收入，間接的幫助很重要。清潔、治安、文化水平等，對招徠都有幫助。這解釋音樂演奏廳、美術展覽館之類這幾年在國內紛紛出現，如雨後春筍，不少是世界級的建築物。
上文屢用「地區」一詞，是要避免地區有很多級別的混淆。國家中央而下是省，省而下是市，跟著是縣，是鎮，是村，是組，是戶，最後是個人。承包合約的伸延導致層層承包的發展，雖然有時每層處理不同，有時跳了一層或幾層，變化多，很複雜，要深入調查才能簡化。
我是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知道有層層承包這回事。當時主要用於工業，而所謂層層承包只不過類似香港人聽過的判上判：工業訂單判出去又再判。今天的地區層層承包性質不同。雖然還未推到上乘之境，但原則上是省向中央承包，前者的稅收與後者分成；市向省承包分成；縣向市承包分成……層層分別交代。事實上，有些稅收是不分成的，全歸中央；有些是一個固定上繳再加分成。整個層層組織的稅收及其它收入（例如賣地）有頗為複雜的分成方程式。稅收今天大部分是先交中央國庫，然後由國庫按方程式下撥。有些稅款是地區稅局先收的。聽說先交國庫的比例上升了，可能因為要減少監管的困難。
手頭上資料不足，而上述的層層承包組織還在變。不難想像還有不少沙石，不是這裡要說的。要說的是在原則上，上述的組織如果繼續向好發展，會有三個難得的效果。
（一）雖然驟眼看來層層承包會增加層層貪污，但這制度組織大幅地增加地區之間的競爭，貪污會因而減少了。貪污盛行、治安奇差之區是不容易招徠的。是的，聲名狼藉不值錢，競爭下可遭淘汰。但這解決不了因為中央管製法例而引起的貪污問題。
（二）層層承包一路下去，到戶到個人，私產就形成了。記著這裡只說原則，不是說所有私人財產都要通過承包的。然而，以層層承包界定與劃分權利，是一種重要的合約組織。
（三）這點最重要，應該是「中國式」的憲法的重點。原則上，在層層承包下界定的私人財產，一個人受到侵犯所有的人都受到侵犯！想想吧。一家工廠的一個小職員的私產受到侵犯，減少了他勤奮的意圖，他的生產貢獻下降，工廠的利潤減少，上繳之稅下降，區受損，每區的人受損，中央也受損。雖然小職員之外每損皆微不足道，但是損，受益的不知躲到哪裡去。
是的，原則上，在上述的組織制度下，侵犯私產會因為有組織的維護而來得困難了。我不能想像在這制度下，管制私營的產品價格會容易通過。我說過美國的憲法精神是從維護個人利益來維護整體利益，這很好。這裡提出的中國憲法精神是倒轉過來，以組織安排使所有的人有意圖維護個人利益，這絕妙。原則上可以做到。不是我發明的。我只是把北京發明的層層承包按著原則推到盡。
要把層層承包的組織架構寫進憲法，是要作相當深入的調查研究的。兩三年的時間應該足夠，不要寫得很詳盡，大略而明確的架構骨幹寫進去就足夠了。要容許細節的修改，也要讓體制繼續改進。但我認為經過二十多年的千山萬水，可取的制度架構開始明確，要找到不需要多改的架構骨幹不困難了。今天的憲法是要修改的，但延遲三幾年，歷史時間近於零，應該有很好的效果。
一個有趣的想法：上文描述的制度可說是私產制，但因為層層分成與土地明確地沒有私人所有權，說是共產制也絕對合乎邏輯。是的，在某種合約組織下，私產制與共產制可以相同。這是二十一世紀的思維了。
結論
幾個月前我對一位關心中國的教授朋友說：「不要問我為什麼。從經濟的角度看，我的直覺是中國權力下放選走的路線比美國選走的聯邦路線好。但究竟好在哪裡呢？」他說北京要修憲，這個好在哪裡的問題我從那天想到今天。上述是得到的大略答案。
我不認為美國人所需求的生活與自由，與中國人所需求的有重要的差別。問題是怎樣的制度才可以滿足人民的需求。有局限的存在，我們找不到烏托邦或桃花源。問題於是變為在無可避免的局限下，怎麼樣的制度會帶來一個可以實現的理想呢？
目的大致相若，但局限不同。美國地大物博；中國人多勢眾。後者的處理遠為困難。在不同的局限下，美國二百多年前與中國二十多年前所選走的路，有很不相同的起點。美國當時各州有不同的憲法，其內有各自的權利法案。一七八七年立憲，主要是把各州重組而成為聯邦的組織安排。忽略了權利法案需要一致，一七八九年補加於憲法之內。這可見美國的憲法只是較為有系統地以合約重新安排，把已存在的組織合併，而雖然聯邦制是看作權力下放的一個模式，其實當時是把某些權力交到上頭。另一方面，維護私產的權利法案是兩年後補加的。這可見聯邦制的組織結構與權利界定沒有密切的關係。產權的維護有法律與風俗的保障，但私產的理念不夠清楚，也缺少了一個維護私產的組織安排。然而，美國人知識高，司法制度有看頭——這些中國是要急起直追的。
二十多年前中國的起點，截然不同。當時的神州是龐然大國，由黨以下的等級分層領導，權力下放甚少。其後的迅速發展我們都知大略，不用重述了。這裡指出的，是私產或近於私產在中國浮現，主要起於承包制，而後來承包制度與權力下放合併而廣泛伸延，產生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層層組織安排，而這安排是與權利劃分的結構息息相關的。這樣，法律風俗之外，私產的維護就有了組織安排的協助——更正確地說，私產是織進了組織結構之內。是的，如果中國今天要廢除私產，北京要把地區的組織結構拆除。既然效果帶來令人欣賞的地區生產競爭，是大魚一尾，北京要把握良機，把這組織的骨幹寫進憲法去，也要明確地鑄定私產的定義。
不要忘記，在權力法案加進去之前，美國一七八七年的憲法主要是關於聯邦制的組織結構的。考慮到中國的局限，我可以肯定中國目前發展得有規模的層層合約組織安排遠勝於聯邦制。結構很不相同。不要管美國的；把自己的寫進憲法重要，但要多用兩三年作調查研究。
說過多次，我是反對以民主投票來改革經濟體制的。邏輯說不成，而前印度與後東歐的經濟改革不成氣候支持著我的觀點。但如果人民的權利真的受到保障，我不反對民主投票，也希望不遠的將來普選會在中國出現。但這應該等到體制的改革穩定下來，憲法生效明顯，法治大有改進。
在民主投票的話題上，我認為權力大幅下放，個人權利有憲法與組織結構的維護，會幫一個大忙。北京上頭的權力如果限於外交、國防、貨幣、終審、監察及其它非中央莫屬的事項上——目前看來正朝著這方向走——誰作頭頭，哪個班子領導，投票不會有大影響。沒有經濟利益的權力可圖，投票只為選用賢能，或為減少交易費用，恐怕沒有很多人跑到投票站去。
讓我再說一次吧。原則上，如果應放則放的權力從中央層層下放，層層界定，層層分成，這樣的合約組織可以把產權界定得清楚，沒有多大空隙給壓力團體虎視眈眈。產權之外的其它權利——人權——就大可自由了。自由永遠是指局限下的自由，以界定權利的合約組織處理局限是上佳的選擇。
人民與資金自由流動，可以區轉區，省過省，地區的競爭就倍增效能。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東區不好走西區。另一方面，北京掌握著把地區公務員調職的權力，山頭主義不可能搞起來。
人口那麼多，天然資源那麼少，你想得出有更好的制度安排嗎？
這些日子重操攝影故技，不久前攝得一幀荷蘭豆，黃貴權與陳平兩位大師皆稱神品！鼓勵如斯，我視荷蘭豆如國寶也。到番禺的農村找到荷蘭豆，再攝，巧逢雨後陽光，幾幀神品信手拈來，也順便攝得幾幀甘蔗，總之無奇不有，但求詩意盎然——看來福哥要變作服哥了。
這次獵影中，我和農民談了幾句話。可惜當時心在攝影，不在經濟，沒有多談他們的生活情況，但幾句話可以聯想到一些。
我不是個農業的門外漢。童年時逃難，在廣西的農村住過一段日子。這經驗幫助了我後來寫《佃農理論》，而後者使我在芝加哥大學被邀請教過一個學期農業經濟。
中國農民的生活是艱苦的。有改進，但還是艱苦。甘蔗的培植是不幸中的不幸。因為沙士（他們稱非典）的發生，政府嚴禁吐蔗渣於地上。甘蔗之價從之前的兩毫一市斤跌到九仙一市斤。承包土地的租金是每年人民幣五十八元一畝，不高的數字（蘇浙一帶有高達二百元的），但要虧蝕。種植的成本不論，收割的人工費用是二仙一斤。這是說，一百市斤的收入只有七元，那是我這個老人家抬不動的甘蔗了。
以收割工資每斤二仙算，一天收割五百斤（二百五十公斤），包括清理與綁紮，我當然辦不到。朋友，你可以辦到嗎？算你吃了大力丸，你的工資每天只是十元。沒有假日，每月的收入是人民幣三百，足以餬口多一點。工作的多是女性，曬得焦黑，笑口常開，我衷心佩服。
荷蘭豆是另一個故事。售價一元六角一斤，但收成是每豆選摘，很花工錢，有些是因為聘請不到人手而放棄收成的。這裡有三個經濟含意，兩好一壞。壞的是農產品賣不起價，增加了農民的艱苦。好的一面是農產品供應多，顯示著制度有可為。更好的一面是農民放棄某部分收成，證明他們的生活有了改進。
一位農婦對我的太太說，她的女兒在我沒有聽過的大學畢了業，在外間打工月薪八百。真替她高興。另一位農婦說她整生沒有到過高廈林立的城市，只是這些年來公路的汽車越來越多。我忘記了問她有沒有見過飛機。
感慨之餘，我叫太太給那組收割甘蔗的六七個農婦一百元。她們高興極了，說要在晚上開聚餐會。我不記得在什麼時候，我曾經花一百元人民幣而獲得更大的消費者盈餘，或有更大的滿足感。
太太說將來有機會，要租一部旅遊車帶那裡的農民到城市去遊覽一番。經濟學的含意，是給他們錢，讓他們自己選擇較為高明。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是陶淵明說的。那裡的農民告訴我，是種瓜時節了，今年五月有好幾種不同的瓜近於收成。太太立刻寫下他們的聯絡電話，因為知道我攝瓜的本領天下無敵，不會放過這機會。
離別時我對太太說，不要搞遊覽，給他們錢又恐怕看人家不起，還是買些他們沒有吃過的糖果，買些他們用得著的衣料，也要問他們的孩子喜歡看些什麼書。
中國的農民很純真，有問必答，無不坦然。我想，如果農民的生活不大幅提升，中國的經濟不可能有大成，怎樣也要為他們做一點工作的。
寫文章最忌寫自己不懂的話題，但卻要寫。我要寫今天熱門的「禽流感」，是因為自己不懂，有不少疑問，媒體的報道讀不明，要寫出來抒之於懷，也希望專家們有以教我。
首先要說的，是這個時代，這個地方，反對言論、新聞自由會惹來非議，但我就是要反一下。是的，我認為近日關於禽流的報道，過於誇張、過於大事宣傳。好些刊物以巨字標題，使人以為禽流開始人傳人；有些說香港可能死人三十萬——如此推算，中國大陸可能死六千萬人了。當然，天有不測之風雲，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但應不應該天天這樣以頭條報道呢？
我不相信這樣大事宣染會迫使政府增加預防工作，或提醒市民不要接近家禽。去年的沙士搞得風聲鶴唳，大家對瘟疫怎會不杯弓蛇影？大事誇張宣傳禽流無補於預防振作，雖然對刊物的銷路有助，但對經濟會有很大的殺傷力。任老弟志剛說，因為禽流單是外匯基金五天就失去了七十八億。外地的傳媒當然照播可也，如果繼續下去，外來的資金與遊客大幅下降在所難免，這對中國及整個亞洲的經濟損害會比沙士為甚。
如果禽流真的是那樣嚴重，殺人如麻，那麼我們讀到的報道是應該的。但我就是看不到那樣的嚴重性。媒體為爭取銷路，可以對社會做出很大的損害。這是經濟學上大有名堂的社會成本問題，也就是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大有分離的問題了。今天屈指一算，一條人命的社會代價高達數十億。究竟政府應不應該約束上述的誇張報道呢？劍橋經濟學大師庇古當然主張約束，或大抽言論自由稅，但他已作古，讓讀者想想吧。
以下是我對媒體報道禽流的闡釋與簡化。
（一）在我下筆的今天，沒有證據禽流會人傳人。只有兩三個懷疑是人傳人的個案，違反了人傳人的或然率。如果禽流人傳人，懷疑個案起碼數以百計。
（二）雖然禽流殺傷力強，但人類感染的機會非常低——從報道看微不足道。想想吧，在中國大陸，家禽到處都有，但聽不到有令人不安的禽流感染數字。去年沙士在廣州發生時，雖然官方沒有公佈，但傳聞四起，板藍根只幾天就賣個清光。然而，目前國內禽流擴散於人的消息，朋友說連傳言也沒有聽到。
最奇怪是自一九九七起於香港到今天，我們似乎沒有聽過一個雞農或一個在雞欄、雞檔工作的人受到感染。最接近雞的人反而病毒不侵，其含意是免疫力來得容易。
（三）這次禽流事發，到今天（下筆時）香港的雞隻還沒有發現H5N1。這可能因為政府近幾年嚴厲監管養雞場地的清潔。另一方面，禽流最嚴重的越南，其清潔歷來都有問題。
（四）清潔有助，但我也相信兒童時母親常說的old wife』s tale——雞瘟的擴散與天氣有關。是的，當一九九七年香港發現有人受到H5N1的感染，來自雞隻，我的意識是該病毒不是上帝的新發明，而是故老相傳的一種雞瘟，只是今天科學發達了，驗得出雞瘟可以傳人。當時（一九九七）這樣想，是因為那傳人的驗證來得很有點碰巧。如果當時「碰」不出來，我們可能今天也不知道雞瘟可以傳人這回事。
流行感冒常常有，嚴重的可以殺人。說不定由家禽傳染而殺人的病毒自古有之，只是科學不夠發達，也碰不到巧，而受染的人數從來不多，所以要到今天才搞出大新聞。一個不嚴謹的證據，是自一九九七發現H5N1之後，雞隻大量集體死亡差不多全是今天成了名牌的病毒。我們以前聽到的廣泛雞瘟跑到哪裡去了？
（五）我不大相信候鳥傳播擴散H5N1之說。可能報道有錯，但事發地圖與季節候鳥加不起來。日本與台灣皆不幸，是離大陸很遠的海島，而候鳥怎會有些向南飛，有些向北飛，有些向東飛——亂飛一通的？
還是從天氣那方面想想吧。童年時我的家在西灣河的山上，母親養雞為生計。她是個沒有讀過書但遠比我聰明的人。凡是遇上極端反常的天氣，她就擔心幾個月後雞瘟會出現。去年亞洲的天氣的酷熱與雨量之多，破了多年紀錄。
不管怎樣說，今天的禽流消息對經濟有很大的殺傷力，三樣工作是要趕著去做的。其一是研製疫苗，其二是監管家禽場地的清潔，其三是中央屠宰。
後者我在美國時知道一點，可說一下。中央屠宰不是說由政府處理，而是由雞商在安全地帶屠宰後才批發出去，說明屠宰的日期，也說明是新鮮的冰凍還是冷藏（frozen）過的。這樣，活生生的雞隻不會在零銷市場見到。
七十年代初期，西雅圖的唐人街有活生生的雞隻出售，隨買隨殺。後來政府禁止，只准出售在集中（中央）場地先屠宰然後冰凍的。當時該地的「唐人」大有反對之聲，說不是鮮宰之雞不好吃。這觀點對一半，錯一半。經過冷藏的味道有差別，但冰凍得好，兩三天內其味道與鮮宰的不容易分開來。唐人於是接受了「中央」屠宰的安排。
有兩個問題還要解決。其一是雞隻死後其體內的病毒還可生存多久？病毒通常是宿主死後不能久活的，但有例外。如果H5N1是例外，可以久活，中央屠宰沒有大作為。其二是不能容許「中央」壟斷，而是要讓多家屠雞商競爭。雞價由競爭決定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屠宰的清潔與冰凍的處理，要有競爭才可靠。政府只要規定家禽要先在安全的地區屠宰後才出售，說明雞商要把招牌貼上包裹的保鮮紙上，有競爭的市場知道怎樣做。
政府處理得宜，經濟分析是有競爭的中央屠宰，雞價不會上升，其代價只是一般人閉著眼睛根本吃不出是「冰鮮」雞還是「生殺」雞。今天街市的雞檔會受損，要減少員工；超級市場有利，但不需增加員工。收入有點轉移避不了。
一位在研究院唸經濟的同學向我提出一個尷尬的問題。她問為什麼在化學、物理、數學等的本科教科書裡，提供的分析與答案，學者一般沒有異議，但經濟學的本科教科書，其分析與答案經濟學者往往不同意，而到了研究院讀文章，分析往往不一樣？
這位同學顯然是讀了前些時我在這裡發表的關於反壟斷法例的文章，以及最近發表的關於最低工資的分析。不少本科課本說反壟斷法例對社會有貢獻，最低工資可以幫助貧民，但我的反對那麼淺，課本怎會錯得那樣容易呢？
一個表面的解釋，是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的驗證是在實驗室進行，需要指定的條件都做好了，得到的結果不容易不同意，但經濟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控制實驗的條件非常困難，不同的經濟學者用上不同的假設，沒有說清楚，彼此不同意就來得容易了。
這解釋充其量只能回應一小部分的例子，大部分的不同之見是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價值觀，也希望謀取不同的私利，所以把一門社會科學搞得亂七八糟。這是經濟學的悲哀。
想想吧，最低工資怎可以幫助最低收入的貧苦勞力呢？工資夠低，有僱主會聘用他們，但有最低工資的規定，他們就要失業了。連小孩子也明白的分析，為什麼最低工資會受到支持呢？有權管制的支持，因為權力帶來利益；搞工會的支持，因為最低工資會增加他們的權力；某些經濟學者支持，因為作個專家顧問有收入。事實上，要我發明一些支持最低工資的理由，你肯出錢而我的靈魂無價，倚馬可待。
如果甲產品有專利權，可不可以通過捆綁銷售而把這專利權伸延到乙產品那裡去？小孩子說不可以，因為如果可以所有產品都被捆綁著了。但捆綁銷售的反托拉斯官司可以打很多年，律師、經濟專家證人等的收入好，受損的是消費者。
記得四十多年前作本科生時，讀大名鼎鼎的森穆遜寫的洛陽紙貴的課本，其中的「宏觀」經濟是凱恩斯學派。分析說，如果國民收入增加一元可使消費增加八毫，那麼政府增加支出一元，國民收入會增加五元。是無稽得離譜的數字遊戲，但當時是大政府主義時代，一個經濟學者可以拿著幾條方程式走江湖，或寫些可以賣錢的報告，更高級當然是作政府的參謀了。
為什麼自凱恩斯以還，搞來搞去也不成氣候的宏觀經濟學還有那麼多人問津呢？答案是政府與市場對宏觀數字的推測有很大的需求。這些推測準確嗎？比買馬准一點，因為經濟不是上就是落。不是說經濟學不可以作出準確的「宏觀」推測，但可靠的要看天下大勢，審查有關的局限而又能適當地假設這局限的轉變。不容易做到，所以推測不易，但做到時推測很少錯。這是價格理論。
像風水先生的服務一樣，市場永遠有需求。不少人要看看專家先生的水晶球。不久前數之不盡的專家跑出來說人民幣今年會升值多少。殊不知正在熱鬧之際，一個非專家的人民銀行的仁兄跑出來，說：不升！一家報章的評論破口大罵，因為他們的水晶球不靈。
是過癮的世界。
中國人民的生活好起來了，不難理解政府要幫助貧窮的人。最近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佈《最低工資規定》，說將於三月一日開始施行。這是嚴重的政策失誤，開始時不良效果不明顯，但種下了禍根，經濟更上一層樓會引起很多困難。讓我簡略地分點說說吧。
（一）美國帶頭的最低工資規定，不起於政府，而是福特汽車工廠創辦人的發明。大約九十年前，當時老福特劃定的最低工資是每天五美元。後來政府立例，今天美國的最低工資（包括僱主要付的社會保障金）大約是每小時八美元。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福特車廠差不多破產，原因不僅是Model-T不合時宜，而是加上有管制的最低工資。
（二）最低工資容易引起工會林立，因為就職的有最低工資的保護，沒有再低工資的競爭者參與，容易組織起來。先是大工廠之內有工會組織，繼而行業工會。罷工、爭權、大打出手的行為後來罄竹難書。
（三）最低工資的意圖是維護低收入的貧窮工人，但到頭來這些下層找不到工作。有最低工資的規限，僱主當然是選聘生產力較高或較「可愛」的了。在美國，最低工資增加了種族歧視——支持這結論的研究多得很。同樣最低工資，同樣工作能力，取白捨黑不難理解，而女職員當然是選較為好看的了。
（四）四十年代，在工會壓力下，美國好些行業禁止件工合約。這是因為以件工算，生產力弱的工人不能以件數算而得到最低工資的收入。但很多時生產力弱的要靠件工所得的低微收入而得到訓練，從學習增加生產力；另一方面，二戰前後香港的工廠學徒往往是要補錢給僱主的。這些學習機會會給最低工資破壞了。今天中國工業的件工合約非常普及。如果最低工資提升到某一點，廢除件工的呼聲會不絕於耳。到那時，要到中國設廠的外資就會覺得其它地區較有吸引力了。
（五）今天中國的工商業，分紅很普及——是有錢賺才分紅的。這是個非常重要的減少失業的工資制度。但有分紅，議定的時間工資一定較低。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提升至某一點，分紅的合約安排不能成事。
（六）二○○○年，曾獲經濟學諾貝爾獎的J. A. Mirrlees教授到港大講他的失業理論。我指出分紅合約與件工合約是減少失業的重要安排，而在中國這些合約的普及推翻了他的失業理論。他立刻同意分紅會減少失業，但件工他要多想一下。不用多想了，到東莞或任何在中國的工業區看看，會知道件工是多有多做，少有少做，很少失業的。
不要忘記，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只會上升，不會下降。不要忘記，七十年代香港的成衣、玩具、手錶等製造業冠於地球，而香港是沒有最低工資的。也不要忘記，廉價勞力今天的世界多得很。我的水晶球說，在不遠的將來印度的生產力會見於《華爾街日報》。沒有錯，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了不起。是勞動人口的競爭力促成的。任何削弱這競爭力的政策都不應該考慮。
最低工資是一種價格管制，其直接的不良效果屢見經傳。少為人知的間接效果是阻礙了合約的選擇，為禍更大。
「得些好意須回手」是中國人的老話，西方文化有類同之說。英語有quit while you are still ahead之句，而說一個人does not know when to quit是批評之言了。英語說一個人過了山峰——over the hill——大有貶意，但我卻認為是頌讚之辭。在任何造詣上可以說得上是過了山峰，也即是說曾經有山峰，談何容易？一般的人連小丘也沒有，過了山峰是說這個人曾經了不起，回顧有山可見，可以傳世也。
有趣的問題，是一個人在造詣上到達峰頂時，是小丘也好，是高山也好，應否停止下來，不繼續下去，以免讓外人見到走下坡的不良印象呢？如果重視他人對自己印象如何，到了峰頂應該金盤洗手。如果不管外人怎樣看，只為自己的興趣而繼續，是無傷大雅的。但如果自己明知繼續走是下坡，很有點傷感，心理上不好過，也不容易對自己交代，quit while still ahead就有點哲理了。
困難是一個人不容易知道自己的造詣何時到峰頂，到了不一定知道，而有些稱得上是師級的走下坡走得急轉直下，還以為自己在上升，使外人看得尷尬。也有些人，明知自己過了高峰期，知道是在走下坡，但為了興趣繼續走下去。經濟學大師佛利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籃球天才米高佐敦也如是，可能因為他們知道就是大走下坡也遠高於同行的一般對手吧。
兩年前與佛利民相聚，他近九十了，見到他的智力還可以，就坦白地告訴他。他很有點自豪地回應，說：「史提芬，你要知道，我的智力走下坡已走了二十年！」不容易找到一個人明知自己走了那麼久下坡還可以這樣欣然於色的。佛老是一個偉大的人。
不管是小丘還是高山，這些年來我很想知道自己在經濟學上的造詣是在那個時刻到達峰頂，好叫我能決定要不要繼續走下去。這是不容易判斷的，何況一個人要客觀地衡量自己很困難。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時是四十六歲，一九八三年，四十七歲，發表《公司的合約性質》。不少行內朋友認為該文是我的峰頂之作，其後就走下坡了，甚至放棄學術了。我可沒有那樣看。一九八三年起我轉用中文下筆，少寫英語文章。他人怎樣批評我懶得管，因為我自己知道對市場與制度的知識與理解還在不斷上升。到了六十五歲，我意識到時候差不多了，就動筆寫後來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雖然也是以中文下筆，但這三卷之作遠高於《公司》一文是可以肯定的。
我說過，《經濟解釋》是我要寫的最後一本有關經濟學的書了。但繼續以短篇寫下去，我的經濟學會否走下坡呢？該三卷完工時是六十七歲，超過史德拉給經濟學者的重要創作期限十二年，時間差不多了吧。但我還不肯定我不可以再進。兩個月前在《信報》發表的關於配額的文章，有看頭，雄心頓起。
只是最近出現了一件奇怪的事。我以中文九千多字寫了一篇關於憲法的經濟分析，修改後從頭讀幾遍，竟然肯定地覺得今後再不可能寫得出超越該文的水平。不一定是我最滿意的學術論著，只是覺得繼續走就是下坡了。搞學問怎會有這樣的感受呢？
該憲法文稿於二○○四年一月十九日寫成，六十八歲。奇峰突起，天助我也！
去年十一月周奕以英國皇家攝影學會香港分會主席的頭銜，在《明報》發表《香港沙龍出了什麼問題？》，跟著今年一月以香港皇家攝影學會會長的頭銜，以《影藝須內涵》為題接受《攝影雜誌》的訪問，大肆抨擊沙龍攝影，引起爭議。行內的朋友要求我這個老人家說說我對這爭議的看法。
周奕批評沙龍攝影主要有兩點。其一是沙龍作品缺乏內涵；其二是今天大部分作品是經過計算機處理的。讓我先說計算機。
我認為攝影與任何藝術一樣，作品只能從作品本身打分，沒有誰管你的作品是怎樣搞出來的。先談數碼照相機。從高質量要求看，目前的數碼機還達不到膠卷的水平。不久的將來可能達到，甚或過之，但也可能永遠不及膠卷。我擔心的是達不到，膠卷也可能遭淘汰，好比七十年代彩色攝影盛行，頂級的黑白相紙慘遭淘汰一樣。據說目前有些彩色膠卷已開始遭淘汰了。
但數碼相機顯然不是周奕先生批評的：沙龍的質量要求高，參與者一般還在用膠卷。他批評的是計算機處理膠卷。處理得當，我不認為有什麼問題。計算機清除瑕疵很方便，而把色彩修改也很有兩手。這些在計算機之前也可以做，但困難得多了。我也不反對通過計算機加點補充（當年我們的加底功夫也神乎其技，但很費思量，遠不及今天的計算機了）。
我反對的是那些刻意地「斬料」，然後堆砌而成的作品。雖然計算機可以砌得天衣無縫，但大自然不可能錯，堆砌往往使人有違反了上帝的安排之感。務求難得不是好藝術，攝影不例外。更重要的是，攝影是一種以感情闡釋景物的藝術，表達著作者一時間的感情澎湃。今天的感受與明天的不一樣，怎可以分割開來然後合併呢？
轉談內涵，我不認為沙龍攝影作品沒有內涵。有些有，有些沒有，而藝術的內涵可不是周奕先生所說的。一九五八年起我刻意地要脫離沙龍傳統，不是因為內涵不內涵，而是沙龍比賽的約束太大，感情不容易發洩。參加沙龍比賽當然希望入選，更好是拿得些什麼獎狀了。問題是這種比賽，像十九世紀歐洲的學院畫賽一樣，要滿足評審團的要求，作者本人的感情或創意被放到次要的位置上。久而久之，有些參賽的人變得麻木了，入鄉隨俗，忘記了自己。然而，藝術永遠是作者自己的表達，要表達自己的感情才對。
不難理解。參加沙龍費用不菲，不打算入選不會參加。但評審團的品味怎樣判斷呢？同一作品要參加多地不同的沙龍，評審變化莫測。結果是參加的人要找出一些沙龍品味的共同特點下注。這導致成功的作品要講究技術，講究構圖與光法，要美觀，而所謂新意則往往靠手法賣弄。話雖如此，這些所謂沙龍作品有非常重要的一面。多跑沙龍的人，尤其是跑了一段時期而考得些頭銜的，對攝影技術與畫面處理會有不俗的基礎，而這基礎是搞攝影藝術不可或缺的。
數之不盡的對沙龍作品嗤之以鼻的人，沒有從其它渠道受過攝影訓練，以為自己是藝術天才，拍攝出來的自以為是的天才之作，皆一塌糊塗，不知天高地厚之類也。這樣的攝影家可靠宣傳而得大名，因為看到皇帝新衣的大有人在，但歷史不會記得這些人。
我於一九五八年在多倫多作過職業攝影師，六十年代初期在好萊塢教過室內人像光法。那些年頭認識幾位在攝影專業學校訓練出來的朋友，知道他們對攝影技術的操縱比我認識的沙龍朋友高出相當多。但搞職業攝影的一般不搞藝術攝影。要搞藝術攝影，沒有誰會花幾年時間受訓於攝影專校。這樣，餘下來的可以得到頗為嚴格的攝影基礎訓練的地方，恐怕就是周奕先生鄙視的國際攝影沙龍了。
正面地肯定了沙龍對攝影的貢獻，我認為要真的搞攝影藝術，脫離沙龍傳統是重要的。然而，脫龍是非常困難的事。受慣了沙龍評審的約束，不容易跑出框框去。好比十多年前開始學書法，老師周慧珺堅持我要臨帖。我於是臨米芾，臨王鐸，臨了五年。寫得似模似樣，殊不知一旦棄臨而寫自己的字，目不忍睹，一塌糊塗。可幸周老師說，她當年脫臨也是一塌糊塗的。
搞書法，我要脫臨四年才略見自己。攝影脫龍呢？差不多要七年。一九五八年脫龍之初，我的攝影藝術不知所謂，既不新潮，也不好看，怎樣說也不是自己的感情表達。要到一九六五年我才找到了自己的攝影好去處。但那時的作品，懂得的一看就是沙龍基礎明顯，只是自己的感情奔放於相紙上，參加沙龍是不容易入選的了。
這裡選刊三幀自己的作品，向讀者示範脫龍是怎樣一回事。較小的兩幀是一九五七之作，沙龍成績了不起——雖然獲獎不多，但凡投必入。讀者可見這兩幀作品，無論構圖與光法，皆法度嚴謹——這些就是當年沙龍的框框了。今天的沙龍作品較為新潮，有精彩的，但有新的框框，感情奔放的也不多見。
較大的一幀是最近攝得的。一串黃葉，一堆亂草，驟眼看來是亂攝一通，不成章法，但老行家應該看得出我是個「跑過龍」的人，因為怎樣看，構圖與光法無處不成規矩。只是今天人老了，自覺藝高人膽大，隨意變化，在不違反基礎的原則下意之所之地發洩著自己對景物的感受。
後者作品是不容易入選國際沙龍的，但因為感情表達痛快，自己有很大的滿足感。跑龍重要，脫龍更重要，二者之間要走過千山萬水，其困難不足為外人道。
荔枝是果實中的上品了。朋友說這些年頭荔枝之價愈來愈相宜，而經濟增長了不起，吃荔枝的消費者愈來愈多，其價怎會不升反跌呢？
我對荔枝知得不多。個人喜歡龍眼多於荔枝。當然，荔枝的佳品沒有誰不喜歡。主要產於南中國，美國的佛羅列達州、夏威夷等地區也有，但產量小，品種差。蘇東坡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遠在唐代，杜牧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妃子當時應該在長安（今天西安），以奔馬由廣東南部送到長安恐怕要十天八天，天大熱，荔枝不能久存，妃子怎還可以笑得出來的？說不定杜牧這絕句是後人「代筆」的。很多年前我知道一種荔枝叫「妃子笑」，早熟，酸的，是下品，近二十年很少聽到這名字了。
童年讀書背過一篇白居易寫的關於荔枝的短文，大師手筆。記得最後幾句：「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後，色香味盡去矣！」是的，荔枝不能保存多日，這解釋了荔熟季節其價急跌，但解釋不了這些年頭荔枝的市價愈來愈相宜。
我對後者的解釋是這些年荔枝的供應暴升了。回想二十多年前，從香港坐火車到廣州，沿途見不到任何果樹。過了三幾年，火車駛近廣州時見到一些新植的果樹，證明著以承包推出的有私人使用權的土地開始見效。當時果地的承包年期可長達五十年。是的，土地如果沒有私人使用權的保障，不會有傻瓜去種植果樹。再早之前的人民公社的安排，怎可以種出起碼要等幾年才有收穫的果實呢？
今天的形勢大為不同。從深圳到東莞到順德一帶，荔枝樹觸目皆是。更重要的是荔枝樹差不多滿佈所有山頭。是斜度相當高的山坡，無處不是荔枝樹。看來有些是十多年前種植，有些是植於三幾年前。有少許傾斜的土地宜於植果樹，尤其是葡萄，我早就知道。這是因為沒有積水，而陽光也比較多。但想不到，傾斜達四十五度還可以植荔枝。還有，那些山頭看來不容易灌溉，可見荔枝需要多陽光，暴雨後水要去得快，而人工灌溉是不大需要的。看來荔枝的供應還要繼續上升——這是香港人的口福了。
朋友，如果在寒冷的新春時節市場有新鮮的荔枝供應，你是否願意出雙倍之價購買呢？如果願意的話，有一門生意可以考慮。產於美國華盛頓州的紅蘋果，每年果熟收成是十月初。三十多年前，香港只在十一月左右有可口的美國紅蘋果供應，不合季節時要不是買不到，就是不可口。然而，在今天，任何季節都可以買到可口的紅蘋果。
這轉變可不是因為有新品種，而是發明了一種保存果實長生不老的方法。這是設計密不透風的，內裡全是氮氣、沒有氧氣的果倉。因為缺氧，果實在離樹之後的繼續生長（導致腐爛）就停止下來。據說是危險的工作：進入氮氣倉的人要戴上口罩，用氧氣設備呼吸。
我認識一位經營氮氣倉的朋友，他說不僅果實，三文魚也可以保存得很久，雖然肉類以冷倉保存遠為相宜。不可能沒有人想過以氮倉保存新鮮荔枝。可能荔枝保不了，也可能成本過高吧。
要是還年輕，我會找一個不透光的小瓶子，放幾枚荔枝進去，請專家給我打進氮氣試一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