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沙龍的約束說脫龍的困難

去年十一月周奕以英國皇家攝影學會香港分會主席的頭銜，在《明報》發表《香港沙龍出了什麼問題？》，跟著今年一月以香港皇家攝影學會會長的頭銜，以《影藝須內涵》為題接受《攝影雜誌》的訪問，大肆抨擊沙龍攝影，引起爭議。行內的朋友要求我這個老人家說說我對這爭議的看法。

周奕批評沙龍攝影主要有兩點。其一是沙龍作品缺乏內涵；其二是今天大部分作品是經過計算機處理的。讓我先說計算機。

我認為攝影與任何藝術一樣，作品只能從作品本身打分，沒有誰管你的作品是怎樣搞出來的。先談數碼照相機。從高質量要求看，目前的數碼機還達不到膠卷的水平。不久的將來可能達到，甚或過之，但也可能永遠不及膠卷。我擔心的是達不到，膠卷也可能遭淘汰，好比七十年代彩色攝影盛行，頂級的黑白相紙慘遭淘汰一樣。據說目前有些彩色膠卷已開始遭淘汰了。

但數碼相機顯然不是周奕先生批評的：沙龍的質量要求高，參與者一般還在用膠卷。他批評的是計算機處理膠卷。處理得當，我不認為有什麼問題。計算機清除瑕疵很方便，而把色彩修改也很有兩手。這些在計算機之前也可以做，但困難得多了。我也不反對通過計算機加點補充（當年我們的加底功夫也神乎其技，但很費思量，遠不及今天的計算機了）。

我反對的是那些刻意地「斬料」，然後堆砌而成的作品。雖然計算機可以砌得天衣無縫，但大自然不可能錯，堆砌往往使人有違反了上帝的安排之感。務求難得不是好藝術，攝影不例外。更重要的是，攝影是一種以感情闡釋景物的藝術，表達著作者一時間的感情澎湃。今天的感受與明天的不一樣，怎可以分割開來然後合併呢？

轉談內涵，我不認為沙龍攝影作品沒有內涵。有些有，有些沒有，而藝術的內涵可不是周奕先生所說的。一九五八年起我刻意地要脫離沙龍傳統，不是因為內涵不內涵，而是沙龍比賽的約束太大，感情不容易發洩。參加沙龍比賽當然希望入選，更好是拿得些什麼獎狀了。問題是這種比賽，像十九世紀歐洲的學院畫賽一樣，要滿足評審團的要求，作者本人的感情或創意被放到次要的位置上。久而久之，有些參賽的人變得麻木了，入鄉隨俗，忘記了自己。然而，藝術永遠是作者自己的表達，要表達自己的感情才對。

不難理解。參加沙龍費用不菲，不打算入選不會參加。但評審團的品味怎樣判斷呢？同一作品要參加多地不同的沙龍，評審變化莫測。結果是參加的人要找出一些沙龍品味的共同特點下注。這導致成功的作品要講究技術，講究構圖與光法，要美觀，而所謂新意則往往靠手法賣弄。話雖如此，這些所謂沙龍作品有非常重要的一面。多跑沙龍的人，尤其是跑了一段時期而考得些頭銜的，對攝影技術與畫面處理會有不俗的基礎，而這基礎是搞攝影藝術不可或缺的。

數之不盡的對沙龍作品嗤之以鼻的人，沒有從其它渠道受過攝影訓練，以為自己是藝術天才，拍攝出來的自以為是的天才之作，皆一塌糊塗，不知天高地厚之類也。這樣的攝影家可靠宣傳而得大名，因為看到皇帝新衣的大有人在，但歷史不會記得這些人。

我於一九五八年在多倫多作過職業攝影師，六十年代初期在好萊塢教過室內人像光法。那些年頭認識幾位在攝影專業學校訓練出來的朋友，知道他們對攝影技術的操縱比我認識的沙龍朋友高出相當多。但搞職業攝影的一般不搞藝術攝影。要搞藝術攝影，沒有誰會花幾年時間受訓於攝影專校。這樣，餘下來的可以得到頗為嚴格的攝影基礎訓練的地方，恐怕就是周奕先生鄙視的國際攝影沙龍了。

正面地肯定了沙龍對攝影的貢獻，我認為要真的搞攝影藝術，脫離沙龍傳統是重要的。然而，脫龍是非常困難的事。受慣了沙龍評審的約束，不容易跑出框框去。好比十多年前開始學書法，老師周慧珺堅持我要臨帖。我於是臨米芾，臨王鐸，臨了五年。寫得似模似樣，殊不知一旦棄臨而寫自己的字，目不忍睹，一塌糊塗。可幸周老師說，她當年脫臨也是一塌糊塗的。

搞書法，我要脫臨四年才略見自己。攝影脫龍呢？差不多要七年。一九五八年脫龍之初，我的攝影藝術不知所謂，既不新潮，也不好看，怎樣說也不是自己的感情表達。要到一九六五年我才找到了自己的攝影好去處。但那時的作品，懂得的一看就是沙龍基礎明顯，只是自己的感情奔放於相紙上，參加沙龍是不容易入選的了。

這裡選刊三幀自己的作品，向讀者示範脫龍是怎樣一回事。較小的兩幀是一九五七之作，沙龍成績了不起——雖然獲獎不多，但凡投必入。讀者可見這兩幀作品，無論構圖與光法，皆法度嚴謹——這些就是當年沙龍的框框了。今天的沙龍作品較為新潮，有精彩的，但有新的框框，感情奔放的也不多見。

較大的一幀是最近攝得的。一串黃葉，一堆亂草，驟眼看來是亂攝一通，不成章法，但老行家應該看得出我是個「跑過龍」的人，因為怎樣看，構圖與光法無處不成規矩。只是今天人老了，自覺藝高人膽大，隨意變化，在不違反基礎的原則下意之所之地發洩著自己對景物的感受。

後者作品是不容易入選國際沙龍的，但因為感情表達痛快，自己有很大的滿足感。跑龍重要，脫龍更重要，二者之間要走過千山萬水，其困難不足為外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