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民的幾句話說起

這些日子重操攝影故技，不久前攝得一幀荷蘭豆，黃貴權與陳平兩位大師皆稱神品！鼓勵如斯，我視荷蘭豆如國寶也。到番禺的農村找到荷蘭豆，再攝，巧逢雨後陽光，幾幀神品信手拈來，也順便攝得幾幀甘蔗，總之無奇不有，但求詩意盎然——看來福哥要變作服哥了。

這次獵影中，我和農民談了幾句話。可惜當時心在攝影，不在經濟，沒有多談他們的生活情況，但幾句話可以聯想到一些。

我不是個農業的門外漢。童年時逃難，在廣西的農村住過一段日子。這經驗幫助了我後來寫《佃農理論》，而後者使我在芝加哥大學被邀請教過一個學期農業經濟。

中國農民的生活是艱苦的。有改進，但還是艱苦。甘蔗的培植是不幸中的不幸。因為沙士（他們稱非典）的發生，政府嚴禁吐蔗渣於地上。甘蔗之價從之前的兩毫一市斤跌到九仙一市斤。承包土地的租金是每年人民幣五十八元一畝，不高的數字（蘇浙一帶有高達二百元的），但要虧蝕。種植的成本不論，收割的人工費用是二仙一斤。這是說，一百市斤的收入只有七元，那是我這個老人家抬不動的甘蔗了。

以收割工資每斤二仙算，一天收割五百斤（二百五十公斤），包括清理與綁紮，我當然辦不到。朋友，你可以辦到嗎？算你吃了大力丸，你的工資每天只是十元。沒有假日，每月的收入是人民幣三百，足以餬口多一點。工作的多是女性，曬得焦黑，笑口常開，我衷心佩服。

荷蘭豆是另一個故事。售價一元六角一斤，但收成是每豆選摘，很花工錢，有些是因為聘請不到人手而放棄收成的。這裡有三個經濟含意，兩好一壞。壞的是農產品賣不起價，增加了農民的艱苦。好的一面是農產品供應多，顯示著制度有可為。更好的一面是農民放棄某部分收成，證明他們的生活有了改進。

一位農婦對我的太太說，她的女兒在我沒有聽過的大學畢了業，在外間打工月薪八百。真替她高興。另一位農婦說她整生沒有到過高廈林立的城市，只是這些年來公路的汽車越來越多。我忘記了問她有沒有見過飛機。

感慨之餘，我叫太太給那組收割甘蔗的六七個農婦一百元。她們高興極了，說要在晚上開聚餐會。我不記得在什麼時候，我曾經花一百元人民幣而獲得更大的消費者盈餘，或有更大的滿足感。

太太說將來有機會，要租一部旅遊車帶那裡的農民到城市去遊覽一番。經濟學的含意，是給他們錢，讓他們自己選擇較為高明。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是陶淵明說的。那裡的農民告訴我，是種瓜時節了，今年五月有好幾種不同的瓜近於收成。太太立刻寫下他們的聯絡電話，因為知道我攝瓜的本領天下無敵，不會放過這機會。

離別時我對太太說，不要搞遊覽，給他們錢又恐怕看人家不起，還是買些他們沒有吃過的糖果，買些他們用得著的衣料，也要問他們的孩子喜歡看些什麼書。

中國的農民很純真，有問必答，無不坦然。我想，如果農民的生活不大幅提升，中國的經濟不可能有大成，怎樣也要為他們做一點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