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小凱

同學們說楊老弟小凱在網上大肆品評區區在下，既大讚又大彈。這種爭議我歷來不回應，但多年前我回應了小凱一堆很好的問題，發表了，開了先河，而這次回應對學子會有點啟發。

小凱大讚我的創意，卻大彈我少讀他人的論著。這不是很有點矛盾嗎？多讀他人的論著，我的創意怎會不減少了？好比半年前要攝影荷花，希望出版一本荷花攝影集，朋友們立刻說荷花的攝影作品多得不得了，要找些給我看。我說千萬不可，因為我不要受到外人的影響。記得當年寫《佃農理論》，我是先寫下了自己的才參閱前人之說，竟然發覺自己的與前人的是兩回事。如果我先讀前人之說，十之八九會跟著他們錯下去。（作學生時我讀過很多、很多，從來沒有對後輩說不要讀，小凱是指責錯了。）

小凱說J. Stiglitz是從我的思想發展下去而拿得諾貝爾獎，批評我沒有跟進這發展。這是不對的。雖然從來不跟進他人發展我的思想，但Joe的鴻文是例外——我是該文發表前的評審員。我不同意Joe的取向，但推薦發表。我不同意，是因為不滿意自己提出的以風險決定合約選擇，覺得從風險推出的假說無從驗證。Joe對風險的處理了不起，如果我建議取消風險他就沒有文章，所以推薦一字不改發表。至於後來他獲諾獎，真替他高興。聽說去年他在某大學講話時提到我對他的影響，是太客氣了。

小凱說巴賽爾說我不聆聽他人的學術講話，一次罕見地到場聽不到一半就大罵離場。對小半，錯大半。對的小半是我少參與聽講，錯的是該次要離場的是巴賽爾，我只陪他離開，一聲不響，乖乖的。至於我少聆聽，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耳朵天生有毛病，聽得不容易。其二是本性難移，喜歡打斷講者的話題，往往一招命中，使講者難以下台。港大的一些舊同事可能記得，八二年我任職港大後不久，陳老弟坤耀請了一位韓籍教授到港大亞洲研究中心講佃農理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講者用Stiglitz 的風險佃農理論引證於韓國的農業資料，說不到幾句我就指出他的風險量度的大錯，顯淺而又無可救藥，在座的聽眾嘩然。韓籍教授臉紅耳熱，草草收場。我為那尷尬場面耿耿於懷久之。

有幾次類似的經驗，好事之徒大事渲染，使後輩講者見我出場就臉有懼色，講得亂了。其實我毫無惡意，只是聽得到時跟著想，講者一下走歪了就禁不住出聲。佛利民比我高明。他明知講者胡說八道，卻笑容滿面，說：可否讓我替你修改一下？當年的佛老是我見過的思想最快的人。有這樣的本錢，他要怎樣就怎樣。

同學們說，小凱老弟指我的文章沒有需要評審的學報收容，所以改寫中語散文。這也不對。初出道的第一篇關於佃農的文章，投稿於名學報，老編要修改，我不改，轉投另一家名學報，評審的還沒有讀（他讀過我的論文）就說會極力推薦。刊出時排第一。這算不上是經過評審。一篇寄到英國某名學報的關於中國婚姻的文稿，老編只幾天就同意發表，但要求減少五百字。我刪去結論的前一節——後來布坎南說刪去的最重要！這是我唯一的正式經過評審才發表的文章。其它的要不是被刊物約稿，就是明知評審一定通過。明知會通過的評審算不上是評審。最奇怪是《蜜蜂的神話》。高斯聽到我跑果園就立刻打電話來訂稿。寫好後H. Johnson說一定要給英國某學報，我說高斯訂了，他不高興。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學報》的老編寫信來索取該文，我說高斯早訂了。

我的學術文字生涯大都是應酬約稿。所有英語學報都有評審制，但好些對我網開一面。回港任職十八年，英語學報還是不斷地求稿，但多用了中文下筆，只應酬了十多篇。我的看法是重要的文章，發表在哪裡也會傳世，不重要的有天下無敵的學報收容也沒有作為。後者對職業上的升職有助，但我出道後一年就無職可升，所以為文只求趣味，求重要，懶得管什麼評審不評審，或學報大名不大名。我曾經為評審的重要性問當時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作主任的夏保加。他說評審毫不重要，而他自己當時的三十多篇文章，只有一篇經過評審，其它都是約稿的。

說不重視在哪裡發表，是衷心話。舉個例，不少人認為被邀請在New Palgrave百科全書寫項目，是天大的光彩。我為該《全書》寫了四篇。其實我是被邀請寫五篇的。最後一篇——《香港的金融制度》——我當然可以寫，但我認為同事饒餘慶比我知得多，會寫得比我好，就向老編推薦饒兄。老編回信還是希望我寫，但我說：相信我吧，饒同事會比我寫得好。果然，倚馬可待，饒兄寄出文稿後，老編給我信，大讚一番，對我千多萬謝。

我明白而又同情今天的後輩學者要面對publish or perish的生涯，但反對那些數文章，論學報，計引用次數的胡鬧衡量。很不幸，人在江湖，小凱是被這些衡量誤導了。他天賦高，工作勤奮——我和他作過同事，知得清楚。如果小凱出道時能得到佛利民、高斯、艾智仁等大師的教誨，知道這些前輩對學術貢獻的看法，他的文章不會那麼多，但創意不會在我之下。我自己對經濟文章的衡量，首先是假說或理論可以驗證，跟著是發表後三十年文章還活著算是小貢獻，五十年文章還活著是大貢獻了。三十年比五十年小很多，因為我自己的經驗，文章活達三十年不困難。

令我很反感的，是那些認為以中文下筆不算是學術的觀點。這觀點今天很普及，是崇洋媚外，雖然大家都知道以英文發表遠為困難。但如果中語文章不是學術，中國的學術是不可能搞起來的。

記得史德拉不知在哪裡說過，寫文章也要講邊際效用，務求邊際效用相等。如果不論升職，不管聲望，我認為以中文下筆的邊際效用今天是遠高於以英語下筆的。這是因為經濟學的知識對神州大地的青年的幫助，遠比對外地的讀者為大。另一方面，如果文章真的重要，以中文發表後總有一天會被人譯成外語的。是的，我認為最近以萬多中文字寫的、在《信報》發表的《還不是修憲的時候》，埋地三尺也會傳世。

衷心慰問小凱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