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問題」後記

「九七問題」這部分的九篇文章，早應過時，但保存下來作回顧，倒有意思。

《向港英致敬》是指夏鼎基時代及之前的港英，之後的港英就不值得那樣欣賞了。

《公司法治港》的建議沒有被採用，殊為可惜。我認為今天的中國，好些城市都應該以公司（Corporation）的形式管治，不僅是香港。在外地，尤其是美國，城市公司很普及，而且辦得成功。

其它幾篇關於九七問題的文章，今天重讀，仍感滿意。好些北京朋友說這些文章對後來的「基本法」影響很大。這一點，我什麼感受也沒有。這些文章發表在「基本法」制定之前，其建議有沒有雷同之處，或巧合雷同，讀者自己作判斷好了。

九七已過渡，除了居港權及香港終審庭那次風雨外，北京對香港算是言而有信，不容易批評。但今天香港的經濟困境，是因為港英及北京雙方在九七前各有各的做錯了一件事。

港英之錯，錯在自八十年代中期起就大吃最後的晚餐。公務員加薪加得厲害；公共事項消費激增；福利在某程度上走上社會主義的路。

北京之錯，錯在大事唱好，大鑼大鼓，惟恐天下不知香港回歸大有前途。內資的湧進使香港的物業價格暴升至人類歷史高峰，工資與物價亦步亦趨，違反了在聯繫匯率下香港通脹率要與美國的通脹率看齊的準則。升得高，跌得慘，是以為難。

十多年前我就說得清楚：九七過渡，越靜越好。為什麼執政的人不明白這個簡單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