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鄭美蓮看香港的藝術文化

因為天生耳朵有缺陷，我對音樂心有餘而力不足——喜歡聽但不敢嘗試，喜歡欣賞但成不了鑒賞家。

是我之幸，一九六一年在洛杉磯加州大學進入了研究院後，我遇到幾位懂音樂的朋友。他們要跟我學攝影，就把他們所知的音樂知識與我交換。其中一位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在波蘭的肖邦國際鋼琴比賽獲季軍。我拿自己的攝影作品給她看，她就彈兩個小時鋼琴給我聽。知識換知識、作品欣賞換作品欣賞的玩意，是發展學術或藝術的必需條件。然而，回港工作十八年，這種「例行公事」的交換（交流）我沒有遇上。

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學，該市什麼其它我喜愛的娛樂也沒有，但藝術文化卻是一流。博物館中的印象派畫作，目不暇給，而舉世知名的音樂廳，其管弦樂隊有口皆碑。另一方面，造訪的表演高手每星期起碼有一兩個。我愛聽鋼琴，所以當時的鋼琴名家我差不多全都聽過。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鋼琴高手雲集，是該世紀的鋼琴黃金時期了。

當時在芝大，我的除稅薪酬大約是每月七百美元。起居飲食用了四百多，餘下來的，沒有其它娛樂，聽音樂是唯一可以花錢的地方。有一位比我還要窮的朋友，愛音樂重於生命。他沒有錢捐出去，但經過多年的辛苦耕耘，他與芝加哥音樂廳的辦事人搞上一些關係，或許是辦事人可憐他對音樂的癡情，所以這位窮朋友有辦法買到上佳座位的門票。縱然有關係，好些時他沒有錢買票，我要去聽時就「資助」他。

皇天不負苦心人。要上佳的座位，有時我們要付上佳座位的票價，但好些時我們收到情報，在不「爆」的情況下我們可買廉價票而在最後時刻把座位升級。一位高人演奏，幾個月前，為了要節省十元八塊，我那位朋友就要使出渾身解數，雄才偉略，偷天換日，通常可以賺得一點甜頭。

記得有一次，息演多年的Horowitz要到芝加哥表演兩場。我說聽一場就夠了，但該朋友說一定要聽足兩場。問題是，Horowitz復出是世界大新聞，能購得門票已是天之驕子，更勿論有甜頭了。後來我們要買「黃牛票」才聽足兩場，破了產，之後幾個星期不再聽音樂演奏了。

回港任職十八年，因為各種原因我去聽音樂演奏只有五、六次。最近朋友請我去聽一位名叫鄭美蓮的女鋼琴家演奏，事前以為是一位普通的後起鋼琴手。名字擺明是香港人，觸發了我的好奇心。香港出生的鄭美蓮來頭倒也不小。她早在一九八六年就拿得魯賓斯坦國際鋼琴大賽的首獎，又於一九八八年獲蒙特利國際大賽首獎。我對什麼「獎」從來不重視，但鄭女士的演奏實在好，好得出奇，使我喜出望外。她的技術好不在話下，而更為重要的是她彈出來的是好音樂。

鄭美蓮有颱風，態度可人。她彈的兩首莫扎特非常好，證明她的音樂細胞是上選的。一首德布西（Debussy）彈得十分精彩。另一首加籍華裔作曲家盧易的新潮「古典」作品，有新意中竟然不難聽！（說句衷心話，一般的新潮「古典」音樂，難聽得要命——我是個看不到皇帝的新衣的人。）

令我感歎的是，在香港大會堂的一個不大的演奏廳中，聽眾竟然佔不到三分之一的座位。最佳座位的票價只一百四十港元，鄭美蓮是香港人的光榮，而她只演奏一次，知音人怎可以那樣少的？既然是小演奏，怎可以花籃也沒有一個？

說香港沒有文化，是不對的。但說香港沒有藝術文化，卻是對了。富有的地方通常都附帶著有聲有色的藝術文化。香港歷來富有，但藝術文化低下如斯，可算是異數了。

回港十八年來，我曾經到過好幾家大富的宴會廳，但從來沒有見過牆上掛著一幅有重量的藝術作品。李嘉誠等人怎可以沒有一個藝術收藏部門的？

香港藝術館展出的作品，怎可以輕而易舉地被上海比下去？當然，像米南宮的《多景樓詩》（現存上海博物館）那樣重要的作品，有錢也買不到。但香港的收藏家多的是，長期借出來轉換展出，應該琳琅滿目，整體來說會在上海之上。

年多以來，香港蘇富比一連三次的中國古書畫拍賣，精品甚多（這可不包括什麼圓明園怪獸）。我屈指一算，將這三次拍賣的古書畫精品全部買下來，只億多港元而已！那是說，不借而買，要搞一家世界級的中國藝術博物館，三幾億港元就可以辦到，而那只不過是梵高的半張精品罷了。這是香港眾多百億富豪的九牛一毛，捐出來是那樣有意思的事。（美國首富蓋茨，捐出了一千七百多億港元。）

我可以用一個自己能作證的例子，來說明炎黃子孫對藝術文化的漠視。去年我在上海一家拍賣行拍得兩小幅清初大詞人納蘭容若手書的字。幾位專家朋友都認為是真無疑。不是精品，但納蘭容若是南宋辛棄疾之後到今天的第一詞人，雄視神州七百多年的，而其遺傳下來的墨寶甚少。你說我用多少錢買到這兩小幅？

人民幣三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