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與實踐之間

孫中山與陶行知（後者一度改為「知行」）在「知易行難」及「知難行易」這兩個不同的觀點上有過爭議。我作學生時讀到他們的言論，覺得雙方都是低手。很顯然，做不同的事，會有不同的知、行的相對困難。

中國的經濟改革要怎樣做——怎樣實行，其理論起初想來甚難，但這理論其後越來越清楚，到了一九八八年，就變得很明確、很肯定，而中國的執政者與我個人之見大體上都是一致的。（相比起來，除了捷克外，今天的東歐與瓦解後的蘇聯還是一塌糊塗，令人尷尬。昔日的戈老與今天的葉利欽的經濟體會，與中國的鄧老與趙老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

在理論上，中國的產權改革只有五個重點：

（一）在重要的非人力資源的資產上，不放棄國家的所有權。這會「維護」社會主義的一個老生常談的概念，而且避去了根深蒂固的教條上的紛爭。

（二）在國有的資源上，推行徹底的承包制，以之作為大舉私產化的重要基礎。（不要忘記，私產不需要私人的所有權。）

（三）在難以獨佔的企業上，推行明確的股份制（我曾兩次建議，企業成員分股可按照美國棒球大決賽的分股辦法）。

（四）取消所有價格管制及外匯管制——這些管制一日存在，私產的收入權就受到左右，有所不足也。

（五）推行簡單而又明確的稅務制度——抽稅影響收入權，而可抽則抽、可加則加的稅制，在一塌糊塗中幹部大可上下其手。

要促成上述的五點，法治的改進不言自明，這裡毋庸細述。餘下來的只有另一個重點，那就是，銀行制度（包括金融與貨幣）——可追溯到文革及更早的銀行制度——要連根拔起地改革。否則產權的制度已改，銀行制度還是依然故我，豈不是大幅度地脫了節嗎？更何況，國營的銀行，大可以通脹來間接抽稅。

以上所說的，是一套從共產制度改為私產制度的理論，分明是可行的，但又因為重要資產（尤其是土地）的所有權並非私有，所以在一項重要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原則（或思想）上還可以堅持，政府就有所交代。魚與熊掌，可以兼得也。

無論是國家民生的改進，或是保持社會主義的形象，如上的理論建議都可算是甲級的配套。在我研究中國經改之初，這配套理論，知之極難。我想不到哪一位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可以在一個月之內想得出來。我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八這七年中，細心地觀摩中國的改革演變，日以繼夜地思考，偷師學藝，才領悟到這個配套理論，拍案叫絕之餘，不禁欣然自得。

八八年九月，我陪同本世紀最有名望的經濟學大師佛利民去北京見趙紫陽，從上海到南京（之後飛北京）途中，向佛老細說這配套理論，他傾聽時不斷地發問，我對答如流，他在有點懷疑中也開始同意我對中國的樂觀是有根據的。後來他在北京見到趙紫陽，見到趙公對中國的問題瞭如指掌，而其理論基礎與我的配套理論如出一轍，就對趙公推崇備至。其後佛老認為在整個談話中，趙公只說過一句他不同意的話，而那句話是人在江湖不能不說的。

回美後，佛老在給朋友的「聖誕問好」的長信中，以百分之八十的篇幅說及中國之行。說到趙紫陽，佛老坦言自己五十年來周遊列國所遇到過的元首中，他最為優秀（很可惜，那次我們沒有要求一見鄧小平）。佛老認為趙公的誠懇與善意在元首中難得一見，而更難得的是趙公思維清晰，目的明確，論事客觀。不過，佛氏似乎沒有想到，像趙公那樣的人根本不是政客，怎可以在政壇上「適者生存」呢？

當時周安橋和我在場，聚精會神地聽著趙、佛二老的對話。周老弟後來說，他一聽就知道是高手過招，所以細聽之後學到了不少。我當時的感受卻有點不同。我想，佛氏的辭鋒舉世知名，經濟思維快如閃電，趙公怎能與他打個平手？（佛、趙的對話，可見於本書第四部分。）在敬佩之餘，我意識到趙公不是政治人材，不免替他擔心。

上文所說的配套理論可行，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推行中會有一個無可避免的困難：既得益的權力分子，有好些人會受損，因而反對。這是將改革理論付諸實踐時的一個無可避免的困難。對社會整體大吉大利的改革，不一定對每個人都有利，而以「共」改「私」的過程中，這「整體」與「個人」的利害衝突是無可避免的。

這衝突的存在與解決辦法，是關於另一套理論了。很不幸，這理論是知易行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