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是經濟革命

一九九三年二月，一個留美的中國經濟學家組織邀請我於今年七月初到海南島參加一個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研討會，赴會的都是中、美的專家。邀請信指明我是主題的講者，使我受寵若驚。但二十多年來，無事不登三寶殿，我對任何會議大都「謝絕應酬」，於是客氣地推卻了。

不參加會議有兩個原因。其一，在學術上，我喜歡獨自思考，對討論一向提不起興趣。其二，我的耳朵有點毛病，在會議上稍一不慎，聽不到講者所說的要點，就魂遊四方，不再側耳傾聽了。

推卻了美國那方面的邀請後，過了兩個月，北京聯合舉辦該研討會的機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又再邀請，這變得盛情難卻了。加之我老早就想到海南島去看看——以前幾次被邀到那裡觀光，都因事忙不能前往——所以這回就決定了海南之行。我是個蘇東坡迷，他去世前謫居過的地方，我怎能不去走走？

既然是有關主題的講話，我應該講的當然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回顧與前瞻」，以概括的形式刻劃重點。在題目上我想了好一陣，就決定用「革命」二字來替代「改革」。是的，我認為十多年來中國在經濟上的發展，是一個「革命」而不是「改革」。這二者只有大小之分：前者大，後者小。台灣四十多年前所搞的土地改革，是一項劣質的局部改革，改得不倫不類，後來在大呼成功的口號下放棄了。英國十八世紀末的工業革命，主要是由於織布機的發明，使紡織工業從家庭轉移到工廠去。比起英國當年的工業革命，中國的經改變化大上何止十倍！所以我認為中國近十多年來的經濟演變，點只改革咁簡單？稱之為革命是適當的吧。

還有其它兩點我要特別強調地說明。其一，雖然今天中國還說不上富裕，經濟水平與先進之邦還相去甚遠，而可痛下批評的地方仍然數之不盡，但我不能否認，近十多年來中國在風風雨雨中的經濟發展，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奇跡。假若以教授考學生的資格來品評，我給中國這發展的分數是九十分！

不過，經濟上的考試，答案怎可以像數學那樣黑白分明？前者，犯了大錯也可以獲得滿分的。所以雖然我反對六四鎮壓，認為趙紫陽的下台是浪費人材，也認為中國在經改中屢犯錯誤，但大致上，我實在難以苛求。雖然一九八一年時，我就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指為是世界上對中國的前景最樂觀的人，但當時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中國的進度會那樣快。給這發展九十分應該是保守的了。

其二，我不贊同以「民主」推行改革，認為民主投票這個制度，是應該在經濟改革有了大成之後才可以考慮的。雖然我屢次對共產制度痛下批評，但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共產黨的存在，而在私下裡與朋友的閒談中，我認為解鈴還是繫鈴人，中國的經濟革新是要由共產黨本身來推行的。是的，以共產黨推行私產制，聽來有點語言矛盾（contradiction in terms），但權力所在，說不通卻也是可行之道。

蘇聯及東歐的經驗，應該證明我多年來的「先見之明」。我一向認為共產制度遲早會瓦解，然而我也認為，假若共產黨在中國經濟改革之初瓦解，其經濟發展決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我歷來的觀點是：如果沒有肯定可以行得通而又是較好的制度，不應該先行取締現有的。無論現有的是如何不濟，沒有把握將權力交給理想的人選，現有的政權不應該被推翻——政權若到了真空狀態，七國都冇咁亂也。

恕我有此「力排眾議」之言。事實上，在上述的兩點言論中，我給讀者罵得最多。這些讀者天真可愛：他們不知道，欲以不流血的革命來改革中國極端化的共產制度，談何容易？縱然不惜代價，殺人千萬，也不會有好收場。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可不是胡亂想出來的。

在民主問題上，我不同意《信報》之《政經短評》的觀點，也不同意《壹週刊》之《壹觀點》的觀點，是因為我覺得他們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