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爾·莊遜

基爾·莊遜（D.Gale Johnson）是經濟學名家，但他更大的名氣是一位教育家。他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教授，歷任該校的經濟系主任、社會科學院院長、學術首長（provost）等要職。

近幾年來，我們港大的經濟學院找校外主考人，找得很辛苦。這「主考」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使，高手不會下就，低手我們不敢請也。好些日子，我和同事們尋尋覓覓，找不到這校外主考的適當人選。後來我們妙想天開，試找莊遜。七十七歲的他，竟然一口答應了，而且做得很賣力。我謹在此向莊遜深表謝忱。

自一九六九年離開芝加哥大學後，我只見過莊遜兩次面。一九八三年，他與太太訪華後途經香港與我共進晚膳，相談甚歡。十年之後——幾個星期前——他與女兒訪港（太太已故），再與我同吃晚飯。這次所見到的莊遜還是像二十多年前那樣精神奕奕，思想還是那樣清晰敏捷，使我意識到純從學術中成長的人，其智力是不容易衰退的。

說起基爾·莊遜，我有很大的感慨。按中國傳統的說法，他可說是我的大恩人。沒有他，我今天不會在國際學術上有一席之位。我曾數次向他表達感激之情，但他的響應，總是說我的成就是我自己應得的，與他無關。這是客套之辭了。

一九六五年，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寫博士論文不得意，要轉換一下環境，就到加州的長堤大學去做助理教授。長堤大學學生不少，但當時在國際上籍籍無名，是教書時間多，研究時間少的那一種州立大學。進了這種大學任教後，要轉職於世界級的學府是沒有機會的。

次級的州立大學，能進不能出，是當年眾所周知的事。事實上，我於一九六六年間寫信到幾所較有名望的大學求職，沒有一間回信！

六六年三月，我花了三天工夫，「寫」了十一頁打字紙，題目是《佃農理論——引證於台灣的土地改革》。同年四月，這篇大綱在加大開會研討時，沒有一個人同意。一個多月後，艾智仁教授告訴我，他們從我的大綱中找不到錯處，我可以動筆寫論文了。艾老又說，我的佃農理論所有結論與傳統的相反，我動筆前首先要考查一下傳統之說。

是的，我想出佃農理論時，可沒有讀過或考慮過前賢之見。而今師傅要我考查，我豈敢不從？一查之下，現代的佃農理論專家是基爾·莊遜。初生之犢不畏虎，見到莊遜的理論與我的背道而馳，就手起刀落，毫不客氣地加以批評。

幾個月後，我寫好了的第一章，是關於理論本身的一篇長文，內裡從一七七六年的史密斯說到現代的莊遜，批評得有點過分。六六年的聖誕，我在長堤收到杜馬（Evsey Domar）的請柬，約我在聖誕前夕到他家參加聚會。杜馬是當代經濟發展學的大名家，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六六年赴洛杉磯的蘭克公司作客一年，其所在地與長堤甚近。杜馬的大名一向如雷貫耳，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他怎會請我這個無名小卒去過「平安夜」的？

穿上了西裝，依時赴會，只見杜馬之家有不少人，都是輩分比我高得多的教授。我既是無名小卒，就縮在一角自吃自喝。酒會過了好一段時間，杜馬突然大聲嚷道：「誰是史提芬？加大的中國學生在哪裡？」這時我不能不站出來。杜馬熱情地跟我握手，把我拉到一旁，輕聲地說：「我讀過你的《佃農理論》。你是不屬於長堤的，要到麻省來碰碰運氣嘛，我得看看我的理工學院有沒有經費。」

一個月過去了。杜馬給我電話，說：「很不幸，我大學的經濟系沒有空缺，但芝加哥大學每年有一項獎金，我已把你論文中『理論』那一章交給芝大的基爾·莊遜，你最好立刻申請這項難得的獎金！」

我聽著，登時汗流浹背。莊遜是我在「那一章」中大肆抨擊的人，我怎敢申請呢？更何況我的博士論文尚未完成，申請獎金是言之過早了。跟著，我的另一位論文導師——赫舒拉發——收到「風聲」，屢次促我申請，我就勉為其難地寫信到芝大去，但已過了限期十多天了。殊不知發信後兩天，就收到芝大的電報，說我獲獎。

我到了芝大幾個月後，與校中的一位經濟學教授杜利（George Tolley）談起獲獎之事，他說：「實不相瞞，我是決定你獲獎的三位評審員之一，評審主席是基爾·莊遜。莊遜讀了你論文的一章，就說服了我們——說你是最適當的人選，我們等了很久才收到你的申請信。」

莊遜本人呢？他在芝大見到我時說：「你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證明我的佃農理論全盤錯了；其實我對自己的理論一向都存疑，因為其結論與事實不符，但總是想不出錯在哪裡。」

後來我把「理論」的那一章簡化，投稿於芝大那份享有盛名的《政治經濟學報》；發表時被排在首要的位置上。該學報的編輯蒙代爾（Robert Mundell）後來告訴我：「評審你那篇文稿的人是基爾·莊遜，他評得那麼高，我不能不把它放在第一位。」

我在這裡記述這件陳年舊事，應該順便對我們中國的傳統發一點牢騷。「虛懷若谷」是我們中國人常聽到的「成語」，但我們不容易遇到一個像基爾·莊遜那樣虛懷若谷的中國學者。身為大師，被一個籍籍無名的中國學生「手起刀落」，不僅不介於懷，而且還對他大讚特贊，豈不是有點莫名其妙嗎？

一登龍門，聲價十倍。在芝大一年後，他們聘請我當助理教授，如此一來，多家知名大學都向我招手。而在芝大的兩年中，所遇到的多位頂尖學者，在思想上都對我有很大的啟發。從長堤到芝加哥是一個《仙履奇緣》的故事，這故事改變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