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如泉湧

兩年多前，拙作《我是怎樣思想的》發表後（見《憑闌集》），一位讀者去信《壹週刊》，指我胡說八道，大興問罪之師。在這件小事上我為了要過癮一下，就在該刊以「讀者來信」作了一個小響應。想不到，這個無足輕重的響應，引起不少讀者的大響應，或來信，或電話，給我大聲拍掌。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我的思想來去無蹤，但有可取成果的，其來時思如泉湧，若不把握時機筆錄下來，過了一陣子就煙消雲散，不知去向矣！替《壹週刊》寫散文就是一個例子。很多時，好幾天也想不出要寫什麼，但當時來運到，我會感到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動力，忍不住坐下來，拿起筆——其時也，思如泉湧，一揮而就。

然而，定期交稿確是一個頭痛的問題。文思不至，強而下筆的例子多的是。這種被迫出來的文字，充其量只是差強人意，讀來味同嚼蠟，不可取也。

寫學術性的文章，有一點重要的不同。那就是：文章不須按時交稿。於是，「思」不湧至我是決不下筆的。這樣，我的學術文章，劣作甚少。

話說四年前，瑞典的諾貝爾基金會邀請我到那裡宣讀論文，討論一下我的經濟思想及介紹一下高斯的學說。月復一月的過去了，轉眼一年多，我還是沒有動筆，瑞典的主事人對我的失望，溢於言表。後來某天晚上，老是睡不著，到了凌晨之時，霍然而起，跑到書桌前坐下，拿起筆，在中文的稿紙上寫下了一個英文題目——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忽然之間，思如泉湧，一口氣地寫了一迭稿紙，近百頁，後來女秘書打字成三十多頁，佳作也。

記得一九七二年，我研究了香港的租務管制兩年多，發覺所有的經濟理論都不能解釋，為什麼在香港有木屋僭建在屋頂上——所謂「天台木屋」——的樓宇，必定是有租務管制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某夜，在莫名其妙的情形下，也是忍不住走到書桌前，寫下《價格管制的理論》一題，跟著就是思如泉湧，滔滔不絕。那是我曾經寫過的比較重要的論文。

一九六八年發表的《佃農理論》、一九七○年發表的《合約結構與非私產的理論》、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等等，都是我自己較為滿意之作，都是在類似上述情形下而又思如泉湧地寫成的。

當然，寫這些文章之前，在有關的問題上我想過很長的時間，但下筆時可沒有決定自己要說些什麼。我感受到的只是一種難以描述的動力，促使我忍不住坐下來，拿起筆，替文章下了個題目，首先不知去向地寫了一句，然後再寫一句，再寫一句……寫了一兩段，就思如泉湧，一發而不可收，而文思也越來越快，筆加速揮動了，初稿上別字連篇也管不著了。我只知道如潮湧至的思想，是要快速地記錄下來的，不能有少許的停頓。

在思如泉湧之際，我知道我不可稍事休息，或等到明天才繼續寫下去，因為經驗告訴我，稍為停頓，如泉湧現之思就不知會躲到哪兒去，千呼萬喚也難再出來。

知道自己有這樣的怪「現象」，我對「思如泉湧」的處理是有所準備的。例如，我喜歡用墨水筆書寫，那我就常備六枝同樣的筆，每枝儲滿了墨水。筆要輕，要有同樣重量，一枝筆的墨水寫干了，就立刻換上另一枝——若筆的重量不同，或要停筆汲取墨水，文思就可能被打斷了。書寫的紙張是要黃色的——白色的刺眼，對思想大為不利也。

家中的孩子和太太都知道我有這種在霎時間變得像傻佬一名的習慣。他們每當看到我突然間聽而不聞，坐下來拿起筆，就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一聲不響地走開，到「東方之既白」也不會來打攪我的。


後記

六十五歲了。自己的思維能力比全盛時退化了多少呢？這是個有趣的問題，雖然自己不能對自己作客觀的評價，但試行衡量一下倒有意思。

以今天在《蘋果日報》發表的《經濟解釋》與二十年前（那應該是全盛期）所寫的《公司的合約本質》來比較一下吧。明顯退步的有三。一、手起刀落時鋒利略遜，退得不太多，但可以察覺到。二、轉換角度看同一問題轉得比較慢，這點很明顯。三、邏輯推理再不能一氣呵成，很多時要中止，分段來推。可幸的是，後果似乎還是差不多。

進步的有二。一、對問題重要性的判斷升了級。二、分析比昔日客觀一點。

最明顯的退步，是精力而不是腦力。這退步容易量度，也可信。大約退了一半。昔日我可以坐下來，一口氣地用盡四枝墨水筆的墨水；今天用盡兩枝也有困難。

如果我對生理的普通常識是對的話，今後進步的會越來越少，退步的會越退越快。思之能不愴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