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

不久前，中國大陸公佈近期的通脹數字達百分之十四以上，有急速上升的趨勢。這應該不是新聞。一年以來，人民幣對港幣的市場幣值下跌了百分之四十。春江水暖鴨先知，百分之十四的通脹率應該是低估了的。

中國當局發表通脹數字的那一天，《南華早報》的記者以電話找我訪問。我見問題重要，就接受了。翌日該報簡略地報道了我說的幾個片段，看來很不起眼，但因為我的意見與眾不同，引起不少外國傳媒的興趣，就又先後簡短地回答了他們一些電話及電視的訪問。其後我想，外國的傳媒怎樣說無關重要，重要的是香港和大陸的朋友要知道基本的問題所在。

一般經濟學者都同意，通貨膨脹是貨幣量增長過多的結果。經過了二十年的貨幣理論大辯論後，這個結論是一般性地被接受了的。但很不幸，中國的通脹問題卻非貨幣量增長過多那麼簡單。其基本困難有三點：

其一，在今天，中國還有不少企業是國營的。在某程度上，國家要對這些企業負責——負部分投資、欠債、支付等等之責。對於辦得頭頭是道的國營企業，政府大可置之不理，但不事振作或長期虧損的就成為政府的負荷了。無論怎樣說，國營企業從來沒有可取的表現，而今天在私營企業大行其道、節節進迫的環境中，國營更顯得手忙腳亂了。當然，有了私營企業的參與競爭，不少國營企業發憤圖強，其中更有不少以股份制轉為私營化的。但在這個從「國」轉「私」的過渡期間，政府在某程度上還是要對國營企業負責的。

其二，也是在這過渡期中，中國的官商數之不盡。高官有權力，其子弟因而有向國營銀行借錢的本領。我不反對官商的盛行，因為我認為這是經改期間無可避免的。幾年前，我曾屢次建議，為了促進改革，中國政府應該給予他們「好處」，以資產換取他們的特權。而近兩年來，這樣的財富大轉移一日千里；但我擔心的是，今天看來，有大權的官商所得的「好處」似乎是無了期的。以適當的產權換取特權是正著，但特權必須跟著取締，而政府只應以產權，而不是以借貸權來「交易」的。

其三，中國的「中央」銀行是人民銀行。歷久以來，這銀行是一個「出糧」機構，或是一個支付機構，與我們所知的商業銀行的性質大為不同。作為一個政府之支付機構，「行」在江湖，身不由己，國營企業的資金不足要支付；地方政府的經費不足要支付；高干或其子弟權大，有所要求，也是要應酬的——更何況國營銀行的官員，也可以從中得到「好處」。

在上述的情況下，要控制貨幣量的增長率，或要控制「銀根」，難乎其難也！就算國營銀行的主事人深明貨幣之道，大公無私，他們也要逼著為責任而支付，為權力而「應酬」。

很明顯，在類似上述的局限條件下，中國現用的壓制通脹辦法不是控制「銀根」，而是增加價格管制，或約束企業的投資及幹部的消費。這是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之舉。在一九八八至九○年間，他們用過這些辦法了，一敗塗地。前車應該是可鑒的吧。

中國的通脹問題不是因為有關的領導人不知道要控制貨幣的增長率，而是因為要控制也不能夠。在今天經濟開始欣欣向榮的情況下，他們應該知道：管制價格及消費，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不治本的辦法，不可取也。他們也應該知道再不能走回頭路，而大事改革銀行制度，是不可或缺的治本辦法，是只爭朝夕的事，是識時務之舉。

應該怎樣做，中國的領導人是清楚明白的。且讓我在這裡替他們列下一個備忘錄吧：

（一）將人民銀行的總行改為中央銀行，無權「應酬」，無權支付，只有權力控制「銀根」。在有嚴謹可靠的統計數字下，貨幣量的增長每年不可超過百分之二十。（這個遠比先進之邦為高的增長率，用之於大事改革的中國，是可以接受的。）

（二）將所有人民銀行的分行，及其它國營銀行，改為商業銀行——不妨向外資招標認購，賺取他們一大筆錢。

（三）加速國營企業的私營化，使這些企業及地方政府自負盈虧。

（四）從速改善按揭的法例，使商業銀行能以按揭及投資的可行性作為借貸的準則，而不受權力借貸的干預。

（五）取消所有外匯管制，因為這管制一日存在，商業銀行就會實行官商勾結也。

讓我再說一次。控制通脹最可取的辦法是控制「銀根」——間接或直接地控制貨幣的增長率，但在目前中國的銀行制度下，這點他們難以辦到。

中央銀行要不賣帳地、不支付地控制「銀根」；其它銀行商業化了，借貸就只能從資產的按揭及投資的可取性來決定。官員的權力不妨用產權「買」去，但買了之後，權力就應該註銷。而最重要的是，產權可以借錢，但官權無論多大，是不應該用以借錢的。中國的銀行制度一日不改變，以官權借錢或以國營企業要錢之事就無可避免。這樣一來，中國就變得「世界輪流轉」，時而「放」而通脹，時而「收」而不景，而在放、收、放、收之間，資源的浪費就驚人了。十四年來，中國在產權上的改革及市場的開放，使人刮目相看，也令我深感佩服。不幸的是，他們的銀行制度沒有跟著改革的潮流走，還是依然故我，是與改革了的其它制度脫了節的。很明顯，這個銀行制度是應該立刻瓦解而重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