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三制——論產排富、論資排輩、論管排貪

從六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二十多個年頭，我和其它研究產權的經濟學者一樣，認為從「公」到「私」之間有數之不盡的產權或權利制度。但到了一九八六年，我從研究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獲得啟發，意識到——在一般而言——世間只可能有三個不同的權利制度。

一九九○年，我赴瑞典參加諾貝爾基金所舉辦的研討會，發表文章時，就提到了只有三制這個新觀點。我當時指出，毫無約束的公有制是不存在的；凡有價值的資產，其任何現有的權利若被取締，另外一種權利必會取而代之。那是說，凡有價值的資產是不會進入權利真空的狀態的。這些是我從研究中國經濟所得之最重要的發現，今天的經濟學者對之漠視，但我認為總有一天這些觀點會被視為產權經濟學的一個里程碑。

三制之中的第一制，是「論產排富」。這是我們香港人所熟知的、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在這制度中，一個人的資產多或少，是以自己的生產能力在市場中競爭得來的。

第二制是「論資排輩」。這裡，「資」是指「資歷」或「資格」，以等級的高下而排列輩分。這是我們中國昔日的共產政制。在這制度中，資源的享用是按輩分等級分配；其競爭的準則，不是按市場的生產力，而是政治手法的高下，或「槍桿子裡出政權」。

第三制是「論管排貪」。在這制度下，資源的享用受到多種法例管制。凡有管制，貪污就應運而生。這些貪污不僅可以普及，而且還可以按管製法例而界定了每個官員的貪污權利。這貪污權一旦被界定了，就成了制度化，會變得有頑固的存在性，可以歷久不衰的。這是印度的制度：甲官管制手錶進口而貪之，乙官管制外匯而斂財……。據說在巴拿馬，貪污權利的界定有創新之舉：甲官貪星期一、二、三，乙官貪四、五、六之類。

很明顯，中國十多年來經濟革命的主要取向，是要從第二制——「論資排輩」——轉到第一制——「論產排富」——那裡去。不幸的是，這個重要的大取向，有兩個不容易解決的大困難。

其一，從「二」轉「一」的途中，「三」是必經之路。這是說，從共產到私產的道路中，印度式的制度是一個無可避免的過程。因此，當中國在一九八五、八六年間，管製法例此起彼立，貪污觸目皆是時，香港人大聲喝罵，我卻喜悲參半。喜者，貪污來得那樣快，大吉大利也。既然是必經之路，早到比遲到好得多。我當時不由得大聲拍掌。悲者，普遍的貪污一旦被制度化了，中國就會走上印度之路，不容易解救。

一九八六年末，中國要走印度之路越來越明顯，我就屢次大聲疾呼。到了一九八八年，北京的人士開始驚覺，也大談印度之路了。

因為印度之路是必經之路，中國要大步地跨過去。我於是極力反對緩進的改革，因為一旦緩進，印度式的貪污制度化之路是走定了的。我堅持中國的改革要急進，即使這樣做會引起混亂，也要冒「險」而行的。

一九八七年，我見中國的貪污有明顯的制度化趨向，就認為若急進不易，那麼，餘下來避免走「印」路的唯一辦法，是要有震撼性的事情發生。這些「事情」，例如政府突然解除所有外匯管制、大量拍賣國營企業等等，是可以把一個貪污制度化的「程序」搞亂，讓一個明智的領導人另尋生路。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鄧小平與趙紫陽決定硬闖——放開價格——引起震動，中國走向印度之路的形勢明顯地有了變化，使我較為安心。但由於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對，使中國進入了一個極為嚴峻的權力鬥爭局面。該年六月初，北京的朋友安排了我在九月間和佛利民去見趙總書記，但過不了幾星期我見形勢大為不妙，就希望佛老能暫時取消中國之行。而佛老的響應是，他已答應了復旦大學的邀請，要到上海去演講一次。既然要去上海，那麼北京之行是不好取消的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通公司的一位新相識的朋友由美返國，路經香港，與我共飯。大家談起權力鬥爭的問題，都同意中國當時的情況甚具爆炸性，是會一觸即發的。四月某日，我在深圳退了房間結了帳，準備午餐後回港。在餐廳裡，一位大陸朋友的兒子跑來，說：「胡耀邦在早上逝世了。」我立刻離開餐桌，到酒店的接待處拿了鑰匙，到房間掛個電話給北京的一位朋友，說北京將會有大事發生，囑他凡事當心。他不大相信，認為我過於敏感。當時我想，這個人自稱是中國專家，怎麼這樣糊塗？但我又想到蘇東坡的詩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是的，我認為跟著而來的「六4」事件，是早一年在北戴河決定放開價格而引起的。我同情北京的青年，但卻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北京的大部分的執政者與我有一半不同：他們既不同情也不同意。

死者已矣！但「六4」事件對中國的改革有很大的幫助：比起放開價格，「六4」是一個更大的震撼。「六4」之後，印度之路——貪污制度化的發展——在中國銷聲匿跡幾達兩年！年多來，印度之路在中國有「復辟」之勢。這是後話。

往事如煙，時光不再。但中國青年在「六4」所流的血，今天想起還是感到心酸。不過，因為衝斷了當時難以避免的印度之路，他們的血可沒有白流。至於那樣慘痛的辦法是否值得，五十年後的歷史學者會有較為客觀的評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