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革命》前言

做任何事情我都喜歡一氣呵成，彷彿與生俱來，我是有一股持久耐力的；但不能斷斷續續地做，尤其是一旦洩了氣，我就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難以繼續。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使我這個堅強的人倒下來，中斷了我在學術上的兩個項目。其一，我當時正在《香港經濟日報》發表《經濟解釋》，準備寫它兩年，然而只發表了十多個星期就停下來了。這《經濟解釋》看來很受歡迎，因為中斷後《經濟日報》和我都給讀者埋怨不休。四年多後的今天，讀者還來信怪責這件事。

其二，我自回港後所發表的關於中國經濟改革分析的文章，六四之後不久就停下來了。

這後者所以如此，六四使我「洩氣」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國的經濟問題使我筋疲力倦。是的，即使在六四之前我已經說得清楚：關於中國的經濟分析，我已盡我所能。

可不是嗎？中國十多年來的變化複雜無比，緊張刺激不在話下，而變化來得那樣迅速，使我這個有心探討的人感到好像永久地在驚濤駭浪中沉浮。

八九年三月，女兒十六歲生日，我帶她到朋友的攝影室去拍攝人像。父女情懷，使攝影室充滿無限的愛。我感到有點迷惘，連「對焦」也對錯了。而女兒看著攝影機後面的父親，柔情似水，拍下來的造像縱不對焦也成了「名作」。

那天拍照後，女兒走近身旁，牽著我的手，輕聲地說：「爸，還是多點休息吧！這幾年來你的頭髮白得很快！」她是在美國長大的，我能怎樣向她解釋中國的問題呢？

去年七月，我到上海一行，見到那裡欣欣向榮的景象，於心大慰；回港後發表了《夜上海捲土重來》，一時間中國的經濟問題又開始在腦子裡集中起來了。

今年五月發表了《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是針對中國的銀行制度而下筆的。該文得到舉世的反響，使我興猶未盡，而跟著接受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邀請，到海南島去講一次話。七月一日在研討會上的講話只有腹稿，但時間太短，不能暢所欲言，回港後立刻動筆，一口氣寫下了這本小書裡的一系列十篇文章。此外我加上兩個附錄。其一是今年五、六月發表的兩篇有關的文章；其二是八九年六四後發表的，要澄清一些誤解的兩篇文字，這對將來的歷史學者可能有點用處。

在二十世紀末期，在香港這個地方，我們做炎黃子孫的，雖然豐衣足食，但做得很辛苦。我們都希望中國能夠好起來，願意付出很大的代價，但我們感到自己是那樣渺小，是那樣無能為力。我們於是逼著要像劉姥姥那樣進入了大觀園，但不幸的是，我們比劉姥姥更加關心。我們見到中國有改進，就大聲喝采；見到幹部腐化，就大聲責罵；見到政策走向歪路，就大聲疾呼。

在喝采、責罵與疾呼的交替中，我們又感到自己的聲浪，似乎只有自己可以聽到。這樣一來，就不免覺得自己是傻佬一名，有點精神錯亂了。

可幸的是，這集子裡的文章安排決定之後，我心平氣靜地重讀一遍，竟然覺得自己還是正常的。


張五常 一九九三年九月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