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24, 1993

誰說知識不是力量——為中國的農民說幾句話

中國的農民很不幸,多少世代以來他們是被壓迫的一「族」。太平天國的前前後後,死人三千萬,死者絕大部分是農民。毛澤東當年打江山,身先士卒的不是毛澤東,也不是那些後來被舉為「民族英雄」的樣板戲中的主角,而是前仆後繼的農民。換言之,在中國歷史上,農民所扮演的角色,是香港人俗語所說的「茄喱啡」:行就行前,企就企邊,死就死先。

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為人民謀幸福」這句話怎可以大言不慚地說出來呢?

少小時,抗日戰爭期間,我在廣西的農村度過一年多的艱苦日子,今天想來,歷歷若前日事。中國的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們不敢奢望什麼,只求餬口,過著簡單而辛苦的生活。有時我在想:世世代代地過著只為生存而工作、沒有火花、沒有希望的生活,他們為什麼還要繼續活下去?是的,中國的農民善良,堅忍,沒有機心。但貧窮之外,他們還有另一個困難:他們知識低落,對世間的事一無所知。那是說,中國的農民不是住在桃花源之內,但對外邊世界之事連一知半解也沒有。

誰說知識不是力量?沒有知識的中國農民,半點力量也沒有。數千年來,中國凡有什麼政變,凡有什麼風吹草動,農民就被煽動,出來打生打死。打而不死的回到家園後,連稀粥也沒有得吃。歷久以來,中國的執政者是搞愚民政策的高手。究其原因,是農民沒有知識,文化落後,易「愚」之極也。

要爭取知識而又難於獲得,是中國農民的根本問題。但知識的增長可不是免費午餐:不足餬口的生活,知識是過於奢侈的「東西」了。無知令人貧窮,貧窮令人無知——這是中國農民的惡性循環!

很顯然,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首先不是要增加知識,而是要使他們有較「好」的生活。當然,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使農民富裕起來,但設法使他們的生活有所改進,是不難辦到的。

還是給北京政權一點功績吧。自「解放」後,中國農民的生活確是有了改進——比國民黨後期有了改進,但比不上國民黨的初期:根據一項有權威性的研究報告(John L. Buck做的):一九五七年(大躍進之前的「黃金」時代),中國農民的食物卡路里(calorie),大約是一九一一年的一半。五七年末搞的大躍進,使中國的總人口下降——這樣悲慘的事不用再提了。但從七九、八○年間推行農戶承包制起,農民的生活大有起色是事實。然而,我們常聽到的農民暴發戶或富戶,絕大多數只是在大城市(尤其沿海城市)鄰近的鄉、鎮中才找到,在農民的比例上是微不足道的。

整體而言,在中國十多年來足以驕人的經濟革命中,農民還是被壓迫的一族。可不是嗎?論價格管制,農產品被「高舉」為「必需品」,管得最嚴最久。論抽稅,農民似乎是「肉在砧板上」,任刀割削。更不幸的是,承包了的農地,年期短暫,有時就算未期滿亦被幹部收回,建什麼華廈、別墅而向外資招手。

倘若中國真的要走向現代化,真的要來一次徹底的革新,數千年來不幸的農民故事,是應該一次過地把它改寫的。那就是要一次過地給農民自力更生的機會。只要北京能把權力向農民下放,農民真實的生活大躍進就易如反掌。

上述的「下放」只有三點。其一,放開所有農產品的價格管制。其二,廢除一切「上繳」,而代之以百分之十左右的簡單稅制。其三,把農地「批」給農民為私產(若不是永久年期,五十年或以上也差不多),准許農地自由轉讓或買賣。這三法一行,農民就會笑逐顏開,尋求知識、文化去也。沒有價格管制,稅低而簡單,有長久的年期,農地的價格豈有不暴升之理?農地有價,有了轉讓權,要到城市謀生的農民就可以把土地「出售」,拿著一點小本錢到城市去碰碰運氣。另一方面,要繼續耕耘的農戶,可以土地的轉讓權把農地合併而大展拳腳了。

無論怎樣說,中國若要成為經濟強國,今天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人口,起碼要下降至百分之三十左右!這大搬遷若不成事,中國的經濟革命是不會有大成的。日本昔日的明治維新,是土地的自由轉讓權促成大搬遷,使經濟增長一日千里。美國的農民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卻是農產品出口的第一大國。台灣的經濟起飛時,農民在占總人口的百分比上,其下降的速度驚人。

要替中國農民寫下光輝的一頁,北京政權是沒有其它選擇的。問題是在於他們肯不肯放棄現有的「壓迫」農民的權力。


二○○二年後記

目前中國的農民應該在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自開放以來,沒有一個城市的人口不上升一倍以上(深圳上升了十多倍),從事工商業的大約增加了三億人。這些是我個人的約略估計,錯的機會不少。我認為這轉變還是不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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