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驕子，死也逢時

天之驕子，死也逢時——悼 蔣經國先生



雖然經濟與政治息息相關，不可分離，但我對政治一向漠不關心。其它的不說，單是哪一個執政者叫什麼名字，當什麼職位，我就老是搞不清楚。這樣的人，怎可以為文追悼一個政治家呢？對籍籍無名的政客我也沒有資格評論，更何況在政壇上有悠久歷史的蔣經國。近兩星期來，追悼及評論蔣氏的文章數之不盡，而這些作者對蔣氏生平事跡的認識，遠勝於我。

是的，對蔣經國先生，在數據上我既不足以評論，在感情上我也不足以追悼。但蔣氏之死，使我回顧台灣十多年來的發展情況，使我回顧大陸在國民黨時期的局面，也使我回顧在共產政制下的中國。我於是不能自已，在那關乎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上，我對蔣先生肅然起敬！既然為了人民生活而追悼，又哪管自己對政治一無所知，遂在書桌前坐下，拿起筆來，想到什麼就寫什麼了。

我第一次對蔣經國有一點認識，是一九五七年的事。那時我遠渡重洋，到加拿大的多倫多去碰碰運氣。在當地一條狹窄街道的一間簡陋的屋子裡，我與一位年紀比我大得多的，從中國大陸來的學生分租一個房間。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是個軍人，在坦克兵團內任職，常與蔣緯國打橋牌。這位朋友歷盡滄桑，對國民黨和共產黨半點好感也沒有。在他書桌背後的牆上可看到一副對聯：「蘇援美援人民無援，蔣匪毛匪天下皆匪」。不過，他對蔣緯國有好感不足為奇，而令我詫異的是，對從未謀面的蔣經國，他恭維備至，認為這個蔣家的長子，大有真實的本領，是天之驕子！

我當時想，一個對中國政治那樣鄙視的人，一個對子承父政的中國傳統那樣討厭的人，怎會對蔣經國那樣擊節讚賞呢？我於是對蔣經國這個名字留上了心，但想不到，我自己對蔣氏的佩服，也還是近十年來的事。於今想來，那位三十年前的朋友的判斷力，確有其獨到之處。

一九七三年，台灣要搞一些類似「統戰」的「宣傳」手法，邀請了一批在美國的中國學者到台灣；我是其中一人。在那次行程中，我匆匆見過蔣經國先生兩次面，沒有傾談什麼；其餘的時間，都在聽嚴家淦及其它接待的人員說台灣進步得怎樣快，怎樣了不起，倒令我有點反感。說實話，我這反感是有原因的。我在一九六六年所寫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是針對台灣五十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台灣官方把這個改革說得天花亂墜，但我研究的結果，卻使我得到相反的觀點：那改革弄巧反拙。後來的歷史顯然支持我：台灣在七十年代初期的經濟起飛時，五十年代的農業土地制度已成陳跡了。

七十年代初期，台灣的經濟發展並不是官方所說的那樣出人頭地。在當時，外匯管制還是有名有實；進口稅高得離譜；有利於貪污的、莫名其妙的管制，數之不盡。人民的生活跟香港的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房子簡陋；街道上小型摩托車多，汽車少；醫療服務與學術水平等，皆難登大雅。

到了今天，台灣的國民收入，在數字上已接近新加坡和香港了。但由於台灣有很多「避稅」的法門，而又不像新加坡那樣將政府強迫「儲存」的公積金計算在國民收入之內，前者真實的國民收入應該已超過後者的。因為台灣的物價比香港的貴，我們可以說台灣的平均收入享受還是遜於香港一籌。可是從整個經濟的實力來衡量，在遠東一帶，台灣僅次於日本而已！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考慮到人口的密度與天然資源的多寡，美國的經濟表現差強人意，而加拿大與澳洲就不「及格」了。日本在表面上非同小可，但那裡的物價——尤其是食品價格——奇高，以人民的生活享受而言，除非把賺來的錢帶到美國之類的地方去花，否則在本土難以獲得一流的享受。香港是個經濟奇跡，無話可說；新加坡本來值得一讚，但由於政府干預太多，在實質享受上近幾年被台灣爬過了頭。這幾年任何到過台灣的人，都會同意那裡的人消費力強，很富有。我可以說，假若今天中國大陸在一般上有台灣的生產力，那麼整個中國就是世界上最有經濟實力的國家了。貧富之別，竟懸於一念之差！

台灣在十幾年間發了達，為什麼呢？答案是：他們逐步解除管制，減少徵稅，加強了法治及私有產權的保障。我是不同意這「逐步」的方法的。然而二十年前，台灣像其它所謂「發展中國家」那樣，在經濟上有多種謬誤的觀念；另一方面，那所謂國共之爭持續了很多年，使台灣長期處於備戰狀態。若非「備戰」，我想不通她那龐大的外匯儲備要來作什麼。考慮到台灣歷年來的巨大軍備費用，她今天的經濟成就也可算是半個奇跡了。

不應該逐步解除的管制，還是逐步而成功地解除了。在經濟歷史上，這是很難辦到的。為什麼台灣有過人之處？已故的經濟學者劉大中及仍健在的蔣碩傑——尤其是蔣碩傑——看來有一定的功勞。我一向不相信經濟學者可以改造社會，但蔣碩傑顯然是一個特別的經濟學者：在學術之外，他一定有超凡的政治才能。說不定將來寫台灣經濟史的人，會將他的政治才能放在他的學術之上。從說服政府的本領那方面看，凱恩斯輸了一籌了。

話雖如此，真正的英雄還是蔣經國。試想，在台灣要向政府獻「大計」的人必然多如天上星，而掌政的人大都喜歡為自己個人利益打主意：哪樣對自己有利就選哪一樣。蔣經國不僅慧眼識人，而且又能將自己的私人利益置之度外。台灣這兩蔣的相得益彰，是會傳為佳話的。

在一個多年專政的制度下，我們可沒有聽到什麼胡作非為的「太子黨」，沒有聽到什麼瑞士的秘密戶口，沒有聽到蔣經國夫人有窮奢極侈的行為，在歐美買了什麼高樓大廈，也沒有聽到蔣氏搞什麼個人崇拜。哪一個專制的政權，不在某程度上產生這些事？金耀基告訴我，經國先生曾與多個平民結拜，數十年如一日；就算這是為了製造形象，他那歷久不變的心，也是足以令人敬佩的。

不重視自己利益的執政者並不多見，但歷史上我們還是可以見到的。這不是說這些人不自私，而是他們覺得能把人民的生活改善，是自己的收穫。蔣經國是這少數的執政者當中的一個，不算很特殊。他特殊之處，就是能將人民的生活老老實實地改進了。舉幾個例。昔日的周恩來，在中國大陸受人民的愛戴是假不了的，但我們卻想不到在人民生活的改進上他有什麼豐功偉績；美國現在的列根總統是個政治奇才，也讓自己的兒子去排隊領取救濟金，不過我們卻難以肯定美國近幾年來的經濟增長，是他的功績；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是個出色人物，然而經過了十年的焦頭爛額之後，英國的經濟還回復不到昔日的雄風。這些人的本領，是給蔣經國比下去了。

近幾年來蔣先生的表現更令人心折。他實行解嚴，解禁，解除外匯管制，大事放寬外貿，容許多黨參政，推行民主體制。將這一切辦得大有瞄頭才逝世，是死也逢時！幾位熟識蔣氏的朋友告訴我，這幾年蔣氏實在病得很重。能在老年以臥病之身，不遺餘力地促成上述的有意義之事，可以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華民族中能有這樣的人，是中國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很多經濟學者——連我自己在內——認為仁慈而又明智的專政，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但要找這樣的專政者，談何容易？蔣經國可能明白這一點，就決定他的想法與行事：在他自己身後的台灣不應該再有專政了。前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布坎南，數十年來對政客沒有說過半句好話。要是他熟知蔣經國，他對政客的觀點會補加一個腳注吧？

自古以來，追悼的文章都是向好的那方面寫。我不敢違例。蔣經國先生既非超人，也非完人，但蓋棺論定，其功績實在是不少的。這可不是我個人之見。我記不起有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地方，我們能夠找到如下的一個例子：一個生前在國際上少受人注意的執政者，死後能得到舉世哄動的讚揚。是的，無論在香港，在東南亞，在歐美各地，就算是那些曾經批評過蔣氏的報章或雜誌，對他的死都一致深表哀悼。

在冬天，台灣盛產鮮花是世界知名的。然而，為了蔣經國先生的去世，那裡的鮮花竟然斷市。這斷市是應該的，而台灣民眾扶老攜幼地「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也著實令人感動。對台灣居民來說，蔣經國先生之死當然重於泰山；但蔣氏在近幾年來大刀闊斧地將體制改革，大量增加自由，似乎是希望他自己的死會是輕於鴻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