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宏觀調控

中國的宏觀調控起自一九九三年七月朱鎔基執掌人民銀行（一九九五改為中央銀行性質，今天簡稱央行）。當時中國的通脹率高逾百分之二十。朱老一方面收緊借貸與貨幣量，另一方面直接約束消費與投資。我批評過他的直接約束，但後來幾次公開說他對，我錯。

當時國內的銀行彷彿出糧機構，高幹及他們的子弟要「借錢」是「關係」之勞，貪污情況嚴重。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發表了重要的《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於今回顧，權力借貸這回事，除了直接約束，沒有其它好辦法。有效，一九九七年中國的通脹率下降為零，而跟著就有好幾年的通縮了。我解釋過，這近於奇跡的迅速控制通脹，使亞洲鉤著美元的發展中國家的幣值變為偏高，脫離了國際競爭的均衡點，是一九九七年七月出現亞洲金融風暴的原因。所有外地的專家解釋都錯。這可見經濟解釋是不可以靠一些片面的理論或觀察，而是要對有關的經濟整體有大概的掌握，也要考慮到多方面的局限轉變。可取的解釋通常是淺的，困難是要在經濟的整體中找出一些關鍵因素。經濟學的可靠理論就是那麼多，簡而論之幾個小時可以教完。困難是要掌握得通透，而在需要的多年操練過程中，學子要懂得眼觀六路，對世事的各方面要有大概的認識。

感謝朱老，他給昔日頭痛萬分的「權力借貸」劃上句號。這「歷史」今天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重演，但他們可沒有一個朱鎔基。看來要靠上帝祝福了。朱老之後，北京久不久推出「宏觀調控」。局限早就改變了，朱老的手法再也用不著。其實處理手法也有了改變，只是這裡那裡還有朱老的影子。在中國投資的人，每次聽到「宏觀調控」都如臨大敵，彷彿大難將至，叫起救命來。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北京每次宏觀調控，資產之價下跌是必然的後果！只這一點，中國的宏觀調控有不少需要商榷的地方。

我要先處理經濟「過熱」這個話題。這話題神州獨有。這些年不少西方的行家朋友問我「過熱」何解。我的意識，是先進之邦有百分之三的增長率算是可觀，發展中國家有百分之六、七左右的增長率算是了不起。相比起來，中國如果出現百分之九以上的增長率，北京就認為是過熱了，要考慮宏觀調控。另一個相關的看法，是中國的投資額在國民收入的比例上比外地為高，而此額上升得多北京也認為是過熱。再另一方面，樓價升得快，升得多，也被算進「過熱」之帳。

最近為《中國的經濟制度》作最後一稿修訂時，我加進了四段重要的。其中一段說，中國經濟制度的合約組織自成一家，縣與上頭政府及下面的投資者的分帳方程式，顯示縣幹部的收入是與發展的速度直接而又正面地聯繫著。增長愈快，幹部的收入一定愈高。因此，在激烈的縣際競爭下，幹部們不斷地催促及協助投資者動工建造及產出。這是中國的增長率比其它發展得好的發展中國家高出幾個百分點的主要原因。形勢大好，是一個近於奇跡的經濟制度使然，北京動不動就說是過熱，要以宏觀調控壓制。這是不智的。

當然，通脹也是北京要調控的一個原因。這方面，我認為那裡的朋友對通脹沒有足夠的理解。如下數點是最常見的謬誤。

一、通貨膨脹與物價上升是兩回事。舉個例，如果大家一覺醒來，發現物價一律上升了一倍，自己的身家以金錢算也上升了一倍，但沒有誰預料會繼續上升。這是物價上升，不是通脹，因為沒有誰會採取任何防守行動，行為是不會因為這種物價上升而改變的。通脹要有一個持續不斷的「率」才算：Arateofinflation是也。重點是那個rate字。通脹一定要有一個時間度（atimedimension），即是要有arateperperiodoftime。這個「率」的出現，往往導致通脹預期（inflationaryexpectation）的形成。這預期一旦形成了，要修改不容易，而人的行為會因為這預期而改變。通脹預期是通脹持續的一個原因。有多種不同的因素會促成通脹預期的形成，經濟學到今天還拿不準。歷來最流行的看法是貨幣量增加得太快。無疑對，但我認為這看法過於狹窄，過於重視貨幣，漠視了控制通脹往往還有其它比控制幣量較為可取的方法。

二、上述帶來一個重要問題。這些年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發展得快，而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原料進口國，原料（包括石油）價格好幾年的急升與去年的急跌，是物價的急升及急跌，原則上是不應該算進通脹或通縮去的︰國際原料價格的變動，算進中國的通脹或通縮，可以不幸地誤導。這就帶來一個難題︰原料價格的變動，會否影響通脹或通縮的預期呢？第一個答案是不會的，因為有期貨市場處理原料價格，期貨之價通過折現今天決定，其變動是沒有一個有時間度的「率」的。第二個答案是可能會：如果像幾年前那樣，原料的期市價格不斷地低估了這些價格的繼續上升，可能帶來一個有時間度的上升率，從而影響通脹預期。

三、希望北京的朋友不要隨便地拜西方之見為師。經濟上今天時逢亂世，他們要想出自己的通脹及通縮的算法。我認為北京公佈的通脹及通縮指數應該減除受到國際影響的原料價格，或起碼在通脹或通縮的調控中要減除這些原料價格來考慮。換言之，北京要算出一個不受國際原料價格影響的物價指數來作為調控的指引。再換言之，中國不要管自己無法控制的國際物價變動。如果國際的原料價格大上大落，不減除，依照算出的物價指數來調控經濟，闖禍的機會容易出現。

記得年多前中國的通脹率達百分之八時，我說不嚴重。這是因為主要的物價上升是農產品之價，是好現象：農產品相對非農產品的價格上升是反映著大量農民轉到工業去的必然後果，而如果這相對價格不升我們無從協助農民的生活改進。另一方面，當時非農產品之價的升幅只是年率百分之二左右，減除國際原料價格的升幅，其實是下降了，反映著中國本身的生產力有了可觀的改進。

四、希望北京的朋友能從今天的金融危機中看到，以美國為例，銀根的寬緊與貨幣量的增減對物價變動的關係是不容易掌握的。無錨貨幣的困難我說過多次，而西方的幣量理論出現了問題不始自今天。一九九五年，師兄AlanMeltzer對我直言感到困擾，而佛利民謝世前兩年也直言自己可能錯了。這兩位大智大慧，學富五車，衷心直說的大師風範令人敬仰。他們認為貨幣政策很難處理。央行的朋友看來是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還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或解釋的，篇幅所限，下期再談吧。一個問題是通脹何害之有？另一個問題是房地產之價大升何害之有？此二題也，北京的朋友往往誤解，要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