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兒子一席話

是凌晨二時了，拿起筆來，想寫些什麼。久思而文不至，不寫算了。於是掛個長途電話到美國去跟兒子聊天。長途電話費用實在相宜，一分鐘僅付一元八毫多，比在香港打個手提電話幾乎便宜一半，而比起四十年前在加拿大與香港通電話的費用更便宜得多——經通脹調整後計算，今天大約是當時「話價」的七十分之一。

香港星期日凌晨二時，是美國西岸的週六上午十時，兒子不用上課，大可暢談一番。他向來健談，對瑣碎的事知得很多，所以話題一打開，就沒有「悶局」的。

他首先告訴我他寫了一封長達四頁紙的信給高斯（R.H.Coase），一年來只此一封，要向高斯報告一下自己學習的進展。高斯很喜歡我這個兒子，久不久給他寫信。但兒子說，高斯是個諾貝爾獎得主，信上不免要談學術的，但人家是世間學術高人，跟他談學術就似乎有點不自量力，所以下筆為艱。兒子認為這次給高斯一封長信，是因為覺得年來的學習對科學有了多一點領會，可以多寫一點。

大約六年前，兒子進大學不久後，高斯寄給他一本名為The Double Helix的書，促成了兒子有此決定：將來以研究生物的基因為職業。這本書由兩位發現基因結構（DNA）的研究者當中的一位描述該發現的故事，寫得精彩絕倫，過癮得很，是任何對科學有興趣的人非看不可的。我自己早在兒子出生之前就拜讀過，他長大後我曾向他推薦此書，但卻沒有到書店去買一本給他。還是高斯比我細心，親自去買一本寄給小兒，影響了他。

DNA是歷史上最重要的生物學發現。科學上很少遇到這樣的事：DNA結構發現之前，生物學界很清楚地知道有DNA的存在，一致同意它是生命的基本，也理解到若能知道其結構是重於泰山的。但他們就是不知道其結構是怎樣的。

要尋找的目的物既然明確不過，大家於是競爭去尋找；發現了，大家一看就完全同意是對的。也正如當時的生物學界所料，DNA的結構發現後，整個生物學界就有了革命性的發展。

兒子是讀分子生物學（那所謂基因工程）的，同時也讀醫科。這個（兩科）合併要在大學畢業後再讀八年。人類在這方面的知識的積累，多得離譜。近幾年來，每次與兒子談及他學習的事，我就連個大概內容也聽不明白。

這次與兒子在電話中暢談，當然也談及他的學習大計。也真的是「大」計，因為校方替他和六位同學按期洽商，每個學期學什麼，每個暑期又要跟哪位教授作什麼研究等等。作研究，每星期七天，每天十多個小時。我不由得對兒子說，知識重要，但生命的享受更重要。跟著，我告訴他中國從前有一位陶淵明先生，也對他細說「歸去來兮」的故事。

問題是，二十五歲的兒子，對「歸去來兮」不感興趣。他把話題一轉，轉到複製生物（cloning）的熱門話題上。因為不久前一位生物學者以基因工程複製了一隻完全一樣的羊，兒子就讀那所大學的一位教授請他去講一課關於複製工程的事，所以兒子要準備一下。

我問：「你相信cloning（複製）真的成功了嗎？」答道：「很難說，因為還有好些疑問。但關於複製羊的文章是發表在大名鼎鼎的Nature學報上，可信程度很高。我細續後，認為它的複製方法在理論上是對的。不過，複製者要嘗試二百七十四次才成功，在實驗的控制上總會有一些疑問。」他跟著說了一大堆我完全聽不懂的科技術語，我聽而不敢問也。

等他說完，我想了好一陣，還是這樣問了一句：「如果這次複製真的成功，有什麼你要知道的？」他答道：「爸，你要知道，因子（DNA）是會老化的。從一隻長大了（老化了）的羊取出因子，複製幼羊，這複製品你說究竟是老的還是幼的？」我給他一個不大科學的回答：「應該是幼的吧。不要忘記，我是年長了才生你的。」

兒子接著說，要是羊可以複製，那麼人的複製指日可待。我們於是談到一個可以大量複製人的世界，說了好些關於道德、倫理上的事。

兒子問：「爸，你要不要複製人的世界？」我答：「不要的，因為那世界不可能多采多姿，但新加坡信奉優生學的李光耀，也許會贊成。」兒子聽得哈哈大笑。我說：「假如整個新加坡的人都是李光耀，過癮不過癮？」兒子笑問：「那麼，誰幹洗廁所的工作啊？」他又問：「若科技可以複製張五常，你要不要『多』一個？」我想了一陣，說：「不要，因為張五常獨一無二，應該有點專利權！」兒子笑得很開心，可能因為他不用擔心有兩個爸爸。

內子剛從美國回港，我順便問她：「兒子說不久的將來科技可能把人複製。如果能複製一個張五常，你要不要？」她想也不想就肯定地回答：「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