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斯的雨傘

高斯獲今屆（199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差不多所有的經濟學者都大聲叫好。該經濟學獎始設於1969年，迄今得獎者共三十一人，沒有哪一位能像高斯那樣得到眾望所歸的反應。

在獲獎的經濟學者中，我認為森穆遜是最值得的——他對經濟理論的貢獻，本世紀中僅亞於已故的費沙而已。但森氏為人鋒芒畢露，不易多交朋友，所以他得獎雖然沒有人不同意，但為之歡呼喝彩的並不多見。佛利民應該是第二位值得獲獎的人——他的實證研究前無古人。然而，佛氏維護個人利益與自由市場的一貫言論，開罪了很多人。他領獎時，有些左派人士跑到瑞典去示威。

高斯對經濟學的整體貢獻，不及森、佛二人，但他有兩篇文章石破天驚，足以雄視百代，是將來的經濟思想史不會忘記的。他獲獎實至名歸，無話可說，但能一枝獨秀地得到眾多的掌聲，卻與他平素為人的可愛不無關係。

美籍的高斯原是英國人，具有英國紳士的最佳傳統。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在節奏上都比一般人緩慢，但看起來、聽起來卻有難以形容的舒適感。他有英國人的幽默感，說話從來不開罪人，但他在溫文緩慢的談吐中，旁聽的人大都有這樣的感覺：他的思想何其敏捷而湛深也！

嚴格地說，我不是高斯的學生——從來沒有上過他的課。一九六七年秋天在芝加哥大學首次見到他時，我已經是博士了。我是因為芝大喜歡我的論文，給了我一項獎學金而邀請我到那裡去的。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唸書時，我對高斯的經濟理論下過三年苦功，他的每一篇較為重要的文章我差不多可以背誦出來。所以到了芝大後趕著去找他時，大家只談了幾句就一見如故。後來我們一起多次在校園漫步及進午餐時，他以研討的方式指導了我很多有關他的經濟思想。外間不少人說我是他的學生，是一個沒有錯的「誤解」。

在行內的言論或在書本上的評論中，高斯的名字往往與我的相連在一起，有幾個原因。他的經濟文章之敘事與分析的風格和我的很相近；他在經濟學上的興趣與我的如出一轍；我的《佃農理論》常被視為「高斯定律」的實用例子；幾乎我每一篇的學術文章都提到高斯，而高斯則多次對人說我是唯一明白他的思想的人。由於這種種「巧合」，他退休時，在祝賀他的文章中我那篇被置於卷首；當他的貢獻要載入經濟學百科全書時，我被邀請執筆；去年，瑞典的諾貝爾獎基金會舉辦的、五年一度的研討會，要介紹高斯的經濟學，文章是我寫的。當然，該會選取的評論我的關於高斯學說那篇文章的評論者，也是高斯。

高斯獲諾貝爾獎，我的高興毋庸細說。但高斯顯然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倒使我替他擔心起來了。事情是這樣的。瑞典諾貝爾基金會的多年主席今年退休，又剛好是該將設立的九十週年，所以獎金特別高。高斯個人得經濟學獎，獎金是一百多萬美元！他今年八十一歲，平生節儉，沒有孩子，自己的退休消費早已有了安排，一百萬美元的額外獎金，怎樣處理，的確是難題也！

記得去年八月在瑞典與高斯相聚，見到他拿著一把雨傘。該傘陳舊不堪，分明是不能再用的了。我好奇地問他：「你拿著這傘作甚？換把新的在香港僅賣兩美元，美國也不會怎麼貴吧？」他回答說：「這傘我用了四十年了，最近壞了，在美國我找不到修理雨傘的人，所以要把他帶到倫敦去。」「但修理雨傘這個行業已成舊跡，就算你找到了修理的人，費用也會遠比買把新的、較先進的雨傘為高。」我這樣說，是勸他棄舊取新也。殊不知他回應說：「十多年前，我在倫敦找到一位修傘的人，很相宜地把這傘修理過一次。過兩天我要到倫敦去，會再找那人替我再修理，希望他還健在。」

當時我無話可說。於今我想，有了一百萬美元的獎金，修補雨傘的費用再高百倍，也大有盈餘……

因為是九十週年，諾貝爾委員會決定邀請所有還健在的獲獎人參加這次頒獎典禮。我與該獎無緣，但也在被邀請之列。我對邀請的人打趣說：「你們請我到瑞典觀禮，是否當做給我一個安慰獎？」他回答說：「不是的，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們邀請的不曾獲獎的經濟學者，就只有你一個。」

他這樣說，我覺得是天大的面子了。殊不知他跟著來信，指明我要穿上燕尾禮服、要如何如何。後來我和香港的一家老字號洋服店接洽，他們翻閱書籍研究後開價萬多港元！我於是自我安慰：萬多港元的禮服，只穿一次，怎樣也說不過去，不過，我可能有穿第二次的機會呀。

下了禮服訂金，步出洋服店門之際，我想，既然一套禮服要花一萬多元，太太的長晚裝要新的，兩個人的機票又要數萬，觀禮的費用何其貴也？既然要花這些錢，不如多花百多港元，買一把最新的、先進的可以自動撐開的雨傘，千里迢迢地帶到瑞典去，送給高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