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樣研究經濟的？（七十自述之一）

天才的定義，是先知先覺。定義說，我不是天才！我的經濟思想永遠起於外人的感染或提點。後知後覺，本領是「覺」得快，一位高人還沒有說完我就想像到沒有人到過的地方。老師說不容易教，但喜歡教，朋友則認為是脫韁之馬，無可救藥，但欣賞我天馬行空。



還有兩項本領。其一是學得快。兩年的微積分課程我曾經在一個星期內自修找到要用的，但用後一個星期就忘記了。學得快，暫時用不著的通常不管，臨急抱佛腳，知道可以這樣過關，求學時只集中於自己有興趣的。



其二是年輕時，記憶力奇怪地可以收發自如——要記久可久，記暫可暫。調查研究記文件，知道只要記幾個月，可以記數以百計的，研究做好後幾天就忘記了。寫論文從來不先作密密麻麻的筆記：腦子彷彿錄音帶，要記得就錄下來，要忘記就洗掉。是說年輕時，五十歲後漸漸退化，今天蕩然無存了。



一九五九年，還有兩個多月二十四歲，進入了洛杉磯加大作本科生，先讀商，一個學期後轉經濟。年歲讓同學五年可不是真的讓：曾經逃過難，捱饑抵餓，也做過生意，對世界的認識比同學高很多。這根底影響了後來選走實證研究的路。不久前高斯對他的助手說，經濟的實證研究沒有誰超越張五常。



兩年本科讀得雜。經濟為主，校方規定起碼要選四科副修。在歷史與數學之間選了歷史。老師W. R. Allen說，一個經濟學者不知歷史是天下奇聞。連經濟史、思想史與藝術史，一共修了十科，比正規的本科經濟還要多。有興趣，過目不忘，歷史讀得比經濟還要好，而在圖書館內喜歡選歷史書籍解悶，加起來是半個史學家。



一九六一進入了研究院，認真學經濟。兩項發展對我後來的研究思維有大影響。其一是高級的理論課程愈讀愈糊塗：老是不明白為什麼會有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之分。老師說來說去聽不懂。這使我意識到馬歇爾的新古典理論架構，偉大中有大不足。後來一九八三年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推翻了該架構，再後來進入了新紀元，以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提供新架構，前後一貫，沒有半點勉強接駁的痕跡。



第二項發展可能更重要。這是科學方法論引起的驗證問題。曾經吵了十多年的經濟科學方法大辯論是老師艾智仁一九五○年的一篇文章搞起來的。更重要是二十世紀的邏輯學大師R. Carnap當年在洛杉磯加大任教，作本科生時修過他的課。經濟系的K. Brunner教授也在旁聽。可以說，當年在該校的經濟研究院，我和幾位同學對科學驗證的方法知得廣泛而深入。



Brunner是了不起的經濟學者，是二十世紀貨幣理論的頂級人物。他處理學問的嚴謹，對邏輯的要求，是我平生僅見。一九六三的春季他教宏觀經濟，我在座，學期中途，投資與儲蓄相等這個均衡老話題吵了起來。書本的解釋，用上ex-ante、ex-post等字眼，無理說不清，同學們給Brunner罵了整個小時。最後教授澄清，看得到的投資與儲蓄永遠相等，因為是同一回事，但看不到的「意圖」投資或儲蓄，只在均衡點上相等。我立刻想到「微觀」經濟的需求與供應那方面去：購買量與銷售量看得到，永遠相等，因為是同一回事，但需求量與供應量是意圖之物，看不見，真實世界不存在，說在均衡點上相等只是邏輯上的概念。



均衡只是一個概念，看不見，真實世界不存在，想到這一點，對自己有很大的衝擊。到圖書館考查，知道均衡（equilibrium）是從物理學搬過來的術語。物理的均衡是看得到的，是真現象，但經濟學的均衡是空中樓閣，是概念，真實世界不存在。肯定了這一點，我發覺數之不盡的經濟文章得個「講」字，半點解釋力也沒有。



怎會有那麼多人發神經呢？找老師艾智仁訴苦，原來他對經濟學的「均衡」在真實世界不存在早就想過，大家研討後，同意所謂「均衡」者，是指有可以被事實推翻的驗證含意，而「不均衡」則是說理論無從驗證，沒有解釋力。後來自己再想幾年，得到的結論，是不均衡起於局限條件指定得不夠，要達到理論的均衡點，我們要把有關的局限條件加上去，直至可以推出被事實驗證的含意——那就是理論邏輯所說的均衡了。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駕車帶高斯從溫哥華去西雅圖，途中他說經濟學的「均衡」沒有用途，應該取締。我對他解釋了不均衡是指沒有可以驗證的含意，而均衡是說指定的局限條件足夠，推得出可以驗證的假說。大家於是同意，只有在這樣的理解下，經濟學的均衡概念可以保留。



經濟科學的進展令人失望。四十年過去了，今天的學子甚至專家有多少個知道經濟的均衡只是概念而非事實呢？前些時寫了兩篇文章批評博弈理論，其中提到需求量只是概念，看不見，不是真有其物，據說傳到北大的網站，同學們把我罵個半死。難道北大的同學戴上新發明的數碼眼鏡，可以看到鬼魂乎？他們的老師究竟是教什麼的？



後知後覺，當年得到老師Brunner的提點，知道重要，做夢也想著什麼看得見什麼非事實，然後推到很遠很遠。理論往往從抽像起筆，但驗證卻要用可以觀察的變量，於是，抽像與驗證的轉接要靠局限條件的引進，是要可以觀察到的局限，其轉變要可以量度，一般需要簡化，至於怎樣選擇局限條件，怎樣算是有關，怎樣算是無關，怎樣簡化，皆要以理論的約束為依歸。



我在何謂「量度」這個話題下過大工夫，對邊際變動的處理有廣泛的理解，比靠數學的邊際分析高出太多了。到後來，怎樣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我想得快，局限條件的加加減減熟如流水行雲。



一九六九年，在研究公海漁業的租值消散這話題上，執到寶，知道這消散可以通過多種競爭準則，知道只有市價這準則沒有租值消散，知道有應該消散而不消散的租值存在，理論不可能對，再過兩年知道消散的租值一定是在局限下最低的。這些加起來幫一個大忙，很大的。從解釋現象的角度來衡量理論或假說，通不過上述的租值消散的邏輯，一定錯。要知道理論可否解釋世事還要加工，但要知道理論的經濟內容是否錯則易如反掌。惹來非議，因為聽人家的理論或假說，往往只聽幾句就知道是錯，忙顧左右而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