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何價？（三之一）

幾個月前貝加（G. Becker）發表文章，論中國經濟前景，不樂觀，或有保留。我在《信報》以長文回應，行家說行話，大家的看法略為不同。



貝加的要點，是當一個國家搞起經濟時，會推出好些傻政策，把經濟搞垮了。這觀點似乎是歷史規律，而我不同意的地方，是中國的經濟與政治體制自成一家，應該可以避過這無情的規律蹂躪。其後想，這可能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二十四年前貝加反對我對中國的樂觀看法，錯了，我當然希望他再錯一次，但當我衡量今天外地對中國頻頻施壓，見到央行彷彿要拜美國為師，見到溫總理為人民的生活流下淚來，不由得心驚膽戰。



貝加擔心中國會引進對經濟有不良影響的政策，首要應該是福利經濟吧。是非常頭痛的問題。沒有一個有良知的人會反對幫助那些沒有幫助不容易活下去的人。但此助也，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做得好，只是一些比另一些更壞罷了。有幾個不容易拆解的地方。



（一）長貧難顧。賑濟窮人一般會鼓勵他們繼續窮下去。好比香港的發神經的綜援，不工作有錢可收，受援者縱有絕頂良心，發奮自強的意識總會給綜援打個折扣。



因為身體有缺陷而又沒有親友幫助的人應該不多吧。持久地幫助這些不幸的人我沒有異議，困難是我們不容易知道這些不幸究竟是真還是假！



（二）混水摸魚。凡是用上公家錢搞福利，壓力團體湧現是早晚的事。說得擲地有聲的言論不難聽到，但如果細察一下，我們不難發覺這些言論出自受益者的口。四十年前在美國加州，社會福利的工作人員的總收入，比接受福利者的所得高出一倍以上。在香港，我有一個很相熟的朋友（今已故）在社會福利處工作多年，談起當年搞得比今天小得多的「福利」糊塗帳，頻頻搖頭歎息，最後此友決定提早退休，不干。



（三）易發難收。所有福利制度，推了出去不容易收回來，而且愈搞愈大的機會甚高。香港公屋或廉租屋的經驗是個好例子。二戰之後與國共之爭，大量難民湧進香港。社會的混亂與治安的問題，導致一九四五推出租務管制，跟著是政府供應廉租公屋。原本是暫時性（一年）的租管結果管了幾十年，而當時只為給難民有容身之所的公屋，不僅今天還存在，而居屋的發展龐而大之。



曾經拜讀過阿康五體投地的香港六十年代的財政司郭伯偉的言論，反對政府擴大資助教育與醫療說得理直氣壯，跟著的夏鼎基與彭勵治是同一傳統，堅守信念不移，我欣賞。問題是教育與醫療這兩項福利開了頭，約之不束，壓之不下，擴張易過借火，今天的支出是天文數字了。



從富人的身上拿取一元交到窮人手上去，對富人的產出意圖有微不足道的不良影響。我不反對。從富人身上拿取十個億，交到窮人手上去，對富人的產出意圖有不輕微的不良影響，我不贊同，但不好意思說出聲來。我有膽大聲說出來的，是從富人拿取的十個億，沒有一小半交到窮人的手上，不知道窮人是否真的窮，不相信大部分的窮人不能自力更生，而在福利轉手的過程中，龐大無比的資源浪費明顯如青天白日。殺了我吧，這樣扶貧我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