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英雄無覓矣！

人類不可以沒有英雄。然而，哪方面可以成為英雄，怎樣才可以成為英雄，不斷地在改變。朋友，你要作英雄嗎？昔日走這條路或那條路有機會，今天可能行不通。很抱歉，我不能教你。



戰場曾經有英雄。三國時期關雲長單刀會魯肅，張飛喝斷長板橋，宋朝出了個岳飛，十九世紀初期法國有個拿破侖，二戰美國有將軍巴頓——皆英雄也。今天，先進的科技武器淘汰了戰場英雄。十多年前的波斯灣之戰，美國使出星球大戰的殺手鑭，威力驚人，但英雄安在哉？



二十世紀是個主義時代，亂吵一通，戰亂無數，打得糊塗——於是乎政治英雄輩出，數之不盡。英、美與蘇聯鼎足而三。於今塵埃落定，說得上是政治大英雄的再見不到了，也想不出何時會再跑出來。我想，人類最後一個政治大英雄應該是鄧小平吧。



科技的發達淘汰了戰場英雄；主義的失落淘汰了政治英雄。這二者是我發明的英雄定律。寫這篇文章，是因為察覺到學術上的英雄也開始消失了。這是悲劇。



不久前我與一位外甥通電話。這小子當年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一九七○年跑到美國拜我為師，孺子可教，傳授了他幾手讀書法門，只六年就拿得物理生物博士，今天是大教授，著作等身，被譽為當世研究生物細胞的一位頂級人物。我問他有沒有機會拿得諾貝爾獎，回應是機會近於零，且感慨地說，生物學早就沒有革命性的思想了。



這位外甥之見是，今天的生物研究是積木遊戲。在同一題材上很多人參與，以積木的方法砌上去，每篇文章有幾個作者。文章都重要，都不重要！他解釋說，認為每篇文章重要是因為每篇是一所大建築的其中一塊積木；認為不重要是如果把十塊八塊積木抽起，該建築物不會倒塌下來。當諾貝爾獎頒給某所建築物，必有爭議，因為不容易同意哪一塊或哪幾塊積木是重要得不可或缺的。



我問：「你是說生物研究今天沒有英雄嗎？」他回應：「舅父呀，上一次生物學大英雄的出現，是半個世紀之前的事了。」我於是想，再沒有大英雄的學問，有誰還會奮不顧身地打衝鋒呢？我又想，有商業價值的，有機會大發其達，還會鼓勵打衝鋒，但純為學問的學問，毫無商業價值的，不可能成為英雄是一盆冷水。



我於是想到自己從事了四十多年的經濟學。這門學問沒有出現過大英雄，大概有三十年了。聰明才智的參與者眾，但都提不出足以立竿見影的思想。經濟學看不到新英雄的日子，沒有三十也有二十五年吧。



是奇怪的現象。生物學與經濟學顯然很不相同，但說英雄卻有雷同之處。我平生沒有跟他人聯名發表過一篇英語文章——我那一代聯名著文不多見——但今天經濟學的聯名文章愈來愈多。這發展與生物學如出一轍——雖然生物學聯名遠為普及，而每篇的聯名人數也較多。聯名發表，個人英雄就不容易產生。我知道生物學為什麼今天聯名普及：一項研究要一組人分工合作，是高科技實驗室的一般處理。但經濟學的聯名愈來愈多，就不是那樣容易解釋了。



一個可能，是經濟學再沒有昔日的可以獨自思考而把一個新理念殺出重圍，因而轉向積木性的合作。這與生物學的發展是類同的。這樣看，積木合作不是因為建築工程龐大，而是可以獨自思考的新意再不容易找到，或求之不得。這與生物學類同，只是後者的實驗室研究工作愈來愈複雜，單人匹馬應付不了。



不管怎樣說，石破天驚的大文，革新一個思維或開闢一個新天地的經濟學文獻，二十多年來絕無僅有。今天美國的不走博弈理論路線的經濟研究院，學生被規定要讀的文章，我這個老人家大都讀過，而數十年來我不讀他家之作是行內知名的。發表過大文不一定會成為英雄，但沒有大文肯定不會。學術英雄靠思想起家，拿不出有深遠影響的思想，靠積木，就算拿下諾貝爾獎也建立不起英雄形象。生物學如是，經濟學也如是。



我要說的，是學術的思潮有漲的時候，也有退的時候。潮退時算你天才絕頂，要搞起微波很困難。一個思想家能在潮退時搞起風浪，數世紀一見！次一等的是像我那個水平的人，為數不少。這些人要有潮漲的協助，要頻頻踩中有啟發性的題材，要懂得掌握時機，也要有魄力與拚搏品性。我在歷史上經濟學思潮上漲得最快的時刻身處其間，環繞著我的皆一時才俊，際遇不可能更好，只是自己掌握有失誤，天意也！



於今回顧，以馬歇爾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英雄輩出，但到了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英國的魯賓遜夫人與美國的費沙把這學問推到了盡頭，從純學術的角度衡量，之後潮退得快。跟著是經濟大蕭條與二戰的干擾。捲土重來的導火線，可能是老師艾智仁於一九五○年發表的一篇關於進化與經濟理論的文章，談驗證假說的哲理。幾年後佛利民再談，經濟學的方法論吵了十多年，使理論是為了解釋現象的觀點趨於時尚。



六七十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熱鬧的日子，有三個解釋現象的題材紅極一時。其一是貨幣理論的爭議；其二是人力資本的研究；其三是產權界定與交易費用的分析。後者今天被稱為「新制度經濟學」，我從第一天起搞到今天。時間不可能再好，而我是第一個推出合約理論的人，佔據了這門學問的中心地帶，於是有天時、地利、人和之便。



掌握失誤，有三個原因。其一是選大不取小，選了幾項過於龐大的題材，力不從心。其二是否決了自己提出的「卸責」理念，對這理念發展出來的博弈分析不聞不問，成為離群之馬。其三是一九七九年起轉向中國經濟改革的分析，雖然學得多，有新見，但不是國際關注的學術話題了。



人類不可以沒有英雄。這些英雄今天都跑到哪裡去呢？跑到工商業那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