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蠶食理論到效率工資

前文《新勞動法與蠶食理論》原本是要向北京的朋友解釋一些政策上的要點，但寫到中途，想通了整體，認為是難得遇上的頂級經濟學，立刻緩慢下來，用足心機，轉為向同學們示範一下：這就是我信奉的經濟學的正規版本了。不是不可以用數學表達，但不需要。表面看是淺的，但變化多，推斷與解釋有深入的層面。雖然差不多所有用上的理念是本科水平，但配合得那麼完整不容易。我自己隨意發揮，整篇文章只寫了五個小時，但我天天觀察，天天想，近五十年，熟能生巧也。



該文用上的概念相當多，包括成本、租值、價值、交易、合約、均衡、競爭等。約束行為的理論只有需求定律，沒有其它。同學們可能看不出需求定律用在哪裡，其實無處不在，到處皆是。這種砌來砌去的經濟分析要講邏輯，也重視真實世界的現象觀察。要熟習，否則砌得生硬，棱角分明，貨色就變得低檔了。數十年來我對經濟的發展推斷得準，解釋世事得心應手。這種解釋人類行為的科學使我著了迷，每有所悟，廢寢忘餐，暮去朝來，垂垂老矣。



概念聽來容易，每個概念可以幾句說完，但要掌握得好動不動要幾年工夫，要不斷地想，也要不斷地以真實世界的觀察印證。一個概念的充分掌握要好幾年，十個八個豈不是要數十年了？不是的，你要多個概念一起學，互相對照，大致上五年左右可以畢業。問題是你要有懂得的人教導，今天是不容易找到的了。我曾經把自己所知的寫進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中，當然比不上我親自教。同學要多讀幾遍，到處作實地觀察，或有可為。



要怎樣示範我說的困難呢？以我歷來佩服的馬歇爾為例，他對成本的概念掌握有偏差，所以在他發明的准租值（quasi rent）的概念上錯了一半，而到了他分析上頭成本（overhead cost）時，全盤錯了。馬歇爾偉大，因為錯歸錯，他的分析架構完整，提出的理念重要，好叫我們後學的可以改進而完善之。不對，但重要，有啟發力，我欠馬歇爾實在多。



舉另一個例。以一般均衡分析而揚名天下的瓦爾拉斯（L. Walras），用方程式處理均衡，發明不易，其實沒有什麼。一般學生幾天可知大概，聰明的幾個小時。但可以解釋現象嗎？不成。我用的均衡理念不需要方程式，但要好些年才能掌握。我用的均衡，是說有足夠侷限條件的指定，讓我們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含意。這是把空洞的方程式加進了內容。真的不容易。從事者要對科學驗證的方法用得熟，也要對世事知得多。



記得一九七五年回港渡長假，某國際知名足球隊來港比賽，我見那麼多年沒有到現場看足球，托一位有關係的朋友購票。兩個小時後他給我回覆，說優座票早就沒有了，劣座還有，而歷來的經驗，是大賽事優座票早就銷售一空。這現象啟發了我：為什麼優座票價是偏低了呢？我跟著花了幾個晚上到電影院去調查，又找了幾位炒黃牛票的仁兄詢問他們的經驗。



當足球朋友告訴我優座票歷來難購，我立刻想到「跳座」（英語稱seat jumping）可能是解釋。這是說，如果優座不滿，購買了劣座的可能在開場後，見優座有空置，就「跳」到那邊享受一下。如果老闆把優座以偏低的票價出售，先滿，讓顧客保護自己的優座，跳座的行為可以杜絕，老闆的總票房收入可能增加。



香港當時的電影院分上下兩層，上層分超等及特等，下層分前座、中座及後座，優劣分明，優座的票價較高。我的調查簡單：看看優座是否先滿，或百分比上先售出較多；看看黃牛老兄是否主要在優座票下注；看看優座的黃牛價的上升是否高於劣座的；看看上下兩層之間不能「跳座」的情況與一層之內有什麼不同。優座票價偏低的防止跳座假說很快就肯定了，跟著找可以被事實推翻的驗證含意，找到幾個有趣的，都沒有被推翻，所以只幾個晚上就知道有足夠的資料寫一篇文章。不認為重要，但有趣過癮，發表不會有困難。



回美後動筆，知道有一個理論邏輯的難題需要解決。這就是要證明電影院的老闆減價讓優座先滿，他的總票房收入會高於不減優座之價。不容易，想了一個晚上，想通了。但我要跟同事巴賽爾開一個玩笑：我要完全不用幾何或方程式——只用文字——而把這理論要點證出來。雖然作學生時「技術」科目成績好，但後來少用數，認為劏雞用不著牛刀，也知道數學是另一種天賦，與自己擅長的天馬行空的想像方法有點格格不入。



一九七七年發表的《優座票價為何偏低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是一篇沒有任何數學的文章，多個假設與不同係數翻來覆去地純用文字表達。巴賽爾讀得開心，叫絕，說擺明要用數學證明的我純用文字全部證了出來，他和另一位數學經濟同事找不到錯處。這篇文章結語最後一段是這樣說的：「面對競爭，一個人的行為要看競爭者的行為而定。市價的決定是競爭的結果，也是重要的。但這不是唯一的結果。如果減價可以幫助約束行為，所有合約的參與者可能獲益。這篇文章示範著的，是約束行為的行為可以有效而又方便地以減價促成。」



在同一結語中，我舉出其它例子，其中最清楚的是香港置地的經理人一九六八年在法庭上的陳辭。置地是當時香港最大及一般人認為是管理得最好的房地產公司。經理人說，公司是刻意地把寫字樓的租金調低，約低於市價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個「健康的排隊」（他稱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租客排隊等位，他們可選租客，而租客見有人等位，交租會較為準時，也會較為遵守租約指定的規則。



後來朋友告訴我，八十年代初期興起的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wage theory）來自優座票價偏低一文，尤其是香港置地的例子。把「出售」改為「購買」，這新理論是說，僱主刻意地把工資提升，高於他們可以聘請之價，是趕驢子的故事：前有紅蘿蔔，後有棍子。工資提升，員工較為賣力，是紅蘿蔔，而有人排隊等職位，則是棍子了。這理論的漏洞多得離奇：紅蘿蔔與棍子分不開；市場所有僱主皆用此法，何來棍子了？所有工資皆紅蘿蔔，要怎樣算才對呢？



效率工資的一個主要用場，是解釋失業：工資不易向下調整，所以失業較多。二○○○年的春天，一位諾獎得主到港大講話，講效率工資與失業的關係。我在場作主持，他講後我搶先提問：「你的失業理論是基於時間工資合約的，但中國的工廠一般用件工合約，而獎金制也普及，純時間工資的不多見，你的理論怎樣了？」他無從回應。多知世事就佔了先機！



從來不否認較高的薪酬會有較佳的工作表現。曾經打趣地說過，如果有刊物出稿酬一百大元一個字，我的文章可以寫得像蘇東坡！老人家也真倒霉，雖然沒有誰會貶低老人家的本領，但也沒有誰會那樣傻，出百元一字考一下老人家。問題是從海外回歸的經濟學後起之秀，竟然以不成氣候的效率工資理論來考一下神州大地的勞苦大眾！



是的，這幾年，無論是支持人民幣升值，或提升最低工資，或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或大談經濟轉型，等等的言論，我都看到效率工資理論的影子，看到座位票價，看到香港置地。回歸新秀加進去的發明，是紅蘿蔔與棍子再不是由私營企業的老闆決定，而是由政府強制。這算是什麼學問了？



座位票價影響了老人家，老人家例舉香港置地，香港置地影響了效率工資，效率工資影響了回歸新秀，回歸新秀影響了北京政策，北京政策把工人趕回鄉去耕田。是幻想嗎？還是神州大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