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不相干二三事

先要指出前文說的一項失誤，關於網上的中文引用次數。我提出的數字是由一位同學及一位朋友分別提供的。但感謝一位網站編輯，指出用遠為可靠的精確算法，我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只被引用或提及八萬五千八百次，《資本論》還是九十九萬次，而《國富論》二十多萬次。後者可能還有其它稱呼。以「精確」算法，我的《佃農理論》二萬又七百次，《賣橘者言》一萬三千九百次，《經濟解釋》八十八萬次。其它不易查，互聯網的怪脾性，讀者應該比我清楚。



對我來說，這些數字皆可觀。《國富論》一七七六發表；《資本論》一八六七；《佃農理論》一九六九，先出的一文是一九六八；《賣橘者言》一九八四；《經濟解釋》二○○二；《中國的經濟制度》只三個月前。我想，如果中國的發展會實踐高斯的希望，《中國》一文總有一天跑出；如果炎黃子孫不爭氣，燒掉該文算了。



有一件瑣事。朋友給我看一篇國內專欄，作者說我漠視民主，又說：「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得出民主的效率最高的結論並因此獲獎。」這奇怪。佔美何時轉了性，高舉民主了？他的多年拍檔是個中國通，當年我不敢在他面前提及「民主」一詞。聽說德姆塞茨最近批評中國不夠民主，他何時開始看到皇帝的新衣呢？這些日子批評中國的人老是拿出他們搞不清楚何物的「民主」或「人權」，卻不敢提及李寧點火。二十世紀寫過民主問題的有五位拿得經濟學諾貝爾獎──海耶克、佛利民、布坎南、阿羅、貝加──我都認識，同學們要找他們的論著細讀，不要人云亦云。



轉談另一件事。最近發表《中國的勞工比我的兒子矜貴了》，同學說，幾個網站加起來的點擊逾四十萬，給讀者罵個半死。當然無所謂，但有什麼值得罵的呢？任何人要不工作或少工作隨君便，但平均每星期有四十八小時的上限我就是不懂。我不相信北京高層有哪位平均每星期工作少於八十小時的。為什麼高層可以，低層不可以呢？



多年以來，無數學子到外地深造的，找我問前程，我喜歡說：「銜頭不重要，但爭取學問有意思。如果要有點學問，論文之外，你起碼要花兩年讀得死去活來，天昏地暗，像個瘋子。如果你不願意付出這痛苦的代價，什麼學問云云可以免問！」我的意思是人各有志。如果只要學得一門專業，找得養家的工作，不易也不難，但如果要在一門學問上強可成家，你要有心理準備，讀得精神錯亂可不要怪我。說有什麼快捷方式是騙你的。



嚴格來說，工作或職業沒有貴賤之分，行行有狀元是也。要爭取有點成就，總要在適當時機拚搏一下，也要用腦思考，要策劃及安排時間。我信奉的哲理是社會要讓每個成員有機會爭取自己的生計，爭取自己的成就。給每個人機會，不等於每個人皆可有成。上蒼不公，先天或後天遇到慘情的人存在。這些我們要設法幫助。為炎黃子孫爭取他們應有的機會，這些年我用中文寫了近三百萬字。我是研究經濟的，政策的效果自己分析得快，分析得準──准過我認識的任何人。認為政策增加勞苦大眾的機會，我站起來拍掌；認為政策扼殺勞苦大眾的機會，我大聲疾呼；認為自己出錯，立刻改正。不敢說半句自己不相信的話。這樣的行為是先父與老師的教誨。然而，我說的只是書生之見，政府怎樣取捨我沒有能力左右。平生推卻了無數可以左右政策的職位，認為需要的政治天賦自己絕對是零。自知之明是有的。早就說過，如果我緊張自己的建議會否被接受，不可能活到今天。



再轉談另一項。美國次貸帶來的金融風暴，儘管求教過朋友，不明白的地方仍多。例如輸掉了那麼多的錢，究竟到了哪裡去？想來不是昔日荷蘭的鬱金香危機的擴大版本。想到另一個可能，不能肯定。希望讀者有以教我。



美國的經濟學者反對政府救市，我站在哪一邊舉棋不定！其中一個困難，使我在眾議院通過之前出彈弓手。是這樣的︰如果政府不救，因為美國工會多，最低工資高，有福利也有失業金，市場暴跌可能引發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失業率。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出現過近百分之三十的失業率。這數字作研究生時吵過好一陣。有說是真的，有說是誇張了。面對難關，我寧可信其有。我認為佛利民的《美國貨幣史》對大蕭條的解釋 ──貨幣量應加反減──只對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當時的勞工市場不夠自由，工資下調不容易。朱鎔基在九十年代推出嚴厲的宏觀調控，經濟增長依舊，是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課。當時中國勞工市場的合約夠自由肯定是重點。我是因為朱老的政策經驗而對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有了新的體會。



如果目前的美國沒有上述的勞工市場的諸多約束，選擇「不救」應該是明智之舉。市場的運作會調整得快，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的經驗，是市場下跌得快時回升也快。短痛是勝於長痛的。問題是美國的勞工市場沙石太多，一下子導致無數企業關門，責任政府負擔不起。這樣看，出資救市是可以理解的選擇，不幸地短痛會換來長痛。



除非我讀到的資料有重要的失實之處，我認為目前金融市場的不幸處境，不是短期可以清理的。格林斯潘支持出資搶救，但最近他在一間大學講話，說會復甦得快。比我樂觀。我衷心希望他對，我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