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之五）

各位同學（續前文）：

執筆寫這最後一節時，佛利民謝世幾天，而再幾天我七十一歲了。光流水逝，歲月無情，今天的經濟學已經不是佛老和我熟知的傳統了。回顧西方的經濟學發展，奇怪地發現，可以憩息或流連一下的、有整體架構的作品，大約三四十年出現一次。武斷地排列，可舉史密斯（A.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李嘉圖（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米爾（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馬歇爾（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魯賓遜夫人（Mrs. J.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1933），佛利民（M. Friedman, Price Theory, 1962）等。我自己的三卷本《經濟解釋》二○○二年完工，與佛老之作剛好相隔四十年，是傳統的時距，但因為用中文動筆，能否成為「憩息」之所恐怕要多年後才知道。不是沒有機會的。一脈相承，《經濟解釋》是「古文」，雖然大手改進與補充了，但沒有自立門戶，有傳統的支持。另一方面，讀經濟的中國學子實在多，人多勢眾，說不定其中有興趣的會把我的思想發展下去。

樂觀地看，雖然那三卷本還沒有在國內出版，但學子從網上打印下來閱讀的無數，而好些大學已經指定為需要的讀物了。悲觀地看，雖然從傳統發展出來，但今天的「主流」脫離了傳統，與我主張的學問格格不入。我不想在這裡批評我知得不多的新潮學問，但認為如果經濟學者對解釋世事再感興趣，他們總要回到我這邊來——真理站在我這邊。

不容易明白發生了些什麼事。十多年前與一些年輕的經濟學教授傾談，或接見一些求職的經濟學博士，我發覺沒有一個讀過馬歇爾！想來他們的老師也沒有讀過。是自然科學的不良影響吧。自然科學，學理論要學今天的，不用管前人怎樣說。四十五年前作學生時，經濟老師也對我說過類似的話。後來到了芝加哥大學，身為價格理論大師而又是經濟思想史泰斗的史德拉，說研究思想史只是為了興趣，理論學今天的算了。

問題是雖然科學方法相同，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很不一樣。前者，實際可用的理論不多，說來簡單，但千變萬化，基礎不容易掌握得通透，而略有差池，變化就不容易搞上去。搞經濟分析主要是搞變化。以我之見，當我們說前輩經濟大師錯了，主要因為概念拿不準，變化搞錯了。但某變化錯，不等於所有變化皆錯。好比李嘉圖，今天不少學者認為，除了比較優勢定律，李前輩的其它理論全盤皆錯。真的嗎？三十年前我寫知識產權與發明專利，就用上眾人皆說是錯了的李嘉圖的「差別租值」（differential rent）理論（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五八二至五八九頁），巴賽爾識貨，頻呼精彩。又好比Cournot的雙頭競爭（duopoly）理論，一般學者早就認為過了時，不中用。一九六九年我推出公海漁業的租值消散理論，同事們無不嘩然，說天才了得，可惜讚聲未了，自己卻發現該理論是Cournot的雙頭競爭的另一個版本（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一八二至一九○頁）。

經濟學要用簡單的理論來解釋複雜的世界。這樣看，簡單的理論要搞出精彩的變化來。像史密斯、李嘉圖、米爾、馬歇爾等人，其天才不會在佛利民之下，比起今天的經濟學新秀，相差何止八千里路雲和月！是我之幸，懂得佩服天才，所以當年拜讀前賢之作，懶得管是對是錯，只跟著他們的變化思維，跟著他們想。後來學滿了師，放膽地走自己的路，把前輩的分析修改得近於面目全非，意之所之地加進自己想出來的變化，大部分來自街頭巷尾的觀察給我的啟發。但因為傳統不變，今天我還是個古人。

同學們讀三卷本的《經濟解釋》，要注意到我刻意地淘汰了所有我認為用場不大的複雜理論，集中於把簡單而又不可或缺的，在變化上發揮。我認為只有這樣，同學們才有機會可以不拜讀古書而還能學得一些經濟解釋的法門。不是說古人之作不需要讀了，但投資成本高，而在漠視傳統的「新潮」下，要求同學拜讀李嘉圖，甚或近如馬歇爾，很有點苛求。

我的《經濟解釋》堅持驗證假說要用上可以觀察到的變量，對均衡理念提出一個新闡釋，需求定律從頭用到尾，從價格到利息到成本到租值等概念，翻來覆去地陳述，而何謂「量」的多種變化，也是不停地變下去。最重要的改進，是加入了交易費用，從而引進當年我創立的合約安排的選擇的分析。這改進幅度很大，同學們恐怕一下子不容易接受，因為從合約的角度看市場，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不容易分開來。

傳統的價格理論，或不大正確地稱為微觀經濟學的，集中於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方面。制度何物要不是胡說八道，就是作為另一門學問看。引進交易費用作為無可避免的一種局限，所有制度上的安排都是因為交易費用而起，而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再不能獨自處理，要與制度的選擇一起看。史密斯當年知道要這樣看世界才對。但跟著的發展，為了理論的處理需要簡化，經濟學者在有意或無意間假設交易費用是零。再後來搞出笑話：以Walras為首的一般均衡理論分析，因為明確地假設拍賣（交易）費用是零，邏輯上不僅不可能有生產要素市場，產品有多少種類根本無從界定，而嚴格來說這樣的世界是不會有任何市場的。方程式好看，內容空洞，半點解釋力也沒有，Walras與追隨者搞的是藝術作品，科學怎樣也談不上。

上述的發展與我選走的路不一樣。他們以複雜的理論為起點，假設交易費用是零而把理論簡化。我則以簡單的理論為起點，加進交易費用而使變化複雜起來。對我來說，經濟解釋要選走哪一方是明顯的。

自《經濟解釋》完工後，不少同學要求我繼續寫宏觀經濟。然而，我掌握的經濟學，沒有微觀與宏觀之分。永遠起於個人的選擇行為，局限下爭取極大化，要受到需求定律的約束。看社會整體就是宏觀，我們要懂得怎樣把社會成員的個別行為加起來，從而達到一個經濟理論可以推斷的整體效果。至於一般人認為是宏觀經濟的數字，例如通脹、失業、經濟增長等，這些年我的推斷比一般的「宏觀」大師準確，准很多——我的加法顯然比他們的加法高明。就是沒有深入地學過的貨幣「理論」，這幾年為了人民幣匯率的困擾，我提出的貨幣觀也比較優勝。可見經濟學就是經濟學，有優、劣之別，卻沒有微、宏之分。

起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搞得差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從事者對價格理論的掌握不足，於是，加上去作宏觀加得不對。凱氏無疑是天才，但他對價格理論一知半解，四十多年前讀他的《通論》時我就這樣說。今天看，大部分的宏觀學者恐怕也要補習一下。其二，像傳統的「微觀」那樣，宏觀學說忽略了交易費用與合約安排的選擇。這失誤對「微觀」已有大害，對宏觀更顯得是災難性了。

中國的經驗支持我的看法。九十年代中期，朱鎔基把急速通脹控制為零，跟著有通縮，而考慮到物品的質量急升，這通縮很嚴重。當時國內的房地產價格暴跌。一九九七年春天，幾位來自北京的智囊朋友到深圳問我意見，說中國的發展看來要完蛋了。我說：「會完蛋的是香港，你們吉人天相，中國還會繼續高速增長的。」中國的制度與西方的不同，怎可以用西方的不管制度何物的宏觀理論來推斷中國呢？發神經！後來香港得到北京協助（可以看為當年香港協助中國改革的回報），死不掉，但這是政治，我的推斷可沒有算進去。

高斯認為西方的經濟學發展入了歧途，無可救藥，希望我能為中國的學子設想一下，救一救。本來是在三間大學的講題，簡略而又是沒有準備的。想到高斯的話，一連五期，我用心地寫了一萬三千字。

（之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