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術的拼圖遊戲

寫了四篇《宏觀分析的失誤》，還沒有寫完——還有一篇吧——累了，要鬆弛一下。這系列文章我寫得格外用心，容易累。正在進行大修《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行為》——我要加進一章評論宏觀分析。不少同學要求我寫一本關於貨幣的書，更多要求我寫一本關於宏觀的。關於貨幣，我出版了《貨幣戰略論》那本文章結集，算是作了交代。

宏觀呢？想不出理由要寫一本書。多年以來，行內朋友認為我的價格理論（微觀也）自成一家，但「宏觀」我不懂。知之為知之，不懂為不懂︰我是個看不到皇帝的新衣的人。不久前讀蕭滿章傳來的一篇長文，其中提到老師阿爾欽說︰「世界上沒有宏觀經濟學這回事！」（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macroeconomics!）這是強烈的否決，或者阿師認為不需要有。我不知有無，只是不懂。四十年前科斯與巴澤爾對我說︰「你不懂的是錯了吧，為什麼不把你不懂之處寫出來呢？」最近的四篇「宏觀」是寫出來了，因為增加了多年的觀察與思考，胸有成竹，直說是錯。話得說回來，我沒有跟進四十年來的宏觀大師之說，偶爾涉及，認為以「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推出的假說難以驗證。說實話，從事經濟解釋那麼久，我對經濟學者發明的、看不見的行為有恐懼感。另一方面，對那些所謂宏觀現象的推斷，我比較滿意還是價格理論的分析。

不寫一本書，以一長章處理宏觀失誤是適當的。這長章就是《宏觀分析的失誤》，分六節，開頭四節就是這裡前四期發表的，格式上略為修改可成章。把這章放在哪裡呢？思前想後，最理想的地方是放在《供應的行為》的《利息理論》那章之後。我的利息理論來自費雪，跟著的《宏觀》的第一節接得好。《利息理論》本來是《供應的行為》的第一章，這次大修，打算補加一章題為《市場概論》的作為引言，《利息理論》改為第二章。第三章是《宏觀分析的失誤》。既然說開「宏觀」，跟著的第四章也是新的，題為《貨幣制度與倉庫理論》，是簡略地分析貨幣與行內歷來認為是深不可測的財富累積（後者稱capital accumulation，capital與wealth是同一回事）。《供應的行為》跟著的格局不變，只是好些地方需要改進、補充。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是九年前寫的，思想當然有變。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有八個不同版本，即是修改了七次。《經濟解釋》只修一次，修得比較多無可避免，希望代表著進步。

回頭說《宏觀失誤》開頭的《皇帝的新衣還要穿多久？》──解釋投資與儲蓄是同一回事──刊出後讀者嘩然。我看不到傳統的宏觀分析有拆解之道，不知今後老師們要怎樣教才對。根深蒂固的謬誤通常驅之難去，但我解釋得用心，例子示範得清楚︰皇帝根本沒有新衣！老師說皇帝有新衣，學生舉手提出質疑，老師怎還可以教下去呢？

上述四篇文章，我最感稱意的是第四篇︰《失業要從公司看》。解釋「失業」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大難題，在此之前沒有誰作過圓滿的解釋。我這篇其實還不夠詳盡，加上拙作《制度的選擇》的第四章就夠了。解釋得圓滿，沒有漏洞。

凱恩斯學派對失業的解釋不成，是影響了我的師友之見。雖然大家知道福利經濟與最低工資對就業不利，但大家也知道好些失業是不能靠這些人為侷限解釋的。四十多年前施蒂格勒、阿爾欽等人從訊息費用的角度解釋失業。這角度應該對，但我認為他們摸不準，有套套邏輯的味道。訊息費用要放進哪裡才對呢？這是大麻煩！我把它放進公司，再在公司的合約中放進以時間算工資的合約，放對了，對得非常對。一子對，整個失業難題變得豁然開朗，得到的多個假說不僅容易驗證，支持的事實多得很。以中文發表比較難以傳世，但據說該文被網上客罵得厲害，有助。真理被罵得愈多，傳世的機會愈高，是思想史的規律。

這裡要說的，是《失業要從公司看》的所有要點，我早就知道，在其它文章提及過，只是沒有加起來看失業。動筆前我的直覺是加起來看失業可能有驚喜的發現，對蕭滿章先說了。胡亂地想了一個星期，遠不達結論，只是這裡想一下，那裡想一下，坐下來對著稿紙再算。這是我慣用的進攻法門。這次坐下來，寫到半途我就知道執到寶，因為愈寫愈清晰。有多個思想片段，每個片段早就想過，以事實驗證過，但加起來會怎樣自己事前無從猜測，要坐下來猛攻幾個小時或幾天甚至幾個星期才有分解。這是學術研究的樂趣。

以思想片段加起來而得到有機會傳世的文章，我逾古稀之年竟然命中三次！「失業」是第三次。第二次是修改《科學說需求》時決定補加一章，題為《共用品的經濟分析》。「共用品」也是經濟學的大難題，此前沒有誰能成功地「破案」。我自己沒有這樣的雄心。半年前在修改《科學說需求》時，不知怎的認為要多加一章，擴充以前略談的一節。早就知道需要補充，但以獨立的一章處理，是隆重其事，要增加內容，多想一下。某天零晨三時，睡不著，走到書桌前坐下，把多年來想到的關於共用品的多個片段寫在紙上，每個片段只一兩句，加來加去，一下子發覺共用品這個大難題全部解決了！

得來容易的共用品分析明顯地有足夠的實力傳世，可惜這話題雖曾紅極一時，跟著行內不了了之，到今天，經濟學變得味同嚼蠟，對共用品還有沒有興趣很難說。

文章要傳世，合時宜是重要的。我一九六九出版的《佃農理論》，好些朋友認為如果早出十年會有震憾性，因為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理論紅極於五十年代，一九六九已是日暮黃昏。雖說一個人的思想永遠是受到時代的影響，但有創意的合時宜文章難度極高。先知先覺或後知後覺皆不成。要講碰巧，也要講運情。奈特一九二四年發表的關於產權與社會成本的大文是出得太早了，科斯一九六○年舊調重彈，時間上恰到好處。

上文提到的、上星期在這裡發表的關於失業的文章，算是合時宜了。網上客罵得那麼厲害是證據（一笑）。兩年前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也極合時宜。那是我唯一的受到大時代轉變的影響而針對大時代下筆的文章，時間無疑命中。傳世要講運情，該文的運情要看今後中國的發展怎樣。中國的運情好，該文的運情也好。

說到《中國的經濟制度》那本小書（或長文），也是由多個思想片段組合而成的。遠不如寫共用品或失業那麼容易，不是只幾天甚或幾個小時就能把那些思想片段組合成為一幅完整的圖畫。大好的學術文章，尤其是我嘗試的那種，是拼圖遊戲。一片一片地拼，《共用品》與《失業》花時甚短就拼了出來。但《制度》一文我拼了好幾年，還要頻頻靠時來運到。困難所在是清楚的。中國的制度我早就依稀地看到一幅絕妙的圖畫，拼出來所需要的思想片段很多。一九九七年我發現地區之間的競爭激烈，知道是該圖畫的主要特色。開始拼圖時認為片段太多，要淘汰，但到後來卻認為片段不夠，要加進。不可或缺但還沒有的片段是些什麼呢？要花時間找尋。單是增值稅率全國劃一就困擾了我幾個月，夢中無端端地想到一九六七年讀過的馬歇爾的一個腳註，救一救。

同學們要玩我這種思想拼圖遊戲嗎？以經濟學而言你要從初學練起。你要有無數的真實世界的觀察，日思夜想，從而得到無數的思想片段。遇到一個需要解釋的經濟話題，你要先在腦子中依稀地想到一幅圖畫，然後把自己「珍藏」已久的無數思想片段，選一些可能是有關的拼進去。熟能生巧，加上時來運到，你有機會拼得很快，而拼出來的完整圖畫可能是極為重要的。

中國的經濟制度西方沒有，那裡的學者無從問津這個拼圖遊戲。但共用品與失業歷來是西方經濟學的大難題，重要的，卻沒有誰處理得清楚地對。輪到我拼這兩幅難度極高的圖畫，竟然遠比事前的意識來得容易。究其因，是我在這些難題上斷斷續續地想了多年，可以拼圖的思想片段有足夠的累積。

年逾古稀是有著數的。經濟解釋要講經驗，要靠思想片段的累積。經濟學術上的拼圖遊戲，老人家今天還是寶刀未老。

宏觀分析的失誤4：失業要從公司看

宏觀分析的失誤（之四）：失業要從公司看





失業是宏觀經濟分析的主題，絕對是。起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促成的。失業人多是大麻煩，因為會導致社會不安定。什麼是失業不容易下定義：任何人不怕工作粗賤，或願意接受低工資，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何謂失業今天經濟學行內還有爭議，還有些有份量的學者認為沒有失業這回事。這定義上的困難我在《制度的選擇》一書內解釋過了。不能否認的，是所有國家的政府都有失業率的統計，公佈的數字大致上是跟經濟增長反方向走。不同的政府可以有不同的失業統計方法，其衡量跟經濟學者的意識往往有出入。



我接受的失業定義，是一個可以工作的人找不到他願意接受的薪酬或待遇的工作。這個人可以在街頭做小販，是就業，但他見到一些本領跟自己相若的打工朋友，收入比他高，希望能找到收入相近的工作，但找不到。嘗試找工作但找不到是失業的定義，但騎牛搵馬不算，政府的統計也不會算。一個人打工，被解僱了，找不到他願意接受的薪酬的工作，繼續找，是失業，多半會被政府的統計算進去。原則上這樣的失業是不會持久的。人總要吃才能活下去。可轉作街頭小販不論，任何人，只要願意接受夠低的工資，總會找到工作，但因為我在《制度的選擇》提到的種種原因，這個人不願意接受，因而失業。這就帶到我要批評宏觀經濟分析的第四點。



（四）沒有公司組織，失業不會出現



人類在地球存在了逾萬年，有可觀的文化五千年，然而，失業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話題，只不過是一百年來的事。中國是個古文化，人口數量歷來冠天下，但失業成為話題只是最近二十年才聽到。要不是未富先驕，兩年多前從西方引進新勞動法，在此之前中國的失業率最高約百分之四（國企改革工人下崗不論）。這數字，西方的先進之邦不會認為是需要關心的失業情況。



在一個以家庭為產出單位的國度，物品的產出主要是農產品及手工藝品，士、農、工、商皆有所業，失業是不存在的。其實家庭也是一種公司組織，只是少有甚至沒有今天大家知道的工資合約這種安排。下文可見，沒有工資合約是不會有失業的。講深一層，失業的出現不是因為有工資合約，而是因這些合約中比較普及的，是以時間算工資。



十八世紀初期的歐洲，尤其是英國，工廠（factory）開始出現，逐步普及，替代了銷售商判給家庭產出為主的putting out制度。跟著的「工業革命」有好幾種闡釋，最重要是僱用員工的大工廠變得時尚。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紡織機有了兩大發明，此機龐大，成本不輕，但操作快。這樣的機械是不宜用於家庭的。其二是分工合作的個人專業產出，可使整體的產量暴升。一組人集中在一起的流水式操作可使每人的平均產量上升多倍。這現象啟發了斯密，他以造針工廠的實例起筆，寫成了刻劃時代的《國富論》。那是一七七六年。



一九三七年，年輕的科斯發表《公司的本質》——工廠屬公司組織——提出公司是市場的替代之說。他說因為有交易費用，好些產出活動沒有市價指引，應該產出什麼及怎樣產出於是不能依靠市場的無形之手，公司之內的產出活動是由有形之手指導及監管的。那是經濟思想史上第一篇以交易費用為核心的文章。



一九八三年我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指出公司替代市場之說不對，正確的看法是一種合約替代了另一種。該文以實地調查香港工業的件工合約為出發點。工廠工人的薪酬以個人產出的件數算，每件之價可以看為市價，而如果整間工廠公司的所有產出活動皆以件數算工資，老闆只是中間人，「公司」與「市場」明顯地是同一回事。我再指出，真實世界的產出運作，是不同機構之間互相外判，互相連接，產出合約的網絡可以廣闊地串連著整個經濟，所以除了財政、債務有清楚的個別界定，我們無從把不同的「公司」的產出活動個別劃分。這觀點就是後來行內出現的「公司無界說」的根源，我沒有跟進。然而，拙作含意著的一個要點，是市場就是市場，其中有多種不同的合約安排，但沒有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之分。這推翻了傳統經濟學的分析架構，牽涉到的含意重要而廣泛，我在《制度的選擇》一書內提及，有機會大修時會更為詳盡地處理。



回頭說失業，上文提到的「公司無界」與「市場一也」，皆與失業有關連，但複雜，要用一本書處理。簡言之，從公司合約的角度看，說一個可以工作的人失業，是說他一時間找不到他願意接受的公司夥伴合約。這可以是大麻煩，因為上文提及的、參與「公司」的分工合作，個人的收入往往遠高於個人獨自產出的收入。如果一個經濟沒有失業，分工合作的公司安排達到了一個均衡點，個人的獨自為戰（例如做街頭小販）的收入會跟同樣本領的人參與公司合作的收入差不多。但如果失業率上升，參與獨自產出的人口增加，他們的人均收入會下降（以街頭小販為例，其數目上升小販的收入會下降得快）。這會導致獨自產出的收入低於參與公司的收入，市場的運作早晚會把參與公司的收入拉下去。這裡的含意是，失業率愈高，再增加失業的一個百分點對社會的損害愈大。



現在讓我們轉到公司的合約本質對失業的影響吧。件工合約是不容易甚至不會出現失業的。從最簡單了當的件工看，那只不過是產品市場通過老闆作為中間人。經濟不景，產品之價下降，件工工人的收入跟著下降，無怨可言，等經濟回升吧。我當年調查所得，一家工廠收到的訂單下降，或買家要求製造新產品，老闆上頭通常跟工人洽商件工之價。怎會有失業呢？工人知道訂單不足，或件價下降，不轉工就要認命，要等待經濟的好轉。



以獎金、佣金或分紅等作為工資的一個重要部分的合約也不容易出現失業，因為這些有自動調整工資的彈性。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是分紅合約最普及的國家，公司員工分紅之巨，每年是國際新聞。當日本的經濟在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急速下降時，失業率不變，只是公司員工的分紅跌得厲害。過了十年八載那裡的分紅跌至近於零，不知今天怎樣了。



無可置疑，失業的大量出現，以時間算工資的普及是基本的困難。我曾經指出，過於瑣碎的工作，或產品件件不同，或質量的要求高於行內的競爭者，或多人合作但不能明確地分開個別的貢獻，等等，件工合約會因為量度費用（也是交易費用）過高而不能採用。量度時間的費用低，時間是長是短不會有爭議，於是相當普及地被採用了。問題是，僱用員工的老闆是為了賺錢，不是尋花問柳，員工出售給他的時間本身沒有價值。老闆要的是員工的時間可以產出什麼。換言之，時間的本身不是產品，只是一個「委託」之量，即是說產量的多少被委託於時間的量度算價，而此價就是時間工資了。



我在《制度的選擇》一書內提出一個重要的「履行定律」。這定律說，凡是被量度算價的「量」，其履行的監管費用低；沒有被量度算價的「量」，其履行的監管費用高。這是說，以時間算工資，老闆不用擔心員工不履行上班的時間，但工作的產出為何則不能不監管了。這監管無可避免地帶來主人與奴隸關係的形象，剝削工人之說不脛而走。如果天下所有勞工合約皆以件工算工資，馬克思不可能想出「剩餘價值」。



再回頭說失業，為什麼以時間算工資的合約那麼容易導致失業呢？答案是這種合約不直接量度員工的產出貢獻。被量度而算工資的時間只是產出貢獻的委託之量，不是貢獻的本身。經濟不景，或一間公司的生意失利，老闆要減時間工資，不容易說服員工他們的產出貢獻所值是下降了。尤其是，同樣時間工資的員工的本領性質各各不同，工資相同不一定代表著判斷失誤，但一旦經濟或市場的情況不利，員工之間的不同性質的本領的市值可能改變了。老闆要怎樣處理才對呢？訊息費用存在，把時間工資一律下調，或這裡減那裡加，不容易有說服力。餘下來的辦法是選擇性地解僱一部分員工。



更麻煩的是，因為以時間算工資不是直接量度公司裡每個員工的產出貢獻，他們的時間究竟值多少錢一般是有著可以爭議的空間。這空間的存在鼓勵利益團體或分子混水摸魚，要求政府推行最低工資，或推出勞動法例，或組織工會，或要求集體協商工資，或以罷工的行為作談判工具。



我曾經幾次解釋過，一間有名牌寶號的公司，作了可觀的設備投資，或在研發上有成，又或者經營運作有過人之處——這樣的機構有可觀的租值存在，不是工資提升十多個百分點就關門大吉的。這種公司或機構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命脈所在。增加租值所有公司皆夢寐以求。如果公司發行股票上市，長遠一點看，其股價的升降必定反映這公司的租值升降。然而，因為時間工資只是一個委託之量的價，此價也，可以爭議，得到上述的利益團體的協助，公司的租值可以被蠶食。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曾經是地球上最成功最龐大的製造工廠，曾經擁有的巨大租值被蠶食至零！



以件工合約算工資是不容易蠶食租值的——原則上不可能。這是因為件工之價是明顯的產品市價，左右這個價是明顯的物格管制，市場的消費者看得清楚，容易反對，利益團體不容易混水摸魚。事實上，工會反對件工合約由來已久，何況這種合約與過高的以時間算的最低工資有衝突。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在工會的大力反對下，政府以法例禁止件工合約！



福利經濟也會明顯地增加失業人數的。不工作可以有政府的援助，工作則沒有，怎會不鼓勵「失業」呢。英國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失業率高企，七十年代一篇研究詳盡的文章指出那裡的福利急升是關鍵。回歸中國前的香港，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二左右，後來政府綜援急升，失業率上升了不止一倍。



上述的失業解釋，尤其是以公司合約的分析作解釋，有明確的事實支持。兩個有震撼性的例子重要。其一是九十年代的中國。那時中國從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脹急速地下降至百分之三強的通縮——如果算進當時的產品質量急升，通縮率會高於百分之十。樓房之價跌了四分之三。這樣急劇地從高通脹轉為高通縮，傳統的宏觀分析說失業率一定飆升。但中國沒有。增長率保八（今天回顧是低估了），失業率的提升不到一個百分點（也應該沒有算國企下崗工人）。究其因，是中國當時的最低工資若有若無，而更重要是政府不左右勞工合約的自由選擇。如果兩年多前的新勞動法在九十年代推出，中國不可能有今天的形勢。不能否認當時開始形成的縣際競爭制度有助，但兩年前大家可見，縣際競爭鬥不過不容許合約自由的新《勞動合同法》。



第二個有震撼性的例子是不幸的。兩年前西方的金融危機事發，失業率急升，先進之邦怎樣花錢救市也減不了他們的失業率。福利不論，去年七月美國提升最低工資約百分之十是幫倒忙，而更重要的是先進之邦的經濟結構是明顯地違反了公司合約的自由選擇。左右公司合約的政治結構僵化了，是他們的失業率持久高企的原因。



源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分析，認為失業起於消費需求不足，是膚淺的表面思維，摸不著問題的核心，而該學派主張政府花錢挽救失業，是錯上錯。從解釋失業的角度衡量，這裡提出的公司合約理論勝出八千里路云和月。



（宏觀失誤之四，未完待續）

宏觀分析的失誤3：漠視侷限推斷失靈

宏觀分析的失誤（之三）：漠視侷限推斷失靈



我喜歡獨自思考，思想上喜歡事不關己，己不勞心。有時想到的跟前人有別，我會拿出刀來揮斬幾下。這些日子，為了對炎黃子孫的一點關心，事不關己有時也拿出刀來。



宏觀經濟的分析歷來是事不關己的。作學生時替一位宏觀教授改試卷，每卷收一美元，不難賺，教授提供的答案是老生常談，我不懂，爭議太多不是賺卷費之道。跟著選修布魯納（Karl Brunner）教的研究院宏觀經濟學。布魯納是我認識的邏輯最嚴謹的經濟學者。整個學期他只教一本剛出版的「宏觀」名著開頭的二十多頁，批評得同學們天旋地轉。我從布魯納學得的不是宏觀經濟，而是推理嚴謹的苛求。後來的博士試我無端端地考個第一。傳為佳話的是作為其中一個考官的阿爾欽，竟然看出我的宏觀方程式比變數多了一條！我在數學上的驚人「天賦」是從那時開始知名行內的（一笑）。



這系列提出的對宏觀經濟學的批評，跟我作學生時老師教的沒有多大關係。我是基於離開母校四十多年自己的尋尋覓覓，對均衡概念、租值消散、體制組織、交易費用等的掌握有了新的體會，然後回頭看自己當年所學的內容，認為不少地方需要修改。四十多年來，找真實世界的例子作解釋及驗證的工作，我差不多天天做，提供了修改前人之見的基礎。雖云一士諤諤，但心領神會，自覺舒暢，有點稼軒說的「恨古人不見」之感。



這些年不少同學要求我寫一本關於宏觀經濟學的書，用以填補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他們認為後者是「微觀」。我認為經濟學不應該有微、宏二觀之分，重點是能否解釋世事。我也認為複雜的理論不管用，侷限轉變的調查是關鍵所在。侷限可以簡化，也需要簡化，但不可以簡化得與真實世界脫了節。凡是牽涉到侷限轉變的分析必定要從個人的選擇出發，所以一律是價格理論的範疇。這就帶到我要談的宏觀失誤的第三點了。



（三）漠視侷限失誤必然



我要舉出三個我自己嘗試過的、從侷限轉變的基礎來推斷「宏觀」現象的例子。這類「宏觀」性的推斷的侷限指定通常比市場現象需要指定的來得複雜。



例子一。一九八一年我肯定地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所謂資本主義）的路，條件是我觀察到的、剛剛開始出現的侷限轉變會繼續下去。那是我寫過的最詳盡的關於交易費用侷限轉變的文章，以理論分析這轉變的第三節長達二十一頁（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六二九至六五○頁）。簡言之，我把廣泛的交易費用一分為二：制度運作的費用與改革制度的費用。看清楚了這兩項費用的相對轉變大勢，我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這是比一般的宏觀現象更為「宏觀」的了。



當年文稿寄給朋友，反對這推斷的無數：舒爾茲來信譴責，說經濟學不能作這種推斷；貝克爾直說我錯；弗裡德曼說我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只有科斯同意我的推斷，可沒有說我的理論對。因為反對的朋友太多，該文延遲了一年才發表。鼓勵我發表的是巴澤爾：他不同意我的推斷，說是妙想天開，但他認為那寫理論的第三節是天才之筆，半點瑕疵也看不到，不發表可惜。這理論今天還沒有受到重視，反映著行內的朋友一般對交易費用的侷限轉變的分析沒有興趣。



這例子可教同學的是：經濟學的推斷或推測永遠是假說，要指定驗證條件（test condition），而上文提到的交易費用的侷限轉變就是驗證條件了。一定要可以觀察到，而又要假設這轉變會繼續，不會一下子倒轉過來。指定了的侷限轉變，若再變要作別論。我當時認為中國面對的交易費用轉變的走勢是相當穩定的，但不是說沒有機會再變。科學上的推斷要基於驗證條件的穩定性。



例子二。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該年十二月在瑞典與弗裡德曼相聚，我對他說地球將會有超過二十億的窮人參與國際產出競爭，如果先進之邦不改革他們的經濟結構——例如福利制度、工會權力、勞工規例等不利於國際競爭的約束——將會遇到很大的麻煩。今天回顧，這推斷沒有錯，但不算推得精確。當時困擾著我的是先進之邦有樂觀的一面：國際廉價勞力的供應急升，可以賺大錢的，理論上是有資產與有知識的人，所以原則上先進之邦是有大利可圖的。是的，原則上，就是先進之邦的窮人也會因為窮國的興起及參與國際競爭而獲利。



這裡牽涉到的又是交易費用的問題。有多種交易費用可以嚴重地妨礙先進之邦在地球一體化的大轉變中獲得他們應得的甜頭，而這些交易費用的結構顯然非常複雜。尤其是那極為重要的訊息費用有多方面，深入的調查與衡量總要花上幾年工夫。我沒有作這調查，但深信，如果當時全面地考慮重要而又有關的交易費用，我會對今天的國際情況推斷得大為可觀。



同學們想想吧。中國開放改革後約十年蘇聯解體，帶動了東歐、印度、越南等地區搶著開放，參與國際競爭的貧困人口史無先例地暴升，代表著一項極為重要的侷限轉變。這轉變明確而肯定，一九九一年看走回頭的可能是零。是那麼重要的一項侷限轉變，擺在眼前，是很大的一個人類前途的約束，也是宏得無可再宏的宏觀。然而，如果要以之推斷二十年後的國際形勢將會怎樣，研究上我們還要經過千山萬水，還有很多侷限約束——尤其是交易費用的約束——需要考查，就是馬虎地猜測一下也不容易。令人尷尬的是：國際競爭的廉價勞力暴升，明確而重要，先進之邦的經濟大師們怎可以視若無睹呢？



這例子可教同學的是：不願意下重本考查交易（包括訊息）費用的侷限，或猜測錯了，不能說經濟理論沒有用場，只是使用時成本太高罷了。宏觀分析的困難，不僅比較微妙的交易費用的轉變沒有顧及，就是有震撼性的勞力侷限轉變，這門學問也懶得管。



例子三。一九九六年底我推斷香港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說明與九七回歸無關，理由是看清楚了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相對工資的結構侷限轉變，肯定的。當時，一方面我看到內地青年的知識增長非常快，比大家事前想像的快很多，那裡的優質學生開始明顯地比香港的優質學生勝了一籌，但工資只有香港的四至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因為香港公務員的工資高，難以大幅下調，因而增加了市場的其他工資下調的頑固性。跟著是香港的綜援福利急升，我推斷香港歷來徘徊於百分之二左右的失業率會上升至百分之八（後來最高達百分之八點六）。



香港不景的推斷只應驗了約八年，沒有十多年，因為二○○四年內地推出自由行，跟著是放寬內地人到香港投資。今天內地與香港的優質青年的工資分歧收窄到大約一與三之比，香港的難關其實未過。



這例子教的，是預測不到的侷限轉變（例如自由行與內資進港），會影響推斷的準確性，時間快慢的推斷因而是大麻煩。推斷十年以上的不景，准了約八年，不太差，但如果內地不大手幫一把，十年會是太短了。原則上內地協助香港對自己有利，早就應該這樣做。然而，外匯外流的恐懼是故老相傳的成見，這種侷限的變動不是無從推斷，而是牽涉到遠為複雜的交易（政治）費用的侷限，考查的成本是太高了。



說香港今天難關未過，我可以容易地指出一個近於災難性的可能發展。如果香港推出最低工資——目前看事在必行——不需要是很高的「最低」，只要是廣泛地影響著最低層的工資水平，那麼一旦內地取消進口稅，或把深圳改為自由港，我的推斷是香港的經濟會出現一個難以解救的困局：自由行會倒轉過來，香港的商店租金會跌得頭破血流，牽一髮而動全身，全面的效果如何不好寫下去。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內地撤銷進口關稅也是早就應該做的。說足以為大禍的最低工資不需要很高，因為只要下頭的工資被「托」住，上頭的有需要時難以下調！



多年以來，類似的大大小小的推斷，屬「宏觀」的，我作過多次。一位朋友說他算過，二十六次全中。其實大部分不是真的全中，只是中主要的一部分，因為跟著而來的侷限轉變我事前沒有算進去。那些是想三幾天就動筆的專欄推斷文章，沒有像三十年前我想了近兩年才動筆推斷中國會走的路那麼慎重。另一方面，政治上的侷限我是門外漢，通常是經濟考查的大難題。例如二○○七年前我真的意料不到北京會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推出把我弄得手忙腳亂。我怎會意料不到呢？因為在我熟知的地區競爭制度下，價格管制難以推出：對地區的競爭不利，地區政府會一致反對。工資管制也是價格管制。我料不到新勞動法的推出可以完全不徵求地區政府的意見，因為北京上頭歷來有這樣的諮詢。政治的侷限真的不容易掌握。



回頭說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的失誤，本文要指出的重點，是這分析牽涉到的侷限轉變是很表面性的，例如物價、工資、利率、政府財政、貨幣政策等。不是說這些侷限變量不重要，而是宏觀分析歷來不深入地調查這些變化的底因侷限。尤其是，在那重要的交易費用（應該廣泛地看為社會或制度費用）的考查上，傳統的宏觀分析歷來交白卷。解釋世事，交易費用的重要性毋庸細說。然而，當我們能成功地把交易費用侷限的轉變翻為價格或代價轉變時，用上的選擇理論（theory of choice）永遠是價格理論（theory of price），莫名其妙地被稱為「微觀」。



沒有誰不同意，宏觀分析也是以個人在侷限下作選擇為基礎，然後加起來而「宏」之。問題是如果個人選擇的侷限指定不足夠——尤其是漠視了交易費用——加起來的「宏觀」對現象的解釋力令人尷尬。我有這樣的意識：傳統的微觀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傳統的宏觀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存在，但不管是些什麼！正面而又明確地引進交易費用，微、宏二觀的分別不會存在。原則上，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是走這「正面而又明確」的路，但走歪了，歪得離奇，無從驗證的博弈遊戲與不知何物的術語把整個本來是有希望的發展破壞了。



（宏觀失誤之三，未完待續）

宏觀分析的失誤2：曲線交叉自欺欺人

宏觀分析的失誤（之二）：曲線交叉自欺欺人



前文說了宏觀分析的一個基礎失誤，指出儲蓄與投資——不管意圖不意圖——是同一回事。只這一點，傳統的宏觀分析難以挽救。還有其他嚴重失誤。自欺欺人的玩意不限於宏觀分析，只是宏觀比微觀遠為普及。讓我拿出刀來剖析吧。



（二）曲線交叉說均衡的失誤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到芝加哥大學去，是鄉巴佬出城。芝大當時名滿天下，是經濟學的少林寺。戰戰兢兢，我把自己作為學生看。兩個月後，聽到那裡有一位明星學生講述他的博士論文，好奇地去聆聽。



小室坐著三、四十人，講題是分析某國的匯率波動，說到重點，講者意氣風發，說大幅的波動很快就找到均衡點，平靜下來。我聽得一頭霧水，高聲問：「經濟學的均衡是個概念，不是事實，真實世界沒有經濟學說的『均衡』這回事。到市場去大家見到市價有時多變有時少變，哪個現象算是均衡只有天曉得。我天天望出窗外，永遠看不出外間的經濟是均衡還是不均衡。你憑什麼可以看得出呢？」



室內一時鴉雀無聲，聽眾你看我，我看你。過了一陣，在座的經濟數學大師Hirofumi Uzawa說：「你說的對！經濟學的均衡是數學方程式的事，我從來沒有說過以數學算出來的均衡是描述真實世界的。你們不要被數學誤導。」Uzawa是日本人，當時行內舉他為數學經濟的第一把手。兩年後他回到日本去。他說的幾句話使我對自己的思想增加了信心。Hiro兄還健在，這裡謹向他致意。



經濟學的均衡（equilibrium）與不均衡（disequilibrium）是從物理學借過來的。近於災難性的誤導，因為在物理學這術語是描述物體的動態，是事實，但經濟學的均衡卻是空中樓閣，是概念，真實世界不存在。經濟理論中的曲線一般描述人的「意圖」，不是事實，沒有經濟學者的想像這些曲線不會存在。今天流行的經濟泡沫之說，是從「不穩定均衡」（unstable equilibrium）的概念變化出來，無從觀察，也非事實。不是說股市不會暴跌，但我們無從判斷那是不穩定均衡引發出來的泡沫。物理學家牛頓曾經在有名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的股市輸身家。他說：「我可以算出宇宙物體的運行，但算不出人類發神經。」股市暴跌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但經濟學的均衡或不均衡是無從觀察的。



科斯當年也意識到均衡與不均衡帶來的謬誤。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從溫哥華駕車到西雅圖的途中，他向我提出經濟學要取消「均衡」這個概念。我當時的回應，是這概念在經濟學那麼普及，取消不易，但我們可以另作闡釋挽救。我說「均衡」可以闡釋為有足夠的侷限界定因而可以推出被事實驗證的假說，而「不均衡」是指侷限界定不足，驗證的假說推不出來。科斯當時對我這個「新」的「均衡」闡釋很滿意，說我有機會成為另一個馬歇爾。是說笑吧。無論我怎樣修改，馬氏的巨著是經濟學二百年一見的貢獻。



其實我的均衡觀點不是那麼新。早幾年，寫論文《佃農理論》時，每一步我嘗試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發覺推不出驗證假說一般是因為侷限的指定不足，而凡是有了足夠的侷限指定，皆合乎經濟學說的均衡。達到均衡的理論不一定可以驗證，還需要的是驗證的變量真有其物，但不均衡的理論一定是無從驗證的。當時跟老師阿爾欽研討了幾次，他同意我的看法。



可以被驗證的假說是指有機會被事實推翻。我們是求被事實推翻但希望不會被推翻。也是在寫《佃農理論》時，我發覺馬歇爾提出的佃農均衡可以驗證，但他的曲線交叉圖表是有著一個應該消散卻沒有消散的「租值」（見《佃農理論》四十三頁）。這使我後來想到一個用途極為重要的觀點：凡是有應該消散而不消散的租值存在的分析，邏輯上一定錯。這種錯誤分析在經濟學上屢見不鮮，我的發現一般化後成為一項「絕技」，可以很快地判斷理論的經濟內容：沒有應該消散的租值的分析不一定對，但有則一定錯。這方面，我再花幾年時間的思考所獲，是一九七四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巴澤爾把該文捧到天上去，可惜很不易讀。



看不到則驗不著。經濟學的均衡分析中最大的一個麻煩，是「意圖」之物看不到，在真實世界不存在，我們要怎樣處理才能把抽象的均衡帶到不抽象的驗證呢？拙作《經濟解釋》有足夠的示範吧。

可能是馬歇爾惹來的禍。這位經濟學歷史上最偉大的理論家，提出需求曲線與供應曲線二線相交的剪刀均衡理論，可沒有指出這二線的剪刀交叉只是競爭的後果，不是解釋行為的理由。在《科學說需求》中我寫道：



「百多年來，經濟學者往往誤解了物品市價的釐定。市價的釐定，絕對不是因為市場需求曲線與市場供應曲線相交。正相反，這市場二線相交，是因為數之不盡的需求者與供應者各自為戰，那一大群自私自利的人，不約而同地爭取自己的邊際用值與市價相等，從而促成市場需求曲線與市場供應曲線相交之價。」



這是嚴重的指責了。想想吧：需求曲線與供應曲線皆意圖之物，真實世界不存在；這二線相交的均衡點是空中樓閣，真實世界也不存在；價格有管制而出現的「剩餘」或「短缺」更無稽，不僅觀察不到，簡直不知所謂。我在《科學說需求》中對「短缺」有如下的評述：



「價格被管制在市價之下，莫名其妙的『短缺』出現，不均衡，世界大亂矣！問題是人與人之間對任何物品的競爭，必定要解決。說『不均衡』，是說沒有解決的辦法。『不均衡』的意思，是指沒有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什麼『壓力』云云，不可以壓出一些假說來……『短缺』是因為經濟學者的思想有所短缺而產生的。」



這就是麻煩：整個需求曲線與供應曲線相交的均衡分析，在真實世界可以觀察到的只是價格及其變動，其他皆屬子虛烏有。至於「量」，我們見到的只是產量及成交量，意圖的需求量與供應量是經濟學者的想像，不是實物。然而，我們就是要把這樣的「理論」來解釋複雜無比的可以觀察到的世事，成功的機會不可能只基於一些曲線的交叉。深入的曲線之內的闡釋，概念的正確掌握，侷限變化的慎重調查，等等，皆不可或缺。很不幸，宏觀經濟的分析一般漠視了這些應有的步驟，以曲線及方程式掩蓋著我們看不到的侷限變化與內容。



沒有疑問，宏觀分析的起點——意圖儲蓄曲線與意圖投資曲線相交的均衡點——是從馬歇爾的需求與供應曲線的剪刀交叉的均衡處理搬過來的。這不僅有著上文提到的馬氏分析的不幸，更為頭痛是我上期指出的：儲蓄與投資，不管意圖不意圖，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看法不同。把儲蓄與投資看作兩回事是嚴重失誤，無從挽救。



同樣不幸是John Hicks與Alvin Hansen把這胡塗的分析基礎帶到近於名垂千古的IS-LM的均衡分析去。這分析一九六三年我考博士試時背得出來，今天內地的同學說他們還在背。自欺欺人怎可以欺那麼久的？想來是因為Hicks與Hansen是大名家，穿起皇帝的新衣有其說服力。



IS是一條意圖投資與意圖儲蓄永遠相等的曲線，即是二者在利率變動時永遠達到均衡。在該線上是無數的投資等於儲蓄的交叉，內地稱為產品市場均衡曲線。LM是一條貨幣的需求與供應永遠均衡的曲線，利率變動該線上也是無數交叉。內地稱為貨幣市場均衡曲線。IS與LM二線相交，來一個大交叉，稱一般均衡（這與Walras的一般均衡不同）。



因為投資與儲蓄是同一回事，IS曲線當然不能成立。LM呢？貨幣何物與幣量應該怎樣算到今天還爭議不休，而我在《貨幣戰略論》一書內指出的幾種不同的貨幣制度，LM說的不知是哪一種。更為頭痛是如果利率受到管制——今天某程度這管制近於無處無之——像馬歇爾的曲線相交無從處理價格管制那樣，IS-LM的交代也是空空如也。馬歇爾的「不均衡」困境我在《價格管制理論》一文中解決了。那是教怎樣選取需要補加的侷限條件。這補加使不均衡變作均衡，足以推出驗證假說，因而可救。然而，IS-LM的不均衡，邏輯上是不可能解決的。不均衡無從處理，均衡沒有意思。是敗局，無可救藥！



經濟學者就是喜歡以曲線交叉來解釋世事。曲線畫得出，方程式就寫得出，可以巧妙，也可以美觀。然而，解釋世事需要的，是可以用事實驗證的含意，也即是說要推出有可能被事實推翻的假說。這方面，宏觀分析的「短缺」令人尷尬。從事宏觀分析的眾君子就是喜歡把一些在真實世界不存在的意圖曲線移來移去，這裡一個交叉那裡一個交叉，務求移到跟可以觀察到的幾個變量——例如利率、通脹率、失業率、國際貿易差額、國民收入增長、財政數據、貨幣量等——大致吻合，就算是解釋了。



是事後孔明的「砌」作吧。九十年代中期，一位我認識的名家到香港大學講話。他用的是理性預期理論（rational expectation，又是真實世界無從觀察之物），解釋當時美國的宏觀經濟。他把多條曲線移來移去，叉來叉去，提供的數據支持著他的結論。重點是基於美元在國際上強勁。他寫文章時美元是強勁的，但到港大講該文時美元轉弱了三個月，不在他分析的數據的期間內。多加三個月他的整篇文章潰不成軍！我指出，他無以為應。



（宏觀失誤之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