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外貿是勞力升值的最佳快捷方式

在《毋須優待外資》一文內，我曾指出外地人要到中國投資、設廠生產，其中兩大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在中國僱用廉價勞力，使生產費用下降而得以獲利。但我又指出，中國的政策是歧視外資，對工人的工資及福利多加管制，以致原本是廉價的勞力，遠不如外人所想像的那樣便宜。


政府抽取「剩餘價值」

一些中國的執政者顯然這麼想：同樣的勞力，中國的比外地的不知低多少倍，這是不公平的；就算中國將勞力強行升值到香港工資的百分之六十，也是相宜，外資還有什麼可怨的？他們似乎又想：等於香港百分之六十的工資，比起國內的工資還是高出十多倍，這也不公平，因此政府要抽取這個巨大的差額。

要從中取利，何患無辭？在「倫理」上，他們大可這樣自我安慰：與其給外間的資本家剝削中國的勞力，倒不如從外資僱用勞力所得，直接或間接的左抽右抽，來增加工人的社會福利。想可能是這麼想，而說倒真的差不多是這麼說了。然而，工人的生活享受如何？至於從中取利的特權分子，究竟是為人民還是為自己服務呢？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近幾年來，中國的國民收入大有長進。但這是由於經濟開放所致，而不是政府「維護」工人所得的結果。個體戶、萬元戶及合同工，是近幾年來生活改進得最快的三種人；而這些人都是比其它國家職工多點「自主權」——那是說，能多點避去政府的諸多左右或「維護」的便利。

我在這裡要分析的，比較少人知道，那就是假若中國能讓對外貿易（即貨品進出口）有完全的自由，那麼十年八年後，中國的廉價勞力就不會廉價了。那是說，外貿的開放可使勞力的收入激增。


對外貿易的理論發展

五十年代有兩門經濟學說大行其道，其一是經濟發展學，其二是對外貿易的理論。這兩門學說再不盛行了。這個轉變，有兩個各走極端的原因。經濟發展學之不再盛行是一敗塗地，因為理論荒謬，經不起事實的考證。不少當年流行一時的發展學術語，在今天是被用來說笑話的。但外貿理論正相反。在五十年代末期，這一門學說登峰造極，令人拜服；但自此以後，所有在這方面發展的理論文章都不過是吹毛求疵，難登大雅，再沒有半點近於里程碑的創見，所以就被經濟學界漠視了。

且讓我簡略地陳述外貿理論的發展過程。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所發表的《原富》，鼓吹自由外貿對國家的貢獻。這位大宗師的觀點淺顯易明：一個國家從外貿中能購得比自己所能生產的較為便宜的物品，而另一個國家在交易中也能得到同樣的好處；進一步說是，國與國之間，「交換」（買賣）彼此有、無或生產成本不同的物品，在大家成本較便宜的成交中，可以互相圖利，彼此得益。

史密斯的觀點當然是對的。但問題是，為什麼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生產成本，從而促成各有各的便宜物品呢？這個重要的問題，要到另一個天才——李嘉圖（一七七二——一八二三）——才得到答案。這答案就是有名的「比較優勢定律」。該定律是這樣的：任何國家或任何人，出產不同的產品會與他國或他人有不同的成本比例。國與國之間或人與人之間，在不同產品上的成本比例不同；同樣的產品，在互相比較之下，成本就跟著不同了。換言之，即使某一國家能在所有產品的生產效率上比另一國優勝，但只要大家在不同產品上的生產成本比例不同，一個國家就不可能在所有的產品上獨佔優勢。每一個國家都必然有某些產品特別便宜的。那是說，每個國家必定有比較優勝（或成本較低）的產品。

自李嘉圖後，經濟學天才輩出。米爾（一八○六——一八七三；他是人類歷史上智商最高的人）及馬歇爾（一八四二——一九二四；劍橋的經濟學得以聲譽鵲起，此公之功也）等人在「比較優勢定律」上，作了一些不大不小的貢獻。他們把國與國之間的成本比較便宜的產品，在外貿自由交易、互相競爭圖利的情況下，斷定了成交的價格。（不相信米爾是個天才的讀者，不妨參閱他那幾段純文字、不需圖表而推斷出來的成交價格——讀之再三，你就會五體投地；不相信馬歇爾是個天才的讀者，也不妨參閱他所發明的「出價曲線」，以之證明米爾的文字邏輯是對的。）

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定律》，石破天驚，明確地解釋了這樣的情況：不同的人，會各自向成本較低的生產上專業，或不同的國家，會各自向成本較別國為低的生產上專業，然後互相交易圖利。不過，李嘉圖及其它「古典」與「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者卻想像不到，這互相圖利的「利」可以高得那麼驚人。要是他們知道這一點，他們就不會有那些怪誕不經的理論（例如「人口論」及「工資鐵律」）了。

本來，外貿的經濟理論有了李嘉圖的突破，經米爾、馬歇爾等人的改進後，其發展就應該告終了。豈料本世紀三十年代，瑞典的E.Heckscher和他的學生B.Ohlin提出了一個問題，奇峰突起。他們自己的答案不大完善，但後來得到森穆遜及A.Lerner的改進，就成了我在上文所說的五十年代的登峰造極的外貿理論。這個理論對中國近來的經濟政策有極重要的啟示，是目前在中國從事經濟改革的人不能忽略的。

那兩位瑞典經濟學者問：為什麼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比較優勢生產成本？這真像一個小孩子所發問的問題。而他們的答案，也跟小孩子所能答的差不多：因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生產要素分配，而不同的產品又需要用不同比例的生產要素，所以同樣的產品，生產的比較成本就不同了。（真的，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Ohlin在一九七七年獲諾貝爾獎。）這發現本來沒有什麼大不了，但因為「問」深一層，卻得到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含義：自由的外貿，可以代替了生產要素或資產的自由進出口！換言之，一個有廉價勞力而不可移民他國的國家，若能有自由外貿，勞力的收入就會有移民他國的效果！

科學上的高手「過招」，豈同兒戲？這個新的啟示到了森穆遜（一九七○年獲諾貝爾獎）的手上，他就施展了渾身解數，用了幾個簡單的假設，證明了在自由外貿及沒有運費的情況下，國與國之間的商品交易，會使國與國之間不同的生產要素的市價比例變得相同。跟著森氏與他的同事又再加了一些假設，推斷了自由外貿會導致國與國之間的勞力價值及物業的租值相同。這些發展，就成了外貿理論中登峰造極的「生產要素價格相等定律」。

（既然說起這一頁近代的經濟思想史，我應該指出森氏的大文發表了之後，一位在倫敦經濟學院的老教授看到該文，依稀記得若干年前他的一位學生所交的一篇習作，也作出類似的定律證明。於是，他將該學生的習作寄給森氏。森氏一看，就直認不諱：真是如出一轍，而自己倒還慢了一步呢！這是大宗師的風度了。該學生呢，在那時已憑自己的其它著作而成了名——那大名鼎鼎的A.Lerner是也。Lerner於兩年前去世，得不到諾貝爾獎，令人惋惜。）


小小一粒真理

我們都知道，同樣的勞力，在不同的國家裡會因勞力的供求不同而導致高低不同的收入。一個低技能的工人，在美國每月可賺八百美元；但在中國，同樣的工人每月所得只不過六、七十元人民幣而已——相差五十倍。森穆遜等人的理論是說，經過市場的運作，而外貿又是絕對暢通無阻的話，那麼這兩個不同地區的同樣同質的勞力，所得的工資會變為相等。雖然這定律的幾個假設跟現實世界的情況頗有出入，可是，就算這些假設全部與事實不符，只要有了自由外貿，工資高下的差距便會因外貿而大為縮小，是可以肯定的。

問題是，因外貿而減少工資差距的含義，是勞力廉價的地區工資上升，勞力昂貴的地區工資下降。雖然這兩國的國民，一般而言，可從外貿互相得益，但單從勞力的角度看，沒有其它資產的「昂貴」勞工，就可能因為自由外貿而受到損害——理由是，由於外貿而促成的產品價格下降的利益，不一定足以彌補他們工資下降的損失。森穆遜是極力贊成自由外貿的，但對著這個工資下降的問題，他不能不說：「保護主義確是有小小的一『粒』真理的！」


保護主義抬頭

很不幸，近一兩年來，這一粒小小的「真理」種籽，竟能開花結果——美國的保護主義抬頭，而最近共和黨的國會議席的下降，對反對保護主義的一點幫助也沒有。美國近來保護主義的興起有兩個原因。其一，日本的大地主在日本的政壇勢力很大；為了要抬高地價，他們反對美國農產品進口。其二，中國逐漸開放，美國的勞力工會生怕受到衝擊——對著中國汪洋大海般的廉價勞力資源就望而生畏了；還有，跟日本的大地主一樣，中國的執政者是反對外國貨自由進口的。

今年八月間，我在美國跟列根總統幕下的一些經濟謀士談及保護主義的發展。他們都是一致反對保護主義的，然而日本及中國的反對美國貨進口的措施，使他們面臨困境。這是說，雖然在日本及中國的同樣「保護」情況下，上述的那些謀士仍然是贊成美國對「進口」盡量開放的，但支持他們的壓力團體是越來越少了。支持勞工及反對與進口貨競爭的壓力團體紛紛湧現，而出口的生產者，因為出口遇到外地的諸多留難而提不起勁參加政治活動。

那些以為增加進口關稅可改善本國對外貿易的價格的觀念，忽略了外國也可以牙還牙，以致互相受害。至於那反對進口而「保護」自己的觀念，卻忽略了外國也可以同樣以牙還牙。


中國大可獨自開放

但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來說，避免「以牙還牙」的發展是不重要的。當然，假若中國能開放外貿，大量開放進口，她會有一點政治本錢，可以向美國討價還價，要求美國寬容中國貨的進口。但這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中國要大量開放外貿，就算是單方面的開放也是上算的。理由很簡單。中國的勞力工資與外國的相差太遠！就算美國真的大事推行保護主義，中國的單方面開放在成效上也大有可觀了，更何況需要購買中國貨物的其它地區——如香港——是不會「保護」什麼的。

雖然森穆遜等人的假設不夠現實，而外國的保護主義對中國也是有害無利，可是，「生產要素價格相等定律」只要對一小半，中國就算單方面開放外貿也發達可期！在目前的情況下，以自由的外貿促使中國的工資追近美國，當然不可能。但追近一小段卻也大有收穫了。所以無論怎樣說，放膽盡量開放外貿，是中國的勞力升值的最佳快捷方式。

毋須優待外資

今年二月初，我被邀請到廣州作一次聽眾頗多的簡短講話，被指定的題目，是關於外資在中國的情況。由於這講話是要交稿的，我就寫了《外資的中國觀》。在此文中我以「十」作為一個整數，指出外資在中國所遇到的十大困難（其實要想出「二十」也頗容易）。關於外商二三年來風起雲湧、爭先恐後地到中國的現象，我曾在結論中說：「人龍既可以速成，也可以急散。招之即來的是利，揮之使去的也是利。而利的希望，是基於中國的繼續改進。」


「學費」是太高了

不幸言中。只不過幾個月後，外資在中國大有急速下降的象；而一些簽了約的外商，有如紙上談兵裹足不前。中國的執政者，顯然是知道這形勢的轉變；近兩三個月來，諸多優待外資的建議又再被重視。究竟這些（或更多的）「外資優待」，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帶來什麼好處呢？而優待是否能真正能引進外資？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自中國實行經濟開放以來，優待外資的辦法、規例層出不窮。但外商千山萬水地跑進中國，可不是為了什麼特別的優待。他們到中國去的原因，是見到一個閉關自守了這麼多年、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家，有明顯的意圖推行經濟體制改革，認為賺錢的機會是不能低估的。雖然很多有先見之明的外商，明知在短期內賺錢是談何容易，但早一點跑進去，投石問路，瞭解一下中國的風土人情，交一些朋友，也有一點好處。為了將來的收穫，即使先蝕一點頭注，亦無傷大雅。然而，這些明智之士，卻似乎怎樣也想不到，「學費」竟然會是那麼高昂！


投資中國的兩個理由

基本上，外商要到中國去只有兩個原因。第一，中國人既有先天的智慧，也能刻苦耐勞，而中國的人力資源多的是，所以照情照理，價廉物美的勞力差不多是「僱用」不盡的；以廉價勞力投入生產可以賺錢。第二，在潛力上，中國應該是一個很大的市場，雖然中國還是很窮，消費能力不高，但既然中國有意圖將體制大事改革，經濟的增長率會很驚人。日本、台灣、南韓、新加坡及香港的經驗，都證明從貧窮到富有的「時速」可以快得驚人，更何況中國市場是那樣的大！

我不想在這裡重複我在《外資的中國觀》一文內所指出的外資在中國所遇到人為的各種管制、混亂及缺乏法治而引起的困難。然而，單從外商希望僱用廉價勞力及打開中國市場這兩點看，他們確實是美夢成空。

且讓我先談第一點。外資（外商）要在中國僱請工人，往往要經政府的機構處理，而這「中間人」所抽取的，可能是工資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這方面，對港資（港商）是比較優惠或比較寬容的。可是某些職位，政府還是會指定：僱員要經他們分派。此外，工人的住宿、福利等等事宜，也有硬性規定。以保障工人的利益為名，從中搾取收益為實的「社會主義」是說不通的。

工人的工資費用不談，外資機構在國內的生產費用，因為各種管制而大幅度上升，簡直離譜。單舉一個例子就夠了。最近我有機會跟三家在國內承辦樓宇建築工程的香港公司的負責人傾談。我問：以香港同樣的建築物，按每方呎的建築成本論，國內與香港的相比若何？他們的回答是：國內大約比香港的高百分之三十。我又問：假若中國不是管制叢生，不需底交易，可自由聘請工人，而建築材料進口也沒有任何管制或抽稅，相比又若何？他們的回答是：國內的建築成本會比香港的低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大致上，這些建築商的答案都是不謀而合：管制使建築成本大約升高兩倍。港商的遭遇尚且如此，外商當然更無法可施了。

至於外商想在中國打開市場的希望，成了泡影，也是很明顯的。外資在國內生產而內銷，往往不被批准。而那些非「產品」的外資服務，例如酒店的供應，外匯管制是一個嚴重的約束。暫且撇開港商的「來料加工」不談，單從「產品」的角度看，能像法國與中國合資的「王朝」葡萄酒那樣說得上是有成就的著實不多，而這些「成就」只能從「外銷」而得。

在一方面，中國千方百計優待外資。另一方面，外資所要的廉價生產成本及中國市場卻得不到。這後二者如果一日不存在，外資就不會覺得中國有任何吸引力了；優待的辦法或方案再多，也只能像擔沙塞海。這是一個肯定的結論。

撇開因管制和多種徵收及干擾的困難不談——就算這一些並不存在——優待外資也可能得到相反的效果。很多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喜歡公平的競爭。這不是說他們見有利而不圖，而是他們見無端端地獲得優待，對中國的意圖就有所懷疑了。廣東人所說的「光棍佬教仔，便宜莫貪」，外國人也有同樣的觀念。慣於在自由市場競爭的人，對「無功受祿」的恩惠總會問：對我施恩的人的意圖是什麼？施恩者希望我回報些什麼呢？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會怎樣呢？不明白「優待」之所以然，外商就可能見「優待」而生畏。


港資有妙計

就算在目前中國的諸多管制下，有一些外資——這裡說港資——在國內設廠生產是有利可圖的。這些港商跑到一些比較偏僻的地方（尤其是廣東一帶）設廠，實行「來料加工」，屢有「斬獲」！原因何在呢？答案是：這些港商得不到優待，但卻可以獲得與國內人差不多同等的待遇。他們跑到比較少人注目的地方，與國內的一些工廠簽了「合作」的合約，經政府批准後，就合約歸合約，推行生產經營卻另有妙方。事實上，他們是跟國內的有關單位租用廠房，其它一切生產工具原料及科技大都由港方供應，但工人的「自由僱用」卻是由中國的單位協助的。

在名義上，國內的單位是合作者——實際上，也是「合作」地代聘廉價的合同工，及代為避去政府的一部分干擾——而跟港商合作的單位所獲的報酬，就是一些近乎固定的租金與工資。這樣做，在形式上並不一定是違約，也可算是相得益彰。港商所得的合作成果，就是利用國內單位的名義而得到較為平等的競爭條件。他們對什麼「優待」都是敬而遠之的。

沒有優待竟然有利可圖，有優待反而虧本——這是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渡期中的幽默。但「過癮」之餘，想一下幽默中所內涵的真理，倒也非同小可！試想，雖然中國目前有諸多管制，私產界定只算稍有眉目，投資者在某方面還非「合作」不可；但是，只不過稍為增加了一些自由，讓經營者有比較平等的競爭條件，港商就有利可圖了。假若那些管制不存在，私產界定及法治大有改進，而又有不「合作」的自由，外資或內資豈有不飛黃騰達之理？那是說，外商對中國的美夢，確是有所據而作的。中國若能大刀闊斧地改革，投資者收穫之大，可能大到做夢也想不到。那麼，要怎樣才能切實地引進大量的外資，是最明顯不過的吧？


不應有內、外之分

南韓、台灣及香港的經驗也是證明。這些地方的外資增長，決不是靠優待外資，而是將外資一視同仁。加上有私產權、有法治、經濟開放，要外資不進來也辦不到。

「社會主義」在理論上是反對種族歧視的。但中國對外人的歧視，在日新月異的今天，卻是世間少有。禁止外資像國內單位那樣僱用廉價勞力，禁止外資像國內單位那樣內銷，是歧視外資；優待外資，也是歧視！真正的自由市場是認錢認貨不認人，只要能夠互相圖利，是黑是白無關重要。當然，在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言而無信的人是非被歧視不可的。但這不是種族歧視。

多年以來，中國搞階級鬥爭（也就是搞階級特權），閉關自守，對外間的認識不夠，對市場的認識也不夠。所以在近幾年來的開放及改革中，歧視外資在所難免。搞慣了特權制，一些中國的執政者可能是善意地給外資以特權式的優待——這意圖是可以置信的。但我又認為不少擁有特權的要維護自己的利益，見權抓權，見錢抓錢，急功近利，見外資有錢而非「歧視」一下不可。這樣一來，真心真意的優待就變得很幽默，令人尷尬。

撇開解除管制、推行私產及法治的重要改革問題不談，我認為要引進外資的第一步，是要對他們一視同仁。在這方面，最近（十月十一日）國務院所發佈的《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是有了改進。但最好的現代化辦法，是經濟的競爭「規定」，根本不應該有內資與外資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