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同聲一哭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於七月六日由新華社正式發表，舉世嘩然！這個長達二三萬字的報告，顯然是今年學運以來的幾份重要的官方文獻之一，將來的歷史學者是不會等閒視之的。

今天的歷史，本應是由明天的人來作闡釋的。陳希同所講的話雖大有歷史價值，但我畢竟是今天的人，所以陳市長姑妄言之，我就姑妄讀之。另一方面，我雖自稱是「書生論政」，但書生之見，是不足以闡釋陳市長講話中一些深不可測的論點。

問題是，新華社發稿後的幾個小時內，有兩家香港報社的朋友打電話給我，大談該文的重要性，而又同時指出，該文的第一章，以「動亂的醞釀和預謀由來已久」為題的，暗示著我是主角！這當然把我嚇了一跳。到了次晨，陳文見報了，就有更多的朋友奔走相告。我於是想，對陳市長的講話我是要作點客觀的響應的。時逢暑假，而母親又進了醫院，我總是提不起勁執筆。本來是有時間性的響應，一拖就拖了個把月。


巧合雷同，呼之欲出

陳市長的講話開始時說：「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從四月中旬到六月上旬，極少數人利用學潮，掀起了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首都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這裡所指的「極少數人」，當然與我無關。但是，過了不久，當他談起去年九月時，就提到「當時在黨內和社會上的確有極少數人緊密勾結，明裡暗裡進行了大量極不正常的活動。」

他跟著所說的「不正常活動」可圈可點：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趙紫陽同志去年九月十九日會見美國一位『極端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後，一些據稱與趙紫陽『智囊團』有著密切聯繫的香港報刊，大肆進行宣傳，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傳媒倒鄧保趙』的政治信息。反動雜誌《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化名齊辛）在香港《信報》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叫囂『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則呼籲趙成為『獨裁者』。香港《解放》雜誌也刊登長篇論文，說北京一些人同香港傳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滅』的關係，這種微妙關係『有了一個最新的個案顯示，那就是在最近一個月掀起的倒鄧保趙風』，還說什麼『就中國走資的希望言，他們看準了趙紫陽』。」

為什麼那麼多的朋友讀了這一段話後會紛紛打電話給我呢？答案是頗為明顯的。第一，陪同佛利民（大陸稱弗裡德曼——那位「極端自由派經濟學家」）去見趙紫陽的是我。第二，雖然我與趙氏的「智囊團」沒有「密切聯繫」，但我認識其中好幾位，而在香港「大肆進行宣傳」佛、趙會面的人，只有我一個。第三，「《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則呼籲趙成為『獨裁者』」，顯然是弄錯了。李怡給我作的訪問沒有提及「獨裁」這回事，但一提到讓趙紫陽有「獨裁」改革的權力，香港的讀者就會想到我（因為只有我一個人曾經這樣說）。陳市長看來是讀了《解放》雜誌批評我的「獨裁」建議與李怡連帶在一起，就產生了混淆。是的，我雖然沒有「呼籲」，但一向不反對在中國的經改過渡期中，明智而又仁慈的「獨裁者」是可取的。第四，《解放》雜誌提到「倒鄧保趙」那一期，是以我作封面「人物」，其中有三篇文章把我牽涉進所謂「倒鄧保趙」內，使我發了脾氣，導致香港去年論壇上的一點風雨。

陳希同市長沒有提到我的名字，也沒有提到香港某教授等的間接指責。這一點，我是感謝的。甚至連去年十一月二日我在《香港經濟日報》所發表的、後來被一些人認為是今年初興起的「新權威主義」大辯論的導火線——《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陳市長也沒有提及。這可能是因為他認為我是學者，從來不搞政治，就放我一馬。更可能的是，他在作報告時從來沒有想過張五常這個人，或根本不知道我這個人的存在，但他在上文所提及那一段的幾點中，巧合雷同，使香港的敏感讀者們有了誤會，就想到我這邊來。香港的讀者對我過於「重視」，的確是「由來已久」。我想，就算是誤會吧，我也應該加以澄清。


票價奇高，需要宣傳

佛利民要到中國大陸去，是去年二、三月間的事。我在四月（去年）打電話問他，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他回答說：「中國的行程由你安排好了。但我不想到北京和桂林去，因為我在一九八○年到過了。」我想，桂林是風景名勝，而名勝之地中國有的是，他應該到西安走走，但八年經改後的北京新氣象，他怎能不去看看呢？我知道佛氏不會相信我說的北京今非昔比，要用什麼辦法引他到北京去呢？

我於是寫信給北京的一些朋友，說：佛利民不想再去北京，除非有一些重要人物能跟他真誠地談談，客套的應酬可免則免。這些朋友的回信反問，佛氏要見哪一位執政者。我想，佛利民的思想敏捷，反應快如閃電，而說話又從來不客氣，乾脆利落的，台灣的一位執政者就「領教」過，令人尷尬不已，我可不要把愉快的行程弄僵了。我最初想到鄧小平（於今想來，沒有要求拜訪鄧氏是我的大錯），但一則見鄧氏通常給外賓的時間很短，難以暢談，二則知道鄧氏很少接見外賓，恐怕北京的朋友碰壁，大家難為情。事實上，北京一位朋友的回信中，也暗示要見鄧小平恐怕不易。李鵬呢？他是佛利民的後一輩（年輕十五歲），我恐怕在會面時佛氏的措辭會像教學生似的（英國的一位執政者就曾如此這般地受教了）。

我於是建議要見趙紫陽。到了六月，北京朋友就回信，趙氏願意接見佛利民。從以上可見，是我代佛氏求見趙紫陽，而非趙氏要見我們然後邀請的。這也是說，那是機緣巧合與當時形勢所「迫」的選擇，與「動亂」的「預謀」相去十萬八千里。（而且，誰能「預」知後來所發生的北京事件呢？）

那是在北戴河會議、硬闖價格開放碰壁之前的決定。北戴河會議之後，中國的形勢嚴峻，到了「存亡之秋」。我看形勢不對頭，就想建議佛利民暫時取消中國大陸之行。但他已答應了上海復旦大學的邀請，並且有關的講稿已寫好了。既然要到中國、北京之行是不能取消的。我只能向佛氏解釋中國形勢的嚴峻，希望他知所適從。另一方面，我也告訴他因為形勢如是，他中國之行可能是歷史性的。他說我傻得可愛。想不到，我比他更有「先見之明」！

都是香港中文大學王於漸給我惹來的「禍」！佛利民決定在中國大陸之行後到香港來，王於漸希望佛氏能替他新辦的經濟研究中心宣傳一下。這「中心」的創立與我有一點關係，我當然樂意拔刀相助。我想，佛利民天下知名，於是建議︰請佛氏在香港作一次收費的演講，收益全部捐給一個基金，對那「中心」可助一臂之力。王於漸立刻贊同。

我於是租了香港一個可容一千一百七十人的會場，除了二百多學生可購廉價票外，其餘的座位票價高得驚人，其中四百五十個座位的票價是每張一千元港幣！（後來總收入六十多萬元，扣除費用後，基金獲五十餘萬元，可算是一個紀錄了。）

雖然我認為佛利民的號召力非同小可，但一千元的票價實在是膽大包天！要是門票賣不出去，除了位置「高高在上」的學生座位以外，其它座位空空如也，我的面子可以不顧，但佛利民的面子怎樣呢？宣傳是需要的。我在去年六月十五日為此發表了《佛利民現象》，客似雲來，我可還是不放心。所以當《九十年代》的李怡要求我在北京回港後作第一時間的訪問，我就一口答應了。事實上，我不僅答應李怡，也安排了《香港經濟日報》及《資本雜誌》給佛利民作訪問（他們是要捐錢給王於漸的「基金」的）。另一方面，佛氏和我在中國旅遊時，我盡量讓香港的記者加以報道，希望能增加收費演講的號召力。

李兄要第一時間訪問我的原因，是我於九月二十日回港，而《九十年代》要在十月一日面市的。他要求二十日晚上訪問，我好不容易推到二十一日的早上。《解放》雜誌的主事人見這訪問來得那樣快速，就說是有「預謀」，在時間安排上說，那是對的，但說我有什麼政治企圖、居心，搞什麼「倒鄧保趙」，就實在是想像力過於豐富而看不起我。我曾經為了讚揚鄧小平而給台灣棄稿，受了「辱」，而在兩年多前的安徽合肥學運後我對鄧氏批評有所保留，也給朋友私下裡批評了。我對鄧氏的觀點歷來都沒有多大改變（現在也沒有），然而，我也一向認為，人過了七十五歲是不應該繼續執政的。鄧小平如是，趙紫陽也如是。

話得說回來，決定要多些宣傳時，我沒料到九月二十日回港後發現，佛氏演講的入場票竟被搶購一空，甚至有四百元的票價「炒」至千多元。其後我為趙、佛之會面寫了幾篇文章，是因為跟佛氏一樣，我對趙紫陽有點衷心佩服，而我又覺得那會談有歷史性意義，應該有些記錄。

陳希同市長所說的「大肆宣傳」，可能還有一個原因。我那幾篇關於趙、佛會談的文章，在好些地方都有轉載。這樣，本來的幾篇就變了幾十篇，「大肆」之至了。


特權分子要走印度之路

近十年來中國的體制改革，是人類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的。這改革的困難程度與艱巨工程中所受的阻力，罄竹難書，就是樂觀如我，對其成功的機會也從來不敢高估。四年多前，我斷言中國不會走回頭路——不會重走那大鍋飯與鐵飯碗的老路——在今天我還是這樣看。但在當時，見到勢頭轉歪了，我就大聲疾呼，說中國有七成的機會會走上印度之路。那是一個政府壟斷國營企業、分類管制、貪污有界定權利的制度。只要貪污的權利一旦分清楚了，河水不犯井水，更多的改進就不可能了。印度一直在談什麼民主，有什麼直選普選，但四十年來還是依然故我，民不聊生，改革又有何見效？印度人有悠久的文化，有先天的智慧，只因為走進了一個死胡同，就命途多舛！

一九八六年夏天，我指出中國大陸比較容易改進的，都辦得差不多了，但遠為困難的局面將在前頭，因此對之不敢樂觀。話雖如此，我還是將走上印度之路的可能性減至五成。這是中國大陸半個世紀以來的黃金時代。跟著而來的、從安徽合肥起的學運所引起的發展，使我立刻將「印度機會」升級，從五成升至六成。那是一九八七年的情況。

到了一九八八年春夏之交，鄧小平與趙紫陽說要硬闖價格開放，我一聽就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遠在一九八一年，我斷言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困難，是開放改革與特權利益的衝突。其後每隔數月我就將這困難重提一次，認為除了以金錢或資產將那些特權買過來，使他們棄官從商，我實在想不到有什麼順利的辦法能闖過這一關。（最近北京宣佈不准高干子弟從商，會弄巧反拙，因為這會使他們棄商從官了。）我也認為改革與開放的速度是越快越好，因為闖關是要有衝勁的。價格管制——這包括物價管制、利率管制、匯率管制、工資管制等——使特權分子有大利可圖。硬闖而放之，是一個取締特權的大膽嘗試。當時我想，特權既然難以買賣成交，那麼硬闖也是辦法。我於是眼在看，耳在聽，腦在想，心在跳，一身冷汗，靜觀其變。

殊不知到了去年七月，一闖就闖得頭破血流！作為一個關心中國前途的人，我的心很沉重，差不多連跳也跳不起來了。理智地想一下，我就將走印度之路的機會提升至八成。今年春天，北京的一些經濟學者也說中國是像印度了。到了四月，我有機會遇到幾位我很欣賞的、訪美後經港回大陸的新朋友——幾位四通集團公司的主事人——在晚飯的席上我問了一些問題，就意識到特權與開放的衝突，已白熱化而達至頂點。最近學運所引發的事件，只不過借題發揮而已。

今年五月初，我替《法言》雜誌寫的一篇文章（六月初發表），就直指假若趙紫陽下台，中國走印度之路的機會是九成，而假若北京又大事壓制沿海一帶地區的發展，則希望盡去矣。


趙紫陽有獨步單方

中國經改的困難自成一家，怎樣才可以闖關難以肯定，但哪一種辦法闖不成倒是可以肯定的。我以為那人云亦云的所謂民主投票，不會有建樹，反而有可能弄得一塌糊塗。去年我曾建議（前年評論學運時也同樣建議），讓一個明智而又仁慈的人有「獨裁」的權力作改革，應是上選。在這點上佛利民只同意一半。他老生常談地提出承繼的困難，指出不少愚蠢暴君的經驗來。但我認為中國既然前無去路，大賭一手「獨裁」改革是值得的。後來在北京興起的「新權威」論，擇其佳處，大有可取，但這辯論的整體卻不夠水平。

我建議趙紫陽「獨裁」改革，是因為我認為他在明智那方面是及格的。但我並非由於欣賞趙紫陽而主張獨裁改革，而是由於中國的情況，在今年學運之前已陷於困境。中國要到改革大有所成之後，才能搞什麼民主投票的。

但以趙紫陽為「獨裁」者，是有其另一面的重要之處。中國大陸的共產經驗一敗塗地，而又不願意行私產制度，那怎麼辦呢？這是經濟學上一個極為湛深的問題。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形象，但又要有私產與自由市場的經濟活力，而這二者並駕齊驅，又要搞得像樣，不至於掛羊頭賣狗肉。說實話，我想不到哪一位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能有可行的答案。

就算北京一反常態，指明要將共產改為私產，也是難於上青天。然而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權既要魚，又要熊掌，豈不是難上加難？在這個千載難逢的經濟難題上，趙紫陽與他的智囊團顯然是下過很大的功夫。把他們的零碎工程加起來，有系統地組織及改進一下看看，其效果使人有鬼斧神工之感。在這方面我也曾逢場作興，在外圍按部分析，覺得對自己的知識大有裨益。

這個魚與熊掌可以兼得的妙方——可以說是趙氏的獨步單方（其實鄧小平對此也有大貢獻）——是這樣的。第一，將兩權——所有權與使用權（或經營權）清楚地分離。第二，把國營企業搞徹底的承包制。第三，有了徹底的承包，以股份制使權利有明確的界定。第四，讓私營企業及三資企業發展，自由地參與競爭，廢除國營企業的壟斷權。第五，取消一切價格與進出口管制。第六，改善銀行制度，以控制貨幣量的辦法來控制通脹。

這魚與熊掌兼得的辦法，雖然比不上捨共產而取私產來得易辦，但仍可以有類似私產的生產特效，可以利用自由市場的活力。在這問題上我與佛利民談了很久。起初他有點保留，後來是同意了，認為最佳的資本主義與最佳的社會主義是會匯合在同一點上。這是中國大陸十年經改對經濟學的一個大貢獻。如今趙去江來，不知那獨步單方是否失傳了？


大家都希望見到奇跡

中國的經濟改革要是成功了，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歷史奇跡。很多學者為了要親眼見到，都希望中國能好起來，默默地為她祝福。佛利民是其中一個。陳希同市長竟然指他為「動亂」的「預謀」因素之一，是表錯了情，也可說是度錯了君子之腹。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有科學上的好奇心，我當然也要一睹奇跡為快。但我與佛利民有一點不同處︰我是中國人，由於血濃於水的關係，當然有更大的關心。除此之外，我從來不認為我可以改變什麼，雖然有時關注之情，溢於言表，在行文中使人覺得我是有意推行改革的。

在一篇談及方勵之的文章裡，我批評方氏的一個缺點，說他患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不治之症︰過於熱愛國家，過於熱衷於國家的改進。其它知識分子之如金觀濤、劉賓雁、戴晴、曹 思源、李洪林、王若望……等等，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關切越深，其言論有時會使人覺得是「造反」。在這次學運中，言行變得大為收斂、慎重之如方勵之，也被通緝，不免令人覺得北京政權實在是太無雅量了。這也使人意會到這政權自知是犯了大錯，於是一不做、二不休，以為亂捕濫殺就可以斬草除根，然後就可以安枕無憂了。

是的，任何稍知自量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明白，中國的命運是大勢所趨，不是一個或幾個書生就可以將歷史的巨輪扭轉方向的。方勵之說民主是要爭取的，但私下裡問他，知道他無能為力，其意見是，在暗地裡搞什麼組織是愚不可及的。他只希望能與執政者展開對話；然而，他可能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微不足道的要求，就成了「反革命」之罪。

我不否認一些人盲目附從，不否認一些人藉著學運而大出風頭，過一下「英雄」之癮，也不否認一些自以為是了不起的青年，不知天高地厚，高估了自己的本領，搞一些「地下」組織。但這些個別的行為顯然不成氣候，更不要說有什麼大作為了，北京當局大可視若無睹，一笑置之。不幸得很，與此相反，當局顯然是將「愛國」與「反革命」的概念混淆而將二者打成一片，竟以亂殺、亂捕、亂禁的辦法來趕盡殺絕。如此一來，不造反的要造反，在地上的要跑到「地下」去，和平的要被迫拿起武器來。本來真的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驟然間變為一大群了。假若毛澤東仍在，他也會大叫︰亂來不得也！


同情不等於同意

毋庸諱言，我是同情北京學生的。我也被他們的決心感動了。不僅我是這樣，而且也想不到有哪一位我所知的學者沒有同感。但我的支持只是局部。我同情北京學生及民運人士，但對他們的主張，有好些地方我不敢苟同。不滿意於所見的效果容易，但要知道怎樣做才能得到可取的效果就困難得多了。

三個星期前我在美國與佛利民詳談中國學運的悲劇時，他突然問︰「一位朋友認為，北京一些民運人士的共產思想很重，比壓制他們的政權還要『左』，你怎樣看？」我回答說︰「這也不無道理，雖然說得誇張一點。我是支持（同意）中國民運人士所反對的大部分，但他們所贊成的，有好些地方你和我都會反對。」

我於是舉出劉賓雁的例子。我尊敬劉賓雁的氣節，幾乎支持他所反對的一切，但他高舉共產主義的優越性，以為人性可以更改，低貶美國的「精神文明」，我就不同意了。說起來，我想不到劉氏在思想上有什麼觀點與北京政權的表面言論有什麼不同。這政權指控劉賓雁，似乎只是受不了他的批評而已。而這些批評，北京當局在言論上也類似地那樣說。

我提到嚴家其，指出他認為搞放開價格是鄧小平的大錯。但是，若價格不放，特權得益，人權於是不平等，民主又從何說起呢？我跟著談及吾爾開希。這位死裡逃生的青年，用了二十多分鐘、數以美元千萬計的舉世矚目的電視黃金時間，從頭到尾大呼口號，沒有內容，真是「走寶」之至。我談到柴玲，認為她的錄音令人感動，但只是感動而已……

不要以為我低貶這些人——他們比我偉大得多了。不要以為我一般性地反對他們所贊成的。像方勵之與戴晴等人的觀點，有很多地方我是欣賞的。但文革十年對知識極力摧殘，或多或少總有點後遺症。中國大陸的民運人士還需讀的書，實在太多了。民主究竟是什麼，不是信口開河的話題。以教授的資格來品評，中國及香港的民主言論，連百多年前米爾的水平也遠為不及。在知識上中國要急起直追是明顯不過的。可是如今，為了要趕盡殺絕，這政權就比秦始皇厲害數十倍，將書大禁特禁。現代化成了笑話！


微妙的言論轉變

基本一點說，我反對中國民運人士所贊成的，是因為他們的理想不切實際，可望而不可求。四十多年前，在毛澤東寫《沁園春》時，類似的理想令不少中國人民興奮。到了五十年代，家喻戶曉的《東方紅》，曲詞內有「為人民謀幸福」之句，使激動的歌者潸然下淚。理想與願望是人之常情。有誰不希望生活過得好？而政客呢？雖然他們基本上都是為了自利，但在言論中他們總會說一些為人民謀幸福的話。

然而，在北京大鎮壓後的今天，我發覺到一個令人費解的微妙轉變。政權所用的口號還是經濟改革以前的「光榮、偉大、勝利」之類的空話、術語，「資本主義」——雖然沒有解釋是什麼——是不好的，要打倒；偉大的思想要堅持——都是老生常談——但人民的生活怎樣就完全沒有提及！

是的，在近來排山倒海的北京言論中，我沒有看到、聽過半句關心人民生活的話。在中共革命初期，這些話中聽不中用，是不切實際的理想，是衷心還是假意我們不知道，但還是一遍一遍地說了。到了今天，這些話連說也懶得說。四個堅持是為了什麼？反對「資本主義」是為了什麼？「光榮、偉大、勝利」從何而來？以坦克車，衝鋒鎗清理了天安門廣場，就算是偉大嗎？

是的，陳希同市長的講話（「平亂」報告）有代表性。在二三萬字的長文中，我找不到半句關心人民生活的話。這樣看來，北京政權在今天支持共產只是為了共產，四個堅持只是為了堅持，反對「資本主義」只是因為這個名目本身是大罪。人民生活的效果對他們是無關宏旨的。

連不切實際的理想的話也懶得說，是中國大陸政治言論的一個微妙、有趣的轉變。


兩個現象深不可測

北京處理學運的手法與言論，有不少地方我們難以理解的。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我發覺有兩個現象深不可測。

仍然健在的幾位革命元老，要維護他們的權益是不難理解的。但他們都在八十歲以上了，生活舒適，對物質享受的要求不會像我們年輕一兩輩的人那樣大。以經濟學上的功用函數理論作分析，他們所關注的應該是自己將來在歷史上的聲名。事實上，一個領導人在晚年之際要爭取萬世流芳，是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之一。

然而，從北京處理學運及一連串的事件看，中共的元老似乎對歷史的評價漠不關心。要是中國大陸還是像昔日那樣閉關自守，那麼閉門自造歷史也無話可說。但他們堅持對外開放已有十年，應該知道歷史怎樣寫是不會讓執政的人刻意左右的。

文采斐然之如毛澤東，在晚年時對自己的歷史地位還是有所顧慮，而今天人們對他的評價，證明他當年的顧慮是有先見的。為什麼支持開放十年的北京元老，竟然置自己的歷史地位於度外？事實上，在這個年代，在世界漸趨大同的今天，一個中國領導人要名留青史，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其它年代，任何其它地方，遠為容易。為什麼輕而易舉的重大收益也不要？此乃難明之一也。

權力鬥爭四十年，成王敗寇，這樣的生涯應該不好過。即使像毛澤東那樣長勝不敗，或像鄧小平那樣三下三上，總不免日夕提心吊膽，坐立不安。領導人如是，老百姓更如是。舉國民不聊生的不幸姑且不談，凡事要歌功頌德，言不由衷，比「資本主義」下的市儈還要賤價地將靈魂出賣，日子怎會過得愉快呢？

我不敢在這裡大讚美國「資本主義」的物質享受，但那裡的確有言論的自由，有求知的自由，有選擇的自由，可以照顧朋友，也可以不照顧朋友，可以用功賺錢，也可以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也是在美國，每個人都可以參政，也可以大罵政治，既可以大展鴻圖，亦可以安分守己。物質享受姑且不談，這樣的生活不是很寫意嗎？沒有哪一位有道行的經濟學者會把物質享受放在至高之處的。私有產權對物質的供應如有神助，但物質之外，精神上的寫意生活難道也不重要？

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任何社會都是如此。在中國大陸，得勢的幹部是適者，是贏家。可是他們總應該知道，他們的生活並不寫意。漠視人民的生活而為自己的利益設想，經濟學者難以厚非。但自己兒女及兒女之兒女的未來日子，怎可以不為之設想一下？難道大陸的執政者希望自己的後代，將來會像今天大陸的知識分子那樣過日子？難道他們但求後代有一官半職，懂得怎樣面面俱圓地大唱官腔，就覺得生活寫意了嗎？此乃難明之二也。


結論︰天下能不同聲一哭乎？

我沒有改革社會的意圖，更沒有以為自己能夠改革中國的幻想。要不是我在抗日戰爭期間在大陸逃過難，見過每隔幾天就有一位小朋友離開人世，我今天不會為中國的青年大發牢騷。有感而發的牢騷，說不上有什麼意圖。老實說，四十餘年前的眾多小朋友之死，比不上今天的北京學生之死那樣令我心境難平。牢騷是要發的。我明知感情表達與理智分析連帶在一起的文章不易寫，但還是寫了。

我對歷史下過一點功夫，對歷史是尊重的，知道史實是不能由像我那樣的人更改。然而，為歷史作一點客觀的見證，是我的本分——我以此謀生。從一個狹窄的角度看，這也算是「影響」歷史了。

我在上文提及，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的黃金時代是一九八六年。那時鄧小平還有兩大支柱︰胡耀邦還是總書記，趙紫陽還是國務院總理。雖然那時大陸的經改一波三折，但改進的速度快得驚人。然而，那時有不少人見到大陸有許多說不通的事就破口大罵。我為當時的改進擊節讚賞，也被香港一些所謂民主人士罵了。不知今天這些人會怎樣想？

在那黃金時代的日子裡，我希望中國的改革還能快馬加鞭。我明知欲速不達，但不加速，又怎有信心闖過「印度」那一關？也是在那時，胡耀邦說大陸傳媒的報喜與報憂應該是八、二開，我就對他批評。於今想來，是怪錯了他︰八、二總比十、○好得多。

炎黃子孫就有這樣的一個弱點︰熱情有餘而實際不足。同情北京的學生，對他們關懷，但他們畢竟年少無知，不識進退！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有三百萬人遊行，表達他們內心的共鳴。適可而止，學生們應該回家吃飯、上課了。要表達的既已表達無遺，就應該得些好意須回手。那天晚上，我對著電視發呆，到十八日凌晨四時才睡覺，醒來窗外日遲遲了。驀然驚覺，我立刻掛個電話到北京給方勵之，請他盡快到天安門廣場勸學生們回家。我說得很清楚，那是百載難逢的大好時機，而勸學生們回家，我想他是可以辦到的。他也同意學生應該適可而止，說很多關心的朋友已經盡力而為，但結果還是如此，所以他自己是無能為力的。

兩年多前的學運倒了胡耀邦，今年倒了趙紫陽。這是中國經改的一個大悲劇。然而，天下的人都同情促成這悲劇發生的學生運動，天下的人能不為此而同聲一哭乎？

假若中國大陸沒有學運的出現，那裡的改革會怎樣呢？將來的歷史學者這樣想時，會感到惘然。是的，長遠而言，學運可能會帶來好處，但也可能促成中國走上印度之路。在這點上，劉賓雁、嚴家其等人比我樂觀了。就算北京政權在不久的將來會因此而兵敗如山倒，其體制改革速度也很可能不及學運出現前那樣快。

我重讀兩年多前，我為起自安徽合肥的學運所寫的文章而無限感慨。今日重讀，我對該文的結論覺得滿意。這結論想來陳希同市長可能會同意的。茲僅錄有關文字於後︰

只要年青人不是強詞奪理，不是盲目附從，而能清楚地明白他們所需要的，沒有人可以反對他們對制度改革的要求。這是因為改革制度是歷史的事，不管是好是壞，將來的中國是現在的青年的天下。

中國現在的高層領導人，也曾年青過。想當年，金戈鐵馬，他們以自己的信念與熱情來改革中國。可惜的是，他們當時的信念是基於錯誤的訊息，只贏得江山依舊，民不聊生！

今天中國學生的訊息是大有不同了，但以上街行動作要求，是否弄巧反拙，倒是一個疑問。這疑問的主要理由，就是假若我對上街運動的學生的解釋是正確的話，那麼他們所要求的，近幾年來可說是一日千里。起碼在表面上，他們「上街」所帶來的效果，似乎是適得其反，不能加速體制改革的速度。

我也認為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思想教育，中國的學生對歷史缺乏認識。他們可能認為中國政策上的一放一收，官商勾結，貪污問題嚴重，是改革的倒退。但這些事是改革過渡期中無可避免的。我常說，中國可能走上印度之路，可是由一般觀察所得，中國能避開這歪路的可能性還是相當大的。

上街的學生又可能認為，以民主投票的辦法來協助體制的改革，可事半功倍。這個觀點，歷史的經驗是不支持的。我不是反對民主投票，但在改革的過程中，明智的「君主」式「專政」遠勝民主投票是可以肯定的。當然，中國的執政者不一定明智，更何況他們要維護自己的特權利益。但「專政」改革與「民主」改革這二者的選擇，對於「百廢」了近二百年的中國來說，我倒樂於走其「險著」，毫不猶豫地選取前者。……

嚴寒的天氣減少了這次學運的人數，而政府以並無說服力的教條言論來加以壓制，於事無補。學運再來的可能性是不能低估的。有秩序的遊行，因幾個好事之徒而引起動亂，從學生到工農的參與，從民、警而至民、兵相對，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多的是。中國再也不能多付出一次流血革命的代價。就算不流血，沒有革命，官、民的衝突所引起的混亂，教條言論的威脅，對外資內資的信心怎會沒有不良的影響？而那些地方性的有意圖改革體制的幹部，又怎會見壓制或鎮壓的手段與言論而不生畏，又怎會不為自保而置改革於度外？

遊行可亂，鎮壓驚心——這二者加起來的困難不易解決。歷史的經驗沒有妙方。但有三點我是可以指出的。

第一，學運所引起的煩擾與開放的多少是成反比的︰此上彼落。中國的南方比北方開放；學運之勢在南方遠為輕微。而在中國的所謂「保守」的革命元老，都是較少到外國走動，少看今天的世界。他們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自由」，在今天的先進國家根本就不是他們所說的那一回事。

第二，讓學生們搞一些以不損害他人名譽的言論自由的刊物，是刻不容緩的。書面的表達不僅是比「上街」遠為平和，而且寫下來的爭論，對思想的啟發，對知識的增長，都大有裨益。中國應該擔心的不是學生的要求，而是這要求是否經過清晰而慎重的思考。如果不能自由發揮地將思想寫下來，就難有長進。這是我們從事學術的人一致公認的經驗。

當然，自由的言論可能觸犯了黨的立場。但這立場的可取與否，是應以自由的言論為試金石，更何況中國的執政者認為黨與政是應該分離的。

然而，目前北京所採用的手法，適得其反︰言論受到大力的壓制。這不能不使我提出第三點︰政府要約束哪一種行為是應該說得一清二楚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術語（及其概念），與中國多年來所用的約束行為的術語（及其概念）的相同處，是模糊不清。不明確的約束——像三年前的「反精神污染」——若只是象徵式地施行還可，但若大事推行就使人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感。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杯弓蛇影，而新興的市場對此類「風聲」更是敏感的。不知道政府要約束、要限制的究竟是什麼，經濟即使不倒退也會裹足不前的吧？

很不幸，政治與經濟息息相關，互相影響——在中國，前者對後者的影響尤大。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中國還是不會走回頭路的。然而，這點個人之見，並不等於投資或生產的人不會由於近日高調子的言論而失卻了近幾年來好不容易累積起來的信心。民無信不立！難道中國幾年來艱苦經營所得的進展，真的要糊里糊塗地毀於一旦？

（錄自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九日所寫的《也談學運》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