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籮小問題是大問題

前幾天因公帶私，到深圳一行。行前收到一個朋友電話，說當天有一群北京的經濟專家正在深圳開研討會議，希望能與我一聚，談談天下大勢。我依約赴會，一見之下，原來好些都是老朋友，而其中一位曾經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上舉足輕重。

大家都是他鄉遇故知，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一談就談了兩個小時。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對今天中國的經濟情況很悲觀，認為我是對中國目前形勢看得最樂觀的人。

天可憐見！悲觀與樂觀從來都是相對的事。昔日楚襄王與宋玉對風的評價就不一樣。襄王引以為喜，而宋玉卻引以為憂。這分歧顯然是因為大家所用的比較準則有所不同。北京的朋友以幾年前的中國發展比今天的中國情況，引以為憂；我以今天的香港比今天的中國，則引以為喜也！

我對他們說，香港有兩三個很大的問題，不容易解決，要回復到九七之前的欣欣向榮應該是遙遙無期了。北京對香港言而有信，難以苛求；東南亞的金融風暴對香港有少許影響，但台灣既能獨善其身，而那裡的經濟條件歷來都不及香港，所以證明這「風暴」對香港的影響不大。香港的問題，一言難盡，不說也罷。

中國呢？沒有大問題，但小問題卻是一籮籮，加起來就成為大問題了。另一方面，一個大問題不容易解決，甚至在幾年內解決不了，而小問題之所以為「小」，是因為容易解決，容易處理。一籮小問題加起來的大問題，可以用清除小問題的辦法來一次過清理。所以我認為今天中國的困境與香港的截然不同：香港的大問題只有兩三個，但每個都是大的；中國的小問題很多，加起來很大，但每個小問題都不難解決，所以加起來的大問題表面上顯得怕人，但只要朱總理有膽手起刀落，這加起來的大問題實不足為懼也。

寫到這裡，我不由得想起一九九三年我帶佛利民到成都，見到四川省長蕭秧的一席話。蕭省長這個人不簡單。眾所周知，佛老是本世紀經濟學行內思想最快、口才最了得的人。在辯論中佛老從來所向無敵。我親眼見到可以難到佛老一下的人，是蕭秧。

當天在成都的晚上，佛老與蕭省長及我們一行人坐下來，我作翻譯，大家談了好一陣，佛老又提出他此前說過不少次的例子：「要切一隻老鼠的尾巴，不應該一小點一小點地切，長痛不如短痛，一刀切盡才是辦法。」省長回應道：「教授呀，問題是，中國這隻老鼠有很多條尾巴，我們的困難是不知道要先切哪一條！」佛老一時語塞，無以為對。

我當時是有答案的，但既為翻譯，我不好意思表演一下。我那不可能是錯的答案是：將所有的尾巴一起一刀切下來！是的，解決今天中國困境的辦法，是要將一籮籮的小問題一刀切掉。

幾年前，在鄧小平南下的前前後後，中國的開放使經濟起飛，發展得很快。但當時中國有兩個不容易解決的大問題。一個是銀行是出糧機構，通脹是由權力對信貸的需求而引起的。另一個是特權分子驅之不去，國營企業的特權分子在價格管制中取利，死不悔改，不肯放棄他們既得的利益。這兩個大問題不容易解決，但大致上，今天還是解決了。是的，今天，大貪污在中國雖不能說是去如黃鶴，但比六、七年前少得多——這是正的一面；負的一面，是小貪污數之不盡，如家常便飯也。

數月前朱鎔基總理南下，說有兩項措施是當務之急，把我嚇了一跳。他說一項是嚴禁走私，另一項是嚴禁外匯黑市。據我所知，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說得上是有市場的國家，能成功地禁止這兩項非法行為。毛澤東當年，閉關自守，就是寫一封信給外地的朋友也可能招來殺身之禍，這些禁制是可以做到的。但今天的中國，百廢俱興，市場大都自由，要履行朱總理所提出的兩項「嚴禁」，就難於上青天。

另一方面，就算朱總理有楚霸王的功力，可以力拔山兮地禁止貨品走私及外匯黑市，對中國的經濟半點好處也沒有。這並不是我個人之見。除了禁止毒品之類的走私，當今之世，我們不容易找到一位懂經濟的學者，會不同意我這個觀點的。

我當然明白，朱總理所提出的兩項當務之急，主要目的是清除貪污。問題是，管制導致貪污，而清除貪污最可靠的辦法，是清除有害無益的管制。

幾年前，一家鬼佬刊物訪問我關於中國貪污的事，我說了幾句話，竟然成了世界名言。我說：「假若你將一個很漂亮的女人放在我的睡房內，赤裸裸地睡在上，要我不想入非非，難乎其難也。」你設立了可以大貪其污的制度，又要清除貪污，難道你要中國的幹部、官員，都變作如來佛祖？

目前中國的走私活動，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成行成市，信可謂走而不私也。所謂「合法」的走私，是那些左托右托、左轉右轉，靠什麼配額轉讓，又或靠某政府部門的特有權力，偷龍轉鳳的那一類，五花八門，不一而足。「非法」的走私，則大都是明碼實價，據說甚至可以買保險。從膚淺的經濟學角度看，這些走私的費用，與關稅異曲同工，加強走私管制，等於關稅增加。問題是，不同的走私門徑，有大為不同的費用。你要大量進口家俬嗎？政府的關稅可能是百分之五十，但私走甲路是百分之三十五，乙路是二十，丙路是十三，而不同的門路，先到廣州再轉上海與直到上海又略有不同，真的花多眼亂，而算準了又可能有變化。

如上所說的情況，在有競爭的市場上，做生意的人要費盡心思找門路，找錯了成本增加，很容易給走私成本較低的同行殺下馬來。中國人（當然包括香港人）是找門路的老手，細心從事還可以駕輕就熟，但不知就裡的老外則無所適從，不由得望門興歎。

外匯黑市由政府設立的什麼調劑中心帶領之下，黑市不黑，多一點費用，沒有什麼大不了。但要將外匯出口，左轉右轉的大循環，使我細聽幾次才明白，而聽後大有天旋地轉之感。老外當然不知道什麼大循環，什麼乾坤大挪移之類的招式，他們有自己的老外外匯法例，那是另外一種的天旋地轉了。

近十年來中國思想開放，好學的青年數以千萬計。困難是專業學位（包括大學學位）不足，師資與國際水平有一段距離。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家跨國的大機構在中國開業，往往比設立一所新大學更有貢獻。引進外資不是一般人所知的外資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引進知識。不幸的是，一籮籮的小問題，把外資嚇怕了。近幾年來，數之不盡的外資要跑到中國去，而好些金碧輝煌的已下了注，作了投資。有些求教於我，問我的意見。我的響應是，差不多是適當的時候了，但會有很多麻煩。每次我這樣說過之後，總有點不安於心。

你到過美國在銀行開戶口嗎？只要拿出身份證件，像駕駛執照之類的，十五分鐘就可辦完手續。你不妨到中國大陸試試，開一個人民幣支票戶口。假若你能不到處查詢而能在一個星期內辦妥，那你肯定比我聰明。你要在國內買一個住宅單位，收租退休，你該用自己的名字購買，還是以一家公司下注，不左問右問而能在三天之內答得對，我給你九十分。

為什麼上海不開放金融市場？為什麼外資銀行不能在那裡像人民銀行那樣營業？為什麼美國的大股票公司不能在那裡買賣美國的股票？幾年前的答案很明顯：特權分子大力反對，因為他們有壟斷權力。今天，答案不容易，因為那是由一籮小問題促成的。

上海商業樓宇的建造，五、六年來的數量多於香港的五十年（據說全世界用作建築大廈的起重機，百分之十七在上海）。空空如也的商業大廈，若不能解決上述的小問題——不大膽地開放金融市場——使用率要達到百分之九十，差不多是永不可能的事。

北京的朋友，老是認為國營企業的不濟是大問題。一九八二年我就白紙黑字地說這將會是大問題，但今天我卻認為是小問題了。就是五年前，好些國營企業還是死不悔改，死守日漸式微的特權利益。今天，破產或近於破產之際，而上頭又不肯樂善好施，特權變得有等於無，但求金蟬脫殼。餘下來的問題，是企業內的那些所謂國家職工，企業放盤時要怎樣處理。若國營企業可以廉價出售，或近於零之價，或將企業分股免費送給職工，總有解決的辦法。

不要以為我低貶朱總理的辦事能力。我認為在二十世紀中，應對的能力朱總理在中國執政者中無出其右，就是周恩來也比不過他。我可能錯，但我也認為朱鎔基是一位清官，貪污沒有他的份兒。這些都是中國之幸。當然，我不同意外間所傳的（不知是真是假），朱總理準備以棺木與貪官鬥法，因為中國沒有那麼多木材！取消所有對經濟無益的管制，使官員要貪貪不得，才是上策。

我對朱總理的主要批評，是他不相信市場的神乎其技。佛利民說得好：計劃經濟自上而下，市場經濟自下而上。朱總理究竟要選哪一種？假若他要搞市場經濟，而又要自上而下，那豈不是一塌糊塗，小問題變得數之不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