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誤闖朗潤園

林毅夫在北大朗潤園搞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國內有口皆碑，但我可不知道被安排了到那裡講話。我告訴易憲容北京之行會有半天空餘時間，過了一天他回應說替我安排了北大。但北大可不是朗潤園，後者臥虎藏龍之地也。這個「烏龍」將會是一個典故，足以傳為佳話，因為有如下的故事。奇怪是身在北京的易憲容似乎事前事後都不知情。

據說朗潤園有一位姓夏的「博士後」青年，發表了一篇長達八千字的文章，為了壓制那所謂「張五常熱」而大罵張五常，好些刊物及網頁都轉載。又據說各方英雄好漢回應了近五萬字，鬧得神州風風雨雨。其中成都高小勇的《五常之謗》長達二萬多字，寫到結尾流下淚來，讀者無不嘩然。

這些是本年四月初，太太和我到成都四間學校講話之前的事。飛成都的前幾天，另一件怪事出現了。那裡一份報章說我是諾貝爾獎候選人，瑞典有關人士正在搜集資料云云。空穴來風，應該是胡說八道，但國內讀者最多的《新浪網》把這報道放在頭條，使不少朋友紛紛給我電話，有些甚至以為我獲了獎！尷尬的事，以此為最。

後來在四月我兩訪神州，所到之處，諾獎的話題必被問及，而每次我答沒有其事，或全不知情，但總有刊物說是我加以證實了。無疑是中國青年的一廂情願，希望我獲獎，但這樣的「新」聞出現在「張五常熱」的大吵鬧中，不免火上加油。空穴來風，風從哪裡來？前思後想，一個可能是兩年前我重印英語舊作《佃農理論》時，請一位瑞典朋友寫《序》。該書後來譯成中文，而該朋友曾經是諾獎委員會的主席，在書袖上介紹了他。這「序言」把我捧到天上去，是客套的應酬，誤導了中國的學子。

抵成都後的翌日早上，我接受了小勇安排的、來自北京某刊物的訪問。傳媒訪問歷來都是你有你說，他有他寫，所以我決定快刀斬亂麻，答得簡單清楚一點。如下的問與答讀者認為怎樣？


問：你知道一位姓夏的北大學者批評「張五常熱」嗎？你有什麼感受？

答：聽說該文長達八千字，不是批評我的學術，而是批評我這個人，我奇怪北大的學者為什麼有那麼多的空餘時間。

問：你讀過那篇文章嗎？

答：沒有。讚我的文章不讀，罵我的更不讀。

問：為什麼不讀？

答：有空餘時間，你選擇讀罵你的文章，還是拖老婆的手，在街上看其他美麗的女人？

問：你說過三十多年沒讀書，是為什麼？

答：我認為一個人有讀書的時候，也有思考的時候。六十年代我讀過很多書，有三年差不多住在圖書館裡。六九年之後不再讀，因為思考時我不想受到他人的影響。這是我治學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你有你的方法。我的方法正如與高手下象棋，不想受到旁觀者的干擾。

問：人家說你很高傲，旁若無人，或看不起他人，是嗎？

答：從來沒有小看任何人。但好些時我不知道某些人的存在，無意識地開罪了人。說到高傲，誇誇其談是有的。例如我花了十三年時間想「公司的合約本質」，於八二年初動筆，日以繼夜地寫，寫完了初稿，還未重讀就覺得該文可以傳世。於是拍案而起，仰天大笑，跟奔走相告。那時我再沒有升職或加薪的可能，為什麼還要那樣苦幹？為的是可以過癮一下高傲之情，對自己有點交代。批評我高傲的人為什麼不學我那樣，寫一些值得高傲的文章來過癮一下？

問：你會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嗎？

答：獲該獎如賭輪盤，任何下過苦功的人就算是下了注，有機會。我自己認真地做了四十年，算是買了一兩個號碼，可惜那輪盤很大。

問：有人說你以前是做研究的，有成就，但這些年來你在街上走來走去，或做生意，放棄了學術。

答：我研究的是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街頭巷尾是我的實驗室。批評我整天在街上跑的人應該讀我正在發表的《經濟解釋》（寫到第三卷，今年九月就完了），細讀之後就會知道如果不像我那樣作調查，這套三十萬字的書不可能寫出來。


後來我才知道，上述及該訪問的其他坦白對話，在北京有兩份報章各以兩大版報道，增加了吵、吵、吵的氣氛。我又聽到，炒張五常其實是朗潤園與張五常之爭，是數學經濟與文字經濟之爭，也是黑板經濟與真實世界經濟之爭等等，連日本仔也關注這爭議的發展云云。

成都的報章幾天大字標題，什麼老頑童、卡通五常之類的，好不熱鬧。回港休息數天，再飛長沙及北京。抵京後聽到的小道消息，是張五常去北大講話是單刀赴會，不知死活，膽大包天。這些都使我莫名其妙。

我是到了北大的朗潤園才知道不是兩年多前到過的北大演講廳，不在意。記者數以十計，也不在意，雖然後來才知道是來觀戰的。在意的是因為學生太多，迫要站在露台上俯視露天站的學生講。露台及身後原定的講廳滿滿的。烈日當空，可幸氣溫還算可人，但這樣擠迫地站兩個半小時，講來有點不稱意。講後趕乘車到天津再講。上車前我要求見見罵我的夏姓青年，握握手，說說笑，拍拍照。

整個過程沒有任何爭論，使記者們大失所望，掃興而去，但其後的報道還是大炒特炒。朗潤園的主持者陳平對我和太太的款待絕對一流，記者們可不知道。

昔日王羲之有蘭亭之盛，王勃時來風送滕王閣，李白夜宴於桃李園，米南宮與蘇東坡等高人雅集於西園。朗潤園之會本來不讓古人，但他們的林毅夫與周其仁當時不在北京，誠憾事也。

時為壬午之春，公元二○○二年四月念四日。

從知識資產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的發展

按：煙花三月下揚州！農曆三月天氣好，我和太太在神州大地跑了六個城市，大大小小講話二十餘場。夫講婦譯，座無虛席，暢抒胸懷。這些講話沒有大綱或文稿，加上年老憶弱，過後寫出來不免疏漏，或不同場地說過的有混淆。下述的講話，地點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時間為公歷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從長沙飛北京，下機後直奔新建的黨校大講廳，衣履不整，謹此致歉。

四月二十三日晚經貿部安排的講話，前科技部長朱麗蘭提出一個重要問題，我的回應加進本文之內，更使本文與原話有出入。


各位朋友：

有兩個大前提沒有誰不同意。其一是人類最有價值的資產是知識。馬歇爾與費沙早就這樣說，而今天沒有經濟學者是不同意的。

最明顯的證據是馬爾薩斯一七九八年提出的「人口論」，今天看來大錯特錯。馬氏認為人口以幾何級數上升，而物品供應只能以等差級數上升，僧多粥少無可避免，最後的人口均衡點，是飢餓淘汰不適者。

二百多年後的今天，人口不知上升了多少倍，但平均壽命卻多了三十年。是的，今天先進之邦的中等人家，除了大屋與醇酒美人，其生活比三百年前的皇帝還要好。明代初期，中國的人口大約六千萬，今天上升了二十多倍。雖然乾隆之後二百年來炎黃子孫多災多難，但只經過二十年的制度改革，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高於明初的，平均壽命增長可能不止三十年。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傳統的經濟解釋是專業生產然後在市場交易，社會有巨利可圖。這巨利顯然是比一七七六年史密斯指出的高得多。那又是為什麼呢？我的答案是知識可以累積，而多人專業投資於知識，然後把知識合併，其累積可以龐大之極，且永無止境。五千年前的發明，可取的我們今天還在用，而今天的科技研究，以基因研究為例，其專業發展是每個研究者只探討微不足道的一小點。市場的運作，是以最低的交易費用把專業知識合併使用，互相交易而取利。

我喜歡舉原子筆的例子。在香港，一個平凡的大學生替中學生補習，只花二十四秒的時間就可賺取一枝原子筆。但製造原子筆所需的發明：塑料、金屬、油墨、設計及圓珠等，一百個天才窮畢生之力也不容易全部想出來。

第二個大前提不好說，因為有種族歧視的味道。這就是好些外國學者認為不同的種族有不同的先天智慧。發明半導體的那位仁兄就高舉亞洲人而貶低黑人，闖了禍。另外兩位仁兄於一九九四年出版一本巨著，以多種資料印證，含意著中國人的天分最高。事實上，美國按時的兒童智商測驗，中國血統的歷來最優勝。我自己不那樣看，認為好些白色人種很了不起，但絕不懷疑一個曾經出現過蘇東坡的民族，其先天智慧是優越的。

天分歸天分，知識歸知識。炎黃子孫的困難，是歷史上沒有一個科學的傳統。我解釋過了，中國在二十世紀之前沒有司法制度，以倫理、風俗治國。這促成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讀書識字的人，經過科舉的都有官職。不管是蘇東坡還是鄭板橋，都曾經判過案。以倫理治國要講學問，但這些學問是論忠義，重君子，貶小人，可以詩、文、書、畫兼精，但科學的知識就扯不上。

相比之下，歐洲自二千年前的羅馬帝國起就有法律學院，雖然經過黑暗時代，但有法治的傳統。大致上這是以專業治國，而因為有法律的專業，一個有知識的人可以單憑出售知識於市而得生計。不要忘記，物理學家伽利略是因為與教堂爭飯吃而被殺下馬來的。是的，二百多年前，工程學院已在法國出現了。

以倫理治國——學而優則仕——是沒有純以出售知識於市而出人頭地的空間的。昨天（四月二十一日）我在長沙的岳麓書院講話，提到宋代時曾經在那裡講學的朱熹。朱前賢的困難，是他不想做官，希望以學術研究而維生計。不管有些人說他桃李滿門，事實上他的「講學」與「研究」是慘淡經營。六十六歲時，朱熹只有兩個學生。

我有很大的感慨。今年我也是六十六歲，雖然在中國的學術地位遠不及朱熹，但要是今天我在岳麓書院設館授徒，要一千個學生有一千個，要兩千個有兩千個。為什麼有那樣大的轉變呢？是發生了些什麼事？

答案是大約自一九九五年起，中國的青年一般地看到知識有價——不單是官場有價，而更重要的是市場有價。是的，中國的青年一般地看到了有知識就有明天。這個一般性的現象，是中國歷來沒出現過的。

科舉時代不用再說了。八國聯軍之後的庚子賠款培養了一小撮人，好些做了官，而就是不做官也微不足道。自費到西方求學嗎？我是一九五七年離港赴北美的，南京條約後一百一十五年，我的護照是五千多號，其中可能不到一半是求學的。那是說，在我之前，到外地留學的充其量只有幾千人。當然，在我之後，香港與台灣出外求學的急升，而十多年來大陸出國的也很多。話雖如此，真正知識教育的普及，還是要靠國家自己。這是為什麼我認為國內近七、八年來的教育發展的面目一新是那樣重要。

儘管國內今天還有「思想教育」，言論還有諸多約束，師資不足，讀物難求，但青年的知識投資開始全面發展是可以肯定的。我可能是這個中國史無先例的發展的一個主要證人。三年來，我和太太在國內跑過三十三間學校，講話五十多場。學術生涯四十多年，學生或老師一開口我就知道他們是在哪一個層面說話。可以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的有一般性的求知若渴的青年。以學術氣氛的濃度而言，我遇過的只有美國五、六十年代可以相提並論。

這使我想起自己一九五九年進入了洛杉磯加大，遇到了機會，看得到明天，知道知識有價，一發勁，知識就像黃河之水天上來。

的是，今天中國青年的知識增長速度，遠比政府公佈的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為高。知識是財富，這也是說中國的財富增長率高於公佈的收入增長率。以佛利民的永久性收入概念來衡量，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是高於政府可以量度到的。

學術氣氛這回事，得之極難，但卻可以速散。讓我作一些建議吧。

促成學術氣氛的因素一言難盡，而我自己也不大清楚。我知道起碼的要求，是一群求知慾強的人聚在一起，為了共同興趣而不斷地對話。回港工作二十年，我沒有見過類似的氣氛。我說今天國內的學術氣氛好，是因為所到之處，總有學生跟著我，把準備好了的問題寫在紙上，一有機會就提出來。講話的會場，沒有學生遲到或早退。學術或知識的發展，永遠是雙方或多方的對話搞起來的。

學術氣氛是有錢也買不到的事，是一種文化，要講時來運到，但卻可以速散。美國六十年代初期的學術氣氛非常好，但六十年代後期，因為有越戰的強迫兵役，只幾年就一落千丈。今天，中國的學術氣氛時來運到，我們要待之如寶，增其濃而避其散。如下數點應該考慮。


（一）採用學券制

不久前在某外國雜誌看到世界首三百間大學的排名，中國竟然沒有一間在內。怎麼可能呢？單論學生的質素，首十間中國應該有兩三間在其內。學生質素好，學術氣氛好，其它一切只要有錢就可以辦到。那是說，在知識發展上，錢買不到的中國沒有問題，問題是經費不足。（轉過來，香港的學術經費極足，但缺乏錢買不到的求知慾與氣氛，是以為難。）

簡而言之，學券制是經過政府資助教育而搞近於私營的學校。政府把資助教育的錢以學券的形式交到學生的手上，讓學生自選學校，學校憑券到政府收取每券指定的金額。選擇的權利交到學子或其家長之手，學校出售教育可以賺錢，有賞有罰，責任就來得明確了。美國排名最高的二十五間大學，全部是私營的。

有了明確的責任，供不應求的學校大可在學券之上加收學費。這樣的制度政府的負擔遲早會減少，而辦得好的學校經費會上升。教育市場會因為增加了競爭而有徹底的改進。另一方面，私營的學校歷來對私人的捐助有較大的吸引力。今天，炎黃子孫不乏有錢人，只要學校辦得頭頭是道，樂善好施的應該屈指難算。


（二）開放出版行業

中國政局穩定，再不應該以約束言論為理由來維護出版行業的壟斷。有誹謗性的言論可由法律處理，但出版大可自由。我說過了，自己已退休，很想在國內開出版社，介紹學術，但不可能拿到牌照。撇開自己的意向不談，優質的知識傳達不僅要由專家處理，也要讓專家互相競爭。

綜觀今天國內出版的書籍及其它刊物，其質素與先進之邦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好些譯作是需要再譯的。

開放出版對知識的傳播大有好處，不在話下，而同樣重要的是這開放會增加文字之價，使有識之士可以賺點錢。近幾年來，國內刊物的文字稿酬上升了十倍以上。這是好現象。要是大手開放出版，而又能禁止盜版的話，中國的龐大市場就真的會使文字有價！這樣，中國的知識增長就如虎添翼了。


（三）約束誹謗與謾罵

我不看計算機，但國內的朋友說，網上以匿名誹謗、謾罵等行為所在皆是，可謂奇觀。雖然在法例上政府對這些行為有約束，但卻沒有真正地執行。

誹謗或粗言粗語的謾罵沒有什麼大不了，但對年青人的求知意識可能是一個「致命傷」。有學之士會不管這些行為，但以匿名而亂罵一通是與學術發展背道而馳的風氣。學術要研討，應該辯論，也可以針鋒相對，但無聊的誹謗與謾罵是有反作用的。

約束言論是很敏感的事，要知所適從。我認為匿名的行為要禁止，而有關學術的爭議，要分組處理。這樣，無理取鬧的行為可使年青人一望而知，什麼應該尊重或考慮，什麼應該鄙視。


（四）一家一孩要修改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我在《信報》發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指出一家一孩的政策如果堅持下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沒有叔、伯、姑、表——除父母外，每個人變得舉目無親。缺乏了血濃於水的經濟效應姑且不談，將來老人院與孤兒院會在中國林立。

忘記馬爾薩斯吧。此公忽略了知識資產，因而大錯。中國歷來的人口問題不是人多，而是知識低，以致多而無當。今天中國青年的知識進度大有可觀，我們要重新考慮一家一孩這個政策。從知識資產的角度看，有知識的人口是愈多愈有利！在這個不可能錯的大前提下，要控制人口，如下的建議是應該考慮的。

由中央設立一個教育基金，選賢與能來負責這基金的投資與忠實處理。要多生孩子，父母需把一筆教育的錢放進基金內，而這筆錢連本帶息是放進去者私有，規定只可以取作孩子的教育費用。這樣安排，政府可以增加彈性，讓父母分期付款。

另一項彈性處理是政府借錢給學子求學，收低利息，而好學生可以多借一點。這種借貸安排，很適宜用於上文提出的學券制補加學費。借錢求學是重要的投資考慮，一般而言，對自己求知沒有信心的青年或其父母，是不會明知回報率不夠高而下注的。


（五）保障研究權益

朱麗蘭女士在經貿部問及科技的產權結構，是大而重要的話題了。她對發明專利一定耳熟能詳，我於是提出科技研究實驗室（R and D laboratories，國內稱研發中心）的問題。綜觀今天中國的知識進展，不久的將來私營的科技比較高的實驗室將會出現，而根據美國的一些專家朋友的觀點，中國人可能在生物或生化的研究上做得有成就，而這些是當世最重要的科技研究了。

問題是今天的先進實驗室，大都有多個受薪的研究員聚在一起，分工合作。這種合作要有商業秘密的保障，因為一個研究員可能把半途所得的研究帶到另一家實驗室去。但商業秘密既為秘密，本身不可能有法律，其保障是要靠其它法律，例如合約、侵犯、代理、信託及歸還等法律。以這些法律引用於商業秘密的保障是很複雜的學問。中國要盡早在這方面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