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y 30, 2002

張五常誤闖朗潤園

林毅夫在北大朗潤園搞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國內有口皆碑,但我可不知道被安排了到那裡講話。我告訴易憲容北京之行會有半天空餘時間,過了一天他回應說替我安排了北大。但北大可不是朗潤園,後者臥虎藏龍之地也。這個「烏龍」將會是一個典故,足以傳為佳話,因為有如下的故事。奇怪是身在北京的易憲容似乎事前事後都不知情。

據說朗潤園有一位姓夏的「博士後」青年,發表了一篇長達八千字的文章,為了壓制那所謂「張五常熱」而大罵張五常,好些刊物及網頁都轉載。又據說各方英雄好漢回應了近五萬字,鬧得神州風風雨雨。其中成都高小勇的《五常之謗》長達二萬多字,寫到結尾流下淚來,讀者無不嘩然。

這些是本年四月初,太太和我到成都四間學校講話之前的事。飛成都的前幾天,另一件怪事出現了。那裡一份報章說我是諾貝爾獎候選人,瑞典有關人士正在搜集資料云云。空穴來風,應該是胡說八道,但國內讀者最多的《新浪網》把這報道放在頭條,使不少朋友紛紛給我電話,有些甚至以為我獲了獎!尷尬的事,以此為最。

後來在四月我兩訪神州,所到之處,諾獎的話題必被問及,而每次我答沒有其事,或全不知情,但總有刊物說是我加以證實了。無疑是中國青年的一廂情願,希望我獲獎,但這樣的「新」聞出現在「張五常熱」的大吵鬧中,不免火上加油。空穴來風,風從哪裡來?前思後想,一個可能是兩年前我重印英語舊作《佃農理論》時,請一位瑞典朋友寫《序》。該書後來譯成中文,而該朋友曾經是諾獎委員會的主席,在書袖上介紹了他。這「序言」把我捧到天上去,是客套的應酬,誤導了中國的學子。

抵成都後的翌日早上,我接受了小勇安排的、來自北京某刊物的訪問。傳媒訪問歷來都是你有你說,他有他寫,所以我決定快刀斬亂麻,答得簡單清楚一點。如下的問與答讀者認為怎樣?


問:你知道一位姓夏的北大學者批評「張五常熱」嗎?你有什麼感受?

答:聽說該文長達八千字,不是批評我的學術,而是批評我這個人,我奇怪北大的學者為什麼有那麼多的空餘時間。

問:你讀過那篇文章嗎?

答:沒有。讚我的文章不讀,罵我的更不讀。

問:為什麼不讀?

答:有空餘時間,你選擇讀罵你的文章,還是拖老婆的手,在街上看其他美麗的女人?

問:你說過三十多年沒讀書,是為什麼?

答:我認為一個人有讀書的時候,也有思考的時候。六十年代我讀過很多書,有三年差不多住在圖書館裡。六九年之後不再讀,因為思考時我不想受到他人的影響。這是我治學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你有你的方法。我的方法正如與高手下象棋,不想受到旁觀者的干擾。

問:人家說你很高傲,旁若無人,或看不起他人,是嗎?

答:從來沒有小看任何人。但好些時我不知道某些人的存在,無意識地開罪了人。說到高傲,誇誇其談是有的。例如我花了十三年時間想「公司的合約本質」,於八二年初動筆,日以繼夜地寫,寫完了初稿,還未重讀就覺得該文可以傳世。於是拍案而起,仰天大笑,跟奔走相告。那時我再沒有升職或加薪的可能,為什麼還要那樣苦幹?為的是可以過癮一下高傲之情,對自己有點交代。批評我高傲的人為什麼不學我那樣,寫一些值得高傲的文章來過癮一下?

問:你會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嗎?

答:獲該獎如賭輪盤,任何下過苦功的人就算是下了注,有機會。我自己認真地做了四十年,算是買了一兩個號碼,可惜那輪盤很大。

問:有人說你以前是做研究的,有成就,但這些年來你在街上走來走去,或做生意,放棄了學術。

答:我研究的是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街頭巷尾是我的實驗室。批評我整天在街上跑的人應該讀我正在發表的《經濟解釋》(寫到第三卷,今年九月就完了),細讀之後就會知道如果不像我那樣作調查,這套三十萬字的書不可能寫出來。


後來我才知道,上述及該訪問的其他坦白對話,在北京有兩份報章各以兩大版報道,增加了吵、吵、吵的氣氛。我又聽到,炒張五常其實是朗潤園與張五常之爭,是數學經濟與文字經濟之爭,也是黑板經濟與真實世界經濟之爭等等,連日本仔也關注這爭議的發展云云。

成都的報章幾天大字標題,什麼老頑童、卡通五常之類的,好不熱鬧。回港休息數天,再飛長沙及北京。抵京後聽到的小道消息,是張五常去北大講話是單刀赴會,不知死活,膽大包天。這些都使我莫名其妙。

我是到了北大的朗潤園才知道不是兩年多前到過的北大演講廳,不在意。記者數以十計,也不在意,雖然後來才知道是來觀戰的。在意的是因為學生太多,迫要站在露台上俯視露天站的學生講。露台及身後原定的講廳滿滿的。烈日當空,可幸氣溫還算可人,但這樣擠迫地站兩個半小時,講來有點不稱意。講後趕乘車到天津再講。上車前我要求見見罵我的夏姓青年,握握手,說說笑,拍拍照。

整個過程沒有任何爭論,使記者們大失所望,掃興而去,但其後的報道還是大炒特炒。朗潤園的主持者陳平對我和太太的款待絕對一流,記者們可不知道。

昔日王羲之有蘭亭之盛,王勃時來風送滕王閣,李白夜宴於桃李園,米南宮與蘇東坡等高人雅集於西園。朗潤園之會本來不讓古人,但他們的林毅夫與周其仁當時不在北京,誠憾事也。

時為壬午之春,公元二○○二年四月念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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