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 109 - 114

小林問：



中國話以後是否會成為國際語言！普通話是否會替代英語？




答小林：



以目前的形勢發展下去，中文會成為國際語言可以肯定，今天起大約需要二十年吧。然而，要中文替代英語則不可能。英文是一種非常好的語言，很多國家採用，而差不多所有重要的學術論著，皆用英語或有英譯本。今天的同學及可見的將來，不學好英語是愚蠢了。我認為普通話用拼音是個問題，因為慣用拼音的，英語發音容易弄得一團糟。二十年前我就這樣說，但沒有人聽話。今天，好些中國大學的研究生懂英文，看得明，寫得出，但讀不成音，很頭痛。



中文也是一種了不起的語言，今天可以容易地在電腦打字，如虎添翼矣。中文有一處非常優越：容易學，比英語容易得多。但中文不容易寫得好，不容易寫得到家！中文容易學是因為字彙少，也不需要學文法；不容易寫得好是因為要懂得砌字。這是說，要真的懂得砌字，懂得砌平仄及長短句，古文與古詩詞的根底很重要。不從背誦古文起家的人，中文是不容易寫得好的。另一方面，要成為國際語言，足以應酬的，不需要寫得那麼好。西洋鬼子今天教兒童學中文的無數，孩子長大後會學得足以應酬，但要懂得砌字，砌得有我這個老人家的水平，就不容易了。



目前西方對中文教師的需求很大，北京要考慮與西方大量交換學生。

安徽巫婆斯問：



我想問，如果有可能，您願意活在古代還是當下？





答巫婆斯：



最佳的選擇是一半一半！



古時的迷人處，是兵荒馬亂的日子不論，我們可以選擇休閒的生活，可以不受干擾地獨自思考，也可以結交三幾個知心的朋友無憂無慮地傾談，對生命的真諦可以看得清楚一點吧。可不是嗎？陶淵明寫《歸去來辭》，可以不為米折腰，多麼瀟灑，多麼寫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境界，我追尋了大半生也找不到幾天。



蘇東坡寫《超然台記》，同樣令人嚮往。蘇子曠達，我也曠達，但在人浮於事的今天，就算有蘇子的才華，也無法寫得出他的《定風波》吧。很有點不相信學士寫好了《赤壁賦》後，不敢示人，自己要躲起來偷偷地在後園朗誦。如果我有本領寫出那個水平的文章，打死也要大叫大嚷，為恐世界不知區區在下的文字功力矣。問題是，儘管文才絕頂，當今之世，應該沒有誰可以寫得出《赤壁賦》。



可惜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淵明與東坡無疑是人中極品，但沒有機會見到二十世紀的數之不盡的發神經的怪現象，不知道人類可以發展成為那個樣子，也不知道有互聯網這種科技，豈不是辜負了人類的智慧與自私的合併可以產生的無奇不有嗎？論緊張刺激，古不如今也。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我找到兩個地方，四顧無人，原則上可以築小居，不食人間煙火，只帶幾個知音，倣傚一下我仰慕了大半生的古人。問題是國家正處於多事之秋，雖然明知自己的存在無足輕重，但畢竟自己所學的自成一家，這裡那裡或可幫一下忙，我要怎樣選擇才對呢？羅曼羅蘭說絕望之為愚妄，正與希望相同；奈特說理想等於絕望；布坎南說絕望等於理想；我說：幻想與希望相同。

天空vs海洋問：



關於中國古文化的丟失您怎麼看？




答天空vs海洋：



中國開放改革後，推土機在神州大地開始使用，有數千年的以物品陪葬的風俗傳統，出土的文物無數，而盜墓的行為早就成為一個行業了。北京做錯了一件事：他們禁止出土文物在國內市場出售——雖然這幾年較為不重要的古文物可以在國內某些店子或地攤見到。大部分的文物外流，主要到香港，台灣也見到一些。出土的文物的確多，多得離奇，一般精彩，令人拜服。



為了研究訊息與價格差距這個湛深而又重要的現象，我早就跟進出土的文物與市價。懂得門路價格極相宜，不懂的可能價高數十倍。我認為大部分是真的古文物。仿製品不是沒有，但成本往往比真貨的價高。十年前我認為那麼多的古文物外流，對中國的古文化研究不利，後來知道國內有不少癮君子，私下大量收藏。可惜到今天古文物在國內還不能明買明賣，公開研究及討論於是受到約束了。有不少關於中國古文物的書籍出版了，但可靠性一般有問號。



是非常複雜的學問，深不可測。是的，中國的古文化比我們二十多年前知道的廣博得多，複雜得多，有足以令人敬畏的深度。我自己的非專家觀察，得到幾個有趣的結論。一、中國的文字起於甲骨文之前。二、陶器及玉器的技術發達，比此前大家知道的來得早，來得高明。三、不同地區出土的文物，一般不相同，但這裡那裡又有類同之處。這可見交通極為不便的數千年前，不同的民族多多少少有交往。四、見過有非常獨特的出土玉件，為數不多，應該在三千年以上，藝術古怪，技術高不可攀。這顯示神州大地曾經出現過智慧極高的少數民族，品味獨特，其後不知所終。



上述只是個人的一些非專業觀察。如果國家真的能大興土木，有系統地作全面的深入研究，所得甚豐可以斷言。古文物的大量出土只是近二十年的事，變化之多歎為觀止，要理解明白是來日方長了。

Allen 問：

請張教授講講個人的職業和成就的關係？不在學術機構任職的人能夠做出突出的學術成就嗎？




答Allen：



七十二歲，越古稀，回顧平生，有幸有不幸，可以告慰的，是給自己打分，在幾項玩意上有成就。高傲一點看：經濟、攝影與文章這三項，已經走到自己的盡頭！算不算是有大成呢？自己無法再進，可以看到他家的與自己的不同，但看不到他家有比自己更高的層面。這樣，說成就不足是說不通的了。當然，他人看我不一定這樣看。不打緊，因為重要的是自己對自己的衡量，給自己一點滿足感。我的生命是我的，他們的生命是他們的；大家都從土裡來，早晚大家都要回到土裡去。



書法是第四項，還差一點，即是說自己覺得還可再進，機會存在。目前認為有其他書法家比我寫得熟練，基本功比我優勝，但覺得寫到自成一家，寫出一個時代，我的機會比他們高。應該很近自己的盡頭，差的是還不夠穩定。我那種奔放的不拘小節的寫法不容易穩定。這些日子老是想著怎樣才可以在奔放中找到穩定之境。應該是節奏的掌握，但老是找不到哪種節奏才對。



任何玩意或學問的成就是不可以在各方面皆勝於他家的。要找到自己喜歡走的那一面，不斷地衡量是否有足夠的變化與深度，然後嘗試走到盡頭。學無止境是指多方面皆嘗試不可以有止境，但在一項玩意上，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可以走到盡，學有止境也。



做學問是不需要在學術機構或大學任職才做的。不少我佩服的有學問的人不是從大學求得。我的幸運之處是從來不需要為了生計而做學問。以經濟學作為職業，拿得博士後很快就升到正教授。不需要為米折腰，是我的學術文章寫得海闊天空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大學任職，遇到興趣相近的同事對我的幫助很大。是的，有系統性的學術，在大學機構內找到好同事是遠為容易的。



問題不容易說清楚。昔日的三位經濟大師——斯密、李嘉圖、米爾——的成就非同小可。他們的偉大論著都不是在大學或任何職業機構中寫成的。不容易超越這三君子。今天我的經濟學比他們知得多，也比他們知得深入，但論到貢獻的偉大，我是明顯地輸了。拜讀他們的巨著，然後這裡那裡加以改進，是後學的應該做到的工作。這裡我有一種奇怪的感受，那就是今天有系統性的大學，培養不出像上述的三君子那樣的學者。這或可解釋為什麼自一九六九年起我決定不讀他家之作，喜歡獨自思考，而又決定在六十五歲離開大學之後才動筆寫那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學術機構對一門學問的某方面有助，但我選擇離開了大學的約束，完全不管學報的規格，才發揮自己在一門學問上的多年思維。這個選擇看來是選對了。希望還有日子把該三卷本大修一次，加進這幾年所得的新意，有機會與上述三君子打個平手。



我這一代無疑比斯密等高人幸運。不僅對世事與歷史知得比較多，更重要的是壽命的預期比較長。他們看看當時的人均壽命，知道四十歲左右是最遲動筆寫巨著的時候了。我有膽等到六十五歲才動筆，多了二十五年的準備時間，條件優勝得多！上蒼不負有心人：活到七十二歲腦子還沒有退化，還可以繼續深入思考。這是我還沒有集中研習書法的原因。

網友問：

請問張教授在做學生時有參加學生會或社團活動嗎？教授對這些活動的看法如何？




答網友：



我是個不喜歡入會的人，從來不參加社團活動。說些例外給同學們過癮一下吧。我曾經是香港攝影學會的會員，又曾經是加州大學攝影學會的會員——為的是要借用他們的黑房（國內稱暗室）。曾經被迫作為芝加哥大學中國同學會的會長，但沒有參加或主持過任何會議，期滿後他們選了另一位會長我也不知道。曾經由高斯、艾智仁及赫舒拉發聯手推薦我進入飄路連山學會，多年沒有交會員費，該會竟然沒有把我除名，不好意思，於是一次補交十多年的會員費。曾經為了香港大學經濟系的聲譽，接受了美國西部經濟學會主席一職，卻不是該世界第二大經濟學會的會員。奇怪沒有人發現這個秘密。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在美國求學的經濟學者不是美國經濟學會的會員。



作學生時永遠不參加有組織的同學聚會，或任何近於社團性的活動。為什麼？沒有興趣。我是有朋友的，很多朋友，只是對社團活動沒有興趣，甚至對任何會議都沒有興趣。當年在港大作系主任，不能不按時主席會議。快刀斬亂麻是慣例。我是極力反對作系主任的，但當年的港大，一個學系只有一位教授，而教授必須作系主任。黃麗松校長聘請我時，我說明不管行政，只是久不久提供意見，掛個系主任名頭。黃校長真好，他言而有信。在他任校長期間，我寫了《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這三本今天不少人認為是重要的書。後來換了校長，後者不知前者的承諾，又推出民主政制，會議愈來愈多，愈開愈長，真討厭，但該校長是好人一個。再跟著的校長搞權術，後來被迫辭職，不說也罷。



同學要知道，我經歷過中日之戰，也經歷過國共之爭。這樣的人對政治口號容易有反感，而在我那一代的朋友中，沒有一個對政治有興趣。參加社團活動多多少少有點政治的味道吧。當年在香港西灣河的太寧街，怪傑雲集，一般貧困但天才無數。沒有一個對政治有興趣。從一九五○到一九五七，我差不多天天混在其中，荒廢了學校功課，但學得聰明，學會了創作之道。當年的太寧街的每位成員都是獨行俠，彼此相得甚歡，只是對任何社團活動沒有誰有興趣。



孔子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原來二千五百年前孔夫子就知道會有我這樣的君子。

家庭學校俱樂部問：

當你不成功時,怎麼做?如何面對挫折?




答家庭學校俱樂部：



我是個失敗過無數次的人。今天不少人認為我的「成就」項目比他們所知的其他人多，那麼這些人應該知道我的失敗次數近於世界紀錄。要怎樣處理失敗呢？主要有兩點。其一，要把失敗看為進取的過程，而所謂進步，只不過是說失敗的比率減少了。好比近來猛攻書法，我老是算著困難程度相若的，可以寫多少張紙才選出一張比較稱意的。可取的百分比提升，知道有進步；可取的百分比減少，知道寫得太多，不進反退，要停下來幾天再作打算。



其二是要客觀地衡量自己。這點是遠為困難了。究竟自己有沒有天賦，這天賦只是一般還是有機可乘呢？究竟自己有沒有興趣，這興趣可以持久嗎？客觀地衡量自己是非常困難的事。如果認為自己天賦與興趣皆足夠，那就不妨繼續下去，視失敗為進步的必有過程。困難是天賦不足，自己卻判斷錯了，強而為之，失敗的代價是太高了。又或者對自己的興趣判斷錯誤，花了一段日子卻見異思遷，成就談何容易哉？



人的一生可以不論成就，只逢場作興地這些那些過癮一下。這樣的人對成敗得失是無關痛癢的。沒有什麼不妥，問題是你要做哪種人。如果你重視成就，那就不能不認真一點，對自己要算得準確一點：視失敗為進取過程；對自己有自知之明。

中國經改的致命傷

很不想用上聽來是那麼嚴峻的題目，拿開了幾次，最後還是採用了。寫文章我不磨斧，喜歡開門見山，有話直說。這樣的文字讀者多，但捱罵卻免不了。無所謂，像我這個年紀的學者，說幾句違心話不會有機會向自己交代了。

新勞動法惹來的禍，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雖然我早就知道會有大麻煩，可沒有想到麻煩會是那麼大。工廠倒閉，老闆炒員工，員工炒老闆而訴之於法，勞、資雙方敵對，手法千奇百怪，極具想像力。這一切，不是我事前沒有想到，而是沒有想到那麼嚴重。這幾年從國內跑到外地——尤其是越南——去設廠的炎黃子孫不少，轉移有利陣地也。近來傳言四起，說因為新勞動法的推出，問津越南者急升。我不反對國內的廠家投資越南或其它廉價勞力之邦。為了生計，或要多賺錢，無可厚非。我反對的是中國推出法例，把投資者趕到越南等地方去。

為什麼新勞動法會有這樣龐大的殺傷力呢？不是膚淺的問題。三個月前，我跟闊別了十二年的德姆塞茨進晚膳。提到中國的通脹復甦，他說恐怕北京會推出價格管制。我說：「不會的。」他問：「為什麼不會？」我回應：「一言難盡，剛才交給你的長文內有解釋。」那是我在去年九月完工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第二稿，用英語，是為高斯動筆的。該文對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有詳盡的分析，其中指出一個要點：在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下，對地區不利的政策在中國不容易推行。我說擔心的是地區沒有話事權的政策，例如關於貨幣的。

新勞動法顯然對地區的競爭不利，非常不利，為什麼會闖出大禍呢？讀者猜到答案嗎？我賭你猜不中。我的答案，有兩方面，相關的。其一是新勞動法的第十四條，那任職十年後自動改為無固定期合同的，逼使老闆回顧數手指，要在新法推出之前採取行動，或起碼要考慮怎樣「走位」才對。

其二是新法之前的舊勞動法，一般沒有嚴厲執行。不少機構，尤其是那些看似平凡但其實是勞苦大眾的米飯班主、我稱之為接單工業的，在國際激烈競爭下，利潤甚微，歷來對舊法忙顧左右。超時工資不超，假日工資卻假，等等，勞、資雙方你情我願，大家有工開工，有飯吃飯。看來有點那個，然而，就是在這種若有若無的舊法處理下，中國的勞苦大眾——包括苦了數千年的農民——從二○○○年起其收入出現了近於爆炸性的增長。中國經改的奇跡主要就是這一點：什麼高樓大廈、高速公路、跨海大橋，等等，皆次要。新勞動法的推出，逼使大家回顧數手指，漠視舊法的行為，面對可能被炒的員工不難舊「債」重提了！這樣一來，新勞動法的大名不脛而走，大家得過且過或忙顧左右的日子是過去了。然而，就是在那些得過且過的日子中，貧苦人家的生活水平升得快，破了人類紀錄好幾條街。

朋友，你做過生意嗎？我做過，為了經濟研究需要的深入體會，屈指一算，嘗試過的行業達十九項之多。我不懷疑刻薄成家的老闆存在，但經驗說，懂得賺錢或賺得心安理得的僱主，不可能不知道善待員工是黃金定律。員工作出貢獻，公司賺到錢，加薪是鼓勵，老闆的回報可以預期，皆大歡喜，何樂不為哉？困難是做廠或做生意賺錢，談何容易？靠投資地產或股票的可以碰巧發達，但要落手落腳的玩意，競爭者無數，不善待員工是死路一條。

說過無數次，我們應該幫助那些真的需要幫助的人，但歸根究底，那些可以自力更生的人，政府要做的是鼓勵他們自力更生，給他們機會自己打上去。昔日的中國扼殺了這機會，於是一窮二白，而今天的人民幣升值、禁止數百種來料加工的產品出口、某些進出口稅、知識教育左管右管，等等，也削弱了自力更生的機會。最嚴重是新勞動法的推出，不僅本身約束了市場的合約自由，大幅提升產出成本，而又因為有人民幣升值等局限轉變在前，在新法帶動下變得多管齊下，加起來是中國的偉大經濟改革的致命傷。

這裡我要把一個說過的重點重提。中國人多地少，天然礦物乏善可陳，是沒有資格搞什麼福利經濟、最低工資等奢侈政策的。中國有的是人，腦子聰明而又可以刻苦耐勞的人，是我們經濟發展的主要本錢了。給他們所有可以自力更生的機會是唯一的可靠出路。西方的福利政策或亂搞一通的勞工法例，目的是把租值轉移，一般用於地大物博或產品名牌及發明專利價值奇高的國家。這次新勞動法的推出，導致無數員工被炒及公司關門，證明著我說過的：地球一體化，參與國際競爭的廉價勞力暴升，在中國養活無數低下階層的企業，賺取到的租值甚微。

那天訪問了一位在廣東設廠的朋友。他在國內做廠浮沉了好些年，是接單工業的專家。關於新勞動法，他說可幸的是他目前的工廠是新開的，只開了一年多，困難還不大，未雨綢繆，他們正在考慮多方面的應對。聽了個多小時後，我教了他一個法門。你猜是什麼？是把他廠內的生產過程的所有部分盡可能改為件工制。三十多年前我在香港跑工廠，調查件工合約，一九八三發表了以件工為重心的《公司的合約本質》，該文今天在國際上還屢被引用，行內的朋友視為經典了。件工這回事，不是產出的全部過程都可以用，但好些部分，通常不用件工的，原則上可以用件工，只是計算與審查質量的費用略升少許而已。如果產出過程全部採用件工合約，新勞動法的九十八條全都廢了！

想想吧。我是工廠老闆，接到定單，可以對員工說：「我要百分之三十作毛利，是廠房、維修、利息、管理、燈油火蠟等需要的。餘下來的百分之七十，扣除原料後，你們按件工攤分吧。接不接這張單你們決定好了。」三十多年前香港的某些廠家這樣處理，大家相處安然。那些是件工比較容易採用的行業，但我知道，只要接受交易費用略為提升，大部分的工廠可以把大部分的產出過程通過件工合約處理。同樣的思維，是原則上，一家工廠可以把不同部門「斬件」，判給員工，讓員工作自己的老闆吧。這是我一九八三那篇文章的一個含意，觸發了行內的「誰是僱主，誰是被雇」之爭，打起官司會是很過癮的。

以件工處理產出，新勞動法管不著。有一個險處。七十多年前的美國，因為最低工資不低，加上工會的極力反對，件工被定為不合法。如果發明新勞動法的有本領在中國廢除件工制，那是神州大地的末日，殺上門來再算吧。

新勞動法的啟示

三年前貝加不看好中國的前景。他以二戰後的德國與日本為例，說一個國家發展起來有不少機會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當時不同意，因為體會到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對上頭推出的不利競爭的政策有下頭不可漠視的抗拒力。然而，新勞動合同法的推出是另一個層面的大石頭，還沒有正式施行好些企業搶先炒魷，而前路茫茫的小企業則紛紛關門了。我再細心衡量該新勞動法，得到的一些啟示，支持著這幾年我對中國的前途很有點慼慼然的因由。說出來給讀者考慮吧。

首先要說的，是貝加對中國前景的不幸言中，可不是因為像德、日那樣，發展起來，有點錢，就推出傻政策。中國的政治制度與西方的不同，沒有西方的政治壓力去拿起砸腳石的。君不見，從略輸文采的秦皇漢武到稍遜風騷的唐宗宋祖，到馬可勃羅筆下的成吉思汗，甚至到書法寫不出大氣的清三代皇帝，相對上，那些日子神州大地的經濟勝於西方。不是說中國昔日沒有傻政策，而是從來沒有用上西方那種砸腳的石頭。

可以這樣看吧：近幾年中國採用或試圖採用的砸腳石，差不多全部是從西方進口的。二○○三年通過準備該年十一月一日推出的反壟斷法，內容全部是美國的反托拉斯，無疑是從美國大學本科三年級的工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課本抄過來。我要寫十篇文章才罵回去。一兩年後通過的反壟斷法，我沒有異議，因為再不是反托拉斯。最低工資是進口貨：大約一百年前由福特車廠的老闆推出，後來在工會壓力下美國政府采而納之。可幸中國目前的最低工資還低，殺傷力不大。調控通脹，央行今天加息是拜格林斯潘為師，而提升銀行的儲備金率則是美國本科二年級的教材了——美國的聯儲局通常避之不用，但央行一年提升十一次是世界記錄，發神經！說到最近的新勞動法，內容一般也是從外間左抄右襲，這裡那裡改動一下。

更有趣的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改革有成，差不多所有重要的法門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鄧小平鼓勵每個人各展所長，不是來自史密斯，而是來自老子。經濟特區是鄧老的發明，而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鄧老與區區在下是英雄所見略同了。鄧老說要讓小部分人先富起來，也對，而說到什麼地區競爭政制，合約自由，朱老時期的貨幣制度，都是中國人自己的發明。只一項重要的從西方引進：那是通過區區在下介紹的高斯提出的權利界定理念。雖說來自高斯，但私產在中國起自秦始皇之前——好些甲骨文的內容是證據，高斯只是解釋得前無古人地清楚罷了。

這就是問題。中國的經濟改革既然主要是靠自己想出來的方法搞出看頭，為什麼要搬進西方的石頭來砸斷自己的腳呢？摸著石頭過河不一定可靠，但鄧小平的確說過：「試一試，看一看。」這是非常重要的座右銘，為什麼改革還沒有完工，就放棄了？不是說如果沒有引進西方，中國就沒有沙石。沙石是有的，多得很，但既然大致上自己走對了路，總應該懂得清除沙石之法吧。說句衷心話，我對三十年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很失望。要引進西方的經濟學思維，我們要回到戴維德那個時代去找尋。

歷史的經驗說，不同的政治制度往往有不同的經濟政策。不是說互相抄襲一定是壞事，我要指出的是這些年中國的經改政策一般是自己的發明，而不知就裡的外間君子今天還不知道，中國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區性的，早就改天換日，也是自己的發明，與經改並駕齊驅也。

這就帶來另一個重要的經濟話題：資源的局限不同，政策應該有別。這方面，向西方抄襲，招來橫禍的機會相當高。說過了，歐西人少地多，神州人多地少，抄襲政策，在西方是小壞的用在中國會變為大壞。礦物資源那方面也有類同的頭痛問題。人家挖到地下去，不是石油就是金屬；我們挖到地下去，找到的是唐三彩！讀者不妨一笑，但要知道我的笑話有真理。

意圖把租值轉移的經濟政策，例如最近推出的新勞動法，在不同的資源局限下，其殺傷力會有很大的差別。租值轉移帶來的經濟禍害，是租值消散。然而，在礦物豐富的國家，如澳洲及加拿大，租值很大，什麼福利政策或左右勞工合約的法例，帶來的租值消散不僅在國民收入的百分比不高，而這些政策往往是不能不採用的。好比一個市民以廉價購買了一塊很大的荒地，其後發現地下滿是值錢金屬，一夜之間變得富可敵國！如果該國窮人無數，政府不推出一些把租值轉移的福利政策，或什麼勞工法例，是不容易安撫民眾的。

今天的中國可沒有這樣優厚的天然資產。有國家維護的國企壟斷不論，我們隨處見到的工廠，皆在國際上競爭激烈，自身難保，但奇跡出現，養活了很多很多的勞苦大眾。這些工廠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租值，新勞動法說要推出，他們聞聲喪膽，紛紛把員工炒魷或關門大吉了。

朋友，不要因為我們農地不足、礦藏不多而悲傷吧。我們擁有兩項不簡單的財富，也可算是得天獨厚。其一是人多，於是腦子多。是一個可以刻苦耐勞的民族，而他們的腦子是天生聰明的。有什麼能比這項資源重要呢？第二項，你猜是什麼？不讀下去猜中或可獎你書法一幅。那就是唐三彩！這裡指的當然是中國的古文化，變化多而又有厚度，深不可測也。一個民族有這樣的文化根底，是人類的驕傲。

向前看，中國的經改如果要繼續勵進，北京要著眼於發展炎黃子孫的腦子知識與文化傳統吧。

災難的先兆——三論新勞動法

跟進中國的經濟改革二十九年了，其中急速增長達二十七年，發生於一個面積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問題那麼複雜而又曾經窮得那麼要命的國家，絕對是人類歷史奇跡。說過無數次，形勢好，如果不犯大錯——或沒有多項小錯的合併——此勢也，有機會再繼續二十年。這樣，從各種條件衡量，物價調整後，二十年後中國的經濟實力會是十個日本。

這幾年小錯是增加了，尤其是在貨幣政策那方面。去年八月為高斯寫《中國的經濟制度》那長文時，我還是審慎地樂觀看中國。當時可沒有想到「新勞動合同法」的推出。後者是大錯，但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該法的洋洋大觀九十八條不容易闡釋。我於是跟進市場的反應，得到的先兆，是災難開始出現。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中國經改三十週年，這個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的偉大改革，有很大機會因為新勞動法的推出而休止。

先兆者，凶兆也。在前文《再談新勞動法》中我指出，這幾年國內的底層大眾的收入增長速度破了人類記錄好幾條街。我估計的貧苦人家的收入增長年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幾位知情的朋友竟然認為我是低估了。不打緊，重要的是我期望了一生的發展，終於出現。然而，這次新勞動法的推出，是攔腰一棍把貧苦人家的收入上升直線打折！不會說錯，雖然農曆大假將至，各行各業正在收爐，但幾個月後或更長一點的日子回頭看，我們會見到二○○八年一月一日左右，貧苦人家收入上升的直線有一個明顯的折點，英語所謂kink是也。這是說，這上升直線會出現一個尖角形的折點。不敢說從升轉降，但上升率明顯折下可以肯定。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不是說過目前還不能明確地闡釋那新勞動法嗎？正因為大家對此法還拿不準，卻知道可以是大麻煩，各方君子逼著要靜觀其變。報章上讀到的這裡關門，那裡炒魷姑且不論，但老闆要聘請員工的不少決定等一下，或要增加員工薪酬的不加，或加得少一點。我查詢過的沒有一個不這樣看。牽一髮而動全身，各行各業這樣處理，正如廣東人說的一起「閘住」，殃及池魚，農民的生活改進會畫上句號！農民的生活改進畫上句號，經濟改革也就畫上句號。說實話，貧苦人家的收入走勢被一棍打斷，我不能肯定如果北京立刻取消新勞動法，該走勢會重現。牽涉到預期的演變，經濟學行內的風水先生往往不靈光。按常理推測，此新法是愈快取締愈著數，北京的朋友還在等什麼？

個人的觀察，是貧苦人家的收入開始急升，大約始於二○○○年。該年國內的通縮終結，跟著是通脹微升。然而，貧苦人家的收入急升，可不是單靠通縮終結那麼簡單。讀者要知道，要改善低下階層的收入是非常困難的事，可遇不可求，無數的國家說了無數日子也辦不到。中國八十年代成功地以承包合約把權利界定從等級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是個奇跡；九二鄧老南下後退休，九四中國成功地從承包合約發展為今天的地區競爭制，是個奇跡；九十年代朱老發明的中國貨幣制度，是個奇跡；在嚴重通縮下勞力市場的合約自由，自成一家，救一救，又是奇跡。是很多奇跡的組合，促成了二○○○年通縮終結時貧苦人家的收入出現了近於爆炸性的上升。數千年一見：那是十億以上的貧困人口，就是屢次胡說中國貧富正在兩極分化的世界銀行，其頭頭去年也直認中國改善窮人的生活是世界記錄。

一棍打斷這奇跡的繼續，是誰之過？是誰負責的？設計或策劃新勞動法的不懂經濟，不奇；他們對世界各地的經驗與史實沒有掌握，也不奇。奇就奇在策劃者對自己國家的勞動市場顯得一無所知！同樣奇怪的，是殺傷力一看就知道是嚴重的新勞動法，竟然獲得北京當局通過！難道北京的經濟專材真的是那麼稀缺嗎？不用懂經濟，但為什麼連直覺也沒有？如果什麼單憑想像的勞動法可以改善低下階層的生活，天下何來窮人哉？蠢到死！

我的困難是作為學者，不能說假話。說真話，這些年我對北京讚的多，彈的少，就是對中國共產黨也曾經站起來拍掌。不管己見會否被接受，無奈關心溢於言表，為中國的經改奇跡感到自豪，而多年來，久不久我會以為（或誤以為）北京聽我說的而在偷笑。朋友，這一次，讓我發牢騷吧。

既然我為新勞動法的效應作過急速的短暫調查，媒體報道之外的發展北京的朋友應該知道。因為新勞動法，好些員工眾多的機構自設勞務公司，右手與左手交易，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應對，雖然內有機關，但交易費用還是增加了。無數較小的機構正在忙於設計員工手冊，寫得詳細，務求在必要時可以找到員工痛腳，炒魷無需補償。這不僅增加交易費用，且會導致僱主與員工的敵對。毫無疑問，整個新勞動法是鼓勵勞、資雙方敵對的。發神經！須要僱用短工的行業，例如建築，正在天旋地轉，不黐線才怪。中國的勞動市場還沒有獨立或民營的工會，但早有「搞手」存在。這些搞手是為勞方出頭，與資方鬥法，公有公理，婆有婆理，誰對誰錯我不懂，但手法不一，絕不雅聽。新勞動法的推出，不少「資方」恐怕「搞手」大行其道。

在前文《再談新勞動法》中，初稿最後有一段說：如果此法真的嚴厲執行，國內股票再大升的日子我這個老人家恐怕見不到了。後來決定拿開這一段，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在目前的地區競爭制度下，有些地區忙顧左右，彷彿沒有聽過該新法，其實也是靜觀其變，殺到門來再算吧。第二個原因更重要。那是在那九十八條中，沒有一條說僱主不能減員工的薪酬（只是第四條說重要的薪酬問題要通過工會或職工代表）。如果僱主真的可以自由減薪，隨時減到為禍還不大的最低工資，新勞動法的殺傷力會打個折扣。

新勞動法是要取消的。但通過了，由國家主席推出，取消恐怕不容易。如果在立法與施法的程序上不能取消，怎麼辦？這是個困難程度極高的問題。我想到很多方法都行不通，你道為什麼？是因為在一月一日之前的舊勞動法下，國內的工廠一般都不依法而行：依法是不可以生存的（例如工人堅持要在假日開工，否則不干）。這裡那裡修改新法，傳統的忙顧左右的彈性可能守不住。

前思後想，我認為如下的治方值得北京考慮。那是新法不改，但容許工商業機構選擇（甲）、採用新勞動法，或（乙）、勞工合約完全自由。勞動市場於是有甲、乙兩種機構或公司的選擇存在。如果員工認為新法對他們有利，可選執行新法的機構，否則會選合約自由的。倒過來，如果老闆採用自由合約的公司，不同意的員工可以另謀高就。這樣分兩種合約性質不同的機構或公司處理，員工的自由選擇可以說清楚很多有爭議性的問題。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哪種公司勝出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如果兩種公司一起存在，我敢賭身家，自由合約公司的員工的收入一定比選擇新法的上升得快！

再談新勞動法

拙作《新勞動法的困擾》發表後，在國內引起大得出乎意料的反響。要求訪問的媒體眾，都推卻了。然而，不少讀者與同學要求再作深入一點的解釋，我想，身為教授，藉這機會示範一下對經濟問題探討的方法，也是好的。任何經濟問題我喜歡從不同的角度衡量，然後合併起來看整體。這樣處理與課本或大學教的不同，但對理解世事可得心應手。經濟問題要這樣處理才對。用慣了轉換角度，熟能生巧，可以轉得快。同學們學經濟，從第一天起要學轉換角度，習以為常，天資一般的十年後對制度運作的理解有機會登堂入室。不這樣，苦學數十年也無濟於事。



這裡我從不同的角度再看二○○八年一月一日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假設同學讀過上一篇。分點說，每點角度不同，都是前文沒有說過的。



（一）這幾年國內的貧苦人家的收入上升得快，是好現象。五年前蘇浙與廣東一帶的農工月薪約三百，今天約八百（不是天天有工作的日工今天約六十）。四年前，上海高檔次住宅的女傭月薪約八百，今天約一千五百。三年前一個裝修技工的日薪約五十，今天約九十。



上了年紀的香港朋友應該記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低下勞力（尤其是女傭）的薪酬上升得非常快，但相比之下，香港昔日低收入的上升速度，只約今天國內的一半。那時的香港是弗裡德曼認為難得一見的經濟奇跡，卻不及今天的中國。這就帶來幾個問題。從最重要的改善低收入的勞苦大眾看，今天的中國破了人類紀錄好幾條街，為什麼北京偏偏要在這個時刻去左右這個發展呢？有誰夠膽站起來，說那新勞動法對改進低收入階層比今天的市場做得更好？市場的自由合約選擇既然大顯神通，干預不是很蠢嗎？該新法無疑是為協助低收入的人而設的，為什麼高收入的也一視同仁地處理？



（二）去問這幾年收入上升了一倍的勞苦大眾：「生活怎樣呀？要政府幫助嗎？」他們會回應：「很苦呀！希望北京大人高抬貴手。」他們不是說謊話，而是訊息增加了。是的，只不過六七年前，無數的貧苦人家沒有進過需要穿上鞋子的食肆，結交不到幾個月入數千的朋友。今天收入上升了一倍，看到了新人新事，增加了知識。當他們見到收入比他們高得多的，不容易解釋，於是不平則鳴。他們關注的是收入的差距，可沒有想到，從收入百分比的相對升幅上看，貧富的差距正在收窄。他們不甘於耐心等待。不是說只要有耐心就可富裕起來，而是他們今天有機會，可以自己發奮圖強打上去。不管這些人的投訴，再幾年生活繼續好轉，他們就不投訴了。這是香港昔日的經驗。



是的，歷史重複過無數次。增加了一點知識但還是遠為不足的老百姓，往往認為政府的扶貧政策，或今天推出的新勞動法，會對他們的收入有助。可惜歷史無情，這類政策的一般效果，是扼殺了貧苦人家自力更生的機會。新勞動法的推出，我可以看到某些人會獲得掌聲，可以看到某些人會獲得甜頭，但看不到此法會幫助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老百姓。縱橫經濟研究大半生，這類推斷我從來不錯。



（三）也是這六、七年，我屢次提及的協助農民轉到工業去的接單廠家，毛利一般從百分之四十左右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後者近於底線，再下降幾個百分點就要關門大吉了。那所謂毛利，是要支付廠房、機械、維修、管理、燈油火蠟等成本的。毛利百分之二十五還捱得住，是近於天才了。



為什麼那毛利率這幾年急速下降呢？勞力工資上升是個原因；出口以美元結算，而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了也是一個原因。為什麼這些廠家不提升產品的價格呢？是越南與印度等地，他們的工資比中國低相當多，而今天國內廠家的競爭對手，早就不限於國內的了。北京如果不派人作實地調查，就要相信我：目今的接單工廠，工資出到盡，但聘請不到工人。新勞動法的推出，作幾年看，一定會增加這些廠家的成本壓力。



（四）新勞動法共九十八條，加起來會鼓勵工會的誕生。今天國內比較大的工廠是有工會的，由北京上頭監管，不壞。但在西方，那些稱得上是「獨立」或「民營」的工會很頭痛，可以把經濟搞垮。這方面讀者不妨參考德國二戰後的不幸史實，以及當年英國的撒切爾夫人與美國的裡根總統對工會的手起刀落、強硬處理，鬥個你死我活才把經濟搞起來。四十年前我求教過戴維德等前輩，他們一致認為足以為禍經濟的工會要有政府的間接鼓勵或支持。北京推出的新勞動法，對「獨立」工會誕生的鼓勵是明顯的。



獨立或民營工會對經濟的禍害，主要是租值轉移與租值消散。在租值轉移那方面，傳統的分析是工會把老闆或資本家的身家局部轉到勞工那邊去，削弱了前者力爭上游的投資意向。但我認為更頭痛的租值轉移，是把生產力強的員工的收入中的租值，轉到不事振作的員工那邊去。當年在美國我拒絕入教師工會，主要就是這點。認為自己的學術貢獻了得是人之常情，所以反對工會條例含意著的平均主義。至於這些租值轉移必會帶來的租值消散，往往龐大，是搞垮經濟的重心所在。



租值消散是非常重要的經濟話題，複雜的，篇幅所限，不能在這裡解釋。關於這話題，今天行內還有不少人認為最重要的兩篇文獻，是我在一九七○及一九七四發表的。不喜歡讀英語的同學，可參閱《經濟解釋》的卷二與卷三：《供應的行為》與《制度的選擇》。



（五）世界各國的政府機構，一般都有類似「新勞動法」第十四條的無固定期的終生僱用的合約安排。但政府機構一般不是私營的，既非牟利，也不是做生意或產出可以在市場出售的商品。儘管如此，按章工作的政府公務員也往往因為有鐵飯碗的保護而變得工作散漫了。因為有工會的存在，歐洲某些國家的某些私營機構有鐵飯碗的合約安排，劣績明確。我不明白，中國的經改今天有大成，一個主要原因是粉碎了當年「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鐵飯碗，為什麼這次新勞動法的推出，又把鐵飯碗搬回來？不一樣，但殺傷力類同也。希望北京的朋友知道，中國人多地少，沒有資格倣傚西方的人少地多的奢侈政策。



（六）當我翻閱新勞動法例之際，腦子不斷地想著僱用員工的老闆會怎樣應對。會炒人嗎？炒哪一種？可以炒後再聘嗎？會採用兩家或以上的公司把員工調來調去嗎？會大幅減薪而轉用分紅合約嗎？也不斷地想著面對第十四條的十年關頭的員工會怎樣應對。已經成家立室，要不要在被炒前搶先另謀高就呢？還是多擦老闆的鞋？開個小店子，自己僱用自己，會不會是較為安全的家庭保障呢？



是的，新勞動法可以有數之不盡的闡釋，不容易肯定，而這樣一來，勞動市場的交易費用急升無可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大家面對的有兩方面的選擇。其一是該法寫得或管得下無對策，使我想到《地球停頓記》*那套舊科幻電影，經改會停頓下來。其二是政府上頭或管或不管，闡釋變化多端，那麼在交易費用急升下，律師發達可期矣。



* 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是難得一見的過癮科幻電影，很舊的，如果同學能找到影碟，請送我一張。

商務部不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些日子國內的什麼宏觀調控、通貨膨脹、新勞動法等問題輪流出現，使我這個老人家抽不出時間寫比較喜歡動筆的可以一暢平生的話題。從來不認為自己可以改變什麼。自己的家中事也管不著，何況國家。君不信？我那個才一歲又半的美越小天使的孫女兒也懂得把我推開！



問題是我研習經濟凡四十八年，日以繼夜地沒有中斷過。專家無疑問，智商不論，不可謂不是識途老馬。尤其是對神州大地的史實與文化，經改與民生，翻來覆去無數次，有什麼風吹草動當然敏感。關心下筆，客觀分析，但不管會否被接受，是一個學者應有的責任。這裡要批評的是中國商務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一項公佈。有點猶豫，因為薄熙來是我心儀已久的人物。不認識薄先生，但讓我在這裡像對朋友那樣說幾句吧。



商務部最近公佈的，是禁止五百八十九種產品出口，目的是為了「優化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其解釋是要「促使企業向更高技術含量、更大增值環節發展，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這是針對那所謂「三來一補」的某些來料加工的廠家，禁止某些產品出口，是響應不久前十七大提出的政策方向：要從「增長方式」轉到「發展方式」那邊去，也即是要轉向鼓勵新產品、提升科技與產品質量。



我的看法，是北京希望的「發展方式」會自然地在中國出現，而目前在市場的引導下，這「發展」已經起步，政府推波助瀾可以有反效果，而商務部推出的「禁止目錄」，其反效果在所必然——雖然直接不容易觀察到，但間接地壓制北京期望的「新發展」卻免不了。



先談設廠產出吧。這個廣東人稱為「做廠」的行業很難做，難、難、難！我不佩服賺大錢的地產商或從事股票生意的，雖然這些行業要講眼光，也論魄力，但賺錢主要靠時來運到。比較佩服——不是很佩服——是那些開酒店或從事服務行業的成功商人。這些行業也要講一點運情，但主要是地點的選擇與成本的控制，加上服務質量的堅持。在眾多行業中，只有做廠成功我衷心佩服，尤其是那些白手興家、沒有什麼專利維護的廠家，面對競爭者無數，能賺到錢是不容易想像的事。



我已故的父親張文來上世紀初在香港天祥洋行作電鍍學徒，有了心得以中文寫過一本電鍍手冊，其後設立文來行，賣電鍍原料及拋光用品，也向廠家傳授電鍍方法，謝世後，香港的電鍍行業把他的誕辰定為「師傅誕」。就是今天，在市場還存在的質量最高的一種拋光蠟，是先父七十多年前把美國進口的改良而成的。



因為電鍍與拋光牽涉到很多不同類別的工廠，耳聞目染，我從小就知道不少關於「做廠」的事——先父在生時常有提及，其見解的精闢與分析的客觀是我平生僅見的。做廠難，難於登天。好比四十年前在香港產出而在美國零售一美元的產品（所謂dollar item），產出者大約得十八分。目今商務部要禁止出口的，恐怕就是這類產品吧。



一位曾經在香港製造塑料及不銹鋼用品的廠家，聰明兼刻苦，做廠有成，二十年前搬到東莞去，初有看頭，工人增至六百，但幾年前還是關門大吉。他對我說：「教授呀，我和老婆與兒子三個人搏到盡，吃飯的時間也沒有，但後來連廢料也賺不到，不做算了。」



在我認識的或聽到的做廠人群中，沒有一個不希望能殺出重圍：希望自己有商標名牌，或註冊一些值錢的發明專利，或有些可以穩守的商業秘密，或這裡那裡可以引進一些可以收回成本的質量與科技提升。沒有一個不在嘗試，但成功談何容易哉？有成功的，甚至賺到不少錢，在杭州我遇到幾個，但那些是人中龍鳳，天之驕子，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可以靠這一小撮人。我們要讓有單接單、有版照造，以及那些三來一補的有很大的拳腳空間，給他們機會自己打上去。一將功成萬骨枯，政府的職責是協助他們改進這不幸的或然率。說得不好聽，經濟發展是要有很多枯骨的——不容許枯骨，何來一將？



沒有誰可以否認，不管什麼三來一補，不論科技及質量的高下，工業產出有一個獨樹一幟的要點：可以養活很多人！像中國那樣人口密集、知識不足、資源貧乏的大國，不讓工業自由全面發展是大錯特錯。說過無數次，接單工業是這些年中國農民轉到工業去的主要起步點，起得快，轉得好，而這六、七年來，農民生活的改進速度肯定是破了人類歷史的紀錄。商務部不應該在這個時候潑冷水。



北京應該做的──商務部應該做的──是協助那些知識不足、本錢不夠的不知死活的做廠的癮君子們增加一點打上去的機會，絕對不是禁止這些那些產品出口。北京大可考慮取消所有來料進口稅（不限於來料加工的），考慮免費提供各行各業的科技知識，考慮取消國企因為政府維護而得到的壟斷權利。



同樣重要的，是北京要加強發明專利、商業秘密與註冊商標等事項的維護。在西方，註冊商標是用版權法維護的，中國不一定要拜西方為師。商業秘密的維護是很困難的事，西方的處理歷來頭痛，不知北京有沒有天才的想法。至於發明專利，也頭痛，但據我的沒有調查過的理解，這後者在中國有進步。



中國的經濟改革震撼世界，再二十年不涉大錯，物價調整後，整個經濟會是十個日本！貨幣問題不論，為什麼要在這個關鍵時刻推出新勞動法及本文分析的禁止某些加工產品出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