憇息閒話與大哥謝世

這些日子集中於大修十年前寫下的三卷《經濟解釋》，其實大部分是重寫：三卷三十一萬字會變為四卷五十多萬字，其中三十多萬字是新寫的。馬歇爾的《經濟原理》前後共八版，初版與第八版相隔三十年。不是印刷次數，是有修改的版數。施蒂格勒、科斯、張滔等學者喜歡跟蹤馬氏每版的修改，那是對大師的敬禮了。


我的《經濟解釋》前後只兩版，七十六歲，不會再有第三版吧。但我的十年兩版的前後變動比馬前輩三十年八版的前後變動多出很多。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十年前寫《經濟解釋》時我還有不少其他工作，不像今天那樣全力為之。其二是今天的世界，十年間發生的事比馬前輩的三十年多出很多。經濟科學要不斷地觀察，不斷地驗證，不斷地把理論與概念改進。今天的世界提供的數據無疑比百多年前馬前輩見到的多，也較為精彩，尤其是中國經濟的改革帶來的啟發。然而，在斯密、馬歇爾等前輩的基礎上改進理論與概念是艱巨工程，要觀察很久思考很久才能獲得少許進境。


是大幸：我從來沒有為了升職或加薪而從事經濟著作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出道的經濟學者有這樣的機會，但也要靠一點運氣。斯密、李嘉圖、密爾等大師明顯地不需要為生計發表文章。發表或滅亡（publish or perish）的規定起於六十年代後期，到了七十年代，美國的二等大學執行這規定變得嚴格了。我曾經解釋過，這主要是越戰帶來的效果。不是說不需要發表是可取的學術制度，而是說為米折腰折出來的不會是好文章。個人的經驗，是可以傳世三幾十年的文章永遠是在適當的學術氣氛下，得到師友的感染才能寫出來。幾天前給巴澤爾一封長信，論及大家認識的經濟大師朋友，我說可以打滿分的只有戴維德一個，但戴氏平生只發表過數十頁紙的文章。戴氏的口述傳統影響了很多人，當然是重要的學術成就。


這些日子重寫《經濟解釋》我寫得用心，也寫得辛苦。為什麼呢？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見到三十年來經濟學的發展太不成話，希望中國的同學不被誤導，要儘可能解釋得清楚。其二是經過半個世紀在一門學問的累積，整體地寫下來有機會傳世，而怎樣表達對傳世有決定性。自己不會有機會見到，但四十多年來發表過的文章，其傳世時日的或長或短的特徵我有深入的體會。思想不一定需要是上乘的，但我想不出有哪種衡量思想的準則比傳世的時日更為可靠。


曾經說過，經濟學是老人的學問。但七十六歲了，大自然的規律不會有例外。每星期寫約三千多字的一節，有五位飽讀經濟學論著的朋友跟進。要是他們說我的思考能力明顯地退化，我會停筆，轉攻書法及中國的文化研究。後二者可以做到很老還可觀是人類的經驗。這些朋友沒有理由騙我：他們一致認為，正在重寫的《經濟解釋》比十年前寫下的高出很多。


最近一口氣地寫了卷三《受價與覓價》的第四及第五章，共九節，三萬多字，寫得稱意，但真的累了。不是什麼風花雪月的文字，思想上很多是前人沒有到過的地方，體力衰退，寫幾百字要停下來休息半天！一口氣寫三萬多有原創性的分析文字很苛求，何況是個老人家。正要憇息幾個星期，卻收到張培剛大哥謝世的消息，長壽九十八。不半天很多朋友通知，可見大哥和他的大兄弟的交情在神州大地不少人知道。我認識大哥只十多年，但一見如故。追思大哥的聚會我當然要去，但太太把我十二月一日的生日提早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週末晚上宴會親友，而追思大哥是二十七日的早上。沒有拆解的方法，我於是寫了四段文字要華中理工的朋友替我在追思會上宣讀出來，簡短但遠超他們約束的字數。謹錄如下：


「張大哥謝世，我第一時間想到要寫一篇追悼文字，但跟著想，大哥和我這把年紀，不是他先去就是我先走，是大自然的規律，沒有什麼值得哭哭啼啼的，還是想辦法把大哥放進他應該站著的歷史位置吧。


我於是想到九年前香港花千樹出版社為大哥重印他一九四七年的哈佛博士的獲獎論文，急忙叫花千樹的人尋找當時做得很用心的檔案，找到了，跟著與北京的中信出版社洽商，打算在中國再版，紀念大哥。不會是暢銷書，但傳世用不著暢銷。


九年前我為大哥之作寫過一個很短的《為大哥序》，這次我會寫《再為大哥序》，較長的。我知道網上有不少頌讚大哥的文字，但天下沒有誰曾經被人「贊」進歷史去。我會用心寫，客觀地評述大哥經歷過的大時代。他從大幸到不幸再到大幸，而他的論文也從大幸到不幸，但終於有機會走進歷史去。


大哥稱我為大兄弟。哥哥弟弟坐上了一條船。那是中國船。此船沉沒，哥哥弟弟會一起葬身大海，但如果遇到陽光普照，清風徐來，哥哥弟弟會一起走進歷史去。


張五常」


這裡要補加一個腳註。二○○二年香港花千樹重印大哥的《農業與工業化》時，我把自己寫書法時偶爾用上的閒章加進該書的後面，稱「大成若缺」，由上海徐慶華刻篆。這次由北京中信出版，我換了另一個為大哥新刻的閒章，稱「國之重寶」，由深圳陳壯志刻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