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的兩個基本困難

經濟學古老相傳的英文名字是「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我對政治一無所知，也沒有興趣。拉丁文中有「法律經濟」（Lexecon）這個字。古老作時興，近二十多年來這門學問在歐美大行其道。隨波逐流，我對法律是稍有涉及的。一九九七的問題是屬於「法律政治經濟學」；以我所知，世上從來沒有這門學問。法律與政治顯然是息息相關，而二者與經濟又有古老的傳統合併，所以世上沒有「法律政治經濟學」的存在，很可能是因為這三者合併實在是太複雜了。

既然沒有融會貫通的學問，「專家」就容易產生——這是史德拉（G. J. Stigler）在開玩笑時的格言。但幽默往往是包含著真理的。自九七問題興起之後，香港的「九七專家」比比皆是。我並不是有意諷刺這些高手（其中不少是好朋友），而是關乎自己利害的大事，意見紛紛在所難免。

有不少讀者要求我多寫點關於九七問題的文章。我想，歷史上沒有發生過像九七這種事，而有關政治的問題我一向是避而不談的。作為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我心中認為應該要說的話，已在《向港英致敬》一文內說過了。但該文與學術無關。撇開政治不談，單從法律及經濟的角度來看，九七問題有「引人入勝」的條件。將來的學者總要寫上好幾本書。但在今時今日，這問題並不是論文的好材料，因為它實在是太複雜了。

但九七問題顯然是香港開埠以來最熱門的題目；《論衡》若不談九七，就不夠「現代化」。婉轉的話我不會說，所以在打算寫一系列有關九七問題的文章之初，我不能不先向讀者解釋我所知的不足而又非冒充一下「專家」不可的矛盾。

港英要棄港而去，九七就有著兩個無法完全避免的基本困難。第一，香港是一個大企業，由港英執政。若將這些執政者全部更換，連企業的字號也改了，不管是逐步更換還是一齊更換，都有不良的經濟效果。要是這個企業蝕大本，聲名狼藉，那麼換班底、改字號，可能是上策。但「香港企業」在國際上有豐功偉績，聲名卓著，這更換總是不妥，更何況要接班的主持者所專長的政制，與香港是站在兩個極端。我不是說港英的行政沒有可批評之處（批評香港政府的文章，在國際的學術雜誌上我發表了的要比任何人都多）。但批評是一回事，一個制度是要從整體的角度來衡量的。在整體而言，香港企業的制度實在難以苛求。這觀點，歷史是會同意的。

撇開統戰的口號不談，我懷疑中國的執政者會否定港英對香港企業所作出的經濟貢獻。曹操也曾煮酒論英雄，何況中、英並非敵對。

作為一個國際商業中心，香港人的思想是很現代化的。說什麼民族大義、光宗耀祖、愛國熱情，對他們來說，都及不上人民的生活享受與自由重要。不單是香港人如此，我所認識的「國際」朋友的觀點都是一致的。既然企業辦得好，要換班底，要改字號，在某程度上香港人就要付出代價。至於這代價是否有所值，香港人與中國執政者的觀點顯然是不同的。

中國的執政者將「統一大業」放在很重要的位置，閉關自守三十年，他們仍然有著抗戰及革命期間所強調的國家觀念。但「統一大業」的重要性是主觀的問題，我們不能以分析去反對價值觀。香港人所反對的就是這個價值觀並不是他們的，而代價卻要他們支付。這是倫理上的反對。

我從不懷疑現在的中國執政者是把民生放在很高的位置，但他們對一個成功企業改字號、換班底的代價顯然是低估了。這是一個嚴重的訊息問題，有著多種含義，我會另文再加解釋。我也從不懷疑中國的執政者對香港是有善意的，但我卻不能忘記已故的夏利．莊遜（H. Johnson）曾對我說的話：「到地獄的路，通常是以善意舖出來的。」我衷心希望這句英國格言在香港前途問題上派不上用場。

第二個基本困難，就是任何合約或協議都一定要放棄某些權利。這個規律我曾在一九七○年《法律經濟學報》的《合約結構與產權理論》一文加以詳述。中國堅持要擁有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不肯明確地放棄權利或將權利轉讓，那麼香港企業的權利就無法清楚地界定了。那是說，在「兩權不棄」或「兩權不減」的情況下，真正的「港人治港」或「制度不變」是不可能的。這不是說中國對香港沒有誠意，也不是說中國不會盡力保障香港的經濟繁榮和維持社會安定。要點就是中國若不肯明確地放棄某些權利，香港企業的權利就起了混淆——制度就改變了。

舉一個例。假如某甲是一所商業樓宇的業主，擁有產權及使用權。某乙要在該樓宇開設酒家，甲就對乙說：「你儘管用吧。我不會向你收租，不會干涉你的行政，你有困難時我會資助你，你可放心投資。但使用權（或治權）我是不會放棄的。」在這情況下，無論甲所出的條件如何優厚，善意如何明確，乙的行為是絕對不會跟他有了清楚而固定的權利一樣的。要使乙方有清楚的權利，在某程度上甲方一定要將某些權利清楚地放棄。這是所有合約或協議的定例；這也是所謂資本主義或自由市場不可缺少的基礎。

假如甲對乙說：「權在我手，但我決不會用這些權利去管你。」乙就會想，世上哪會有有權而不用的人？他又會想，既然有權而不用，那麼甲要權來作什麼？那就是說，權在甲的手上，阻嚇的能力就已存在。這也是說，有權在手而不用的人，在無形中已是用了權力！無論甲將他的善意說得如何詳盡，乙的權利總及不上甲對他說：「權是你的，不屬我的，你好自為之。」

在九七的問題上，中國的執政者好像是說：「香港人的產權不變。」但他們又說：「香港的主權及治權是我們的。」這兩句話的矛盾所在，就是因為中國的執政者沒有說：「香港人的產權不是我們的。」不說這句話且加以保障，就解決不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困難。雖然若說了這句話，「一國二制」還有其它的困難，但這些其它困難在原則上是可以解決的。

讀者可能要問：「美國政府不是有著國家的主權及治權嗎？在美國國內又何嘗不是有著不同的產權制度？」答案是肯定的。但美國憲法中最重要的含義，就是市民的私有產權不是政府的——政府對這些權利無權過問！

撇開要保障一個承諾的困難不談，單就要中國明確地表示香港人的產權並非他們所有，就不易辦到。這是因為他們現有的憲法——以共產黨為至上的憲法——是難以容忍這個明確的表示的。所以嚴格來說，困難並不在於「一個國家、兩個制度」，而是在於「一個黨、兩個制度」。

自賀維訪港之後，一個已知卻「未定」的猜測被正式地公開了——港英在九七後將棄港而去。撇開英國國會將來的決定，上文所提出的兩個基本九七困難是現實化了的。一般言論中所提及的信心問題、自由問題及甚至保障問題，都是以上提出的兩個基本困難的副作用。這些困難不易解決。但以我個人之見，要對九七問題作有建設性的提議，跟解決任何問題一樣，第一步要指出困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