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

近幾年來，中國實施嚴厲的生育管制，希望能減少人口的增長。據我個人訪問所得，外間傳說關於中國強迫節育的極端手段，大都是真實的。在中國，除了在很特別的情況下，一對夫婦只能有一個孩子。被強迫墮胎的例子多的是。長此下去，二十年後，中國的青年都沒有兄弟姊妺。再過些時日，所有的人都沒有叔、伯、姑、表——除父母以外，每個人都是舉目無親！

我對心理學一無所知，因此不敢推論一個在成長時沒有兄弟姊妺、長大後舉目無親的人會是怎樣的。我對社會學也沒有研究，所以不敢對中國將來男多女少的社會問題下判斷。因為重男輕女的舊習仍在，父母對女嬰缺乏照顧而造成有意或無意的殺嬰的例子很多。

這個「一家一孩」政策，若被堅持下去，是有著一些明顯的長遠效果：例如孤兒院及老人院將來會在中國林立，是可以肯定的。我本想找一些人壽保險的數據，給將來中國孤、老院的數量作估計，但因為時間不夠，就擱置了。


血濃於水減少交易費用

我不明白為什麼研究人口的經濟學者，到今時今日還不對中國的人口政策作些有份量的分析。雖然在職業上的研究我從來沒有涉及人口問題，但一想之下，我發覺沒有兄弟姊妺對經濟的不良影響，可以寫一本書。因為篇幅所限，在這篇文章裡，我只能大要地用交易費用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

且讓我首先指出，經濟學上所用的自利假設，是不僅限於個人本身——親屬的照顧也是「自利」。經濟學鼻祖史密斯及現代的貝加（G.Becker, 1930-），都同意血濃於水的重要性。父母為自己的孩子前途苦幹，可能比為自己更甚；兄弟姊妺之間的關心，一般而言，要比朋友之間的來得密切。正如史密斯所說，我們不能長久地靠兄弟的援助生活，但短暫的依靠，卻是可以的。

在社會裡，生產需要合作，交易需要信用，資本不足需要支持。但在我們所知的任何社會裡，合作的人可以卸責，訂了合約可以反悔，籌資可以賒借無門。這些困難，都是因為有交易費用的存在而起的。一個孩子長大了，要找一點本錢，做一點小生意，雙親不在或是貧困，難道銀行會借錢給他嗎？虧了本又怎麼樣？到兄弟姊妺或親戚處求援，往往是最有效的辦法。一個青年要求學，學費何來？就算是政府免了學費，日常的生活費又怎麼辦？若要政府供給一切，「大鍋飯」的經驗又怎樣了？親屬照顧不了，難道可以靠朋友嗎？親屬的協助，是不可忽略的。

一個人要靠任何人的長期經濟援助，難有什麼大作為。但假若一個人知道自己若是作了錯誤的判斷，失敗了，可以暫時依靠一個親屬的援助，因而還有翻身的機會，他的上進心態就大為不同。一些值得冒險的生意或專業投資，有了一點血統關係的依靠，嘗試的機會就大了。這好比一個跳高的人，知道跌下去時有軟墊，不會死傷，他是會跳得較高的。

假若社會沒有交易費用，情況就不同了。借錢的人一定言而有信，做生意或專業投資的成敗可以買保險，周轉不靈的人就大可以跑到銀行或朋友那裡借錢。因為還債有了保障，將錢借出的也就樂於賺點利息。親屬的援助就變得無足輕重了。但交易費用往往是高昂的，所以親屬的暫時援助就成了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血濃於水的關係的形成，並不是因為人一生下來，就懂得怎樣分辨誰是兄弟、誰是朋友。這關係的形成，是因為父母對自己的兒女有偏愛，希望他們長大後能有較安定的生活，所以在教育兒女的過程中，就強調了兄弟姊妺要互相扶助，彼此照顧。血統的區別也就有了界定。當然，一般的父母是不知道交易費用的各種含意；他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懂得兄弟姊妺互助的好處。久而久之，「血統教育」就成了社會習慣。


家庭公司是重要的制度安排

在一個理想的共產制度裡，互助團結的教育是被推廣到同志之間。事實上，為了要將互助團結「社會」化，毛澤東不惜將家族關係粉碎！其效果怎樣是不堪回首的。要父母視他人的孩子如己出，已是無法辦到；要國家、幹部推行人民的互愛互助，更是無稽。也許在「文革」之後，中國的執政者忽略了家族關係的重要性，所以為了要管制人口，一家一孩的政策就被嚴厲地推行。

高斯始創的公司原理，在近代經濟學大行其道。這原理有一個重要而常被忽略了的含意：家庭是一個可以大量節省交易費用的生產單位。簡單來說，高斯指出市場上的交易費用，尤其是議訂價格的費用，是不小的。公司的形成，以主事人決定及指導資源的使用，可以避去用價格的直接指引。公司於是就代替了市場。在私產制度裡，每個人都可選擇自行生產，利用市價的訊息，或跟他人組合而成公司，讓他人指導或指導他人。公司與市場的選擇，決定於那一種安排能有較低的交易費用，使生產收入增加。家庭是一種公司的形式。多了這一個選擇，交易費用就多了一個可以被節省的機會。假若每家只有一個孩子，這個「公司」選擇就少了一種極為普遍而重要的形式，社會的交易費用就會被提高了。

我們不要以為大公司、大企業是現代經濟發展的現象，就把家庭式小公司的價值低估了。在經濟發達的香港，家庭式小公司不計其數。每一間大公司的成員，大都同時是一間或幾間家庭式小公司的成員。這些小公司本著血統關係，省去了很多手續，連合約也免了，所以在表面看來是沒有公司的存在的。但家族關係其實是一種合約關係。因為血濃於水，心照不宣，議定合約的交易費用就一概免了。假若香港的大公司沒有無數小公司的輔助，其效果是不堪設想的。


人口論的大錯

毛澤東一句「人多好辦事」，國家就大事獎賞生兒育女，使中國人口暴增。雖然「大躍進」及「文革」害死了很多人，但中國現在的人口還是要比一九四八年多了一倍以上。既來之，則安之。但人口的增長是否要控制呢？若要控制，又應該要用什麼辦法呢？

馬寅初的人口理論，脫不了馬爾薩斯（T.Malthus）的範圍，一無是處。這一個「僧多粥少」的老生常談，有兩個大漏洞。第一，知識資源（human capital）的增長，可使「粥少」變成「粥多」。第二，生育多少是一個選擇，而決定這選擇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父母所要付出的代價。

我在《賣桔者言》中曾屢次強調，人類最有價值的資產就是人，而在人之中，除了相貌及勞力外，所餘的重要資產就是天分與知識。天分是與生俱來——在這方面中國人絕不後人——要加以發揮就要藉一個好制度。知識是投資所得，而促長知識投資也是需要有一個好制度。

很明顯，中國目前的人滿之患並不是人多，而是知識低，天分受制度所限而不能大量發揮。要是中國的人能有香港人的知識，再多一倍又何足懼哉？日本的人口密度，雖比不上香港，卻超過中國。日本人的生活水平，是遠超馬爾薩斯及馬寅初所能想像的。

我也曾屢次強調，在以私產為基礎的自由市場下，每個人都可利用自己的天分，按照比較優勝定律，在專業知識上投資。香港的經濟成就可不是僥倖的。但我們不要忘記，這個以人才鼎盛而創造經濟奇跡的香港，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從大陸出來的。在知識投資上，制度不同就有天淵之別。


代價提升自然節育

中國若能徹底地改革了制度，知識投資的增長會暴升。同樣重要的，就是改了制度，使時間的價值提升，生育孩子的代價就增加了。因為時間的市場價值提高，增加了父母生育的「機會成本」，使他們自動節育，是最理想的節育辦法。美國及香港都有同一的經驗——雖然這些地方因為移民多而大量增加了人口。

徹底地改革制度，中國的人口問題就會自動地解決。在改革期間，政府若要施行過渡性的節育管制，「一家一孩」是下策。若中國的執政者認為人口增長是非管不可，他們不妨考慮向要多生孩子的父母徵收教育金，指定這些父母要將這教育金投資在孩子的教育上。這項徵收會壓制生育的意向，會減少政府的教育負擔，也會促長了孩子的知識資產。

要取締目前的「一家一孩」政策是迫不及待的。這政策若再施行幾年——最多不會超過十年——上文提出的因為沒有兄弟姊妺而引起的不良效果就難以補救。「一家一孩」是一個有著長遠潛伏性的惡疾：目前的惡性效果並不明顯——在短期內甚至還有可取之處——但若干年後疾發，就無藥可救了！

沒有兄弟姊妺的社會是一個勇敢的新世界！比起赫胥黎（A.Huxley）筆下的《勇敢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可能還要恐怖！


附錄：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覆讀者

拙作《沒有兄弟姊妺的社會》發表後，引起相當廣泛的議論，反應之熱烈，僅次於《貪污的後患》。在眾多的讀者反應中，《信報》於四月十四日刊登「說真話」和「鍾老九」的批評，顯然是對該文有誤解。這裡附錄當時回答二位讀者的主要論點，希望有助其它讀者較全面地理解《沒有兄弟姊妺的社會》一文的原意。

一、我從來沒有建議中國要增加人口，也沒有反對若有妙計，人口是不妨減少的——雖然我認為「僧多粥少」的論調是淺見，也是大幅度地言過其實。我反對的是「一家一孩」的政策，因為我肯定一個舉目無親的社會是不堪設想的。更令我擔憂的，就是這個無藥可救的「無親」後患，要到若干年後才會顯現出來。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要大聲疾呼。

二、我想不到有什麼直接控制人口的辦法是可以接受的。困難的所在，就是人還是人。要是人是畜牲或是植物，解決的辦法多的是：選出「不良」的一刀殺了，乾淨利落！我也不能同意新加坡的優生學觀點，反對或禁止學識低的人生育孩子。說真話先生用畜牲所作的比喻，我是不敢苟同的。

三、間接的控制人口辦法，例如我在五年前提出的買賣生育權及最近提出的徵收教育金，都遠比「一家一孩」或任何其它直接控制的辦法好。這是因為在間接的控制下，人民還可以作選擇——「愛」還可以被選擇！說先生所提出的老人院辦法，忽略了老人院是要費用的。

四、我不是贊成我自己提議的間接人口控制——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情況下，這些「間接控制」可以考慮。我贊成的是加速改進制度，增加父母生育的機會成本，讓他們自動選擇生育較少的孩子。鍾先生顯然是不同意生育孩子是一個選擇決定。但關於這個選擇的分析與實證，近二十年來傑出的文章不勝枚舉。自由選擇可決定生育多少是不容再爭辯的。

五、說先生以為資本主義是「個體化」，社會共產主義才是「集體化」，所以「一家一孩」是沒有不良的經濟影響。這觀點是不對的。任何社會都一定是「集體」的，問題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利害關係要怎樣處理。市場是處理這關係的一個有奇效的辦法。很多人認為我是信奉市場的完善。這也是不對的。從事市場研究二十多年，我深知市場的缺點。我不是因為市場之能而反對控制人口，而是因為市場之不能而反對沒有兄弟姊妺的社會。

六、鍾先生的人口數字沒有錯，但忽略了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奇高，是因為中國曾經大事獎賞生育兒女，也忽略了在七九至八一年間中國試行的人口管制及政策言論，風聲鶴唳，使人民有搶先生育的意向。在五年前我就推斷了中國會有有意無意地殺嬰，會有男多女少，及在短期內人口會不減反升的現象。

七、我以為說、鍾二位讀者跟我的觀點最基本的不同，可能是因為大家有著不明言的不同假設。他們似乎是假設了共產還是共產，或是假設中國的制度就是現在的制度。我寫的文章，是假設中國現在的制度只是過渡性的，有可能變得遠比現在好。假若我是假設中國的制度是不可能變得更好的話，我這一系列文章就一篇也寫不出來了。


二○○二年後記

有這樣的一個真實故事。一九九五年六月，我和太太跟周安橋到西安去。天大熱，到了武則天的干陵，我們跑到一處有帳蓬的地方歇息，買汽水喝。我正在喝，一位大約七歲的女孩，蓬首垢臉，伸出滿是污泥的小手，向我要錢。雖然她面上也全是污泥，但笑得天真，使我看得出洗乾淨了會是一位聰明美麗的女孩子。

我給了她五元人民幣。她拿去交給父母後，又跑來向我伸出那污黑的小手。我說：「不是已給了你五元嗎？」她搖搖頭，用手指著我喝的汽水。我於是買了三罐給她，是要請她的父母一起喝的。她把汽水交給父母，又再跑到我的面前，指著我手上的汽水。我問：「還要我多買嗎？」她搖搖頭，手還是指著。

我不明白了，望著她的父母。做母親的說：「她要的是你喝完汽水的罐子，可以賣一角錢。」這樣，我和太太就與女孩的父母傾談起來了。太太說女孩洗乾淨了會很漂亮，殊不知父親回應道：「我們有八個孩子，這是老六，你們喜歡可以拿去！」周安橋在旁聽著，很以為然，要帶女孩到酒店洗個乾淨。

女孩的父親見我太太有點心動，堅稱送「禮」是誠意，不取分文。我想到收養的手續繁複，就婉卻了。回香港後，太太用她取得的女孩地址（是小村屋要經轉遞的），寫了一封信，附著一百元人民幣，寄給女孩。沒有回音。後來太太在上海再寄一信，也沒有回音。再後來地址遺失了。

中國推行的一家一孩政策，今天仍在，但從上述的故事可見，不同地方的約束，寬、緊不同。這些年來，城市管得比較緊，農村管得比較寬。長此發展下去，孩子的教育在比例上是不利的。

目前的情況還有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那所謂比較「寬」的處理，是鞭長莫及，或走後門，給地方官員一點好處而作看不見。但據說這樣「寬」生下來的孩子是拿不到「戶口」的。沒有戶口，求學無門，醫療無著，而孩子長大後行動不便。不准生的靜靜地生了下來，是生命，難道政府要殺了這些無「戶」之人？若讓這些人活下去，怎可以不承認他們是中國人，給予中國人應有的利益或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