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學角度看香港的學術

魯爾在《明報月刊》發表了一篇題為《海外遺珠》的文章，暢言「香港富甲一方，大學設備精良」，但在最近的「第一屆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術會」中，香港的貢獻卻平平無奇，因問：「香港尚有無學術與科學？」這一問，引起港大的王紀慶與戴樹焯的反駁。反駁者的言下之意是指責魯爾目中無人，不知天高地厚，蓋香港是藏龍虎之地，怎可一筆抹殺的？

讀了這些有趣的筆戰，我想起哲學大師尼高（E.Nagel）所說的幾句話：「錯誤的出發點可能得到正確的結論，但以出發點錯了而判斷結論因而也是錯的，是錯上錯。」我以為魯爾的出發點是錯了，但結論卻是對的，因此為之一辯。

魯爾的錯誤所在，是見到異地一個華人學會少有香港人士參加，就作出他文中的結論。這是說不通的。據我所知，傑出的香港學者，雖是屈指可數，但仍然可以屈指。例如，香港大學有關醫學方面的，據一般的評價，確是有二、三指可屈的。然而，一般而論，說香港是學術的沙漠地帶，也並不誇張。


四點事實　難以反駁

我以為下列的幾點事實，是難以反駁地支持魯爾的結論的。

（一）香港政府對教育及學術的資助，以市民或國民收入的比例計，差不多是舉世無雙的，而香港學子的智慧也絕不後人（狀元之才多的是），但香港的「世界級」學者的數量，卻少得可憐。

（二）同樣是中國人，在沒有思想學術自由的地方發揮不了先天的智慧無話可說；然而在以言論自由見稱的香港，在學術成就上，比例與在美國的中國人的懸殊，大致應與魯爾所指的尷尬比例相若。「月是他鄉圓」的現象該如何解釋呢？

（三）從香港兩所大學的講師所發表的文章質量看，也顯示水平低落。這不是說文章數量不夠多，而是少有重要性的。美國的三流學府是「計」（重視）文章數量而不計重要性的——香港也是如此。我見過不少發表了數以十計的文章的講師，作品被引用的次數卻絕無僅有。香港的大學講師要升級，多產比寫出或發表有份量的文章重要。

有些香港的學者認為香港是彈丸之地，學術無人問津，雖有佳作，也會被人漠視了的。這觀點不能成立。有份量尤其有里程碑性的文章，就算埋地三尺，也會被人發掘出來。經濟學大師J.Viner的一篇《成本曲線》，遍投多本學報不被採用，其後以德文發表，被翻譯後成了名。高斯定律的經典之作，是在當時僅發行五百本的《法律經濟學報》發表的。後來該學報為世所知，二十多年來，因為高斯大文所在的那一期重印了數千冊。

（四）最後一點，就是香港的學術氣氛非常淡薄。魯爾提出「美食」是香港人所好——民以食為天，也許無可厚非，可是對「賭馬」的狂熱，我們是難辭其「咎」的。我們不能否認魯爾所提出的「九七」問題對香港的學術研究有某程度的影響，但香港的學術不成氣候，決非「九七」問題之後才有的現象。

在芝加哥大學的飯堂內，我很少聽過教師們在進午餐時討論學術以外的問題；在世界任何稍有名望的研究院中，我們很難找到選科以「容易」為準則的學生。在美國，大學教授的名片上不會印上博士的名銜；芝加哥大學所有教授的稱呼，都是「先生」、「太太」或「小姐」。


不成氣候　需要解釋

我不同意余英時的觀點，認為香港毫無文化可言。我以為香港的文化自成一家，雖未必足以驕人，卻大有研究的價值。但在學術的成就上，香港的水平乏善可陳，倒是千真萬確的。魯爾的出發點可能有誤，但結論大致上是對的。

香港既有言論自由，有大量資質可取的學子，也有對教育極為樂善好施的市民與政府，而學術的水平竟一至於斯！若說香港在地理上遠離歐美的學術中心，也不成其理由。在以色列的兩所大學，學術水平直達一流。在解放前的中國，清華及交通大學的水平，在國外有口皆碑。金陵大學在三十年代所作的中國農業調查資料，至今仍是舉世無匹的。

那麼我們怎樣解釋香港學術的不成氣候呢？我以為答案是布格南（J.Buchanan）所說的以稅收津貼教育的問題。在公立教育制下，「出售」教育的人（被資助的學校與教師）不需要向「購買」教育的人（學生或他們的家長）負責或有所交代，而供應教育經費的人（納稅人）卻無權過問。在這個特別的「市場」上，供應教育的納稅人與學校及教師被政府分離了，使得前後的二者互不相顧；而有問題時，需求教育的學生和他們的家長的投訴起不了大作用，因為教育是免費的，他們不能以「不交學費」的最有效的辦法來懲罰供應教育的人。

美國的津貼教育，與香港的有兩大分別。其一是：美國的「免費」教育遠不如香港那樣普遍；一流的私立學校林立。最好的學校大都是私立的，而這些學校的成功，逼使公立的學校在競爭中力爭上游，設法向「最好」的看齊，否則它們的經費就會下降，好的教師或學者會另謀高就。第二個重要不同之處，是美國各州的教育徵稅，要由納稅人投票決定的。公立學校辦得不好，納稅人心知肚明，到投票時就可能一面倒地反對增加資助。

在香港，由於「官立」的學校不用與私校競爭，教師的薪金甚至等級大致上是與他們教學的成績或研究的成就脫了節的。決定薪酬的多寡，任職年期的長短竟然遠比學術成就與貢獻的大小更重要！又因為政府津貼的教育經費龐大而普及，分享這甜頭的還包括了學校以外的「官營」機構，後者便對中、小學加以不少硬性的約束，使得教師不能發揮他們各自的所長。在有大量私校競爭的情況下，「填格」式的教育是決不會產生的；因為如果學生及他們的家長不贊成，有權不付學費，教育怎會「墨守成規」呢？


憑單制度　獎優罰劣

政府應否以稅收來津貼教育是主觀的事，我們因此難以客觀地反對的。但從客觀的角度看，同樣的經費，在不同的制度下卻可促成完全不同的效果。我以為香港的徵稅教育應該採用佛利民多年前所建議的辦法：學券（School Voucher）制度。在這個制度下，每一個「免費」學生由政府發給津貼費的學券，讓他們自由選擇學校，交出學券作為學費。學校收到學券後，就可向政府索取學券的面值。用這樣的辦法，學校是可以圖利的。在競爭下，佳校興旺，劣校不改進就倒閉；優良的教師被搶聘，沒出息的被解雇；在大學裡，學術上大有成就的教師也就大有吸引力了。在「市場」的競爭下，他們的學術貢獻就會與他們的薪酬成正比。

政府應否津貼教育是主觀的問題，但教育是一種有價值的產品卻是客觀的。其生產的供應及需求與其它產品無異。以市場競爭，以市價定優劣，產品的「質」與「量」如何，就會由消費者（「購買」教育的人）來決定了。

我不相信香港的納稅人或消費者會認為學術的成就不重要。他們只是沒有有效的辦法來表達他們對學術與教育的重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