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亡之秋》原序

以《存亡之秋》作書名，藉以形容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十年後的今天所遇到的衝擊與困難，以及面臨的時勢，驟眼看來似乎是過於誇張了。但「存亡之秋」這一辭，是典出諸葛亮的《前出師表》。他（孔明）寫道：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觀乎此，我這本書取其四字為名倒很合適。是的，雖然中國大陸在今天並沒有什麼「先帝崩殂」，但經改未半而中道受阻，卻是千真萬確的事。至於「天下三分」，就更有幾方面的含義了。

今天的大陸、台灣與香港的形勢，不是「天下三分」是什麼？撇開後二者不談，單就大陸本身的經濟特區、開放區，及其它不說自明的「保守」區，又何嘗不是天下三分呢？在思想上，北京的經濟智囊也是三分：一些主張先放開價格，一些主張先搞好產權制度，另一些要先辦妥承包責任制。在利益的衝突上，三分也是明顯：特權利益主張緩進，左推右推，當然是以此來維護從壟斷及管制中所得的利益；個體戶及一些在自由市場有利可圖的主張「放」；而其它的老百姓呢，還是「萬家墨面沒蒿萊」，聽天由命罷了。

我說過很多次，假若中國的經改步伐不夠快，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在印度，官商勾結，壟斷企業，管製法例層出不窮，稅項繁多，價格管制有的是。那所謂「雙軌價格」，可不是中國發明的。在這種情況下，貪污叢生在所必然。印度與中國大陸的不同處，是印度的貪污權利有了清楚的界定，是「制度化」了的。要是中國的貪污與官商勾結也制度化了，像印度那樣烏煙瘴氣，進既不得，退也不能，這樣，比起亡國之辱，可能還有不如。

早在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了中國經改的癥結所在，將會是既得利益分子要極力維護他們的權益。七年多來，我每隔數月就舊「見」重提，指出這個癥結。在這期間，我也曾指出中國的其它困擾：訊息不足，要顧面子，也有著根深蒂固的成見。但我也強調，只要門戶開放，訊息不足只是某一時期的事，而面子及成見則換不到飯吃，遲早會在經濟壓力下軟化。戴維斯說：「拔除一個信念比拔除一隻牙齒還要疼痛。」但利益所在，換不到飯吃的「信念」，疼痛也要拔除的。

利益所在，馬克思在中國已經奄奄一息了。問題是，特權分子要爭取的利益可不是社會整體的利益。像任何人一樣，他們要爭取的是私利。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社會主義要實行貪官污吏；沒有說過要以價格（包括物價、工資、利率與匯率）管制來圖利；沒有說過稅要左抽右抽、亂抽一通；沒有說過外資僱用工人時，政府可以剝而削之，抽取薪金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也沒有說過職工不可以自由轉業，在店子買小籠包之類要用糧票。馬克思所提倡的共產或社會主義，可不是中國大陸的特權利益分子所推行的。

一個中國的共產黨員，不敢直指馬氏之非。但共產黨可不是馬克思黨，黨員大可護黨而反馬。我認為：中國大陸還在高舉奄奄一息的馬克思，無非是因為馬氏的理論模糊不清，可以被特權分子模糊不清地加以利用來追逐私利。大陸今天的經濟體制，說是什麼也可以，但不能說是共產制度。「大鍋飯」的理想，「鐵飯碗」的安慰，誇誇其談的口號，已去如黃鶴，又何必繼續高舉什麼四個堅持呢？

不要以為我是在發一些什麼牢騷，罵了這麼多年「共產」政制還不夠。坦白說，假若我是中國大陸的特權分子，我的言行跟他們的不會有多大分別。人的言行會遵守遊戲規則，也會因為這規則的轉變而轉變。規則鼓勵貪污，貪污就會不脛而走；規則鼓勵權力濫用，權力就會被濫用了。規則所在，不那樣做怎可以適者生存呢？為了要維護自己，製造形象，自己就大言炎炎，說什麼為國為民，講什麼特殊情況，也會毫不猶豫地支持「緩進」的。

私人的利益怎會不被私人維護呢？特權分子要維護權益，我們難以痛下批評。我們要批評的是制度。同是一個人，在不同的制度下，他的言行就會不同。今天，中國的特權利益與經濟改革的衝突變得白熱化了。昔日諸葛孔明所說的「此誠危急」，在今天也可以這樣說。批判特權的濫用，整頓貪污，那就是要他們不謀私利，怎麼可能呢？可靠的辦法不是批判，不是整頓，而是要將特權取締，盡量減少可以貪污的機會——要將制度徹底地改革。廢除國營的壟斷權，取消多種管制，在資產上保證有明確界定的權利，那麼權就變得可用而弗濫，財可求而不可污也。這就是要保障私產，推行法治，鼓勵人們在自由市場競爭。

中國大陸的貧困不是因為人口過多或資源短缺——香港及日本的經驗是有力的證明。中國人的本質並不醜陋——海外的華人不是有其成就嗎？不要過於苛責「百花齊放」、大躍進、文革等悲慘的事——沒有共產政制，這些事是不會發生的。不要以為毛澤東有什麼超人本領，能使舉國妻離子散，餓的餓、死的死——柬埔寨的共產領袖，又何嘗不曾大殺三方？沒有共產政制，毛澤東會是一個超俗的詞人，足以直追古人的。「正西風落葉下長安」比「雄文四卷」高明得多了。

我很欣賞劉賓雁的氣節，但他的共產觀點我不敢苟同。人是人，共產是共產；人的自私改不了，共產的劣跡也改不了。假若人真的可以像劉賓雁那樣「理想化」，那麼什麼制度也是好的。但中國人口十多億，就只有一個劉賓雁，認為人只要有高尚的品德——像劉賓雁那樣的品德——共產政制就大有可為。但人畢竟是人，其「品德」是會跟著制度的改變而改變的。自私有「性本善」的一面，也有「性本惡」的一面。私產制度的效果，是發揚了善的一面，而共產制度則將人的劣根性表達無遺。

我不相信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慘痛經驗，中國大陸的人民會不知道共產制度的可怕。幾年前我認為：除特權利益外，面子與成見，以及訊息的不足，也是大陸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困擾。現在我的看法再也不是如此了。我的新觀點是：特權利益的維護，是妨礙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主要原因。假若特權利益真的不能被取締，或不能有效而順利地把這權益「買」過來，那麼中國的經改就進退兩難，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

但在中國大陸經改的前途問題上，我既有「樂觀者」的稱譽，就還得向樂觀那方面看。一位從農民而變為一個大有成就的「資本家」的溫州朋友，最近送給我一張他旗下一家工廠的股票。這使我感慨萬端！我可能是第一個在外間持有大陸農民工廠股票的人。這張股票我會慎重地以鏡框鑲好，掛在我的辦公室內。大陸能夠容許像我這位溫州朋友那樣的人，我又怎能對它的前途失望呢？

是的，像溫州、泉州、東莞等地區的經濟成長，是鄧小平「一國二制」構思下所產生的令人拍案叫絕的得意之作。我不相信「一國二制」可以久持，但在經濟改革的過渡期中，以這個概念來作點試驗——容許私產與自由市場大展一下身手，是有重要的示範作用的。這些經濟成績驕人的地區並無足以炫耀的基本建設，而且不一定要依靠外資（溫州的外資甚少），也不是處於什麼優越的地理位置，但它們的成就卻把客觀條件較好的「經濟特區」比下去了。

一位學生問：「沒有資金怎能有經濟發展？」我回答說：「經濟發展是不需要資金的。從正途的角度看，資金的積累是經濟發展開始之後的事。發展有了苗頭，資金就會在需求下增加。溫州的經驗支持這個觀點。可不是嗎？人的智力與勞力就是最重要的本錢，而這些，中國大陸有的是。」問題是在於：要怎樣才能使這些用之不竭的本錢大展鴻圖。溫州等地區少受政府的干預，而同樣重要的，是這些地區歷來被中央政府「漠視」了，沒有多少國營企業，所以稍有機會，要自力更生的人就不會被有壟斷權力的特權利益所壓制。這使我想起昔日孟子所說的不受重視的「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中國的共產革命為的是農民——起碼是這樣說。今天，大陸經濟搞得最活的是農民。溫州及泉州近郊的輕工業成功例子，是一個感人的「新農民起義」的故事。我與他們一見如故，於是輕聲地問：「你們認為自己是『資本家』嗎？」他們猶豫了一下，見左右無人，就向我點點頭，作出神秘的微笑。我真替他們高興：有點資金本錢，是足以慶幸的事，但那不是「資本家」是什麼？說一個人是「無產階級」是一種侮辱，因為這是「一窮二白」的托辭。

是的，在經濟活動中，今天的「農民起義」，是中國的希望。不管北京的執政者怎樣高舉四個堅持，不管特權分子會以怎樣的口實來阻礙改革，但農民在破舊不堪、水電不足的房子內盡心盡力地生產一些難登大雅但卻是大有可為的工業產品，賺到一點錢，見有利可圖便再作投資，是可歌可泣的「工業革命」吧。這樣的「起義」比毛澤東時代的有意義得多了。靠特權維生的得益分子，面皮再厚也應該不忍下手將之扼殺吧。

我衷心希望，特權分子對自力更生的網開一面，同時能夠為自己的下一代設想，讓那些因為有了私產而得以新生的活力，不斷地蠶食他們不應維護的特權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