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舒拉發
（一）
上文談到老師艾智仁。這裡轉談另一位老師赫舒拉發（Jack Hirshleifer）。赫氏也是我的老師，他教我的時間比艾智仁還要多一點。我和赫氏的師生關係，雖然行內很多人知道，但不及我和艾智仁的關係來得那樣「眾所周知」。這很可能是因為：赫氏的文章，通常都用上很多數學方程式，而我卻少用。在文體上艾氏和我的遠為相近。
當我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時，赫舒拉發到那裡演說，有幾位同事後來問我：「你是赫氏的入室弟子，但在數學的引用上怎會有那樣大的差別呢？」是的，師徒之間的風格，通常都大有相同之處，但赫氏和我所用的「招數」卻截然不同。很多人以為我是高斯（R.H.Coase）的學生。其實我從來沒有上過高斯的課；在芝加哥大學時他和我算是同事。我的文體與高斯的很相近，而且學術上的興趣也相同，所以外間的人就以為有師生關係了。這個誤會我從來不加以糾正，因為對我來說，這誤會是把我抬舉了。
有一次，一位經濟學者朋友問史德拉，數學的引用對經濟學的重要性如何。史氏回答說：「這是個愚蠢的問題。近代經濟學者中不用數學的只有三個——高斯、艾智仁、張五常。」這是過於誇張的說法了。史氏本人懂得數學，但用得不多，而他的老師奈特（F.H.Knight），是完全不用數學的。艾智仁也懂數學，但用得很少。我曾經懂得用的，但博士論文後越來越少用，早已忘記了。高斯從來不用——似乎不懂數學——但他既然深不可測，數學於他何足道哉？
赫舒拉發喜歡用數學。他認為數學可以使我們比較容易地知道什麼答案才是對的。這個觀點我不敢苟同。我認為方程式證明是對的，只是公式上的對，內容上卻可能是錯的。對的內容，被數學加以引證，相輔相成，是錦上添花，但內容的本質是否可取，卻與數學無關。數學是沒有內容的。另一方面，無論方程式如何工整，如何可觀，內容還是要由作者加以補充，要經過邏輯的思維與推理。我又認為，任何以數學證明的理論，也可以不用數學而把它推斷出來的。當然，思想推理有高手與低手之分。高手推理，層次井然，用不用數學都沒有關係。低手呢，推理時錯的成分多於對的，以數學加以協助就大有用場了。
我與赫氏在數學上的觀點不同，可不是說我對他的學問不衷心佩服。他是個大名家，是近二十多年來大行其道的財務投資學的開山鼻祖。但我認為，倘若他較少地重視數學，多點重視概念與內容的創新，他的成就會更上一層樓。他才智過人，學問大有成就，但熟悉他的人總覺得，他何止如此而已？
赫舒拉發確實是我的老師。雖然文體及分析的風格大不相同，但事實上他對我的影響很大。跟艾智仁一樣，我沒有選修過他的課，卻旁聽了他六個學期。跟艾氏大異其趣的是：赫氏授課時，旁聽生是大可發問或回應的。我在他課堂上的發問與回應比任何其它學生多出好幾倍。不到一年之後，他的講課差不多變為他和我兩個人的對話。有時我稍為遲到，他就等我出現後才開始講。這使很多同學羨慕，但因為我與赫氏的對話別開生面，過癮刺激，同學們也就樂得做旁觀者，共享上課之樂。
旁聽了赫氏兩年後，一天下午，在他的辦公室裡閒談之際，他突然問道：「你重複又重複地聽我的課，難道我所知道的經濟理論你還沒有學完嗎？」我回答說：「你的經濟理論我早已從你的著作中學會了；我聽你的課可不是要學你的經濟學，而是要學你的思考方法。」他點點頭，顯得很高興。
是的，我的文體與赫氏的大為不同，而經濟學上的觀點也有大異之處，不過，我思考的方法，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從他那裡學來的。赫氏在腦中怎樣想，口中就怎樣說；而同時他又很高興學生能跟著他的思路去想，提出問題，作出反應。從來不固執己見，客觀地聆聽他人的觀點，如果覺得對方稍有新意，他就大加讚賞。這是大宗師的風範了。他不僅博學多才，思想敏捷，而且對學生來說，更重要的是，他的思考方法容易學。
（二）
我旁聽赫舒拉發的課，始於一九六二年的秋天。那時我已取得碩士學位，也跟另外一位教授選修過高級價格理論了。價格理論是經濟學的靈魂，有決定性的作用——單以這項理論在操縱上所達到的程度如何，就可以衡量懂不懂經濟；所以凡有高手講解價格理論，我必定不會放過。我是慕名而旁聽赫氏的。他當時以一篇關於利息與投資的文章嶄露頭角，而他別的文章我也耳熟能詳。但在旁聽他的課以前，赫氏並不認識我。
第一課，他跑進課室時，手裡拿著佛利民剛出版的《價格理論》。那是一本由佛氏的講義編寫而成的書。前些日子，這講義的另一個「版本」，是佛氏的學生以筆記的形式印出，在不合法的灰色市場上出售，我和其它一些同學已「偷偷」地讀過好幾遍。到了六二年夏天，這個有名的筆記講義由佛利民親自整理、修訂，正式出版。秋季學期一開始，我們每個研究生都買了一本。因此，當赫舒拉發拿著佛氏的《價格理論》進來，準備替我們介紹該書時，只見每人手中已有一本，大家都笑起來了。
剛買來的書，大家都在翻閱，赫氏也好奇地在翻閱著，課堂上有十多分鐘誰也不說話，只聽見一陣陣翻書的聲音。赫氏說話了：「你們都知道佛利民發表過《馬歇爾的需求曲線》，他這本新書的第二章是分析那曲線下的消費者盈餘的，就讓我們從那裡開始吧。」我一看書上的有關圖表，就忍不住衝口而出：「但佛利民的分析是錯了的！」我跟著指出書中在同一錯誤上的幾個有關的地方，簡略地一說，赫氏立刻同意，而在座有幾位同學也明白。後來其中一位寫信給佛利民，佛氏認錯，在後來的版本中作了修改。
在這件小事上我們可以體會到三點。第一，美國研究院的學習氣氛的確好。不僅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溝通容易，就是大宗師與籍籍無名之輩也大可「點到即止」地過癮一下。第二，學生指出老師或書本上的錯處，老師不惱反喜，大加讚賞。赫舒拉發見我指出佛利民的錯處，就問及我的名字——他在「選修」的學生名單內找不到，便再問清楚「張」字的英文寫法，用筆記下來了。第三，同學中有高手，大快事也。我們互相尊重，互相批評，互相公開自己所知，從來不管誰對誰錯，一心只為追求真理。
在洛杉磯加大研究院求學那段日子，是我平生最快樂的了。可是，正當我樂極忘形的時候，卻有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使我認為是奇恥大辱。按照那時加大經濟系的規定，每個學生獲碩士銜後，都要考一個口試，用以決定該學生應否繼續攻讀博士。這個口試很公式化，六、七年來沒有一個被考的人不及格。我讀碩士時選修了八科，每科名列前茅，在積分上是一個紀錄的擁有者，但這個微不足道的口試，我竟然不及格，也破了「紀錄」，使舉系嘩然！
無巧不成書，該口試是在我旁聽了赫氏三個星期之後舉行，考官三個，而赫氏是主考者。他們一開始就提出高級理論上的問題，我對答如流。過了半小時，赫氏翻閱放在他面前的關於我的「檔案」，說：「你成績那麼好，高級的理論，你顯然是個專家，我們不用多花時間了，還是讓我們轉到一些初級的基本問題去吧。」他於是問：「眾所周知，在市場競爭下，大家無利可圖，但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競爭呢？」一時間我不知所措，拿不準問題的重心，每個答案都給考官手起刀落，於是越答越差，最後無以為對。結果是不及格。
該試不及格是不能攻讀博士的。好不容易過了一夜，經濟系的女秘書清早給我電話，說希望我補考該口試。但我知道那個試是沒有補考這回事的，所以一口拒絕了。到了下午，校方的另一位教授找我談話，說我的「不及格」其實是還沒有「考清楚」，是作不得準的。我感到尷尬，不答應補考。跟著幾位老師都勸我再考一次。
我後來決定補考，是因為幾天後一位同學向我轉告了一件事。是週末的晚上，經濟系舉行師生酒會，我由於心情不好而沒有參加。一位同學的太太，在酒會上問赫舒拉發最好的學生是誰。赫氏的回應是：他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的好學生聚在一起，但其中一位中國學生還是顯得突出。從上述的同學那裡聽到主考的、判我不及格的赫氏竟然那樣說，我於是改變主意：要求校方給我兩個月的時間作補考的準備。
在那兩個月中我重溫初級經濟理論，日夕不斷地對最基本的概念鑽研。後來補考輕易地過關。更重要的是，從此之後作任何經濟分析，我都是從最基本的角度入手，半點較為花巧或高深的理論也不用。
從高處跌下來的心情並不好過，但後學的人應該從我的經驗中知道，跌倒後站起來時要顧及的，是基礎上的問題。基礎不穩而向上爬，是操之過急，危險之極也。我因為該口試不及格而因禍得福。不過令我引以為憾的是，據說因為我的緣故，該口試後來被取消了。
（三）
一位博學多才的老師，思想快如閃電，但在教書時，自己知的就說知，不知就說不知，而他每說了一段話，就有意或無意地停下來，希望學生提出新的觀點，也希望學生證明他是錯了。當他認為學生所說的愚不可及，就忙顧左右而言他，聽到較為可取的，就大加讚賞。這樣的上課氣氛，會使最愚蠢的學生變為天才。是的，在赫舒拉發的課堂上，我是個天才。
我在中、小學時考試成績不好。雖然那時有幾位老師很看得起我，但成績難以示人，心中不免慼慼然。進了大學，我的成績很不錯，但這只是讀書考試的彫蟲小技，自己究竟有什麼本領可以在學術上謀生，不得而知也。我是在碩士之後才聽赫氏之課的，不過我可以說，他是我第一個真正的開蒙老師。旁聽了他不及一年，我就意識到，既然能跟他「平起平坐」，那麼將來要作教授是沒有問題的。天下間這樣的老師到哪裡去找尋？
一些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赫氏對學生的發問，通常立刻回應：「這問題不重要」，或「這是個好問題。」過不了多久，任何同學提出一個問題時，我就預先知道赫氏會怎樣回應。這是因為我意識到，凡是得到答案而沒有新意的，或不可能有另一個答案的，赫氏都認為「問題不重要」。我後來被同學們認為是發問高手，因為我在幾個星期內就學會了赫氏的法門。任何問題，我必先從多個不同的角度入手，直至自己能找出一個有新意的、可以有不同答案的角度才發問。
又例如赫氏本人提出的問題，不管他自己有沒有答案，他總是把問題的重點所在，說得一清二楚。這樣一來，學生就被他帶著去想，再愚蠢的也總有些話可說。至於往往能夠一答即中的學生呢，就心知自己是可造之材。有時赫氏會說：「我有一個問題，想了很久也沒有答案，希望同學們能幫忙一下。」這樣的不恥下問，我們做學生的，怎敢輕視他而不全神貫注地聆聽？
在赫舒拉發的課堂上，我學會了怎樣判斷問題的重要，學會了怎樣把問題的重點弄清楚，也學會了怎樣從多方面「進攻」問題而獲取答案。在他不斷的鼓勵下，這個學習過程進展得很快。起初他顯然超我幾級，但過了不久，自己就覺得可與他並駕齊驅，甚至大有搶先之概。我沒有見過哪一位老師能像赫氏那樣，被我間中「手起刀落」而仍表現得那樣高興的。他似乎對學生們說：我所知甚廣，對任何經濟學上的問題都有興趣，但我知的不一定是對的，你們當中有本事的不妨教教我。
明師都一定有如下的特點：他們不堅持己見，從來不把自己的觀點加上一分一毫的重量，對任何提議都一視同仁地作出反應、判斷。艾智仁如是，高斯如是，史德拉如是，赫舒拉發也如是。但赫氏的過人之處，是對學生很有耐心，即使平庸之極的學生，若能提出稍有可取的觀點，也就加以鼓勵。他是行內的高手，令人尊敬，但在教書時他屈身下就，讓學生們「騎」在他的背上。「俯首甘為孺子牛」，魯迅說的，而赫舒拉發真的是做到了。
赫氏思考的方法還有一個特點，值得一提。那就是，他所作的任何分析，必定用上一些例子。假若他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例子，他就會虛構地創造一個。比如有一次，要解釋生產量增加，每件產品的平均成本可能會上升，真實的例子不容易找，他就舉出如下的別開生面的例子來：「假若一隻草蜢跳一次的高度是兩呎，跳三次的高度加起來是六呎了。但假若一隻草蜢的身體加大三倍，跳一次的高度卻不會有六呎的。」在座的同學們都笑了起來。但大家都因而知道，要解釋產量增加而每件產品的平均成本上升，可真不容易。教科書上的成本曲線豈不是全都錯了？
赫氏有微笑的習慣，即使不高興時他臉上看來也有笑容。那時，在美國的報章上有一著名漫畫連環圖，主角常笑，故名為 Smiling Jack。赫氏常笑，其名字為 Jack。於是，同學們給赫氏起了一個外號：Smiling Jack。一提起他這個外號，同學們都在欣喜中表現著一種尊敬之意。我認為在大學唸書時是平生最愉快的日子，不是沒有原因的。
（四）
師以徒名，徒以師名——在國際學術上是很普遍的事。「那是誰的學生？」或「他的老師是誰？」類似的話是常常聽到的。大宗師不一定能出高徒。經濟學巨匠如凱恩斯（J.M.Keynes）、費沙（I.Fisher）等的門下，就沒有出過一個在學術上大有成就的弟子，更不用說青出於藍了。已故的莊遜（H.Johnson）曾對我說，凱恩斯與費沙的思維超人幾級，學生要跟也跟不上，因為老師高不可攀，弟子也就變得平平無奇了。
莊遜的話有道理。不過，思想高不可攀之如佛利民，卻桃李滿門而出高徒，又怎樣解釋呢？佛氏的一位頗有成就的門生對我說：「佛利民不斷地向我挑戰，使我寢食不安地要勝他一次，久而久之，我就學到不少學問！」這個解釋也有道理。
在本世紀經濟學界內，教出最多優秀學生的是奈特（F.H.Knight）。他有四位學生獲諾貝爾獎（佛利民、史德拉、布格南、森穆遜），很可能還有一兩個會獲得該獎的。奈特本人是如假包換的一代宗師。他自己不能獲取諾貝爾獎（該獎在經濟學成立頒發了七屆他才逝世），被行內人認為是該獎的一個大污點。我有幸，在奈氏謝世前數年遇到了他，跟他談過兩次話，其時他雖已八十多歲，但我還能從那些簡短的談話中，體會到為什麼他的學生那樣厲害。奈氏個性突出，有無與倫比的感染力。他文章湛深難明，而授課也不清楚。但他有創見，表達時有千鈞之力。這樣的老師是世外高人，餘生也晚，不能拜他為師，實在可惜。
一個關於奈特的故事，對香港墨守成規的教育應該有針對性的諷刺。一個多年前曾跟隨奈特讀博士的學生，年紀大了後，有一天到芝加哥大學去接他的兒子回家。兒子剛剛考過奈特所出的博士試卷。為父的一看，試題像二十多年前他考博士的一樣。正感詫異之際，年已老邁的奈特在走廊上迎面而來。他連忙問道：「奈特教授呀，我兒子今天所考的博士試題，跟我二十多年前所考的相同，難道你的經濟學沒有進步嗎？」奈特繼續前行，喃喃自語道：「試題是一樣，但答案卻不同！」明師之見，確是不凡。
大宗師不一定教得出有成就的學生，桃李滿門的大宗師，當然也是有的。奇怪的是，有些近乎不見經傳之輩，也可能教出高手。中諺云：「冰成於水寒於水，青出於藍勝於藍。」高斯對他的老師——A.Plant——推崇備至，但我對Plant的著作卻不敢恭維。高斯對我說，Plant使他知道自己什麼也不懂，所以日以繼夜不斷地鑽研學問，尋求答案。也有一些人——如艾智仁——怎樣說也不知是誰能教出像他那樣天馬行空的思想。艾氏說他的啟蒙老師是A.Wallace。但Wallace是統計學高手，不懂經濟學，那又從何說起呢？我拜讀過Wallace的統計學講義，絕不湛深，但奇妙之處是，他把統計學的基礎解釋得通透絕倫，使人覺得初學的基礎就足以應付任何有關統計的難題了。艾智仁像小孩子般的發問本領，顯然是從Wallace那裡學來的。
師以徒名，徒以師名，相得益彰，是我們從事學術的人引以為榮的傳統。我自己教過幾個算是很不錯的學生，在學術上稍有成就，但不能說師以徒名。不得已而求其次，徒以師名，我倒可以這樣說的。外人說我是艾智仁的學生，是赫舒拉發的學生，使我感到很驕傲。也有人說我是高斯的學生（其實不是），我感到高興。佛利民對人說我是他的學生（其實也不是），使我更感高興了。事實上，我曾「偷聽」佛利民的課（在芝加哥大學時我們是同事，同事聽他的課不止我一人）；也曾屢與高斯研討問題，談到投機興奮處，我有時對他衷心直說：「你這個觀點我非『借』用一下不可。」
學術的交流就是那樣奇妙無窮。說是偷也好，是借也好，是影響也好，只要求知投入，存真誠之心，沒有任何博學之士會「秘技」自珍而不肯傾囊相授的。學術的進步用不著青出於藍，但卻要千變萬化，多采多姿。屢遇明師是我難得的際遇，而我感到驕傲的是，當我引用他們的思想，或推廣發揚，或加上變化，或直指其誤，他們都那樣高興，給我提供建議和鼓勵。徒以師名，到頭來，我的老師可能覺得有點師以徒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