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的故事

（一）

這是個不容易使人相信的故事，但真的是發生了。

抗日戰爭末期，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孩子逃難到廣西一帶，糊里糊塗地跑到平南縣附近的一條連地圖上也找不到的小村落。那裡的村民很窮困，不識字，沒有見過紙張。跟他們談及火車、汽車、飛機等交通工具，他們覺得是神話。

我那時大約是七歲。在該村落中吃不飽、穿不暖，嚴冬的「衣裳未剪裁」，生活著實可憐。但於今回顧，那段日子卻有溫馨的一面。在溪間捉蝦，跟人家放牛賺點零食，到山間砍松木、拾取松塊，燒起來既香且暖。肚子餓了，到農田中偷蕃薯吃我是個天才。給窮困的農民抓著可不是開玩笑的。於是，我就訓練出一種特別的技能。在五十步之外，我向著田裡一看，就可以知道哪處薯苗之下必有可取的蕃薯。四顧無人，飛步而上，得心應手，萬無一失，不是天才是什麼？

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在戰亂時所交的小朋友中，知道今天還健在的，只有吃了我偷來的蕃薯的妹妹而已。這本來是一出悲劇。假若在回憶中我不是總向溫馨那方面想，長大了之後我可能是個憤世嫉俗的人。然而，我對中國年輕人的同情心，是在那個時期培養出來的。很多年以後，在美國生活了二十五年，重回祖國，遇到了一些老氣橫秋的幹部，說我怎樣不懂中國的特殊情況，怎樣不瞭解炎黃子孫的生活背景等話，就使我反感了。兩年前，在大陸一個晚宴中，席上有多個共干一起，其中一位又對我說那些八股話，我就不客氣地回應：「論背景，在座各位很少人有我批評中國的資格，我覺得我可以這樣說，是因為我曾經在你們認為有『獨得之秘』的國家，險遭淘汰。」

在那村落中，艱苦的日子過了一年多。比較難以忘懷的一件苦事，是我染上了瘧疾。瘧疾是個很奇怪的疾病。每天下午四時，發冷就來了，顫抖個多小時之後，冷感盡去，但第二天會準時再來。在當時，治瘧疾的唯一藥物是金雞納，而生活在連紙張也沒有的窮鄉僻壤中，到哪裡去找這「先進」的藥物？

母親見我每天依時發抖，當然知道是患上流行的瘧疾，可是她束手無策。她只好靠「想像」力來試行治理。例如，她知道金雞納是苦的，是從一種植物提煉出來的，就試以苦瓜水為藥！苦水喝了多天，苦不堪言，但全無起色。後來母親聽村民說，醫治瘧疾的一個辦法是，患者每天在發冷顫抖之前，最好將心思集中在另一些事情上，忘記了顫抖的時間，打斷了按時顫抖的規律。這聽來似是無稽之談，到後來竟然證明是生效的。幾個月後的某一天，在顫抖將至的時刻我跟一個孩子打架，打過了後，瘧疾竟然就一去不返了。

但在打架之前的幾個月，每天下午三時許，母親照例把我「趕」出家門，指明要在荒山野嶺遊玩，在日落之前不許回家。鄉民怎樣說，母親就怎樣做，顯然是因為愛莫能助，怎麼樣古怪的辦法都要試一試了。於是，一連數月，我每天下午離家，到處亂跑，到了四時左右，或靜坐在山間蒼松之下，或蜷縮在溪水之旁，顫抖個把小時。事後看看還不到回家時間，就悄悄地坐著，心裡想著些什麼，等待太陽下山。

有幾個月的黃昏我都是那樣過的。荒郊四顧無人，鳥聲、風聲此起彼落，陽光下的山影、樹影、草影不斷地伸長，然後很快地暗下去，而蟲聲就越來越響了。無所事事，我對光與影的轉變發生了興趣。每天在發冷顫抖之後，我大約花兩個小時的時間去細察日暮的陽光在草、葉上或水中的演變。細察之下，光變化得很快，也就更引起我的興趣了。又因為時間有的是，我對光在物體的最微小的變化也不放過。草與葉之間的光可以變得如夢如幻；石塊上光的加減可以觸發觀者的想像力，使平凡的石頭重於泰山；水的光與影可以熱鬧，可以充滿歡欣，但也可以變得寂靜、灰暗，甚至使人聯想到幽靈那方面去。

是的，幼年時，在廣西的幽美荒郊，因為患上了瘧疾，我曾經有一段長時間與光為伴。久而久之，像朋友一樣，我對光的特徵與「性格」很清楚，可以預先推斷它最微小的轉變。這是個很特別的感受。我當時沒有想到，這感受連同它帶來的獨特的知識，二十多年後幾乎使我在美國成了名。


（二）

幼年的經驗過眼煙雲，無可奈何地消逝了。但事實上這些經驗我們可以不經意地記得很深刻，很清楚。「不思量，自難忘。」是蘇東坡說的。童年的事往往如此。長大後不會去想它，但在心底裡童年所得的印象驅之不去。廣西荒郊的日暮之光，離開那裡後我沒有想過，但二十多年後，在同樣的心情與類似的環境中，我就不能自已地重溫童年的感受。這是後話。

一九五五年，十九歲，我在香港中環一個窗櫥前看到簡慶福所攝的《水波的旋律》，心焉嚮往，就千方百計地找到一部舊相機，是戰前德國所產的「祿來福來」，學人家玩攝影去。幾個月後，寄出四幀作品到香港國際沙龍參加比賽，兩幀入選的都被印在年鑒上，就不免中了「英雄感」之計，繼續在攝影上搞了好幾年。

攝影是以光描述對象，但在從事攝影之初，我沒有想到童年時對光的認識有什麼關係。我在攝影上所學的「取」光，是那些墨守成規的、什麼高低色調的沙龍光法。一九五七年到了加拿大，有空時跑到圖書館去，遍尋各名家所著有關光法的書籍。後來有機會到一些有名的攝影室去作職業的攝影師，對各家各派的光法更瞭如指掌了。可以說，在燈光人像的安排上，我對當時每一派系的光法都可以運用自如。

因為在北美洲對攝影的視野擴大了，我對充滿教條意識的沙龍作品失卻了興趣。而職業攝影雖然可以賺點錢，但工作還是過於呆板，興趣就越來越小了。一九五九年進了洛杉磯的加州大學，在半工半讀的生涯中，每個月我都到好萊塢（荷李活）教那裡的一些攝影師「燈光人像」之道，教一晚的收入可供個多月的生活費，倒也不錯。除此之外，我對攝影已失卻了興趣。

在加州大學選課，一些文藝的科目是必修的。我選修了幾科藝術歷史，成績好得出奇！這是因為我有一種連藝術教授也可能沒有的本領：任何稍有名望的畫家的畫，我可以一看畫中的光法就知道是誰的作品。即使像畢加索那樣把光形象化了，其光「法」我也可以一望而知。是的，西洋畫家對光的運用就像人的簽名一樣，各各不同。單看畫中的光，別的什麼也不用看，就可分辨是誰的手筆，即使一個畫家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風格，其用光的特徵還是有跡可尋的。

一九六五年，我因為數次修改論文題目都不稱意，就決定花幾個月時間散散心，重操故技，每天下午拿著相機到加大附近的一個遊人甚少的園林去靜坐，希望攝得些什麼。當時心靈上很寂寞，腦海中沒有什麼值得想，也沒有什麼可以不想。一時間我返「長」還童，不經意中重獲童年時瘧疾發作後在廣西荒郊靜坐的感受。我彷彿再看到二十多年前所見到的花、草、葉、石與水的光幻，及其變化。那是很親切的光，書中沒有提及，畫中、相片中沒有見過，它對我就像他鄉遇故知，情深地對我說著些什麼。

沒有沙龍比賽的約束，也不用受職業上顧客的要求，我就毫不猶豫地用相機把兒時對光的感受，一幅一幅地拍攝下來。毫無約束的表達，胸懷舒暢，攝影又怎會不得心應手，只不過三個月工夫，我已拍攝到使自己很有滿足感的作品達三十餘幀。這是個難以置信的數量了。後來艾智仁在芝加哥問起，我為什麼在六五年有幾個月不知所終，我向他解釋之後，忍不住補充說：「如怨如訴的作品有時來得那麼容易，使我體會到莫扎特的感受是怎樣的！」

一九六六年四月，我在加州的長堤藝術館舉行個展。到了第三個星期，來自遠方的觀眾蜂擁而至。所有刊物上的評論，都談到我的光，而《洛杉磯時報》藝術版上的大標題，只寫下一個「光」字。很多對攝影有興趣的人跑來問我那些光是怎樣處理的！我實在無從解釋。如夢如幻的光沒有法則，只是個人的一種感受而已。沒有誰會問莫扎特的音樂是用什麼方法寫成的。

長堤攝影展之後，我收到周遊美國各大城市作個展的一份邀請。但因為那時博士論文有了苗頭，分身乏術，就婉謝了。一九六七年，我答應加州一個新建的藝術館，為他們的開幕舉行個展。該年九月到美國的東北部，從早到晚拍攝了一個月，但近百卷還未沖洗的底片，在紐約唐人街吃晚飯時給人連汽車內所有的衣物一起偷走了。個展開不成，攝影之舉，也就中斷了一段很長的時期。不久前，也是為了散散心，遂於週末到朋友的攝影室去，重操故技。技巧是以前的，但所用的燈光卻是新的科技了。在香港，鬧市中連一條草也不容易看到，除了室內人像是難有其它選擇的吧。